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齐梁诗人(一)

首页 > 杜甫生平 > 时间：2026-01-01 03:59 来源：杜甫古诗网

杜甫与齐梁诗人(一)

太康、元嘉所开展出来的美文传统，演变到齐梁以后，其整体的成绩并不令人满意。由于齐梁诗人过度地重视声律，作品显得柔靡而无力；同时，诗的题材逐渐集中到宫体，也给人卑弱狭隘的感觉。总之，诗发展到齐梁以后，气靡格卑，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对于唐代诗人来说，诗歌创作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如何面对这一不太“高明”的“文学遗产”。是承袭他们的风格，还是加以反对？或者是有所继承，也有所反对？在初唐，这个问题还不太迫切；基本上初唐诗人并未深入反省这一问题，而只是不自觉地步武前代的风格。但是，到了初唐末期，诗人已开始更有意识地思考自己与传统的关系。在这种环境下，出现了最激烈反对美文传统，特别是反对齐梁诗人的“复古”派。

复古派早期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陈子昂，陈子昂说：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

陈子昂推崇汉魏而贬抑晋宋、齐梁，确立了摒弃“近代文学”而“复古”的原则。承继这一理论的李白，把这一说法推至极端，而在他为“复古”而写的一系列《古风》的第一首里宣告自己的主张说：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这就把陈子昂的“复古”理论往前推了一大步，连建安都不放在眼内，而直溯至经圣人“删述”过的“大雅”了。

然而，陈子昂、李白毕竟只在“理论”上复古而已，在诗歌的创作方面，他们并未完全摆脱齐梁的影响。譬如，他们也未能“免俗”地去写齐梁诗人所开拓出来的律体。而且，他们在这方面的成就还颇为可观。在这一点上，处于盛、中唐之际的元结比他们两人还要“复古”得彻底。元结在他所编选的《箧中集》序里说：

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

像这样，根本否定声律的价值，而且在《箧中集》里完全不选律体，可谓身体力行，“复古”复到极端了。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复古派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激烈反对“近代文学”最足以表现出，文学演变过程的“变”的一面；最足以让人看出，从太康、元嘉以来的美文传统已到了必须全面改弦更张的地步。然而，在任何时代，“激烈的革命派”都是少数，从文学史来看也是如此。陈子昂、李白、元结等人的理论，在文学史上虽然有“突显时代问题”的重大意义，但在当时的环境里，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对比于激烈的复古派，大多数的盛唐诗人可说都是“温和的改革派”。我们只要想一下盛唐诗人在律体（包括律诗、绝句）方面的重大成就，即可以了解到，盛唐诗人在摒弃齐梁的格卑体弱之余，仍然从那里学习到了不少东西。

这种“折中”的改革方式，可以从天宝年间的两本“当代诗选”得到印证。芮挺章在编于天宝三载的《国秀集》序里这样说：

昔陆平原之论文曰：诗缘情而绮靡，是彩色相宣，烟霞交映，风流婉丽之谓也。仲尼定礼乐、正雅颂，采古诗三千余什，得三百五篇，皆舞而蹈之，弦而歌之，亦取其顺泽也。

孔子将诗三百篇皆弦歌之，芮挺章以此认定孔子是取其“顺泽”。很明显，芮挺章是要以孔子之有取于“顺泽”来肯定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看法。而在下文，芮挺章又说：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此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

这里虽然也谈到“风雅不作”、“礼乐大坏”，但却谴责“声折”、“势奔”，而以“风流婉丽”为宗，是折中而近于保守了。

除了《国秀集》之外，还有殷璠所编的《河岳英灵集》（所录作品以开元二年为上限，天宝十二载为下限）。殷璠在序里说：

自萧氏以还，尤增矫饰。武德初，微波尚在；贞观末，标格渐高；景云中，颇通远调；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

从他所叙述的唐诗的演变过程看，似乎殷璠所重视的是，唐诗如何日渐远离齐梁的“矫饰”，而回到风雅的古调。那么，他是比较接近陈子昂而不像芮挺章那样保守了。然而，他又强调“声律、风骨备矣”，显然也不完全排斥六朝。他在《集论》里说得更明白：

璠今所集，颇异诸家，既闲新声，复晓古体；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将来秀士，无致深憾。

在这里，新声、古体，文、质，气骨、宫商对举，可以看出，殷璠是极其有意地要在齐梁与建安之间取得调和，比起芮挺章来，他更是标准的折中派。

我们可以说，芮挺章和殷璠（特别是殷璠）的看法，比较能反映盛唐诗人的一般风尚。盛唐诗人在齐梁靡弱之后，有意回复到汉魏的风骨，这是无可否认的大趋势。但他们仍然保留太康美文传统（包括齐梁）的词采与声律，使之与建安的气骨相糅合，却也是有目共睹的。芮挺章与殷璠的选诗标准和论诗见解不过是受了整个时代风气的影响罢了，虽然他们在折中的方式上彼此略有差异。

基本上，杜甫也是属于折中派的，也就是说，兼取声律和风骨，新声和古体。不过，当我们这样说时，还必须进一步分析杜甫的“折中”性格；不然的话，他就无以异于芮挺章和殷璠，而只是俯仰于当时的风气之中。事实上，他虽然遵循当时普遍的风尚，却把这种风尚发展到极致，而成就了元稹所谓的“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的“集大成”。

杜甫晚年读到元结的《舂陵行》与《贼退后示官吏作》时，感动之余，也跟着“和”了一首。他在序里说：

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

由此可见，他是很能了解陈子昂、李白、元结等人的复古思想的。就创作实践上来说，在这一方面他远远超过陈子昂和李白。陈、李两人实际上只回到正始时代，以阮籍咏怀的方式来写《感遇》和《古风》这一类政治感怀诗；而杜甫却超越了建安，直接回到汉乐府民歌的写实精神。他所谓的“比兴”和陈子昂所谓的“兴寄”，在内容上并不完全相同。正如他所欣赏的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后示官吏作》，杜甫本人的“比兴”作品更具有广泛的政治、社会意义，而不像陈、李那样，比较限于个人“寄托”的层次。在理论上，杜甫从来没有以陈、李的激烈口吻来陈述他的复古主张；但在实际创作上，杜甫却证明他更是一个重气骨、重兴寄、重写实、重内容的诗人。

然而，这还不是杜甫“折中”色彩最特殊的地方，更特殊的是，他不但不批评齐梁诗人，还反而常常称赞他们。他在《戏为六绝句》里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之五）

对于当时人的“爱古人”而“薄今人”他不能赞同，为此他特别替齐梁诗人辩护。

杜甫不鄙薄齐梁以后的诗人，可以从他的作品得到更进一步的证明。当他要称赞当时的诗人时，他会毫不迟疑地拿齐梁诗人来比这位诗人。很明显，在这时候被提到的齐梁诗人是指其好处而不指其缺点，譬如，在杜甫早年，他就形容李白的作品：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

又说：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

此外，他还以王维比庾信：

共传收庾信，不比得陈琳。（《奉赠王中允维》）

以阴铿、何逊比郑审、李之芳：

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