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夜更望官军至”-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资治通鉴》至德元载（七五六）载长安陷落之初“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指叛军）”。当时叛军势力已蔓延到鄜、坊一带。老杜“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新唐书·杜甫传》），被送到长安。幸而他当时地位不高，名声不大，自己又注意隐避，没有被胡人重视，没有像长安一般的官员那样被押送到洛阳署以伪职，逼迫投降，而且还没有受到严格的俘虏待遇，准许出外游览、访问，行动比较自由。史传称赞他“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这确乎是很不容易的。被俘陷贼，痛苦异常，这当然是极大的不幸。不过，他得以亲历其境，目睹了沦陷后长安的种种惨象，写出不少反映战乱现实、抒发忧时浩叹的篇章，为他的“诗史”增添了极其珍贵的第一手的史料，录下了动乱时代人民的心声，这不能说不是不幸中的大幸。
他的名篇《月夜》当是诗人被俘送到长安后写作的现存最早的诗：“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从所写景色，从民俗和心理状态看，古今注家将这诗定于至德元载（七五六）八月作是可信的。肃宗即位是在七月十三日。消息传至羌村当在这月下旬。老杜离家奔行在以及中途被俘送到长安当在八月上旬。从“今夜月”生出“双照泪痕干”的联想，当是满月。揣情度理，说这诗即作于刚被送到长安后不久的中秋月夜，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身陷贼中，安危莫卜；家寄异县，生死难知。才到劫后长安，便逢团圆佳节；对月怀人，岂不伤神？王嗣奭解此诗极佳：“意本思家，而偏想家人之思我，已进一层。至念及儿女之不能思，又进一层。须溪云：‘愈缓愈悲。’是也。‘云鬟’‘玉臂’，语丽而情更悲。至于‘双照’可以自慰矣，而仍带‘泪痕’说，与泊船悲喜、惊定拭泪同。皆至情也。……儿女尚小，此其只独看者也。鬟湿臂寒，此看月之久，忆望之至也。‘何时’应‘今夜’，‘虚幌’应‘闺中’，‘双照’应‘独看’。前联小不解忆，乃复可悲。韦应物《悼亡》诗：‘幼女复何如，时来庭下戏。’本此。”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很难说韦应物一定本此。不过用来作为对照，却有助加深理解。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也与此相仿佛。义山的这首小诗用素描手法成功地将特定情境中的感受、情绪写了出来。归去无期，因“君问”而更加苦恼。“夜雨涨秋池”，也“涨”了客子的愁思。才将人引入那情境，体会到那滋味，便“探过一步作收，不言当下如何，而当下可想”（纪昀语）。如果容许我套用纪昀的话，我将说，杜甫的《月夜》不仅尾联“探过一步作收，不言当下如何，而当下可想”，还“探过一步”写闺中的思己和小儿女的不知思己，而己之思家可想。今天科技发达，通过人造卫星可以在全球各地发出或收到图像和声音。古人无此设备，只好借助于天然卫星——月球在想象中联系两地的感情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句）“可怜闺里月，常在汉家营。”（沈佺期句）就是如此。诗人望着光照两地的月亮，不觉出了神，产生了幻觉，恍惚自己就在鄜州家人的身旁，是那么的逼真，那么的亲切，可是却无法接近。这真是莫大的悲哀。这不就把那“探过一步”并未直接去写的思家之情，巧妙地，也更加感人地表现出来了吗？文艺创作是应该讲究构思和表现手法的，但是，真正优美的构思和表现手法必须来源于真正优美的生活感受，并根据这感受的原有形式加以概括、提高。就拿《月夜》和《夜雨寄北》来说，它们绝不是用后人总结出来的“探过一步”法去套生活，而是在诗人特定的生活中本来就有这种真情实感，然后才被加工写成这么个样子，并给人总结出这个“探过一步”法来的啊！
《哀王孙》也是他这次来长安后不久所作：“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达官走避胡。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腰下宝玦青珊瑚，可怜王孙泣路隅。问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为奴。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昨夜东风吹血腥，东来橐驼满旧都。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仇兆鳌说：“按明皇西狩，在天宝十五载六月十二日。肃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禄山使人杀霍国长公主，及王妃、驸马等。己巳，又杀王孙及郡县主二十余人。诗云：‘已经百日窜荆棘’，盖在九月间也。诗必此时所作。”古人根据封建主义的观念，甚赏诗中所表露的“忠臣之盛心”“忠义肝肠”，对这诗评价甚高。今人出于反封建主义的观念，恰恰以此为大病，对这诗即使不加批判，也多半采取回避态度。我认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都是不全面、不可取的。安禄山为了要报头年玄宗杀他儿子安庆宗的仇，就命令部将孙孝哲入长安大杀皇族，在崇仁坊挖心以祭安庆宗。同时还把杨国忠、高力士的同党，以及安禄山素来所痛恨的人都杀了，共八十三人，或以铁棓揭开脑盖，流血满街。在这样的形势下，那些逃窜在外、东躲西藏的王孙，比平民所受的威胁大，罪孽又没有杨国忠、高力士同党那么深重，诗人偶然遇到了这样一个可怜虫，对他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这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不过，这同情和关怀到底不同一般。他说：“高帝子孙尽隆准，龙种自与常人殊。豺狼在邑龙在野，王孙善保千金躯。”又说：“窃闻天子已传位，圣德北服南单于。……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即使说他表示拥护唐王朝，盼其光复，反对安禄山，望其速败，其政治倾向性是进步的，而其中表露出来的天命论观点和忠君思想却仍然是迂腐可笑的。可见那种光看到所谓“忠臣之盛心”“忠义肝肠”就给这诗以高度评价的看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起码是很不全面的。反之，那种仅仅因为诗中存在着愚忠思想就全盘否定这诗或不敢公开承认其意义的看法和做法也是不正确的，起码是不公正的。其实，只要不囿于上述两种偏见，这诗的意义和价值本来是不难发现的：（一）皇帝和达官贵人前不久仓皇出逃情景虽未亲睹，当是亲耳所闻，并非纯属虚构。至于有关当时长安凄凉境况的描写和邂逅王孙情事的叙述，以及后面对叛军大肆杀戮并劫掠长安财宝用骆驼运往范阳等罪行的揭露，则无疑是作者亲眼见到、亲自遭遇到的。读到这些，简直像在读敌占区记者写来的通讯报道(21)，这种身临其境的出奇的真实性，绝非后代根据间接档案材料写成的史传所能比拟。（二）他先说“屋底达官走避胡”，接着说“金鞭折断九马死，骨肉不得同驰驱”，那么，这急于逃难、置骨肉于不顾的，似乎是指达官了。然而不然。《西京杂记》载文帝自代来，有良马九匹，号为九逸。王嗣奭说：“‘金鞭’‘九马’，天子所御。鞭断马死，是说天子西奔之急，而读之不觉，盖不忍明言耳。”仇兆鳌说得更干脆：“‘金鞭’四句，言皇上急于出奔，致委王孙而去。”不管是由于奴性未除也好，是怕惹祸也好，老杜不敢明说皇帝，这在他本不足怪（封建士大夫谁不如此？），在我们总觉得不大对劲儿。不过，他到底拐着弯子让我们看懂了他的意思。（可惜平素领悟力很强的杨伦先生这次却没参透其中奥妙，竟相信了张戒的话，说这不过是指“达官走避胡之急也”。）可见他内心深处还是敢非议皇帝，甚至竟忍不住在字里行间有所表露，这能说他真是彻头彻尾、彻内彻外的愚忠么？《资治通鉴》载玄宗出逃情事颇详：“（甲午）上移仗北内。既夕，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九百余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上独与贵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孙、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妃、主、皇孙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将这一段记载与这几句诗对照起来读，诗人的讽意就更加清楚了。在封建时代，对于封建意识较浓的士大夫来说，能如此，已经是很不容易了。难道还要求他去给太上皇李隆基糊大字报么？（三）他批评了哥舒翰将河陇朔方兵拒贼败绩于潼关：“朔方健儿好身手，昔何勇锐今何愚！”密切注意着形势的发展和好转：“窃闻天子已传位”“花门剺面请雪耻”，表示了诗人身在难中而心怀天下的积极态度和爱国热忱，这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的。这诗娴熟地运用古乐府手法写时事，通过大笔涂抹以显全貌，工笔点缀以补细节（如“腰下宝玦青珊瑚”），便境地自呈地展现了劫后长安的惨象，神情宛若地描写出王孙走投无路的绝境和诗人的古道热肠，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汉书·五行志》载成帝时童谣说：“城上乌，尾毕逋。”杨慎说：“《三国典略》：侯景篡位，令饰朱雀门，其日有白头乌万计，集于门楼。童谣曰：‘白头乌，拂朱雀，还与吴。’杜盖用其事，以侯景比禄山也。”（仇注引）点化歌谣入诗，居然如盐着水，有味无迹，知之者赏其深旨，不知者爱其写景现成（旧时观念：群乌夜啼是不祥之兆），得民歌咏叹口吻。说杜诗字字有出处未免过分，但此等处却不得贸然抹杀其惨淡经营、推陈出新的匠心。
这年（至德元载）十月，宰相房琯请求让自己带兵去收复两京，肃宗准许了。房琯兵分三路：命裨将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今陕西周至）进兵；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旧治在今陕西武功西南）进兵；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今陕西乾县）进兵。十月二十一日，中军、北军遭遇敌将安守忠，战于咸阳东边的陈涛斜。房琯本来想沉住气等待时机，无奈监军宦官邢延恩催促，只得草率出战。(22)房琯性迂阔，好空谈，妄效古代的车战法，以牛车二千乘，骑兵步兵夹着进攻；敌人顺风鼓噪，牛皆震骇，接着就纵火焚烧，人畜大乱。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而已。老杜在长安听到了这个惨败的消息，又见到了那些得胜回城、气焰嚣张的群胡在狂歌纵饮，感到十分哀伤十分愤怒，就写了《悲陈陶》这首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野旷天清无战声，四万义军同日死。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孟冬就是阴历十月。陈涛又叫陈陶泽。四万人同日战死，当然泽中满是鲜血。这是血淋淋的真实的历史记录，是诗人内心剧痛的径直倾吐。作诗者无心，也无须作艺术夸张；读诗者千万勿误以为是夸张，以免减弱诗歌强烈的真实感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血洗箭”一作“雪洗箭”，仍以作“血”字为佳。一般地说，诗歌忌尽，忌露，忌刺目。但是，对待这样的题材和感情，任何修饰和遮掩必会弄巧反拙，影响艺术效果的。这时肃宗已进至彭原（今甘肃宁县），彭原在长安北，所以说：“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结语兜转一笔好，写出人心不去。”（浦起龙语）这也是诗人的心愿。
陈涛斜大败后两天，即十月二十三日，房琯又亲自带领南军出战，复败，杨希文、刘贵哲降敌。《悲青坂》即为此而作：
“我军青坂在东门，天寒饮马太白窟。黄头奚儿日向西，数骑弯弓敢驰突。山雪河冰野萧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青坂不详，当离陈涛斜不远。太白山在武功。房琯兵分三路，中军从武功进兵。黄头部是契丹别种室韦的一个部落。奚与室韦并非一族（详《新唐书·北狄传》）。《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反，发同罗、奚、契丹、室韦、曳落河之众，号父子军。这里的黄头奚儿只是用来泛指胡人。这诗前四句“见彼壮我怯”情状，所以末后望官军从容备战以待时机。邵子湘说：“‘日夜更望官军至’，人情如此；‘忍待明年莫仓卒’，军机如此。此杜所以为诗史也。”（《杜诗镜铨》引）身陷贼中，心里想的却是军国大事，甚至意见还很正确，足见他对时局极其关心，且有远见卓识。
他见官军新败而贼势正盛，内心感到十分愁苦。一天，他对雪独坐，曾经写了首五律抒怀说：
“战哭多新鬼，愁吟独老翁。乱云低薄暮，急雪舞回风。瓢弃樽无绿，炉存火似红。数州消息断，愁坐正书空。”（《对雪》）记不起是西方哪位作家的一篇短篇小说，写一个人严冬无钱生火取暖，就在炉膛里点起一支蜡烛，别人发觉了很奇怪，他自我解嘲说，这是他的新发明：这样做，人们见到红红的火光，便觉浑身温暖如春了。这是个小小的辛酸的讽刺，可笑变复可怜。老杜的发明就更妙了，不须点烛，也觉得炉火通红。这毫无自嘲的意思，读了只觉可悲，想苦笑也笑不出来。“炉存”尚可引起“火似红”的条件反射，心理上多少能得到一些想象中的温暖的慰藉。那么，“瓢弃樽无绿”，连条件反射，连精神上的慰藉也没有了，是不是就更加愁苦了呢？那倒未必。其实，不管“无绿”也罢，“似红”也罢，都不过是藉以表现他穷愁苦恨之极的境况和心情而已。“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要是在平时，天寒欲雪，独处无聊，尚可邀友围炉，饮酒遣闷。老杜这时不仅得不到这小小的生活乐趣，心头还压着伤悼新近陈涛斜四万人的阵亡、忧虑风雨飘摇的国运等精神重负，这怎教他不感到痛苦异常呢？东晋殷浩为中军将军，北伐失利，被黜放，口无怨言，态度自若，谈咏不绝，就只整天往空中书写“咄咄怪事”四字（见《晋书·殷浩传》）。多么强盛的大唐帝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像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这样一些威镇西陲的常胜将军莫不一触即溃，或死或降。好不容易盼来官军反攻，谁知一败涂地，全军覆灭。殷浩的遭贬算得了什么，这才是一些最不可思议的“咄咄怪事”。“愁坐正书空”，话虽平淡无奇，却恰到好处地表现出了诗人块然独坐、对雪愁吟时苦痛的心情和惶惑的神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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