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元嘉、齐梁一系列诗人对杜甫产生的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太康、元嘉、齐梁这一系列诗人对杜甫产生影响的程度远超过一般的意料。杜甫自己说过，“晚年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又说，“晚节渐于诗律细”，这两点公认是杜甫诗非常重要的特质。现在我们具体地了解到，前者是从谢灵运的文字功夫和齐梁诗人的“清词丽句”学来的，后者则从声律说和齐、梁、陈诗人的律体试验得到启发。杜甫在这两方面的成就当然是六朝诗人所望尘莫及的，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六朝诗人在文字和声律上的许多尝试，是杜甫往前发展的基础。唐以后，美文传统的诗人一直成为历代诗评家抨击的对象，这当然有其道理在。但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诗成就不高，连带的他们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也被忽略掉，这就有些不公平了。如果我们以辩证法的方式来说明汉魏至盛唐的诗歌发展，那么，汉魏是“正”，太康、元嘉、齐梁是“反”，而盛唐则是“合”。这个“合”，当然含有“正”“反”两方的某些因素，不可能如唐代复古派诗人在理论上所想的那样，完完全全地回到汉魏的“正”；复古派本身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并不能绝对地摆脱美文传统的影响。不过，每个盛唐大诗人“合”的方式必然有所不同，复古派的李白，兼容并包的杜甫，从容优雅的王维，各有自己的“合”的方式。杜甫的伟大正在于：他“合”得最好。他的回到汉魏，实际上比李白来得彻底；他最尊重被人所批判的美文传统，从那里学得最多；他的集大成式的“合”使他成为盛唐最伟大的诗人。同时，他的辩证的发展方式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许多负面成分的传统，如何对后代的诗人发挥最正面的功能。杜甫与六朝诗人的关系让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极其复杂的辩证过程。
其次，从杜甫和六朝诗人的传承关系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对几个重要诗人可能了解得还不够透彻。先说谢灵运。我们一般常从山水诗的传统看谢灵运，把陶、谢和唐代的王、孟联系起来。这种观点不能说错，但并未能涵括谢灵运的全面。谢灵运还有另一方面，他是杜甫、韩愈、黄庭坚这一文字功夫传统的开创者。只有从杜甫的作品出发，我们才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另一个谢灵运，才能把他和韩愈、黄庭坚并列在一起。然后，综合起来，陶、谢、王、孟的谢灵运加上谢、杜、韩、黄的谢灵运，我们才能了解到完整的谢灵运。其次谈到鲍照。传统诗评家通常只注意创作《拟行路难》十八首的那个“俊逸”的鲍照，并把他和盛唐的七言古风的作家，特别是李白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比把谢灵运只当作山水诗人更具有片面性。只有少数人，如王夫之、方东树发现他也有“重涩”的一面，但他们却不重视他的写实风格。民国以后的学者最着重的是这一点，但他们还是忽略了他从谢灵运那里学来的文字功夫。只有当我们把谢灵运、鲍照和杜甫三人并列在一起，我们才觉察到，鲍照是首先把谢灵运的文字功夫和写实乐府的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杜甫最直接的“先驱”。只有把鲍照解释成一个“小杜甫”，我们才算掌握到他最重大的特质。最后谈到庾信。在这方面，传统的评价倒是比较正确，大家都承认庾信最大的成就是在于，晚年的几篇赋和《拟咏怀》二十七首。然而，奇怪的是，似乎很少人从文学角度去论述晚期庾信和晚年杜甫的关系，虽然大家都知道杜甫后来极为推崇庾信。只有当我们注意到杜甫晚年的许多回忆作品，并且发现这些作品与庾信的《哀江南赋》和《拟咏怀》的密切关联，我们才能更具体地指出庾信对杜甫的深远影响。同时，当我们知道《秋兴》和《咏怀古迹》是从庾信那里得到灵感时，也许我们对于庾信后期的诗文会有较为不同的诠释。
最后，根据前面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到，传统的凭借对一个大诗人的产生是多么重要。韩愈说，“口不绝吟于文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对于前代的诗文，杜甫的确下过这种功夫，所以能够“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把自汉魏以下的所有诗人的特长都加以吸收。但是，这还不够，还必须在吸收之外再加以创造。我们看到杜甫如何把谢灵运的文字功夫加以转化，看到他如何把齐梁诗人的声律试验加以广泛应用，看到他如何把《哀江南赋》“改写”成形式完全不同的《秋兴》八首。他是一个伟大的写实诗人，但他的写实并不等同于汉乐府民歌；况且，他还不只是一个写实诗人。他是个“扩大化”的鲍照，在题材、技巧和胸襟上远远地超越了鲍照。杜甫“好学”传统，但也“善学”传统，只从“无一字无来历”这一方面来看待杜甫与传统的关系，是不能真正掌握他与传统“互动”的精神的：他不只是“被动”地吸收，他还“主动”地改造。随着生活的变化，他对传统的了解范围也逐渐地扩大，逐渐地深化。，，，，。在他的政治敏感度最高、他的生活最颠沛流离的时候，汉乐府和鲍照就站在他眼前。在他生命的末期，当他开始沉思大唐帝国的命运和自己的一生时，庾信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从“生活”与“传统”互动的过程，最足以看出，杜甫如何创造性地吸收传统。可惜的是，这一系列研究还不够精细，在这方面的探讨还嫌不足。
以上是三点结论，最后想谈一下个人的感想。“影响研究”是传统文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范围，但是，民国以来学者在这方面所得到的成绩，似乎并不很令人满意。明显的缺点有两个。第一，太枝节化，最常见的方法是罗列一大堆相似的句子，然后就了事，这在绪论里已谈过。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基本精神”，使那许多细节足以阐明这一精神。一般研究者通常不从“历史感”和“文化意识”着手，这就抓不住“基本精神”，而徒劳地从事于材料的累积。其次，太粗糙化，没有从广泛的阅读和细腻的比较入手。譬如，一般都知道唐代的复古派深受阮籍式的政治咏怀诗影响，但似乎很少人具体地比较他们之间的异同。又如，李白一生佩服谢朓，但好像也看不到对他们两人之文学关系的全面研究。结果是，大都人云亦云，浮泛掠过而已。
这里的研究其实也很粗糙。一方面，“杜学”本来就极为广泛，极难掌握；另一方面，可以凭借的前人见解，大都只在“诗话”（就其表达方式而言）层次，几乎完全要靠自己寻找细节去加以补足。而且，坦白讲，自己浸淫的时间也还太短，用功程度又不够；所以只能流于目前这种粗枝大叶的形式。这只是一个“开端”，期待他日有更详细而充实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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