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漫游之风盛行-杜甫的壮游生活
自古以来，封建士大夫，为了谋事、做官，在外旅行，也是常事。还有个别的人，如谢灵运，为了览胜，如司马迁、郦道元，为了科学考察，曾经多次专程到各处去旅行。然而，只有到了盛唐，漫游才成为盛极一时的风尚。
盛唐漫游之风盛行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这一时期经济繁荣，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富裕，物价便宜，社会秩序安定，为漫游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这就是杜甫《忆昔》中所说的：“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其次，水陆交通的发达，驿传制度的建立，不仅满足了政令传达、官员往来和漕运的需要，也有利于常人行旅。早在隋炀帝时代，南北运河就凿通了。洛阳是南北运河的中心。从洛阳往北一段叫永济渠，中经今河南的浚县、内黄，河北的大名，山东的临清、武城、德州，河北的沧州，天津到北京。从洛阳往南一段叫通济渠（唐名广济渠），中经今河南开封，于安徽泗县入淮水。乘船顺淮水东北行至江苏淮安西南，转邗沟到扬州，于镇江对岸渡长江，入江南河，中经镇江、苏州、太湖到杭州。盛唐商业繁荣，南北水路漕运增多，对民间行旅就更加方便了。当时陆路交通也很方便，各大城市都有道路相连。初唐郑世翼《登北邙还望京洛》说：“青槐夹驰道，迢迢修且旷。”杜甫《送张十二参军赴蜀州因呈杨五侍御》说：“两行秦树直。”《唐会要》载：“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令两京道路并种果树。”杜甫同时人郑审有《奉使巡检两京路种果树事毕入秦因咏》诗。可见秦中，尤其长安和洛阳之间的驰道笔直阔广，两旁植青槐、果树，极其讲究，还有大员负责巡检。别处的道路当然不能与京洛相比，不过，既由官府经营，想也不会太坏。而且在水陆主要交通线上都设驿，负责传递公文，接待来往官员食宿，并为他们提供车船马匹等交通工具。每三十里建一驿舍（亦称传舍或邮舍），由驿丞掌管；为驿传服役的称为驿夫。全国共一千六百三十九驿。其中水驿二百六十所，设驿船；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设驿马；水陆相兼者八十六所。这都是公家所设。私营旅店则备有驿驴，供旅客租用。《新唐书·食货志》说：“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私人旅行也是很方便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则与当时的社会风习有关。
《新唐书·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又《云麓漫钞》载：“唐之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可见凭交游以扬声誉，藉干谒以求提拔，对于准备应试的士子来说，是多么重要了。要交游、干谒就须旅行。初盛唐时期求仙访道、云游五岳名山之风盛行：有野心的，可藉此沽名钓誉，步卢藏用的后尘，走“终南捷径”，渔猎富贵；仕途失意的，则全仗宗教“鸦片”的麻醉、山川胜景的陶醉，以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当然也有单为排遣仕途失意的苦闷而漫游的）。
再从积极方面看，这一时期，由于要相对地澄清吏治，加强国防，就通过科举与征辟，吸收了不少有作为的人参加文武统治机构，这就使得当时的士大夫们极为活跃。他们大都怀着出将入相的幻想，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或应举入幕，或交游干谒，或寄旅京华，或驰驱朔漠；加上南北统一，版图辽阔，大好河山，引人入胜，又有上述生活和交通方面的种种有利条件，于是漫游之风便盛极一时了。
孟浩然是盛唐前期的诗人，比杜甫大二十三岁。他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赴京应举。在此以前，曾几次出游，到过洛阳，到过扬州，到过今湖南的长沙、常德，到过今江西的南昌、赣州、石城。最北到过北京，最南到过广西。应举不第以后，为了排遣失意的苦闷，便“自洛之越”，在今浙江的杭州、绍兴、温州、乐清等地住了两三年，游览了天台、剡溪、镜湖、云门寺、若耶溪、孤屿等名胜。晚年在张九龄荆州幕，曾陪同张九龄出巡，到过今湖北的当阳、松滋等地，登过当阳楼，游览过紫盖山和玉泉。此外还有过入蜀之行。孟浩然可算得是当时的大旅行家了。据我的考据，孟浩然“自洛之越”约在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际，自吴越还乡约在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2)开元十九年到二十一年，杜甫也在吴越（主要是越）游历。杜甫晚年在夔州闭居，曾作《解闷十二首》，回忆故人旧事，其六说：“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颈鳊。”一往情深，语气亲切，看样子，他与孟浩然这位前辈诗人是有过交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们同在越中的这一段时期，见面的可能性就比较大。李白大半生过的是漫游生活，出蜀后先后游历了湘楚、吴越、齐鲁……去过很多地方。王维、李颀、高适、岑参，也都是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识面与眼界都很宽阔，写过不少讴歌祖国壮丽河山、抒发豪情壮志的诗篇的大诗人。由此可见当时漫游风气之盛，以及这种风气对盛唐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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