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诗人与杜甫(二)

元和诗人与杜甫(二)

如果要深入了解元和诗人与杜甫的关系，最重要的，恐怕无过于分析元和诗人对六朝诗的态度。表面上，元和诗人对六朝诗的态度似乎比杜甫严苛得多，但如进一步思考，又可发现，元和诗人的态度是从杜甫的实际创作得到启发的。

对于唐代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六朝诗人的作品。是承袭他们的风格，还是加以反对？或者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反对？在初唐，这个问题还不太明显，基本上初唐诗人还沿袭六朝风格。到初唐末期，诗人开始更有意识地反省自己与六朝诗的关系，因此这个问题比较地尖锐化。最具代表性，也最引起后人注意的是陈子昂的议论。陈子昂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

陈子昂很鲜明地表现自己对六朝诗的态度。他反对齐梁间那种“采丽竞繁”、“兴寄都绝”的作品，希望恢复汉魏的风骨。陈子昂的看法暗含两组对比，即汉魏与齐梁、风骨与采丽，而他的选择是：弃齐梁的采丽，而就汉魏的风骨。不论是陈子昂以后的唐代诗人，还是唐以后的诗评家，凡谈到唐诗与六朝的关系的，几乎都以陈子昂所提出的两组对比为中心来讨论。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对六朝的态度都像陈子昂那么决绝。以盛唐来说，恐怕大多数人都是折中于汉魏与齐梁之间。从现存的盛唐人所编的两部诗选中，最能看出这种情形。楼颖为芮挺章《国秀集》（编于天宝三载）所写的序说：

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也。

孔子将诗三百篇皆弦歌之，芮挺章以此认定孔子是取其“顺泽”。很明显芮挺章是要以孔子之有取于“顺泽”来肯定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而在下文，芮挺章又说：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

又谈到“风雅不作”的问题。既叹“礼乐大坏”，又赞成“风流婉丽”的文风，这中间所采取的折中立场再清楚不过。

除了《国秀集》之外，盛唐人所编的选本，还有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以天宝十二载为其下限，比《国秀集》约晚十年。）殷璠在序里说：

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从他所叙述的唐诗的演变过程看，似乎殷璠所重视的是，唐诗如何日渐远离齐梁以来的“矫饰”，而达到风雅的古调。那么，他对六朝诗的态度是较接近陈子昂了？然而，从他所谓“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备矣”来看，既然声律与风骨并列，则他之不完全排斥六朝也就可以肯定。这在他的《集论》里说得更明白：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

在这里新声、古体，文、质，气骨、宫商两两对举，可以看出，殷璠是极其有意地要在六朝与建安之间取得调和。

就历史事实而论，芮挺章与殷璠的看法，很能反映盛唐诗人的风尚。盛唐诗人在齐梁靡弱之后，有意回复到汉魏的风骨，这是无可否认的大趋势。但他们仍然保留六朝诗的词采与声律，使之与建安气骨相糅合，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芮挺章与殷璠的选诗标准与论诗见解不过是受整个时代风气的影响。

整体来看是如此，分别而观的话，则每个诗人的态度却又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盛唐诗人对六朝诗所特别重视的辞采与声病不会全然排斥，但也不是没有例外，譬如介于天宝与大历之间的元结。元结在他所编选的《箧中集》序里说：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

像这样，根本否定声律的价值，是非常极端的例子。

从盛唐两大诗人身上，也可以看到态度上的差异。李白明显承袭陈子昂的看法，《古风》第一首里所谓“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口气上相当反对六朝。但从实际作品而言，李白诗中不乏采丽之辞，而且，他也并不完全排斥律体。至于杜甫，谈起这方面的问题，倒是非常地持平。在《戏为六绝句》里，他为庾信、为初唐四杰辩护。又明白说出：“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谁先？”以这种态度，他客观地承认六朝诗人的贡献。但当他读到元结的《舂陵行》，“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动之余，也跟着和了一首，则他之能了解甚至同情陈子昂、李白、元结等激烈反对六朝的看法，也可以想见。在实际创作上，杜甫诗中所呈现的无所不包的博大，最足以反映他论诗的和平中正。不论是六朝的声病与辞采，还是陈子昂所提倡的风骨与兴寄，他都有所体会，也有所成就。见解上的折中精神和作品中的兼容并蓄，可说是杜甫“集大成”所表现出来的一体的两面。

元和诗人在这方面的看法，大致可以分成三类，分别以韩愈、白居易及元稹为代表。首先来看韩愈，韩愈《荐士诗》说：

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

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

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

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

逶迤抵晋宋，气象日凋耗。

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

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这一首诗，对于唐以前诗歌演变的议论，几乎是李白《古风》第一首的翻版。而在谈到唐诗时，则特别标举陈子昂，再接以李、杜，更能清楚地看出，韩愈论六朝诗，基本上承袭陈子昂与李白而来。

韩愈认为齐梁以后的诗，只是“搜春摘花卉”，只是在这方面一再地“沿袭”、一再地“剽盗”，所以是“众作等蝉噪”。而李、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完全摆脱了这种极其狭隘的格局，把诗扩充到无所不写的地步，使得宇内“万类”困于他们的“陵暴”之中。在这里，韩愈以“搜春摘花卉”与“万类困陵暴”两组意象，把齐梁与盛唐精神上的差异生动地表现出来。

韩愈的见解，可以拿他诗歌中的同道孟郊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孟郊说：

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

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

苟非圣贤心，孰与造化该。（《赠郑夫子鲂》）

又说：

文章杳无底，斫掘谁能根。

……

拾月鲸口边，何人免为吞。

燕僧摆造化，万有随手奔。

补缀杂霞衣，笑傲诸贵门。（《戏赠无本》）

孟郊这两首诗，很适切地解释了韩愈所谓的“万类困陵暴”。首先，这是万事万物都在我诗人的范围之内，所以是“天地入胸臆”。其次，在我胸臆的天地万物，可以随我之意而自由抒写，所以是“物象由我裁”，是造化由我摆，而“万有随手奔”。因为诗人具有摆落万有的主动性的力量，所以万类全在我的“陵暴”之中。再进一步地说，假如我有这种力量，可以像“宋玉逞大句”、“李白飞狂才”，那么我也可以“笑傲诸贵门”，而视富贵如浮云。

孟郊的诗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李白的《江上吟》，《江上吟》有这样的句子：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邱。

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

李白也肯定诗人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且极具信心地说：“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比起来，“屈平词赋悬日月”所显现的文学的价值，就更无可置辩。

以此精神来看，杜甫《戏为六绝句》中韩、孟一派最能欣赏的应是下面两句：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以此精神来读杜甫诗，则杜诗中所表现的牢笼万有的成就，正不下于李白，甚至还要超过李白。虽然杜甫在论诗时所采取的态度非常地平和中正，肯承认六朝诗人的价值，但这些观点，韩、孟并没有加以接受。韩、孟反而站在陈子昂、李白的反六朝传统上，看出杜甫的成就，因而加以推崇。从这里可以知道，韩愈之李、杜并举，而不像元、白的崇杜抑李，是有其立场的。

再进一步地加以分析，则韩、孟的见解无疑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释陈子昂“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的“风骨”的意义。用现代的话来说，韩、孟称扬的是诗人充沛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使他能吸纳天地万有，而不像六朝诗人之专注于山水、花草与女人。而且，这种生命力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力量，还可以使万有在我的掌握之中，随我之意而“奔”，随我之意而“裁”，从而肯定自我的力量超乎功名富贵之上。这种精神，很接近西方所谓“浪漫主义”的精神。

韩、孟的诗观是从陈子昂所提的“汉魏风骨”引申出“万类困陵暴”、“万有随手奔”的气魄与力量。而白居易则强调陈子昂的另一面，即他批评齐梁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兴寄”一面。但正如韩愈把“风骨”发挥到某个极端，白居易又把“兴寄”限制到另一个特殊的意义上去。白居易说：

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骚人，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于时六义始缺矣。（《与元九书》）

白居易甚至不肯把楚骚与苏、李的“不遇”之志划入“兴寄”的范围之内。他称赞张籍：

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

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而所谓“不著空文”，则因为：

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

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

读君商女诗，可感悍妇仁。

读君勤齐诗，可劝薄夫敦。

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

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

那么，他所谓的风雅比兴，明显是指《诗大序》所谓上可讽刺，下可风化的政治和教化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楚骚以下的贤人失志之辞，与六义已稍有距离，更不要谈六朝以“绮靡”为主的风花雪月之诗。因此，白居易很不客气地批评齐梁以下的作品：

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与元九书》）

连“余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这样的名句，他都要有所不满，可见白居易论诗之趋于极端了。

由此看来，白居易对六朝诗的态度，甚至比韩愈还要严苛；若要跟杜甫的持平相比，则距离更远。然而，奇怪的是，白居易的理论跟杜甫作品的关系，却又比韩愈的密切得多。对韩愈来说，从李、杜的诗中都可以看到“万类困陵暴”的精神；而对白居易来说：

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而杜甫的作品，至少还有十分之三四。韩愈的诗论是同时从李、杜那里得到启发与印证，而对白居易论诗见解最有启示的则只是杜甫。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白论诗都取杜甫作品中的“一端”来加以发挥，至于杜甫本人对于六朝诗的看法，韩、白都没有接受。在这方面，反而是元稹最接近杜甫。元稹在《杜君墓系铭》里，明白地推崇杜甫而贬抑李白，其理由之一是：

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里是从声律的观点来比较李、杜，再看前面所说的白居易以比兴的标准衡量李、杜，两者对照之下，则元稹对六朝诗的态度即可了然于胸。元稹在另一个地方还谈到律诗的问题，他说：

然以为律体卑下，格力不扬，苟无姿态，则陷流俗。尝欲得思深语近，韵律调新，属对无差，而风情宛然，而病未能也。

虽然他也意识到律体（包括律诗、绝句）所可能产生的毛病，但他在这里所描述的律体的长处，和前面所引《杜君墓系铭》所说的话非常类似，可见他对近体诗的看法前后一致。而他所谓的有“姿态”、“风调清深”、“风情宛然”，无论如何是与韩、白所推崇的都不一样的。

但元稹论诗却不只称扬律体而已。他追述自己初读杜甫作品的经验说：

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

从沈宋之不存寄兴看，似乎他的意见与白居易相近，但讶子昂之不能备有沈宋声律之长，就明显地表现出他那种古、律兼存，风雅与声病并包的中庸态度。就因为他有这种态度，他才能把杜甫在诗史上所具有的集大成的情况分析得淋漓尽致，他说：

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从文学史的观点看，最能客观地道出杜甫的整体成就的，莫过于这一段话。而且也可以说，在这里元稹也把杜甫《戏为六绝句》所表现的和平中正的论诗态度所具有的意义，完全发挥出来。

总结以上所说，元和诗人之诗论，比较有文献可以观察的，可依其对六朝诗的态度，分成三类：

〔一〕以风骨反对六朝，如韩愈。

〔二〕以风雅比兴反对六朝，如白居易。

〔三〕以律体之长来肯定六朝，如元稹。

这三种态度，都与杜甫有密切关系，从杜甫自己的见解说，元稹和杜甫最接近，但如果从杜甫的作品来看，则以上三种态度都从杜甫诗作推演而来。稍有不同的是，韩愈的看法同时可以追溯到李白，而元、白则全以杜甫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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