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诗人与杜甫(一)

元和诗人与杜甫(一)

从杜甫在世时，到元和诗人出现之前，杜甫诗的价值并没有为人所认识。是元和诗人首先了解杜甫的成就，欣赏杜甫的特质；同时，也是元和诗人首先把杜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地位，肯定杜甫在唐诗，以至中国诗史中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从天宝年间，到元和时代，大约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约有三个世代的诗人先后出现在唐代诗坛上，即：天宝诗人（李白、高适、岑参等）、前期大历诗人（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等）及后期大历诗人（卢纶、李益等）。在这三个世代里，杜甫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最能看出当时人对天宝诗坛的看法的，莫过于殷璠的《河岳英灵集》。《英灵集》所选的作品，“起甲寅，终癸巳”，也就是说，从唐玄宗开元二年到天宝十二载，几乎涵括整个开元、天宝时代。从所选作品的时间讲，这是完整的盛唐诗选本。如果再仔细分析其中所选的诗人，更能证明这个看法的正确。在所选二十四位诗人中，后世公认的盛唐大家、名家，如李白、王维、孟浩然、岑参、高适、李颀、常建、王昌龄、储光羲、崔颢、崔国辅、祖咏全都包含在内。拿王士祯《唐贤三昧集》（专选李、杜以外的盛唐诗），以及沈德潜《唐诗别裁》的盛唐部分来跟《英灵集》比较，即可看出，就诗人名单而言，王士祯、沈德潜的选本大致不出《英灵集》的范围。虽然《英灵集》所选作品不多，但后世所谓的盛唐诗，即已由这本书确立规模，《英灵集》的重要性就在于此。

然而《英灵集》却有一个无法想象的大漏失——盛唐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竟连一首诗也没入选。天宝十二载杜甫四十二岁，已经写了不少作品。就现存杜诗而言，约有一百三十首写于安史乱前，其中大部分应为天宝十二载以前所写。虽然这些作品不一定比得上安史乱后的，却也有不少杰作，殷璠竟一首都不选，实在大出意料之外。

就年龄、辈分而言，在重要的盛唐诗人中，杜甫较晚出现于诗坛。他小孟浩然二十三岁，小李白、王维十一岁，小高适五六岁。然而，如果说杜甫因为辈分较低，成名较晚，才没选进殷璠的《英灵集》，比杜甫年轻三岁的岑参却又入选。因此，只可能有一种结论，杜甫在天宝末期的诗名还没有大到足以入选的地步。想想看，入选的诗人有二十四人之多，而杜甫的声名竟还在二十四人之后，这就足以证明，在天宝末期杜甫还没有引起他人的重视。

另一项事实也可以作为佐证。天宝十一载（比《英灵集》的下限只早一年），薛据、高适、储光羲、杜甫、岑参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各赋诗一首。高、岑、储、杜的作品还流传下来。其中高适、储光羲、杜甫的诗题都是《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岑参所作题为《与高适薛据同登慈恩寺塔》，根本不提杜甫，岑参、杜甫在安史乱前并非不相往来，然而岑参却不提他的名字，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杜甫的地位还不及薛据（一个现在极少人知的次要诗人）。

当然，诗人的声名跟他的社会地位也有关系。天宝十一二载的杜甫连“解褐”为官的身份都没有，容易被人忽略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地位引起的忽视，连带地也会让人不太注意他的诗作。所以，总结地说，晚至天宝十一二载，年纪已是四十一二岁的杜甫还没有得到当时人的重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英灵集》编成之后不久，安史之乱爆发。从这时起，到杜甫逝世的那一年（大历五年），中间还有十五年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由于长期战乱的洗礼，再加上己身的颠沛流离，杜甫的诗不论在内容或技巧上都有非常明显的进步。就数量而言，现存杜诗十分之九以上也都写于这个时期。假如说，在《英灵集》编成的时代，杜甫还是诗坛较不出名的人物。那么，大历时代的人应该看到一个伟大的诗人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了。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编选于大历末年的《中兴间气集》仍然遗漏杜甫。就时间而言，高仲武所编的这本《间气集》刚好承接殷璠的《英灵集》。《英灵集》选的是开元、天宝时代，《间气集》则是从天宝之后到大历之末，即本文所说的“大历前期”。正如《英灵集》之企图涵盖整个开元、天宝诗坛，《间气集》也极力照顾到天宝以后二十多年间诗坛的全貌。除一两个特殊的例外（如元结、韦应物）至德、大历间较重要的诗人几乎都选入。

在《间气集》所选二十六人中，最著名的当数刘长卿、钱起、郎士元、李嘉祐、皇甫冉、韩翃等人。不论是从当时的声名，还是从后世的评价看，这几人都是《间气集》所选时代最重要的诗人（除了韦应物外）。从这几人中进士的时间也可以看出，这是紧接于天宝之后的诗人。刘长卿应该是在天宝六载以后（不是传统所说的开元二十一年）考中进士，其余诸人则依次如下：李嘉祐（天宝七载）、钱起（十载）、韩翃（十三载）、郎士元、皇甫冉（十五载）。而盛唐诗人辈分最小的岑参（比杜甫还小三岁），则于天宝三载中进士。

因此，从年辈上讲，也可以了解杜甫所以在《英灵集》与《间气集》“两头落空”的尴尬情形。在《英灵集》时代，他是显得年轻了些，而在《间气集》时代，他又年老了些。然而，正如在《英灵集》里，杜甫还不至于年轻到完全没有入选的资格（比他小的岑参都入选了），在《间气集》里，杜甫的辈分也不可能大到必须排除在外的地步。杜甫所以不被选进《间气集》，是还有其他原因的。

最容易想到的理由是地域的限制。除了安史之乱刚爆发的头两三年外，杜甫的后半生全生活在较僻远的四川、两湖地区，不容易为长安或江南一带的文士所认识。除了杜甫自编的文集，现在所知道的最早的杜甫诗集是唐润州刺史樊晃所编的《小集》六卷。樊晃有一编序说：

（甫）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常蓄东游之志，竟不就。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之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当今一人而已。今采其遗文，凡二百九十篇，各以事类，分为六卷，且行于江左。

樊晃于大历五至七年间正在润州刺史任上，那么，这个《小集》很可能就编于大历五年杜甫卒后的几年之间。樊晃编《小集》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杜甫的“大雅之作”“行于江左”，由此也可知道，所处地域的偏僻的确使得杜甫的作品在至德、大历间无法普遍流传。

然而，这不是杜甫在大历年间诗名不盛的唯一理由。既然杜甫卒后不久，樊晃即可能编成《小集》流传，可见江南地区还是可以读到杜诗的。至德、大历间，因为长安、洛阳一带历经战乱的关系，江南一时成为文士聚集之地。高仲武《间气集》里的重要诗人如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等，都在江南待过一段时期（后两人主要待在江南），而且彼此之间都有来往的。而就在樊晃任润州刺史时，皇甫冉、刘长卿也曾与樊晃唱和过。因此，可以推测，刘长卿等江南诗人很有机会看到杜甫的诗作。何况从大历五至七年间到高仲武编《间气集》，中间还隔了六七年时间。这时，杜诗的流传应该比樊晃编《小集》的时代更广，因此，很难说，高仲武编《间气集》时完全不知道杜诗的存在。

所以，《间气集》不选杜甫作品还应该跟风格有关系。事实是，以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嘉祐（四人并称“钱、郎、刘、李”）、皇甫冉、韩翃为代表的《间气集》诗人，正反映了至德、大历间诗风的主要趋势，而杜甫则在这个趋势之外。《间气集》所反映的大历前期诗风的主要趋势，是受王维影响的“清雅”风格。其中，有以祖饯性质的“社交诗”成名的钱起、郎士元，也有在江南地区写山水田园之作的刘长卿、李嘉祐、皇甫冉。在这样一个时代，杜甫之受到忽视即可想而知。樊晃认为，当时“江左词人”所传诵的只是杜甫的“戏题剧论”，而不是他的“大雅之作”，也反映了杜甫主要风格与当时风气的落差。韦应物之所以没有入选《间气集》，应该也是基于同样的因素。

紧接着《间气集》所代表的时代之后出现于唐代诗坛的，就是以卢纶、李益为代表的“后期大历诗人”。虽然没有资料（如《英灵集》《间气集》一般）来推测这个时代杜甫诗所受到的待遇，但就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诗人和大历前期的钱、郎、刘、李并没有根本的不同。依此而论，卢纶、李益等人不会特别注意到杜甫，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综合来说，几乎没有一个较重要的大历诗人（不论是较早的钱、郎、刘、李，还是较晚的卢纶、李益），提到过杜甫的名字，当时只有一个较不出名的任华，分别写了《杂言寄李白》《杂言寄杜拾遗》，特别推崇李、杜二人，虽然极有特识，只能算例外。还有一位也是不太出名的戎昱，写了一首《耒阳溪夜行》，题下小注说：“为伤杜甫作。”但，现代学者已普遍知道，此诗也收进张九龄集中，应该是为张九龄所作。另外，皎然在诗式中引了杜甫《哀江头》的两句诗：“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此外，很难再找到其他资料了。

但等到元和诗人接着卢纶、李益之后出现于诗坛，情形即完全不同。这时，杜甫的名字出现在一般诗文之中已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在元和时代里，人们已习惯拿杜甫来跟李白并列，公认李、杜两人是唐代最重要的诗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他的诗里，李、杜并举的例子最常见，我们可以列举于下：

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

（《醉留东野》，贞元十四年作）

近怜李杜无检束，烂漫长醉多文辞。

（《感春》，元和元年作）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

（《荐士》，元和元年作）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

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

（《石鼓歌》，元和六年作）

高揖群公谢名誉，远追甫白感至諴。

（《酬司门卢四兄云夫院长望秋作》，元和六年作）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调张籍》，元和十一年作）

在所有元和诗人中，没有人像韩愈一样地常把李、杜并举，即使作品最繁富的白居易（仅诗即近三千首左右），这种例子都不及韩愈多。最可注意的是，早在贞元十四年，韩愈已开始推崇李、杜了。种种情形甚至让人怀疑，李、杜齐名的说法普遍被接受，可能要归功于贞元、元和年间韩愈的大力推扬。

虽然不能确切知道，李、杜齐名始于何时。但从下面将要提出说明的例子，似乎可以推测，李、杜齐名成为诗人间“公认的事实”，而不只是少数人的偏爱（譬如韩愈），大约是在什么时间。杨凭有一首诗《赠窦牟》，其中两句是：“直用天才众却嗔，应欺李杜久为尘。”窦牟《奉酬杨侍郎十兄见赠之作》也有两句说：“翠羽雕虫日日新，翰林工部欲何神。”从他们的唱酬中可以看出，杨、窦二人也认为李、杜是唐代诗人之最。杨凭、窦牟两人都是贞元、元和年间相当有名气的诗人。《新唐书·杨凭传》说，凭“善文辞，与弟凝、凌皆有名，大历中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元和十二年令狐楚选《御览诗》时，除了卢纶、李益各选三十余首外，其余入选最多的就是三杨兄弟（杨凭十八首、凝二十九首、凌十七首），可见三杨在当时颇负盛名。跟三杨一样，窦牟兄弟五人（常、牟、群、庠、巩）也都有诗名。“三杨五窦”都是贞元、元和间的名士，交游广阔，与一般文人都有往还。但他们并不像韩、孟、元、白一样，有明确的文学立场，有独特的风格。因此，他们的意见比起韩、白反而更能反映一般文人对于前辈诗人的评价。既然他们也接受李、杜齐名的看法，可见李、杜在一般文人心目中的地位确是很稳固。而杨凭、窦牟唱和的时间却又可考而知。杨凭的《赠窦牟》又题作《窦洛阳见简篇章，偶赠绝句》，可见诗作于窦牟为洛阳令时。根据韩愈的作品可以推定，窦牟在元和五年时已任洛阳令。因此，从杨、窦的唱和，至少可以肯定，至迟在元和五年李、杜的重要性已为一般人所公认。

就是因为李、杜齐名的说法已流传于文坛之上，为一般文人所接受，所以进一步即产生李、杜优劣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由元和诗人中最为推崇杜甫的元稹、白居易所提出。白居易的说法还比较含蓄，他不过是在《与元九书》里暗示李白诗中的“风雅比兴”不如杜甫多。至于元稹，则在《杜君墓系铭》里明白说出李不如杜的话，一点也“不作调人”。元稹对于李、杜的评价虽然引起后世许多的议论，但他对杜诗总成就的评语却是后世所一致接受的。元稹在追述中国诗歌的长期发展之后，下结论说：

……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秾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这就是所谓杜诗“集大成”之论。虽然元、白以讽喻诗的立场来评断李、杜的高下，未必公允；但元稹站在诗歌流变的观点，称赞杜甫“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确有相当的客观性。

由几乎默默无闻到跟李白齐名，由跟李白齐名到被推崇为古今第一人，杜甫在元和时代的声望即可见其一斑。有一个传说虽然未必可靠，却也可以反映杜甫在元和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据冯贽《云仙杂记》所说：

张籍取杜甫诗一帙，焚取灰烬，副以膏蜜，频饮之，曰：“令吾肝肠从此改易。”

在元和时代韩孟、元白两派诗人中，张籍的地位是很特殊的。从交谊上讲，他跟韩、孟的感情非比寻常，从诗风上说，他的平易作风与写实倾向却又较接近元、白。这样一个介于两派之间的诗人，如此崇拜杜甫，正好象征性地说明，不论对韩孟，还是对元白，杜诗都有“令吾肝肠从此改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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