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庾信(二)
以上从资料上证明杜甫跟庾信在身世遭遇上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我们主要的关怀之点，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文学关系，也就是庾信后半生的创作对杜甫晚年作品的影响。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称赞庾信“文章老更成”，在《咏怀古迹》里又说，庾信“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一定深切地感觉到庾信晚年的流落异国对他艺术创作的影响；而且也一定了解到，庾信后半生的诗文如何深刻地表现了他那“最萧瑟”的“平生”。同样是流落不偶，漂泊异乡的杜甫，对庾信这一类作品当然会深深感动。当他要表达自己的不遇时，可以想象得到的，就会以庾信的作品为借镜，就会从庾信的作品得到一些据以创作的灵感。那么，晚年的杜甫所得于庾信的是什么？这正是研究杜甫、庾信的文学关系所最应该注意的问题。
杨慎曾经谈到庾信对杜甫的影响，其意见常为人所引述，他说：
庾信之诗，为梁之冠绝，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
杨慎的说法，有一个地方不合乎杜甫的原意。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只是称赞庾信文学作品至老而更为成熟，并不是说庾信文章有一种“老成”的风格。杨慎据此而提出庾信晚期的“老成”，以和早年的“清新”作为对比，实在是对杜甫原诗产生误解。不过如果把这一误解抛开不管，而把“老成”作为杨慎个人对庾信晚年作品的评论来看，杨慎这一段话还是有其道理在。杨慎认为，庾信后期的诗文，在绮艳清新之外，又有了“质”，有了“骨”，因而不流于“尖”，流于“薄”。这实在等于说，庾信这些作品具有更充实的“内容”。这种评论一点都没错，问题是，我们必须具体指明这一“内容”是什么。在我们辨认出这个特殊的内容之后，杜甫晚年所得于庾信的“质”与“骨”到底是什么，才能确切指认出来。
依个人的看法，庾信晚期作品的特殊内容在《哀江南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两组作品表达了一个独特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庾信之前不曾出现过，至少没有像庾信那样地处理过。而也就是这个主题触发了杜甫的灵感，使他写出了他晚年非常突出的一些作品，包括《咏怀古迹》五首和《秋兴》八首。那么，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一个人生不逢辰，因而整个生命浪费掉，完全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能，或者甚至遭遇悲惨，经历到难堪的折磨与苦难；这样的情形，在庾信以前并不是没有，而且也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但是他们对这些经验的处理方法跟庾信的并不一样。我们可以先分析庾信作品的特质，然后再拿以前的文学来加以比较，以便更进一步突显出庾信的特殊性。
庾信的《哀江南赋》是。他首先追叙自己的家世，然后谈到自己的出仕，梁朝的承平安乐，乱源的产生，侯景的叛变，建康的陷落，自己的出奔江陵，梁元帝的平乱，元帝处理政事的不当，诸王的自相残杀，西魏的乘虚而入，梁的败亡，最后以自己的移居北地作结。整个的叙述相当于一部简要的梁朝衰亡史，但这并不是客观的历史，不是史家的著述，而是诗人对于具体的历史经验的描述。，，，。
诗人所重述的历史和史家的历史最大的不同在于，这里有一个特殊的生命（即诗人自己）贯穿于其间。他看到这些历史，他感受到这些历史，他加上自己的评论。然后当这一连串的事件暂时吿一终止以后，他知道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了，而这个时代就是他自己的时代，当然也就包括他自己在内。，，。诗人深切地感觉到，一个不幸的历史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他把原本充满希望的个人生命淘空了，个人生命因为这样一场动乱而整个浪费掉了。《哀江南赋》是这样结束的：
日穷于纪，岁将复始。逼迫危虑，端忧暮齿。践长乐之神皋，望宣平之贵里。渭水贯于天门，骊山迥于地市。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见钟鼎于金、张，闻弦歌于许、史。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
长安的壮丽荣华，金、张、许、史的钟鼎与弦歌，甚至丞相与大将军对自己的礼遇与爱护，这一切都跟他无关。因为他的生命已在那一场动乱中被挖掘净尽了。他是“故将军”，，。
《拟咏怀》二十七首虽然没有像《哀江南赋》一样，有系统地追叙梁朝乱亡的过程。但对于过去的史事，每一首诗都有片段的回忆。把这些片段组合起来，虽然还不是很完整，但也可以看出大致的轮廓。更重要的是，这里面有几首诗，比较细腻地描写了经历大乱之后庾信的心情，可以和《哀江南赋》结尾处相互印证，譬如：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
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
吴起尝辞魏，韩非遂入秦。
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
移住华阴下，终为关外人。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在侯景未乱以前，他有远大的前途，他有作为“忠臣孝子”的远景。但如今，壮情与雄图都离他而去，人事的变化带走了建功立业、流芳百世的一切希望。不幸的历史已使他的愿望完全落空，使他的生命变成空白。所以在大乱之后，他有一种心如死灰、余生不足再论的感觉，如下面这一首所要表现的：
怀抱独昏昏，平生何所论。
由来千种意，并是桃花源。
谷皮两书帙，壶卢一酒樽。
自知费天下，也复何足言。
他的余生就在书、酒之中排遣过去，再也没有意志力想去追求生命的任何可能了。对于这样的生活状态，《小园赋》有非常详细的描写，而“虽生之年，犹死之日”的心境，则进一步地反映在《枯树赋》里。
庾信晚年这种心如死灰的心情，可能和他在侯景之乱中的具体遭遇有关系。据《南史·侯景传》的记载，当侯景攻打建康时，当时身为建康令的庾信的表现是这样的：
建康令庾信率兵千余人屯航北，及景至彻航，始除一舶，见贼军皆着铁面，遂弃军走。南塘游军复闭航渡景。
我们不能责备庾信当时没有死战守节，但从这一段记载看来，庾信实在有亏职守。事后回想起来，在侯景之乱的过程中，庾信应该深知自己“没有能力”，不能不有愧于心。萧衍父子对待庾信，诚如庾信自己所说：
畴昔国士遇，生平知己恩。（《拟咏怀》）
然而，在梁朝祸败相寻时，他却不能有所作为。当我们读到：
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
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
我们很有理由怀疑，经由历史的考验，庾信在自惭之余，不免有“余生不足再论”之感。庾信又说：
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
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
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拟咏怀》）
这就更加清楚地表现了庾信的心境：历史既然已经证明，他不是“万户侯”的人才，甚至连应尽的职责都未必能尽到，那么，对于还能自我反省的庾信来说，剩下来的生命就显得非常地奇异，而让他感慨万千了。
就这样，历史把他的一生毁灭掉了。这种历史的力量，不是他个人所能抵挡得住的，更不是他个人所能改变的。他只能以文学作品来表现自己的不甘与遗憾，只能借着文学作品留下一点痕迹，以便为他不幸的一生作个见证。
简单地说，庾信在文学里首先提出：历史的力量如何“残忍”地对待无能为力的个人；而个人的生命又如何被不幸的动乱时代所漂白、所淘空，而变得一无所有。
这样的生命历程，不只庾信经历过，在庾信之前也有许多人经历过。但是，把这样的主题清楚地表现出来的，庾信却是第一个人。
譬如以阮籍和陶潜来说，他们的命运并不比庾信好。阮籍的时代，“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政治的斗争与倾轧极端激烈，在这种暗无天日的情势下，阮籍为了“苟全性命于乱世”，只好佯狂以终。陶潜生逢东晋末世，朝纲不振，军阀混战（王恭、殷仲堪、桓玄、刘牢之、刘裕等），天师道叛变，既无法挽狂澜于既倒，又不愿为一口饭而向人折腰，为了保存自己的尊严，只有归隐躬耕。历史的力量同样摧折了他们的一生，使他们丝毫没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但他们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历史，，。他们只是零零星星地写一些咏怀诗，在其中抒发自己的愤懑与悲苦。跟他们的作品对比起来，庾信处理历史主题的特殊性质就更加容易看得清楚。
这样的比较并不是要说，庾信比阮籍、陶潜更伟大；而只是要突显出庾信所处理的主题的独特性，以便更精确地说明，庾信在文学史上的贡献。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庾信会这样处理历史经验，而阮籍、陶潜却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值得分析一下，因为这可以更深入地说明庾信与杜甫的类似性，可以让我们明白，晚年的杜甫何以特别认同于庾信的原因。
如果跟阮籍、陶潜所处的历史情境相比，庾信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显然要更富于戏剧性。在侯景未乱以前，梁朝所享有的承平安乐，恐怕是五胡乱华、晋室南迁以后，南方所不曾碰到过的。东晋虽然享国一百多年，但大大小小的内乱、外患很少间断过。刘宋六十年的时间，只有元嘉的三十年比较安定，而那时正是北方刚统一不久，北魏的国力最强的时代，这对南方就有一种无形的压力。齐朝只有二十四年，时间极短。再下来就是梁朝。自梁武帝萧衍即位，至侯景投降之年，总共四十五年，江表承平无事。再加上北魏中衰，接着又闹内乱而分裂，使得南方的国力强过北方。这样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居然被侯景一闹顷刻间就归于土崩瓦解。这种变化实在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晴天霹雳的天灾地变太过于震撼人心，让人不得不亲身体验到“历史的变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不由得诗人不加以正视了。相反地，阮籍、陶潜的时代，政治处境虽然恶劣，但变化要来得缓慢而不太引人注意，因此“历史的变动”本身就比较不会成为文学的重要内涵。这就是庾信会以独特的方法处理历史经验，而阮籍、陶潜却没有想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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