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的日常生活意识与口语化倾向

杜甫诗的日常生活意识与口语化倾向

一般认为，诗所描写的是崇高的感情或者特殊的题材，并不是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入诗。杜甫的特色在于，他把日常生活中平平无奇的小事物、小感情写进诗中，把诗歌的题材扩大到几乎无所不写的地步。

日常生活的诗歌是杜甫开拓出来的，只要比较杜甫与其他盛唐诗人的题材，即可清楚明白。盛唐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一般总以为其内容必然千变万化，无所不包。其实不然。杜甫以外，重要的盛唐诗人有李白、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储光羲等人。根据这些诗人所流传下来的作品加以分类统计，令人惊讶的是，应酬诗或半应酬性的作品竟占一半左右。可以说，盛唐还是以“社交诗”为主的时代。至于非社交诗，大致都只是传统题材的承袭，如咏怀、游仙、山水、宫体之类。真正属于盛唐诗人独创或大力加以发展的题材并不多，可能只有写实的边塞诗、咏画诗、咏音乐、歌咏科第的不得意等数种。从盛唐诗人的作品里，很难看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杜甫的情形则完全不同，杜甫诗中有相当完整的个人生活记录。从安史之乱前夕一直到他病死两湖之间，我们可以清楚地掌握他的行踪，了解他每一阶段的生活与感情。大至朝廷中的大事，小至个人生活的琐事与细节，他都会写入诗中，这是杜甫以前或者同时代的人所不能梦想得到的。不过，这只是从作品所涵盖的生活范围来讨论杜诗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而所谓日常生活的诗并不只是题材的问题，还是观念的问题。一般的诗虽然脱胎于生活，似乎总是崇高的，似乎总是高出一般生活之上的。日常生活的诗则不然，它所描写、所歌咏的就像一般的生活。它从一般的生活体会出情趣，体会出诗味，并不显得特别“高尚”，但总是亲切宜人。杜甫以前的诗人，有一种什么是诗、什么不是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成见存于心中。杜甫也能像他们一样，板起面孔来写有模样的社交诗，也能装出高腔来唱雄壮的调子。但更重要的是，杜甫却也可以欣赏身边的细节琐事。杜甫诗中有一种日常生活的意识，他要把诗写得就像日常生活一般。这是杜甫以前的诗人所缺乏的。

从杜甫的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对身边的一草一木都有亲切的感情，譬如：

鸬鹚窥浅井，蚯蚓上深堂。

（《秦州杂诗》，《杜诗镜铨》卷六）

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

（《独酌》，《杜诗镜铨》卷八）

鸟下竹根行，龟开萍叶过。

（《屏迹》，《杜诗镜铨》卷九）

这么细腻的体物功夫（尤其“龟开萍叶过”一句），都是源于日常生活中对周遭小动物的观察。比这些还能看出杜甫的日常生活意识的，是他对自己住过的房子的感情：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

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

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杜诗镜铨》卷一〇）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这种细致的对家务的关怀，可以看出杜甫对日常人情深刻的体会。

就这样，杜甫对周遭动物、植物、房子、河流、亲戚、朋友、妻子、儿女，都能表现出他亲切而平常的感情，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常感觉到的一般。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诗，杜甫是为这种诗奠定基础的人。（请参看本书《杜诗与日常生活》一文）

日常生活的诗和一般所谓的写实诗，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都是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的表现。假如日常生活遭遇了问题，引发了悲哀与痛苦，把这种情况描写出来，就是写实诗。譬如张籍、王建的《促促词》，写的是船家妇女的生活，他们所着重的是船家生活困苦的一面，亦即船家生活成“问题”的一面，因此是写实诗。又如，杜甫“三吏三别”所描写的都是平凡的人物，但都是平凡的人物在战乱中所遭逢的痛苦，所以也是写实诗。反过来说，如果平凡的生活与平凡的人物不出现问题，或者不去看那有问题的一面，而只描写那没有问题的更平常的一面，如看人洗马啦，下雨天道路泥泞不好走啦，午睡起来听蝉叫啦，那就是日常生活的诗。

诗人有时虽然以平凡人物为描写对象，却不一定就是写实诗。如李益也以《促促词》来写船家妇女，而其风格却和张、王的作品截然不同。其中的分别在于，张、王具有发现平凡人物的生活问题的“现实感”，而李益却只以闺怨诗的固定观念来处理船家妇女。李益的作品，只能说是写得比较特殊的闺怨诗，不能称之为写实诗。

同样地，仍然有描写平凡的生活却不能称之为日常生活的诗的，这中间的差别就在于前面已提及的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譬如王维那一首著名的《渭川田家》：

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这首诗，对于田家黄昏景象的描写，非常真切而生动，但仍然不是日常生活的诗。这诗里存在着“仕与隐”的相对观念，在这个观念下产生了一个诗歌传统，那就是一般所谓田园诗、山水诗或闲适诗的传统。王维这首诗，就是这种固定观念与这个诗歌传统之下的产物，如果再拿杜甫的另一首诗来作为对比，这种微妙的区别即可看得更加清楚：

江涨柴门外，儿童报急流。

下床高数尺，倚杖没中洲。

细动迎风燕，轻摇逐浪鸥。

渔人萦小楫，容易拔船头。

（《江涨》，《杜诗镜铨》卷七）

在这里，杜甫全心全意地投入江涨的景象之中，根本没有“仕或隐”的观念横梗于心中，而在王维的诗里，不论农家的景象多么动人，王维还是一个徘徊于仕隐两极的旁观者。王维的作品可以称之为田园诗，而杜甫的作品却不容易用现成的诗歌类别来加以归类。

我们可再引用黄子云《野鸿诗的》论杜甫绝句的话，来进一步讨论以上所说的区别。黄子云说：

绝句……当从三百篇中化出，便有韵味、龙标、供奉，擅扬一时，美则美矣，微嫌有窠臼……（浣花）直以风韵动人，洋洋乎愈歌愈妙……少陵七绝，实从三百篇来。（标点本《清诗话》）

黄子云认为李白、王昌龄的七绝“嫌有窠臼”，正如此处说田园山水诗为某种固定观念所束缚一样。一有窠臼，一有固定观念，就会以此来“约束”景物。“削”景物以“适”我，而不能把我全然投入景物之中。杜甫的写景与杜甫的七绝，之所以具有特殊的美感，就在于他能抛弃固定模式，全心全意地以一个平凡人的自然之眼去观察万物，因而体会万物本身的美。王国维《人间词话》说：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标点本《人间词话蕙风词话》）

“染汉人风气”，就是有了固定观念与固定模式，就不能以自然之眼观物。同样地，我们可以说，《诗经》的作品，因为写于中国诗歌传统未成立之先，当时人之观物，也正如纳兰一样，不会受制于某些“风气”，“故能真切如此”。而黄子云发现杜甫的七绝与《诗经》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好说明杜甫不为士大夫的既成观念所限制，能时时以平凡人之眼来观物。

当然，日常生活的诗不只是以平凡人之眼来描写景物而已，也是以平凡人之眼来观察亲戚、朋友、妻子、儿女以及家中房子及其室内摆设等等。具有这种平凡人之眼，才能写出日常生活的诗，正如有“现实感”的人才可能创作出写实诗一般。

从楚辞的“贤人失志”之辞产生以来，中国的诗人，大致都在士大夫的某些观念影响下来写诗，很少看到能摆脱这些观念而以平凡人的眼光与感受来从事创作活动的。杜甫则不然，除了采取士大夫的立场之外，他也可以变成平凡人，而以平凡人的所思所感来写另一类的诗，这一类的诗，正如杜甫的写实诗一样，在元和诗人身上产生极大的反响，而被元和诗人所继续发展下去。杜甫所开创的日常生活的诗，在元和时代被普遍接受之后，终于在中国诗歌史上建立起自己的传统。

元和诗人这种表现平凡美的日常生活诗歌很容易看到，下面就以白居易、韩愈以及张籍、贾岛、姚合一派的五律作例子来加以说明。

首先来看白居易。白居易的最大成就很少为人所认识清楚。白居易的作品最著名的是新乐府一类的讽喻诗和《长恨歌》《琵琶行》一类的长庆体歌行。这两类作品在白居易全部诗作中只占极少数。此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人不太注意。但对真正欣赏白居易诗的人来说，最有意味的还是这些作品。历代诗评家中，最能说出这些作品的基本精神的，要数王若虚和赵翼。王若虚说：

乐天之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滹南诗话》卷一，标点本《续历代诗话》）

赵翼说：

元白尚坦易……坦易者多触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头语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香山自归洛以后益觉老干无枝，称心而出，随笔抒写，并无求工见好之意，而风趣横生，一喷一醒。（标点本《瓯北诗话》卷四）

王若虚、赵翼的评语，翻成现代话来说就是，白居易诗擅长描写日常生活。所谓“情致曲尽”、“随物赋形”、“触景生情”、“因事起意”，不过是说白诗常写身边的小景物、小感情。所谓“入人肝脾”、“沁人心脾”（王、赵两人的评语极为相近），也不过是说，白诗最大的特长就在于亲切动人。

赵翼比王若虚更进一步地指出，白居易晚年的作品尤其把这些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的确，晚年的白居易几乎是无所事事的老人，所有的时间都消磨于杯酒光景间，作品所写的无非是朋友的往还、老年的心境、季节的变迁等等。一个闲散而有诗情的老人，又具有天生的幽默感，对人事的变化也日渐淡漠，把一切都托之于诗与酒，这是晚年的白居易，而他的诗所写的也就是这一些。因此，白居易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个仔细描写老年人日常生活的诗人。赵翼特别指出这一点，很正确地说出白诗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之一。

下面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白居易对晚年心境的描写。《闲出》一诗云：

兀兀出门何处去，新昌街晚树阴斜。

马蹄知意缘行熟，不向杨家即庾家。

（标点本《白居易集》卷二五）

这里所写的是老年人的闲散心情。“马蹄知意缘行熟，不向杨家即庾家”所表现的情趣，即王若虚和赵翼所谓的“情致曲尽”、“风趣横生”。又《晏起》云：

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

老去慵转极，寒来起尤迟。

厚薄被适性，高低枕相宜。

神安体稳暖，此味何人知。（卷八）

这里写的是老年人的懒散。诗中意象的选择最能看出白居易体物的细微。“鸟鸣庭树上，日照屋檐时”，表现天明之后已过了许久，但诗中的老人却因天寒，不愿起床。“厚薄被适性，高低枕得宜”，正在享受那舒适的时刻。

白居易在晚年尤其喜欢使用自己所擅长的幽默感，来开自己的玩笑。如《劝我酒》云：

劝我酒，我不辞。请君歌，歌莫辞。歌声长，辞亦切，此辞听者堪愁绝：洛阳女儿面似花，河南大尹头如雪。（卷二一）

这首诗写于白居易任河南尹时。最后两句把对仗应用到谁也想不到的地方，一方面出奇制胜，一方面又取笑自己，令人喷饭。又，《就花枝》云：

就花枝，移酒海，今朝不醉明朝悔。且算欢娱逐日来，任他容鬓随年改。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卷二一）

这首诗气粗意豪，极为尽兴的样子。原来却只为了“自量气力与心情，三五年间犹得在”，好像再活三五年已是适意不过的事。这种调侃其实寓有悲哀。下面这首《西楼独立》则更为苦涩：

身着白衣头似雪，时时醉立小楼中。

路人回顾应相怪，十一年来见此翁。（卷三四）

“路人相怪”只是基于好奇心，觉得怎么老是看见这个老头。可是，他们怎么体会得到这位老人十一年来时时醉立小楼“等死”的心情。白居易的幽默在于，他居然有闲情去注意路人的“相怪”，而把自己的处境抛开不管。但这种幽默，仔细体会起来，显得非常苍凉。

以上这些例子，足以说明白居易如何在诗里表现平凡的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虽然白居易老年以前的作品并没有完全像这样“称心而出”，但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出情趣的基本精神总是有的。以这种观点来读白居易的三千首诗，就会发现，白居易的成就绝对不只是《秦中吟》《新乐府》《长恨歌》《琵琶行》等名作所能估量出来的。

白居易之外，最能写日常生活诗歌的元和诗人，恐怕要数韩愈，这是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赵翼批评韩、孟尚奇警，又说主奇警者常只在“词句间争难斗险，使人荡心骇目，不敢逼视，而意味或少焉”。（《瓯北诗话》）这是一般人读韩诗的印象。其实韩诗并不全然如此，其中也有亲切宜人、沁人心脾的作品。以下举最显著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吾老著读书，馀事不挂眼。

有儿虽甚怜，教示不免简。

君来好呼出，踉跄越门限。

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

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

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盏。

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

指渠相贺言，此是万金产。

吾爱其风骨，粹美无可拣。

试将诗义授，如以肉贯丳。

开祛露毫末，自得高蹇嵼。

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

固宜长有人，文章绍编刬。

感荷君子德，恍若乘朽栈。

召令吐所记，解摘了瑟僩。

顾视窗壁间，亲戚竞觇矕。

喜气排寒冬，逼耳鸣睍睆。

如今更谁恨，便可耕灞浐。

（《赠张籍》，《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七，831页。）

这首诗写的是韩愈的好朋友张籍教韩愈的儿子读书，发现他很聪明，在韩愈面前夸奖。韩愈听了，又喜又惊，半信半疑，自己又考儿子一番，发现果如张籍所言，不觉大喜过望。别人称赞自己的儿子，父母没有不高兴的，这首诗写的就是这么平常的题材。就细节而言，至少有三个地方可以看出韩愈描写的细腻。首先，在第一段里，韩愈的儿子见张籍，因为怕儿子表现不好，“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写父母对儿女的感情深刻入微。其次，在第二段里，韩愈有事先出门，留张籍在家里吃饭：“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盏。”把朋友间交往的小事写得甚是仔细。最后，韩愈亲自给儿子“考试”，“顾视窗壁间，亲戚竞觇矕”。写家庭生活的情景也很细腻。凡此都可看出，这是以日常琐事为主体的作品。虽然整首诗押险韵、用怪字，稍有生涩之感，但那种亲切的味道还是不能否认。这是韩愈所写的日常生活的诗。

这一类的作品在韩愈的诗集中并不是特例。只要能够撇开险怪的外表，从日常生活的观点来读韩诗，就会发现韩诗也有许多亲切感人之处，甚至还可以看到韩愈个人真性情的一面。譬如，韩愈喜欢交朋友，也常常在诗里描写朋友相处的乐趣，如下面这首《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

昔我在南时，数君长在念。

摇摇不可止，讽咏日喁噞。

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

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

常思得游处，至死无厌倦。

地遐物奇怪，水镜涵石剑。

荒花穷漫乱，幽兽工腾闪。

碍目不忍窥，忽忽坐昏垫。

逢神多所祝，岂忘灵即验。

依依梦归路，历历想行店。

今者诚自幸，所怀无一欠。

孟生去虽索，侯氏来还歉。

欹眠听新诗，屋角月艳艳。

杂作承间骋，交惊舌牙舚。

缤纷指瑕疵，拒捍阻城堑。

以余经摧挫，固请发铅椠。

居然妄推让，见谓爇天焰。

比疏语徒妍，悚息不敢占。

呼奴具盘飧，饤饾鱼菜赡。

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僭。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五）

这诗所提及的侯喜、张籍、张彻，都是韩愈官位未达以前的患难之交，是韩门中的核心人物。从韩愈贬官，到元和元年召回京师任国子博士，这一群朋友已一两年没有聚会过。这首诗就是描写宦途上灾难已过，朋友又重新会面的欣喜。诗中所表现的感情有一个明显的特色，即平凡而真切。如前半写韩愈对朋友的思念之情，并没有刻意地造成情深义重的印象，但仍然有一份真情。这和白居易《曲江感秋》之描写平凡而真切的今昔之感，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后半，重心移到朋友相处之乐。先是朋友在诗文上的争奇斗胜，再是朋友对自己的推崇以及自己的谦让，最后表示，人生如此亦足乐，何必等待功名富贵的到来。这些都是寻常文友常见的事，但难得有诗人详尽地加以描绘。这里透露出来的日常生活情趣，也不是难字险韵所能掩盖得住的。

韩愈、白居易主要是以古体，尤其是五古来描写日常生活。另外一些才气较小的诗人，则以五律来加以表现。这中间的差别在于韩、白所掌握的日常生活的幅度比较广阔。如前面所举的例子，有老年人的闲散与慵懒、老年人对于年纪的敏感、父亲对于儿子的感情、朋友在诗文上斗胜的乐趣等。这样的范围，实在超出五律派小诗人的能力之外。他们所可能描写的，不过是闲居的情趣与自然风光的清幽。这种主题，和传统的田园山水诗或闲适诗，并无多少不同。于此可以看出，当日常生活已逐渐成为诗歌的题材时，才力较大的诗人往往能够跳出传统的牢笼，把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事物写入诗中；而才力较小的诗人，则只能在传统的范围内做小幅度的修改。因此，当韩、白日常生活的诗已远远超出田园山水或闲适的传统模式时，五律派的小诗人则只能把日常生活的某些要素，引进这个模式之中。无可否认，这里面是有一些新的情趣，但这些作品和王、孟的自然诗之间，还是很难看到本质上的区别。

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五律，在元和时代是由张籍所开创出来的。下面就先以张籍的两首诗作例子来加以说明：

渔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

行客欲投宿，主人犹未归。

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

遥见寻沙岸，春风动草衣。

（《夜到渔家》，四部丛刊《张司业集》卷二）

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橘花。

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

夜静江水白，路迥山月斜。

闲寻泊船处，潮落见平沙。（《宿江店》）

这种诗，之所以有别于王、孟的作品，主要在于诗中所描写的情景是比较平凡而常见的事、物。如第二首写江店“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就不是王、孟诗中所能看得到的。又如第一首的“竹深村路远，月出钓船稀”，拿王维的“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来比较，也可以看出韵味上的差异。王维的诗句，正如张籍的，有竹，也有船，但由于“浣女”与“莲”两种意象的加入，即暗含浣纱与采莲，即有六朝乐府的影子在里面。相比之下，张籍的诗句更为平实，他只是老老实实地写渔家的夜景，并不特别地含藏色泽之美，也没有任何富贵气息。张籍比较如实地写村景，而王维多多少少把文人的观念投射到平民的活动之上。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张籍的诗比较接近平凡人的日常生活。

张籍的诗友王建的诗风和张籍极为类似，不但七言乐府如此，五律也是如此。试举最特殊的一例：

春来梨枣尽，啼哭小儿饥。

邻富鸡常去，庄贫客渐稀。

借牛耕地晚，卖谷纳钱迟。

墙下当官路，依山补竹篱。

（《原上新居》，标点本《全唐诗》卷二九九）

这首诗，和王、孟的区别太明显了，这是元和时代描写日常生活的五律最为特殊的。

张籍、王建的五律，正如他们的乐府，遣词造句大抵以平实为主，不故作惊人之笔，这是五律中的白居易。至于把韩愈精神应用到五律之上的，当以贾岛为代表，譬如下面一首：

言心俱好静，廨署落晖空。

归吏封宵钥，行蛇入古桐。

长江频雨后，明月众星中。

若任迁人去，西浮与剡通。

（《题长江厅》，四部丛刊《长江集》卷五）

这并不是贾岛最好的作品，但有三个特色值得一提。首先，“行蛇入古桐”可以看出韩派诗人求险求怪的倾向，又可以体会这种险怪基本上还是从平凡的事物中来的。其次，这首诗写的是小官吏的生活。这是张籍、贾岛一流的五律诗派的重要题材。最后，“若任迁人去，西浮与剡通”一句，又可以看出贾岛一派五律的弊病。这两句结得并不好，只是以一个“固定观念”（仕与隐）作基础勉强造出句子而已。贾岛五律的影响之所以在晚唐大过张籍，一方面是因为“险怪”比“平易”讨好，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因为贾岛的作品比较有痕迹可循。而所谓有痕迹可循，不过是有某些固定观念在决定一首诗的起承转合。贾岛的五律并不比张籍差，但正因为这个特色比张籍明显，其所产生的流弊也就更大。

张、贾的五律，为一些出身寒微、官位不高、没有雍容华贵风度的小诗人提供了方便法门，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来描写自己的平凡生活。这种作品，经过姚合融合张籍、贾岛之长，加以发扬光大之后，就成为晚唐诗最重要的潮流之一了。

前文提到，黄子云认为，杜甫的七绝没有窠臼，“直以风韵动人”，其原因是这种作品“实从三百篇”来。这种评论还是反映了黄子云的“士大夫气”。其实，与其说是“从三百篇”来，不如干脆说是从口语中来。

在民歌中，口语是根本要素，但在文人所写的诗中，口语的成分虽然因人而异，却说是次要，甚至是微不足道的。近人特别称扬的白话诗人寒山、拾得、王梵志等，远不是正统文人。六朝与盛唐诗人，虽然不能说他们绝对不使用口语，但会尽可能地避免，是可以想见的。在盛唐诗人里，比较不避忌口语，甚至好用口语的，还是要数杜甫。

杜甫的诗有时不太好解释，一方面是因为用典多，或者基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遣词造句新奇，使人一时不能接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杜甫好用口语词汇入诗，甚至以说话的方式来写诗，因此使得不熟悉唐代口语的后代读者无法揣测其意。试举例来说明：

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下尽交期。

（《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杜诗镜铨》卷四）

这两句，可依现代用语的习惯解释成：从此“就”与先生永别了，我们九泉之下再尽交期罢。但这里的“便”字，在唐代口语里是“即便”、“即使”的意思。所以这两句应解作：即使从此与先生永诀了，我们九泉之下还可尽交期（参看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第一种解释语气太无保留，不适合送别的场合；第二种解释较平缓，而且显得情深义重。又如：

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深红爱浅红？

（《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诗镜铨》卷八）

在唐宋诗词里，“可”字常与“岂”同意，譬如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可能’留命待桑田”、“‘可堪’无酒又无人”，即是“岂待”、“岂能”、“岂堪”之意（参看张相书）。但如果以此例推，把杜甫的句子解释成“岂爱”，仍然费解。因为这不只关系到“可”字在当时口语里的意义，还牵涉整句的语法。仔细分析，那应该是个省略句，如全写出来，可能是这样：

岂爱深红？（不，）爱浅红！

或者也可以分析成这样：

岂爱深红？（岂）爱浅红？

这就令人想起杜甫另一个有名的例子：

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

（《春水生二绝》，《杜诗镜铨》卷八）

第二句是下面句子的省略：

无钱，有钱即买系篱旁。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点呆板，但却能看出，杜甫原诗是以口语的唇吻来表现出生动的语气。

杜甫到四川以后的诗，常喜欢把口语的腔调、语法引进来，绝句尤其如此，譬如《春水生二绝》《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绝句漫兴九首》都是。最明显的句子如：

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春水生二绝》）

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

不是爱花即欲死，只恐花尽老相催。

（以上《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眼见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手种桃花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

（以上《绝句漫兴九首》，《杜诗镜铨》卷八）

这些绝句之所以令人赏爱，主要原因是杜甫以日常说话的口吻，把他那种春风中癫狂的神态表现出来。即以著名的《戏为六绝句》来说，口语的成分也很重。这组诗之所以“费解”，就是由于诗中的口语语法。如果以文言的句式去了解，当然会困难重重。以文学观点而论，这组诗之所以生动，也要归功于诗中那种说话的腔调。从这里可以看出，口语化是日常生活意识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以这种角度来读元和时代的诗，就会发现，元和诗人在这方面也受了杜甫的影响。最特殊的例子是卢仝。卢仝的作品，几乎就是白话诗，如：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学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标点本《全唐诗》卷三八八）

这首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但其语言之接近白话则非常明显。这并不是卢仝诗的特例，同类的作品还有不少。在元和诗人之中，卢仝是最有资格被称为白话诗人的（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如此说）。

除了卢仝之外，最容易看出诗中的白话色彩的是白居易。如：

元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

长庆二年秋，我年五十一。

中间十四年，六年居谴黜。

（标点本《白居易集》卷一一）

不过，白居易比较不会像卢仝一样全篇使用白话。如上例的末句，由于加入“谴黜”一词，已不是纯白话了。而这首诗，也从此句以下转回到正统的诗的语言上去。但正如这首诗之不避口语一般，我们也常会在白居易的作品里发现类似的例子，如：

病知心力减，老觉光阴速。

五十八归来，今年六十六。

（《六十六》，《白集》卷二九）

一日日，作老翁；

一年年，过春风。

公心不以贵隔我，我散唯将闲伴公。

（《和裴令公“一日日一年年”杂言见赠》）

贫穷汲汲求衣食，富贵营营役心力。

人生不富即贫穷，光阴易过闲难得。

我今幸在穷富间，虽在朝廷不入山。

看雪寻花玩风月，洛阳城里七年闲。

（《闲吟》，卷三〇）

衣裘不单薄，车马不羸弱。

蔼蔼三月天，闲行亦不恶。

寿安流水馆，硖石青山郭。

官道柳阴阴，行宫花漠漠。（《西行》，卷三〇）

后两例最值得玩味。这不能说是白话诗，但和白话又不是全无关联。其特色是，遣词造句尽可能接近口语语法的简单自然。一般而言，写诗最容易碰到的问题是如何把每句都造成五个字或七个字，又在适当的地方押韵。诗的语法之所以显得非常特殊，和散文、口语大不相同，原因当然不少，但为了适应诗所特有的字数与韵脚的限制，而不得不把平常的句法加以倒装或凝缩，也是不可否认的。白居易写诗的本领在于，他常常可以把散文或口语用最少的力气去剪裁，以写成每句五字（或七字），每两句押一韵的诗。在他的诗里，和散文、口语距离较大的句法要比其他诗人少得多。不仅古诗如此，连近体诗都如此。因此，读他的诗，就会觉得虽然不是纯白话，但白话的色彩却又相当浓厚，上面所举《闲吟》和《西行》两首诗就是最好的例子。在《闲吟》里，“富贵营营役心力”一句，因为用了一个“役”字，显得比较特殊，比较之下其他各句似乎完全没有用上气力去雕琢。至于《西行》，则更没有任何“难句”了。

像这样的诗，可以说是以口语的腔调来写诗，在诗里，可以感觉到讲话那种自然的口气与调子。元和时代的诗，像卢仝那种极近白话的作品虽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如白居易一般，尽量让诗的语法接近讲话的腔调的，却并不少见。

譬如韩愈，是以险怪诗风著称于世的，但他的作品，也有这种“作诗如说话”的特色，如下面四句：

中虚得暴下，避冷卧北窗。

不蹋晓鼓朝，安眠听逢逢。

（《病中赠张十八》，《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试拿王维《渭川田家》的前四句来作比较：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以字面而言，王维的诗并不比韩愈的难，但念起来的感觉，却是韩愈的较接近口语。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渭川田家》的第一句连用“斜光”、“墟落”两个不太像口语的词汇，第二句又用了一个“穷巷”，第四句“倚杖候荆扉”的语法与口语颇有差距。因此，只有第三句最像白话，然而，其中“野老”一词，又是士大夫的口吻，有一点“文雅”的气息。而在韩愈的诗里，以句法和词汇而论，只有“避冷卧北窗”离口语较远。第三句的“蹋”字非常有口语味道，因此使得原本较复杂的一句，显得有“俗味”，也容易亲近。至于第一、四两句，写自己泻肚子，躺在床上听早朝的鼓声，句法不难，意思又“俗”，读起来就有“如闻其声”的感觉。

从以上的比较之中，也可以看到所谓“作诗如说话”，不只是句法和词汇的问题，跟诗所要表现的内容也有关系。譬如，王维的《渭川田家》，不论用字多么平易，总是“高雅”之士写的诗。而韩愈的诗，不论多么争奇斗险，总有一些“俗人”的亲切，因此，以口语的腔调来写诗，和前面所讨论的日常生活的诗，事实上是一体的两面，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

个人读韩愈诗，有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值得一谈。有一个月的时间，我完全浸淫在韩愈诗中。一段时间以后，当我和朋友开玩笑时，竟常常“五字一句”地“出口成章”起来，这时突然领会到，韩愈不过是把讲话的腔调锻炼成诗而已，譬如底下一例：

果州南充县，寒女谢自然。

童骏无所识，但闻有神仙。

轻生学其术，乃在金泉山。

繁华荣慕绝，父母慈爱捐。

凝心感魑魅，慌惚难具言。

一朝坐空室，云雾生其间。

如聆笙竽韵，来自冥冥天。

（《谢自然诗》，《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

这一段十四句，除了“繁华荣慕绝”以下四句较凝炼外，其余全是非常自然的简单句。尤其前六句，几乎可以听到一个人在那边讲一个果州南充县的寒女谢自然的故事。这里，最能体会到韩愈写诗的某种“秘诀”，也能看出韩愈在这方面是和白居易非常相似的。

不只“险怪”的韩愈如此，甚至以苦吟和推敲出名的孟郊与贾岛，也都会写这种诗。如孟郊这首诗：

咫尺不得见，心中空嗟嗟。

官街泥水深，下脚道路斜。

嵩少玉峻峻，伊雒碧华华。

岸亭当四迥，诗老独一家。

洧叟何所如，郑食唯有些。

何当来说事，为君开流霞。

（《至孝义渡寄郑军事唐二十五》，四部丛刊《孟东野集》卷七）

“官街泥水深，下脚道路斜”，几乎是纯白话了。“洧叟何所如，郑食唯有些。何当来说事，为君开流霞。”分明是讲话的语气。至于贾岛，也举一例于下：

寒月破东北，贾生立西南。

西南立倚何，立倚青青杉。

近月有数星，星名未详谙。

但爱杉倚月，我倚杉为三。

月乃不上杉，上杉难相参。

眙愕子细视，睛瞳桂枝劖。

目常有热疾，久视无烦炎。

以手扪衣裳，零露已濡沾。

久立双足冻，时向股髀淹。

立久病足折，兀然黐胶粘。

他人应已睡，转喜此景恬。

此景亦胡及，而我苦淫耽。

无异市井人，见金不知廉。

不知此夜中，几人同无厌。

待得上顶看，未拟归枕函。

强步望寝斋，步步情不堪。

步到竹丛西，东望如隔帘。

却坐竹丛外，清思刮幽潜。

量知爱月人，身愿化为蟾。

（《玩月》，四部丛刊《长江集》卷一）

这首诗用了不少怪字，又押险韵，但讲话的口气仍然非常明显，因此，最能看出险怪的诗风与口语腔调写诗两者之间并无冲突。但在这诗里，贾岛写了不少拙句，也有趁韵之处。对比之下，就能看出韩愈与白居易的本领。韩、白虽然一难一易，但以口语的腔调作诗，都能自然到令人觉得，“这样的诗我也可以写”。贾岛的例子正好告诉我们，这种诗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好写。

当然，以讲话的语气来写诗，只是元和诗人的特色之一而已。但如果不知道这种作风，即不能了解元和诗的全貌。甚至还可以说，不知道元和诗与口语的关系，恐怕也无法认识元和诗的长处。正如前面已提过的杜甫晚年绝句，常常能以口语传达出某种神情，韩、白诗中的生动与亲切之感，往往也是这个因素造成的。日常生活的诗，如果没有亲切而自然的口语来配合，那就不成其为日常生活的诗了，这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文章标题：杜甫诗的日常生活意识与口语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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