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来长安时的交游-杜甫在“应诏”前后
以应诏退下一事分界，此前此后杜甫简直判若两人。回顾天宝五载他初来长安时，由于刚刚“放浪齐赵间，裘马颇清狂”，余兴犹存，又面临天子自诏的制举，正满怀希望，意气风发。这时他虽也出入于上层社会，跟汝阳王李琎、驸马郑潜曜这样一些大贵族交往，但是，不管别人还是他自己，都把这看作不过是登科有望、前程无量的士子的正常社交活动，因此他毫无一点落选后的那种寄人篱下、困蹇寒酸之感。《壮游》“西归到咸阳”后有“赏游实贤王”“曳裾置醴地”的话。仇注说：“‘贤王’‘置醴’，指汝阳王琎也。”
汝阳王李琎是宁王李宪（原名成器）的长子，而李宪又是睿宗的长子。当初议立太子，正犹豫不决时，李宪见玄宗讨平韦后、拥立睿宗有功，就坚持将太子的位置让给了玄宗。因此玄宗很感激他，对他极其尊崇。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宁王卒，又追封他为让皇帝。宁王十子多封王或公。李琎封汝阳郡王，任太仆卿，与贺知章等为诗酒之交。天宝初，居父丧期满，加特进。天宝九载（七五〇）卒。杜甫的《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就是他初来长安时所作。这诗前半是赞扬李琎的话：说他又有才又忠诚；说皇帝对他很礼遇，他却很谦让谨慎；说他学识渊博，文章华美而富哲理，书法飞动；说他谈笑风生，对朋友很随和、很热情、很讲信用。后半则写李琎对他的热情接待和他的知遇之感：“已忝归曹植，何如对李膺？招要恩屡至，崇重力难胜。披雾初欢夕，高秋爽气澄。樽罍临极浦，凫雁宿张灯。花月穷游宴，炎天避郁蒸。砚寒金井水，檐动玉壶冰。瓢饮惟三径，岩栖在百层。……淮王门有客，终不愧孙登。”曹植喜好文学，他对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等都很友好。后汉李膺和杜密的名望、人品相当，当时的人称他们为“李杜”。“已忝”的意思是说，自己虽然不及建安诸子，所幸已“归曹植”。“何如”句的意思是说，愧非杜密，名望、人品怎能“对李”？上句切亲王，下句切两姓。措辞委婉，骨子里却不无李白那种“平交王侯”的气概。
《世说新语·赏誉门》载卫瓘命子弟去见乐广，说：“此人人之冰镜也，若披云雾睹青天。”又《北齐书·李浑传》附李绘传载，李绘仪容端伟，邢晏说：“若披云雾，如对珠玉。”《晋书·王徽之传》载，王徽之以手版拄颐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披雾”一段叙相见游赏的事。大约时值残暑，所以先设譬喻说：披雾初见，襟怀犹如高秋爽气的清澄。加之张筵于林间浦口，汲井贮冰，因而灯罍花月，炎暑顿消。只见砚水寒而檐玉（檐马）响，恍惚进入了清凉世界（此采浦起龙说而稍加修订，仇兆鳌、杨伦都认为这一段分叙春、夏、秋、冬四时游赏之事，似不合）。汉淮南王好方术，养士数千人（见《神仙传》）。孙登是魏、晋之交的隐士，居汲郡北山，好读《易》，抚一弦琴，时游人间，所过之家或设衣食相待，一无所受（见《晋书·隐逸传》）。朱鹤龄说：“（末二句）言汝阳爱士固不下淮南，我则何敢有愧孙登乎？盖不欲自居于曳裾之客也。”可见杜甫入长安之初应制举以前自视甚高，情绪颇佳，丝毫不认为自己是个在豪门贵家帮忙帮闲的清客。李琎的六弟李瑀初封陇西郡公。天宝十五载随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到汉中，因封汉中王。后杜甫入蜀，写了不少诗寄他。大概杜甫入长安初跟李琎交往时就跟他很熟了。第一章曾经提到杜甫同唐王朝宗室多少沾点亲，他初入长安便与汝阳王李琎一家有交往，可能跟这有关系。李琎宅第在长安胜业东南角（见《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诗中所述游赏之地即在此。
《郑驸马宅宴洞中》当与上诗作于同一时期。唐玄宗皇甫淑妃的女儿临晋公主嫁给郑潜曜。(5)《长安志》载：“莲花洞在神禾原，即郑驸马之居，（杜诗）所谓‘主家阴洞’者也。”郑潜曜是广文博士郑虔的侄儿。杜甫跟郑虔很要好，可能因郑虔的关系很早就与郑驸马家有来往，第三章提到天宝初年他所游洛阳西不远新安县的“郑氏东亭”一说即郑潜曜的别墅，多少可作印证。既是老熟人，杜甫一到长安就来“主家阴洞”饮宴消夏，后来郑驸马又请杜甫为开元二十三年逝世的岳母撰写《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碑文中说：“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杜甫也自认是郑府座上的常客，恐怕不只是参与在莲花洞宴会的一时一事。(6)这首《郑驸马宅宴洞中》不过极力写莲花洞的阴凉、酒筵的精美、境界的非凡，意义不大，但有一点很值得注意，那就是杜甫这一时期已经在着手尝试拗体七律的一种新的表现艺术了。试将这诗“主家阴洞细烟雾，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浓琥珀薄，冰浆碗碧玛瑙寒。误疑茅堂过江麓，已入风磴霾云端。自是秦楼压郑谷，时闻杂佩声珊珊”与“晚节渐于诗律细”时所写的《白帝》“白帝城中云出门，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峡雷霆斗，翠木苍藤日月昏。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稍作比较，就会看出这两首诗，若论思想意义，高低悬殊，简直无法相比；但是，若论声调上拗救规律的掌握，用词遣句上的刻意求新，以及风格的苍秀、意境的冷峭，二者之间确乎存在着不少相似之处。初盛唐诸家，由于对五七言近体诗格律的掌握不尽烂熟，有时古体入律，有时律体带古，如李白的《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王维的《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等，虽出无心，却是拗体。但有意突破格律又恪遵格律、探索拗救之法以发展近体诗表现艺术的，却是从杜甫开始。此后作拗体诗的代不乏人，间有佳作，而其中作得最多、成绩最显著的又首推北宋诗人黄庭坚。黄庭坚的七律几乎全是拗体。且看他的《题落星寺》其三：“落星开士深结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坐久，长江接天帆到迟。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牗，处处煮茶藤一枝。”这种拗口的语句、这种生新多变的烹炼工夫、这种苍秀的风格、这种冷峭的意境，难道不是来自老杜而又有所变化自成一家的么？（当然，这些特点各体诗中都有，不过七律中最突出罢了。）苏轼说：“鲁直诗文如蝤蛑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书鲁直诗后》）居然让诗文变成了“格韵高绝”“多食则发风动气”的“蝤蛑江瑶柱”，不管好还是不好，总该由黄庭坚自己负责，不得推给别人。不过，若要“沿波而讨源”的话，就不难发现这“异味”多少存在于前期杜诗中了。
上述杜甫拗体诗的这些风格、艺术特点上的“异味”，在他晚年许多诗歌中都或多或少地有所表露，例如《秋兴八首》就是最明显的例证。这组诗平仄合律，音乐性很强，一点儿也不拗口，但依然存在着格调高雅、手法多变、意境精美等艺术风格上的“异味”。由此可见，杜甫虽到“晚节”才“渐于诗律细”，但早在前期就着手对之进行探索和尝试了，而且这种探索和尝试不仅止于“诗律”和表现艺术的创新，更在于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借古今常讲的“沉郁顿挫”四字差可意会）、独特的生活美感的发展和形成。美是客观存在的，但离开了人类社会劳动和生活的长期发展过程就无所谓美。而美感，则是生活中美这“光束”投射到人们感官直至心灵所引起的反应和感觉。因此美感因人的时代和阶级属性，因人的个性而各异。如果容我打个跛脚的比喻，把人们大同小异的美感比作照相机的各种滤色镜，那么，任何想形成独特艺术风格的诗人或艺术家，都必须努力从生活体验和艺术实践中先炼就他所特有的“滤色镜”。不然，他即使技艺熟练，甚至能勉强进行所谓“创作”，也永远不会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不了卓越的诗人和艺术家的。苏轼《书吴道子画后》说：“知者创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杜甫集古今诗歌的大成而大变，体现在从内容到形式的各个方面。以上所论，仅只诗律的探索和表现艺术的创新一途。但仅此一途，亦可窥见诗人善于学习、勇于推陈出新的一斑。这种精神，对今天新诗形式的探索和表现艺术的提高，或许是有所启发的。
天宝五载除夕（按照阳历，这时已进入公元七四七年）写的《今夕行》，由于诗人刚从齐赵来到长安，诗中仍然洋溢着壮游时的那股粗犷、豪迈的强烈浪漫气息：“今夕何夕岁云徂，更长烛明不可孤。咸阳客舍一事无，相与博塞为欢娱。冯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枭卢。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君莫笑刘毅从来布衣愿，家无儋石输百万。”《唐国史补》记载一种叫“樗蒲”的古老的赌具及其赌法甚详：“洛阳令崔师本，又好为古之樗蒲。其法：三分其子三百六十，限以二关，人执六马，其骰五枚，分上为黑，下为白。黑者刻二为犊，白者刻二为雉。掷之全黑者为卢，其采十六；二雉三黑为雉，其采十四；二犊三白为犊，其采十；全白为白，其采八；四者贵采也。开为十二，塞为十一，塔为五，秃为四，撅为三，枭为二：六者杂采也。贵采得连掷，得打马，得过关，余采则否。新加进九退六两采。”这种古代的博戏当时还是有人玩的，不过最流行的是另外的几种新博戏：“今之博戏，有‘长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有黄黑各十五，掷采之骰有二，其法生于‘握槊’，变于‘双陆’。……后人新意，长行出焉。又有‘小双陆’‘围透’‘大点’‘小点’‘游谈’‘凤翼’之名，然无如长行也。……王公大人，颇或耽玩，至于废庆吊、忘寝休、辍饮食者。及博徒是强名争胜谓之‘撩零’，假借分画谓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谓之‘乞头’。有通宵而战者，有破产而输者，其工者近有浑镐、崔师本首出。围棋次于长行，其工者近有韦延祐、杨芃首出。”《唐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间事。据上所述可知当时上层社会赌博之风很盛，输赢很大，甚至还出现开赌场、拿“什一”“乞头”的“囊家”。从《今夕行》所描述的情况看，杜甫他们那晚玩的是“古之樗蒲”。文人雅士多有好古之癖，也许真的是在玩樗蒲，也许为了古雅硬把长行、大点之类说成是樗蒲，这都无关紧要。总之，那年除夕，杜甫他们在一家可能是兼营赌场的“客舍”里，大赌而特赌就是了。要是不怕亵渎“诗圣”头顶上的灵光，想象一下作为赌徒的杜甫的形象和神情，那该是多么有趣、多么令人目瞪口呆啊！——大年三十，厅堂里明烛高烧，旅客们为了守岁，为了排遣乡愁，正吆五喝六全神贯注地在聚赌，而杜甫，就是其中最来劲儿的一个。深夜严寒，室内却温暖如春。赌徒们因胜负时而狂喜时而惊叹，就显得更是燥热。杜甫这会儿手气不好，一连掷了几次骰子都不得“贵采”，心里一发急，不觉“五白”“五白”地大呼大叫，袒胸露足地探起身来，正聚精会神地准备孤注一掷，转败为胜。最后大概是输定了，便搬出古人的事来自我解嘲说：“《南史·宋本纪上》不是说‘刘毅家无儋石之储，摴蒱（即樗蒲）一掷百万’么？英雄们行事也往往如此，碰上机会，偶然下笔大赌注，这总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袒跣不肯成枭卢”用的是《晋书·刘毅传》的典故：“（毅）于东府聚摴蒱大掷，一判应至数百万，余人并黑犊以还，唯刘裕及毅在后。毅次掷得雉，大喜，褰衣绕床，叫谓同座曰：‘非不能卢，不事此耳。’裕恶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我）试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转跃未定。裕厉声喝之，即成卢焉。”老杜掷不成枭卢，可见最后一局他确乎是赌输了。输了还要口出大言，讲一番英雄事业多如赌博的大道理，可见他当年是多么踌躇满志、自命不凡啊！过了“今夕”就是天宝六载。几个月后，他信心十足地参加了那年的制举，谁知他竟在这一场下了大赌注的人生的“博塞”中再一次输得精光。从此他便一蹶不振，过了许久都缓不过来，像“英雄有时亦如此，邂逅岂即非良图”这样盲目乐观的豪言壮语，也没有兴致再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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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初来长安时的交游-杜甫在“应诏”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