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与日常生活
杜甫是盛唐诗人，具有盛唐诗人共通的特色；但杜甫也是开风气的诗人，对后代诗歌的影响极其深远。近代有些文学史家，论到唐诗的演变时，往往强调后面一点，并以杜甫作为关键，将唐诗划分成前后两期。将杜甫与其他盛唐诗人划分开来，完全打破传统的四唐的观念，会令人觉得不能适应；而且，过分强调杜甫与其他盛唐诗人的相异之处，也有其偏颇。但站在诗歌流变的立场看，这种做法也有其必要。杜甫是元和时代韩、白两派诗人共同的导师，也是两宋诗人共同的导师，杜甫对后代的启迪之功的确不可忽视。
那么，杜甫有所异于盛唐、有所启迪于后代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颇难回答，每个人会因为着重点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答案。以近代的文学史家为例，他们往往会强调杜甫的写实倾向；更特殊的则如胡适，除了写实倾向之外，他更提出杜甫的幽默作风与口语色彩。传统诗评家也会谈到杜甫与两宋诗人的关系（虽然他们仍把杜甫划归盛唐），但他们的着重点却可能和近人完全不同。种种看法的分歧正可表明：杜甫对后代的影响既深且广，绝不是简单的一两点就可概括无遗的。
本文所要特别提出的是，杜甫对日常生活的描述。同样地，这一点并不足以涵盖全部的杜诗，但其重要性，却也不下于别人所指出的其他各点。甚至所谓的写实倾向与口语色彩，都可以包含在日常生活这个范围更广大的项目之下。个人认为，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杜甫奠定了日常生活诗歌传统的基础，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加以重视。
我们要问，在杜甫之前有哪一位诗人描写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物与小感情，而不只是一些咏怀、游仙、山水、宫体、应制、应酬之作？有哪一位诗人能以平常的眼光与感觉去对待这个世界、这个人生，而不只是一些悲哀、雄壮、纤丽的特殊风格？有哪一位诗人能如我们一般人，有的只是平凡的喜怒哀乐，并不特别显得伟大，也不特别渺小。如果我们撇开民歌（包括《诗经·国风》），大概只有一个诗人勉强可以达到这个目标，那就是陶渊明，只有在陶渊明身上我们可以感觉到平凡而亲切的日常生活。然而，陶渊明是个超时代的例外，在他死后三百年间，没有一个真正的继承人。而且，陶渊明所表现的日常生活面也还狭窄，跟杜甫的相比，只能算是开端。杜甫的表现面更广阔，更重要的是，杜甫马上有了继承人，从元和时代的韩愈、白居易到两宋的所有重要诗人。杜甫所开拓出来的路，许许多多的诗人继续地发展下去，杜甫是一个绵延不绝的传统的建立者。
日常生活的诗歌是杜甫开拓出来的，我们只要比较杜甫与其他盛唐诗人的题材，即可清楚明白。盛唐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一般总以为其诗歌内容必然千变万化、无所不包，其实不然。杜甫以外，最重要的盛唐诗人大约有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储光羲诸人。根据这些诗人所留下来的作品加以分类统计，令人惊讶的是，应酬诗或半应酬性的作品竟占了一半左右。因此可以说，盛唐还是一个以“社交诗”为主的时代，诗作为社交的工具反而要比表达个人的情志来得重要。一般来讲，社交诗很难是好诗，除非应酬的对象跟自己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交诗作得好的只有两种人：一是天生雍容华贵，才性适合的，如王维；一是个性鲜明的，如李白。至于非社交诗，一般都是传统题材的承袭。真正属于盛唐诗人独创或大力加以发展的题材，其实很少，恐怕只有写实的边塞诗（有别于拟乐府）、题画诗、咏音乐、歌咏科第的不得意数种而已。综合地说，从盛唐诗人的作品里，我们很难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他写一首诗送别或赠人或寄给人，他与某人宴会或同游寺庙、道观、山水名胜或他人别业，他歌咏自己的不得意或羡慕山林田园的幽趣等等，除此之外，我们很难看到什么，除非他曾到过大沙漠、大草原，如岑参，我们才能看到较特殊的塞外风光。从生活的幅度来看盛唐诗，令人觉得盛唐诗人的生活意外地狭窄。
但是，杜甫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杜甫诗中有相当完整的个人生活的记录，差不多从安史之乱的前夕一直到他病死两湖之间，我们可以清楚地掌握他的行踪，了解他每一阶段的生活与感情。大至朝廷中的大事，小至个人生活的琐事与细节，他都会写入诗中。我们只要举几个特殊的例子，即可明白杜甫诗作所涉及的生活面。
肃宗乾元二年秋天，杜甫弃官到秦州，又从秦州到同谷，从同谷到成都，这是他一生最艰苦的一次逃难。从秦州到成都，他写了二十四首纪行诗，其诗题如下：
发秦州、赤谷、铁堂峡、盐井、寒峡、法镜寺、青阳峡、龙门镇、石龛、积草岭、泥功山、凤凰台、发同谷县、木皮岭、白沙渡、水会渡、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桔柏渡、剑门、鹿头山、成都府。
这二十四首诗，清楚地记载了杜甫一路的行程及沿途的心情。到了成都，他定居在城郊的浣花溪上。关于这一次的“卜居”，他写了以下的诗：
卜居、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栽、堂成。
他用这一组诗来描写营屋的经过。又代宗大历元年的春天到三年正月，杜甫住在夔州。在这两年中，前前后后，杜甫写过这样的诗：
信行远修水筒、催宗文树鸡栅、驱竖子摘苍耳、种莴苣；园官送菜、园人送瓜、课伐木、张望补稻畦水归、张望督促东渚耗稻；课小竖锄斫果林、寒雨朝行视园树、茅堂检校收稻、刈稻了咏怀。
单看诗题，就令人有一种新异之感。这样地写生活的琐事，这样地开拓诗歌的题材，是其他盛唐诗人所不能梦想得到的。
我们只要将上面三处特例扩大，想象一千四百多首杜诗的诗题及其内容，即能了解，杜甫是如何地透过诗歌来记录他的生活。一般人称他为诗史，注重的是他对国家大事的反映，其实，他所记录的个人生活比起他所记载的国家大事，只有更丰富。
因此，杜甫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按年编诗的诗人，也是第一个真正需要按年读诗的诗人。当我们按顺序一首一首读他的诗时，我们仿佛看到诗人杜甫最平凡而又最不平凡的一生。我们看到他壮志消磨，看到他为国事忧愁，看到他为人民打抱不平，看到他在四川闲居，在夔州苦闷，在两湖落拓潦倒，以至于病死。他告诉我们他生活的每一个新环境以及新感受。盛唐第二个大诗人李白，也流传下来近一千首诗，然而我们只知道他爱喝酒、爱吹牛、爱幻想（想成仙，想当谢安、鲁仲连），他究竟是怎样生活的，我们不知道，甚至他的妻子儿女与行踪我们都不甚清楚。而杜甫，他有几个弟弟、几个儿子，有哪些朋友，交情如何，我们都知道，甚至他对太太的感情，他向朋友伸手要钱，他都有记录。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这个人，因为他是日常生活的诗人，诗是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日常生活也是他诗中必不可少的题材。而对李白及其他盛唐诗人来说，诗是特殊感情的记录，甚至是社交工具，诗不是随时随地可以写的；诗不一定是生活，生活也不一定是诗。
以上是从作品内容所涵盖的生活范围来讨论杜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然而，所谓日常生活的诗并不只是题材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一般的诗虽是脱胎于生活，但似乎总是崇高的，似乎总是高出一般生活之上。日常生活的诗则不然，它所描写、所歌咏的几乎就像一般的生活，它是在一般的生活之中体会出情趣，体会出诗味来的，它并不显得特别“高尚”，但它总是亲切宜人。杜甫最早的作品就有这种倾向，如下列两首诗所表现的：
秋水通沟洫，城隅进小船。
晚凉看洗马，森木乱鸣蝉。
菱熟经时雨，蒲荒八月天。
晨朝降白露，遥忆旧青毡。
（《与任城许主簿游南池》，《杜诗镜铨》卷一）
东岳云峰起，溶溶满太虚。
震雷翻幕燕，骤雨落河鱼。
座对贤人酒，门听长者车。
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对雨书怀走邀许主簿》，同上）
这两首诗并不特别地好，但却有一点亲切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把日常生活的细节，前人不轻易甚至不肯写进诗中的，毫不避忌地写进去了。“晚凉看洗马”，这是常见的事，“相邀愧泥泞，骑马到阶除”，这也是常见的事，但在盛唐同类的作品中，我们读不到这样的诗句。盛唐诗人有一种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成见存于心中。杜甫也能像他们一样，板起面孔来写有模有样的社交诗，也能装出高腔来唱雄壮的调子。但更重要的，杜甫却可以欣赏身边的细节琐事。从上面两首诗可以看出，杜甫诗中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他要把诗写得像日常生活一般。这是其他盛唐诗人所缺乏的。
杜甫的日常生活意识，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地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是杜甫对日常景物的体会，一是杜甫对日常人情的描绘，关于第一点，我们先看下面三首诗：
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
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
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
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春水》，《杜诗镜铨》卷八）
黄师塔前江水东，春光懒因倚微风。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之二，同上）
从题材上说，这是描写自然风光的诗，然而，这跟谢灵运系统的山水诗有多大的不同啊！一般来说，谢派山水诗的背后常常暗含了两种意识形态：一是隐士心态，一是透过山水以悟道的道家心态，在盛唐诗人中，我们可以看到多少这一类的诗！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固然不必说，连一般所谓雄壮之音的边塞诗人如岑参、李颀、王昌龄，同类的作品也随处可见。他们写起自然诗来，随时都在装扮一种隐士气派，或者一种庄子气派。杜甫的诗则不然，他只是平平实实地写他对春光的赏爱，写他对春花的流连。他只是如我们一般地沉迷在自然风光之中，他只是写可爱的日常景物，并不企图说明或表现什么大道理。然而奇怪的是：是谁更能表现“物我欣然一处”的境界呢？盛唐以后，谢派的山水诗除了韦应物、柳宗元以外，再没有出现什么大作家，然而，“杜派”的自然诗则代有传人，如白居易，如苏轼，如范成大，如杨万里，都是。其中的消长变化很值得玩味——这不是日常生活的诗已建立稳固的基础的缘故吗？
谢派山水诗与杜派自然诗还有一项很大的不同，即：取材的范围。前者总是以清幽的山景为主，后者则无施而不可，大体以眼前景为主。再者，前者似乎很少描写动物，更少以动物为主体，后者则动物的比重相当地大。我们可以看杜甫怎样描写小动物：
草露亦多湿，蛛丝仍未收。（《独立》，《杜诗镜铨》卷五）
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秦州杂诗》，卷六）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卜居》）
鸬鹚西日照，晒翅满渔梁。（《田舍》，以上卷七）
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卷八）
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屏迹》）
花鸭无泥滓，阶前每缓行。
羽毛知独立，黑白太分明。（《花鸭》，以上卷九）
鹅儿黄似酒，对酒爱新鹅。
引颈嗔船逼，无行乱眼多。（《舟前小鹅儿》，卷十）
在这些例子里，杜甫下了多少的体物功夫！“龟开萍叶过”，这样的龟不会有人梦想到可以写进诗中的罢。杜甫的动物世界，就正如他的植物世界一般，既是平凡的，也是生动的。这样的自然界，就是日常生活所接触的自然界，亲切而动人，不像山水诗那样地清幽绝人，那样地不食人间烟火味。
其次谈到杜甫对日常人情的描写。一般而言，杜甫以前的诗人所描写的感情大多是比较特殊的感情，不是咏怀，就是悲秋，不然就故作壮语，很少有人描写他对身边的平凡人与平凡事物的感情。但是杜甫，甚至对他住过的房子都能表达一份亲切的情谊：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
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
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杜诗镜铨》卷十）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这种对家务的细致的感情，是中国一般农家都会有的。
除了家务，杜甫的亲友之情尤其著名。杜甫怀念几个亲兄弟的诗很少不好的，即使对一个远房亲戚，他也有一分根生于家族之上的特殊感情：
平明跨驴出，未知适谁门。
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
诸孙贫无事，客舍如荒村。
堂前自生竹，堂后自生萱。
……
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
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
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
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示从孙济》，《杜诗镜铨》卷一）
这首诗的最大长处即在：絮絮话家常，而自然有一种亲切感。并不需要特别悲哀的事，或特别感人的事才可入诗。这首诗可以充分说明日常生活的人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首诗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诗中的语言。这种语言相当地近似说话。一般而言，诗的语言要比日常的语言“高”一点，总有一点装着腔说话的味道。因为是装着腔，也就丧失了那种日常生活的平凡味与亲切味。杜诗往往能像上一首诗一样，把语言拉得近似说话，因此自然具备了日常生活的亲切感。我们所熟悉的许多杜甫的名作，其实都有这一种近似说话的特色，如：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
（《客至》，《杜诗镜铨》卷八）
这首诗只是一口气说下来，所以有家居的悠闲，有客至的欣喜。其他如《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都是一口气说话的好例子。
杜甫的摹写日常人情，最值得注意的还有两点，一是他的幽默，一是他的体贴入微。关于杜甫的幽默，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曾大力表彰过，所以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杜诗镜铨》卷八）
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因篇尾的壮语（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成为杜甫的名作，一般人也可能因此而忽略了诗中自嘲自讽的风趣。“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以下数句，是杜诗具有幽默感的最佳证明。
至于杜甫对人情的体贴入微，《又呈吴郎》是最好的例子：
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
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杜诗镜铨》卷十七）
这样地去了解一个老妇人的心理，这样地富有同情心，可见杜甫对人情的体悟之深。然而，这还只是体悟而已。杜甫甚至能进一步地刻画小人物的口吻和动作，如：
步屟随春风，村村自花柳。
田翁逼社日，邀我尝春酒。
酒酣夸新尹，畜眼未见有。
回头指大男，渠是弓弩手。
名在飞骑籍，长番岁时久。
前日放营农，辛苦救衰朽。
差科死则已，誓不举家走。
今年大作社，拾遗能住否。
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
感此气扬扬，须知风化首。
语多虽杂乱，说尹终在口。
朝来偶然出，自卯将及酉。
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邻叟。
高声索果栗，欲起时被肘。
指挥过无礼，未觉村野丑。
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
（《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杜诗镜铨》卷九）
这里我们看到叙事诗人与小说家的本事，无论说话和动作都能配合人物的个性与身份。在“三吏三别”里，我们又能看到杜甫说故事的技巧，那六首诗，有对话，有叙述，有独白，而同样地都能表达战乱之中平民的悲哀与痛苦。杜甫的经验与才能，足够做一个伟大的叙事诗人，可惜的是，中国没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叙事诗传统，我们也只能看到“三吏三别”，不能看到大规模地描写安史动乱的大史诗。
“三吏三别”是杜甫描写日常人情的严肃面。杜甫不只是注意令人欣然忘忧的日常景物，也不只是描写悠闲自在的家居生活，“三吏三别”证明杜甫可以把日常的人事提高到悲剧文学的最高点。它证明，所谓日常生活的诗，并不是始于细节琐事而终于细节琐事，也并不是只领受日常生活的每一刻欢欣与愉悦。他还能够从日常人事里体会人生的问题，并进一步地加以质疑。只有这样，日常生活的诗才能提高到第一流的文学的地位，而杜甫也用“三吏三别”以及其他同性质的诗证明了这一点，例如下面所引的《羌村》三首中的两首：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
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
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
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
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
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
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
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
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杜诗镜铨》卷四）
在这两首诗里，杜甫综合表现了他好几样的特长。首先，他对村居生活的观察极其入微，他知道村落黄昏时鸟雀栖于屋前的景象，才能写出“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他知道村中客到村人围睹的习惯，才有“邻人满墙头”的句子，而我们恐怕再难找到像第二首前四句那样生动地描写村居生活的了。其次，杜甫了解村人深挚的情谊和忠厚的软心肠，所以满墙头的邻人看到人家夫妻重逢也会“感叹亦歔欷”，而父老也会“手中各有携”地慰问远行客，甚至还“苦辞酒味薄”。我们很难看到别人能够这样简洁动人地刻画中国农民的淳厚性格。最后，杜甫把自己的悲哀和农民在战乱中的痛苦，整个地综合起来。“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这是中国农民在面对大灾难时无可奈何的深沉的无声的悲哀，在中国文学里，我们也很难看到这样简短有力的悲剧。《羌村》三首和“三吏三别”一样，可以代表杜甫日常生活诗歌的最高成就。
[1]如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
[2]见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
[3]传统诗评家论杜甫与宋诗之关系，最常谈到“以文为诗”和“议论入诗”两点。
[4]盛唐以前的边塞诗（大半是闺怨一类的作品），以拟古乐府为主，至盛唐始有实际描写边塞风光的。
[5]以上作品见《杜诗镜铨》卷七。
[6]见《杜诗镜铨》卷七。
[7]以上见《杜诗镜铨》卷十三、十六、十七（凡属不同卷数的诗题以分号断开）。
[8]见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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