杜甫诗歌艺术的特质(二)
作为一个诗人，杜甫最重大的转变是在安史之乱前后。在天宝末年，他已逐渐发现唐朝政治的问题。正如前引《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所表达的，他知道唐玄宗晚年的荒废国事（惜哉瑶池饮，日晏昆仑邱）。他对国事的不满的增强，使他写出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这些“直指其事”的作品，而不再像《登慈恩寺塔》那样略为涉及。但，真正的转折是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上。这首诗的第一大段（自“杜陵有布衣”至“放歌颇愁绝”）主要还是个人不遇的牢骚，类似《奉赠韦左丞丈》。但是，中间一大段对朝政的批评就可以看出杜甫完全成形的新面目：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香橙压金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这里对于“民脂民膏，尔俸尔禄”的全新的体悟，使杜甫完全跳脱出个人的“不遇”问题，而成为儒家理想中的“士”。
这样的转变对杜甫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像李白、孟浩然、高适那样，心中的不平几乎只限于个人在仕途上的挫折，那么，杜甫旺盛的生命力也不过流于个人英雄式的追求。在《赴奉先县咏怀》一诗终于成熟的“社会诗人”形象，证明，使他从创作的第一阶段跳跃到更为伟大的下一阶段之中。
作为社会诗人的杜甫在这一阶段的创作，现代学者的评述可谓汗牛充栋，不需要再来重复。这里只想补充较少为人提及的两点。首先，这一阶段的杜甫并不只是一个关心民众的社会诗人，他更主要的是关心当时“大事”，特别是平乱过程的诗人，他的生命已和唐政权的兴亡融为一体。我们试读他的《悲陈陶》《悲青坂》《塞芦子》《喜达行在所》《收京》《留花门》《洗兵马》等作，从中可以看出一个“政治诗人”的具体形象。这完全不是“理智”层面的事，而是感情的完全投入。譬如《喜达行在所》的第二首。
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
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
司隶章初睹，南阳气已新。
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
在这里，个人的生死和国家的兴亡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成一体。在《北征》里，我们看到个人、家庭、国家的连成一片。儒家的伦理在杜甫身上具体呈现为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使杜甫在传统社会中备受赞誉，正如他的社会诗为他在现代社会中赢得推崇一般。
其次，由于战乱的经历，杜甫丰盛的生命发展为：对感情的极为细腻的体会和掌握。试举一般较不会注意到的例子《赠卫八处士》：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是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关于这首诗，古人评云：
全诗无句不关人情之至，情真景真，兼极顿挫之妙。（杨伦引张上若）
写情真切，而真切的极致则在“顿挫”。“顿挫”是指叙述感情的那种曲折的过程。说到底，感情的屈折复杂就是感情的本质，成熟的杜甫对这过程的掌握和恰到好处的精细描写，在中国诗人中无人可以相比。他描写民众的“三吏三别”，描写个人和家庭的《述怀》《羌村三首》《彭衙行》，描写政治的《喜达行在所》和《北征》，其感人之处无不来源于此。譬如《北征》中著名的段落：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
移时施朱铅，狼籍画眉阔。
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
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
这种描写方法已经接近现代的小说家了。
安史之乱使杜甫历尽千辛万苦，但也使杜甫成为伟大的政治、社会、家庭的诗人，也就是儒家理想中的“人伦”的诗人。这再度证明，杜甫的创作与生活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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