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转蓬

“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转蓬

老杜《戏为六绝句》的写作年代不详；从说话的口气看，当是晚年之作。杜集编年诸本，多置于上元二年，《读杜心解》及冯至编选，浦江清、吴天五合注的《杜甫诗选》则置于宝应元年，这时老杜年已五十，大致不差。姑从后说，赘于这年诗作之末，稍加介绍。

郭绍虞先生撰《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征引繁富，剖析细致，案断中肯。发端于分类加评罗列概论《六绝》诸说之后，自作小结说：“此《六绝》主旨，昔贤均谓为论诗，惟黄鹤以为论文，宗廷辅以为第一首论赋，第二首论文，第三首始论诗，以下诸首则汇而论文。其说与诸家异。案：第二首与第三首均论初唐四杰，两首意思本属一贯，必欲离而为二，似亦有所未安。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论潘岳，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其论陆机亦有‘斗靡夸多费览观，陆文犹恨冗于潘’之语。使以宗说绳之，得勿谓此三十首不尽论诗耶？须知杜甫《六绝》意在针砭后生，庾信、四子不过借以发意，无论论诗论文，正不必拘泥求之。且即使杜甫本意以第一第二两首为分指赋予文而言，亦未尝不可窥其论诗宗旨与诗学所诣。盖论体虽别，究理则通也。故解此《六绝》，与其着眼于所论之体，无宁注意于其作之之动机。由其所以作此《六绝》之动机言，要不外上述三说：其谓为寓言自况者，以为嫌于自许，故曰戏。其谓为告诫后生者，以为语多讽刺，故曰戏，亦有以为‘戏’字仅指第一首言者。其谓为自述论诗宗旨者，则又以为诗忌议论，故曰戏；或以为此辈不足论文，故曰戏。实则上述诸说皆有可通。杜甫作此《六绝》之动机，或诚不免因于蚍蜉撼树之辈好为谤伤，有所激发，遂托于庾信、四子以寓其意，则对于后生之轻侮老成，自不禁有深恶痛绝之辞。因指斥而又告诫之，教诲之，则于指点之中，而论诗宗旨亦自然流露矣。论诗宗旨既已全盘托出，则此即杜甫一生学诗蕲向所在。谓为自况，亦未为非。”所论甚是。《六绝》的写作动机及其主旨既已有了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现在就好逐一加以评议了。其一说：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庾信（五一三—五八一），字子山，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梁代著名宫体诗人庾肩吾之子。庾肩吾任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任右卫率。徐摛子徐陵，与庾信同为抄撰学士。两家父子俱供职东宫，出入禁闼，礼遇之隆，无人可比。他们的文辞都很绮艳，世号“徐庾体”。庾信累迁通直散骑常侍，出使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还朝为东宫学士，领建康令。太清二年（五四八），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庾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驻守朱雀航。侯景一来，他就率众先退。台城陷后，他逃江陵。承圣元年（五五二）梁元帝即位于江陵，庾信任右卫将军，封武康县侯，加散骑侍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被留。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陈朝与北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并许还其旧国。陈朝请北周遣返王褒、庾信等十余人，北周武帝只放还几个不很出色的人，因看重庾信、王褒的才学不让他们走。北周明帝、武帝都很爱好文学，庾信特受重视；赵王、滕王也同他很要好。庾信善诗赋、骈文。在梁时作品如《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鸳鸯赋》《荡子赋》《咏舞》《奉和示内人》等，多写色情，绮艳轻靡，趣味庸俗。后入北朝，虽位望通显，常有乡关之思，作《哀江南赋》《小园赋》《枯树赋》《伤心赋》《拟咏怀》等，感伤遭遇，并对当时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也转为萧瑟苍凉。倪璠撰《庾子山集注》，详博可用。对于庾信的生平遭遇及其前后期创作特色有了粗略的了解，就便于研讨“庾信文章老更成”这首绝句了。那么，老杜写作这首诗、这组诗的针对性又是什么呢？周篆《杜工部诗集集解》说：“此六首盖为当时之人轻视六朝、初唐，妄以风骚、汉、魏自命而作。此举庾信以例其余，非止谓信也。下‘杨王卢骆’亦然。”江田《杜园说杜》说：“‘流传赋’，谓《哀江南赋》也。文嗤子山，诗谓四杰，当时必有绮丽为嫌而唱为骚雅之制者。元微之谓‘好古者遗近’，正是此人；又谓杜陵‘直道当时语’，正是如此等作也。”前者认为，这首诗，乃至这组诗，是为时人轻视六朝、初唐，妄以风骚汉魏自命而作；后者认为这种人即元稹所谓“好古者遗近”之流，当时确乎是有的：这都很对。齐、梁浮靡余风，像阴霾一样，笼罩唐初文坛达数十年之久。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虽在诗文所采用的题材和所反映的思想感情上显示了革新的趋势，但所受齐、梁浮靡余风的影响仍很严重。陈子昂高挑文学革新的大旗，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的齐、梁诗风，鼓吹恢复风雅和建安文学所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而且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显示了诗文革新运动的实绩，为盛唐诗歌的高涨扫清了道路。但矫枉难免过正，他的作品大多质胜于文，稍嫌枯燥。李白在《古风》其一中，批评了汉赋以来每况愈下的文学颓风，不恰当地将《诗经》的《大雅》当作最高的标准倡导复古。其实，他想要恢复的只是风骚所代表的我国古代的优良文学传统。当他具体评价作家作品时，仍然很推崇鲍照、二谢，并且接受了他们的良好影响。而他自身在诗歌创作上的辉煌成就，就更能雄辩地说明他打着的是复古旗帜，取得的却是最有时代现实意义的创新。

与老杜一同应天宝六载制举失利的元结，提倡风雅，反对淫靡诗风，于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结《箧中集》，选沈千运等七人诗二十四首，以资标榜，并作《箧中集序》说：“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今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这一派诗人，有志振兴诗道，固然可嘉，但因见偏才弱，建树无多。——回顾了从初唐到老杜写作《戏为六绝句》时几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文学见解及其创作实践，可见重风雅轻六朝是当时文坛颇有影响的思潮。如此说来，我是不是想从而论证老杜的《六绝》是针对陈子昂到元结重风雅轻六朝的这一思潮而发呢？完全不是。老杜对他的前辈陈子昂很敬重，评价很高：“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陈拾遗故宅》）他对他的好友李白更是佩服之至，说他“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简直好得无以复加。此后他看到了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深为感动，便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之大加赞扬：“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又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他既然真心实意地对陈子昂、李白、元结他们的那些体现风骚优良传统的诗篇大加肯定，就绝不会对他们有所非议。那么，我的用意何在？不过想借以说明：（一）既然重风雅轻六朝是这一历史时期内文坛上的进步思潮，影响所及，难免会在一部分并无真知灼见、只是一味趋时的“轻薄”“后生”中间产生盲目复古、全面否定六朝文学的错误倾向。因此，老杜不满于这些“轻薄”“后生”，并针对这种错误倾向进行批驳，不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二）这种重风雅轻六朝的思潮，从总体上看是正确的，对推动唐诗走上反映社会现实、体现时代精神的康庄大道，所起作用极大。但是作为理论，它本身也确乎存在不小的缺陷。

如前所述，陈子昂在诗歌创作中基本上实践了他的理论，却稍嫌枯燥；李白的作品倒是“文质相炳焕”，思想性艺术性大多结合得很好，却丝毫不像他所标榜的“大雅”，而所受六朝文学的影响又十分明显：这都是这一思潮在理论上存在着缺陷的表现。这一思潮，发展到中唐白居易等人所提倡的新乐府运动，理论大备，而缺陷也随之大显。白居易认为，从古到唐，在我国无数的诗人和诗歌中，无与伦比的只是“六义”俱备的《国风》，然后用“六义”这把唯一的尺子去衡量，从而得出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以还，得者益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于时六义浸微矣，陵夷矣。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与元九书》）就是论及唐代，他也毫不通融：“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鲂有《感兴》诗十五首。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同上）在这样的理论思想指导下，白居易、元稹等人，在元和头五年（八〇六—八一〇）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写作了一批揭露现实的讽喻诗，在我国诗歌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显著的。但由于他们过于强调诗歌的讽喻作用，把诗歌仅仅当作他们政见的“单纯的传声筒”，当作进谏的一种补充手段，忽视了从文艺的唯一源泉——生活中去汲取生动丰富的素材和感受，因此他们的讽喻诗（也可说是“谏官的诗”），往往缺乏深切的生活体验和激情，影响了思想的广度和深度。另外，根据这样的理论去评价诗歌史上的作家作品，问题就更大。在白居易眼里，六朝的作品几乎都要否定。杜甫的千多首诗，合格的只有“三四十”。连屈原“泽畔之吟”也只得“风人之什二三”，而李白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这不仅表明他用来衡量诗歌的标准过于窄狭，还进一步显示出他对最能反映时代精神、同样富于重大社会意义的积极浪漫主义诗歌流派缺乏应有的理解（详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了解了其前其后几家有继承性的进步文学主张，然后再来比较《六绝》同这些主张的异同得失，就方便得多。比如诸家都轻六朝，老杜却在其一中为“集六朝之大成，而导四杰之先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庾开府集笺注语）的庾信鸣不平，用前几年常用的话说，这很有点“反潮流的精神”。现在的问题，不是他敢不敢为庾信鸣不平，而是庾信究竟有什么地方令他如此折服？还是杨慎回答得好：“庾信之诗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史评其诗曰‘绮艳’；杜子美称之曰‘清新’，又曰‘老成’⁽³³⁾。绮艳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独子美能发其妙。余尝合而衍之曰：绮多伤质，艳多无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诗绮而有质，艳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为老成也。若元人之诗非不绮艳，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诗强作老成态度，而绮艳清新概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谓兼之矣。不然，则子美何以服之如此。”（《丹铅总录》）郭绍虞先生盛赞“其说入妙，颇得杜甫论诗之旨”，并进一步做了极其透辟的发挥：“杜老诗风，即在能兼‘清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即在此。杜之称严武云：‘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称孟浩然云：‘清诗句句尽堪传。’（《解闷》）此清新之说。至其《敬赠郑谏议十韵》诗所谓‘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者，则又老成之义。是亦杜甫论诗兼主‘清新’‘老成’二者之证。此即求之《六绝句》中亦可得其解。清新之意，所谓‘清词丽句必为邻’也；老成之说，又所谓‘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也。盖‘清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适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爱古人’一语。……‘不薄今人’，则齐、梁以来悉在可师之列；‘爱古人’，则汉、魏以上更为渊源所自。师齐、梁，所以取其清新；亲风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萧子显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南齐书·文学传论》）此齐、梁间诗之所以趋于清新。陈子昂云：‘窃思古人，常恐逶迤颓废，风雅不作。’（《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此唐诗之所以返于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之境界，正须从‘不薄今人爱古人’中来也。不明此意，则杜氏论诗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绝句》亦无从获解。”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二句，还有吴见思《杜诗论文》所说的这一层意思：“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则笔势凌云，其阔大则意思纵横也。”“‘老成’，字本相连，插一‘更’字，便见少作固佳，晚作益进。”（黄生语）何以能如此？答案仍可从老杜的《咏怀古迹》其一中找到：“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庾信早年在文学创作上已经成熟，后来亲身经历了战乱和梁亡的大变故，对社会现实有较清醒较深刻的认识，又屈仕北朝，虽位望通显，却常有乡关之思，这就使得他晚年写的诗赋既有较高的艺术性，又有较充实的内容和真情实感。可见老杜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是看到了他“平生最萧瑟”的生活经历对其文学成就的重大决定作用。这种重视生活体验、重视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看法，从创作理论的高度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我们今天充分肯定：（一）庾信在其“暮年诗赋”，如《哀江南赋》《伤心赋》《小园赋》《枯树赋》和《拟咏怀》等作品中，以精湛圆熟的艺术，揭露了梁统治集团的腐败，反映了人民的苦难，表现了他那不无爱国因素的“乡关之思”；（二）由于他特殊的经历，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将偏于“文”的南朝文风和偏于“质”的北朝文风结合起来，最先体现了南北文风的交流，为唐诗的健康发展开了先河。因此，从评价作家作品和研究文学史的角度看，老杜以笔势高峻“凌云”、意思阔大“纵横”的评语高度评价庾信及其“老更成”的“文章”，讽刺那些“嗤点流传赋”的“后生”未必能令“前贤”折服，同样是十分正确的。其二说：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三人简介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杨炯（六五〇—？），华阴（今陕西华阴县）人，“初唐四杰”之一。显庆六年（六六一）举神童，授校书郎。永隆二年（六八一），皇太子释奠，表豪俊充崇文馆学士，有司荐杨炯及崔融等出任。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父弟神让从徐敬业反，出为梓州司法参军。秩满迁盈川令，卒于官。中宗时赠著作郎。杨炯恃才傲物，每耻朝士矫饰，呼为“麒麟楦”，或问之，答道：“今假弄麒麟戏者，必刻画其形覆驴上，宛然异物；及去其皮，还是驴耳！”为时所忌。初赴盈川任，张说曾作《别盈川箴》赠别，戒其勿骄勿苛说：“才勿骄吝，政勿苛烦，明神是福，而小人不冤。”到官，果以严酷称，吏稍不如意，即杖杀之。当时已有“四杰”之称。他曾向人表示：“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很赞赏杨炯的文才，说：“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然‘愧在卢前’，谦也。”有《杨盈川集》。老杜在《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中只提到“四杰”中的三杰而以富嘉谟替代杨炯：“举天悲富骆，近代惜卢王”，其所以如此，私意以为实出于其他考虑，并无轻视杨炯文学成就之意（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除了这首论诗绝句，老杜还在晚年作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提到了杨炯：“论文到崔（融）苏（味道），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杨炯）雄，未甘特进（指李峤）丽。……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老杜当年在齐州与李邕重逢，李邕曾跟他纵论了前辈名家诗文，赞扬杨炯诗文雄健，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尤其称赞他祖父杜审言的诗作。他“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杨伦语），既然杨炯和杜审言都得到李邕的好评，他无疑也赞同李邕对杨炯的评价。可见他在寄高、岑的那首诗中不提杨炯，确乎并无看轻其文学成就的意思。李邕说他“近伏盈川雄”，是就杨炯诗文二者而言（甚至还可以说着眼点在文而不在诗）。不过，若从杨炯现存不多的诗作中拈出这首《从军行》来，也多少能见作者风格的雄健：“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林庚先生甚赏其《骢马》中“秋风铸马鞭”这句诗。这是五律颈联的对句，上联是“夜玉妆车轴”，“秋风”一作“秋金”。光从对仗的妥帖着眼，“金”对“玉”似切。但论其艺术效果，仍以“秋风”为优。秋风又叫金风，在古人的观念中，是一种肃杀之气。以秋风铸马鞭，对马对人都会是莫大的警策，构思亦巧，殊觉可喜。又，五排《送刘校书从军》：“天将下三宫，星门召五戎。坐谋资庙略，飞檄伫文雄。赤土流星剑，乌号明月弓。秋阴生蜀道，杀气绕湟中。风雨何年别，琴尊此日同。离亭不可望，沟水自西东。”五绝《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也很雄健。虽然如此，他传下来脍炙人口的佳作远较其余三杰少，成就也较小。

《闻一多全集·四杰》颇多创见：（一）四杰虽都在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但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派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个小宗之间，异多于同。（二）就年纪而论，卢、骆比王、杨平均约大十岁，他们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就性格而论，前二人真“浮躁”，后二人较“沉静”。（三）两派成就亦异。“卢、骆的歌行是用铺张扬厉的赋法膨胀过了的乐府新曲，而乐府新曲又是宫体诗的一种新发展，所以卢、骆实际上是宫体诗的改造者。他们都曾经是两京和成都市中的轻薄子，他们的使命是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以大胆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缩，所以他们的歌声需要大开大阖的节奏，他们必须以赋为诗。……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台阁上只有仪式的应制，有‘？句绘章，揣合低卬’。到了江山与塞漠，才有低徊与怅惘，严肃与激昂，例如王的《别薛升华》《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杨的《从军行》《紫骝马》一类的抒情诗。……五言八句的五律，到王、杨才正式成为定型，同时完整的真正唐音的抒情诗也是这时才出现的。”闻先生以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严谨仔细考察卢、骆和王、杨及其文学成就的不同，见解新颖而正确。但是，以为应该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则大可不必。因为把他们四人放在文学史的历史长河中看，约莫十年的年龄上的差异，和创作路数的不同，就会相应地变得不很显眼，而他们从不同方面，从形式到内容，开始改变初唐浮靡诗风所取得的实绩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却是相同的。此外，他们在诗文理论上都有所建树，这也不容忽视。虽然他们之中有的对六朝的一些代表作家往往肯定过当，有的错误地要求文章宣扬“周公、孔氏之教”，但是他们确也看出六朝和初唐文风的不良倾向，主张有所改革。卢照邻说：“潘、陆、颜、谢，蹈迷途而不归；任、沈、江、刘，来乱辙而弥远。”（《幽忧子集·乐府杂诗序》）王勃说：“虽沈、谢争骛，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免周、陈之祸。……天下之文，靡不坏矣。”（《王子安集·上吏部裴侍郎启》）而后者，正如杨炯在《王子安集序》中所说，更是在自觉地为改革初唐绮靡文风而努力：“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气骨都尽，刚气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

（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八章第一节论之甚详，可参看）——以上种种对四杰的肯定，是我们今天的看法，杜甫那个时代的人未必作如是观，甚至还有讥哂四杰的，如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赵次公引唐人《玉泉子》说：“王、杨、卢、骆有文名，人议其疵曰：‘杨好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骆好用数对，谓之算博士。’”即是。这只是小疵，并非大病。要是当时有人指斥、讥笑卢、骆那些“以市井的放纵改造宫廷的堕落”的诗篇，如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就不能说一点儿也没触到痛处了。可是，老杜却不因一叶障目，而能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批驳了种种谬论，正确评价了四杰的创作成就和深远影响，这是难能可贵的。四杰的作品是他们当时的一种体裁，轻薄后生⁽³⁴⁾写文章没完没了地讥笑他们很不应该；要知道你们这班人眼看即将身名俱灭，而四杰诗文却如无法废弃的江河万古流传：其二这首论诗绝句写得稍嫌辛辣些，但对于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浅薄之徒来说，不啻当头棒喝。郭绍虞先生说：“老杜《偶题》诗云：‘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所谓“历代各清规’者，正是‘当时体’之绝妙解释。”可见老杜很懂得文章流变与时代的密切关系，很懂得评价作家作品时应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李商隐最早仿老杜作论诗绝句《漫成五章》，其一说：“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义山以为王杨诸人的“当时”体仅止于“对属能”，未免偏颇。但老杜所肯定的四杰的“当时体”究竟何所指？周振甫先生在《略说杜甫〈戏为六绝句〉》（载《文学遗产》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中解答说：“王士禛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里说：‘接迹风人《明月篇》，何郎妙悟本从天。王杨卢骆当时体，莫逐刀圭误后贤。’明代何大复作《明月篇》（焮案：卢照邻有《明月引》写游子思妇之情，景明仿此，而铺排过之），认为初唐四杰的歌行，音节流美可歌，是继承国风的。杜甫的歌行‘陈言切实，布词沉着’‘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王士禛认为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他在《选古诗凡例》里说：大复《明月篇序》谓初唐四子之作，往往可歌，其调反在少陵之上，韪矣。然遂以概七言之正变，则非也。二十年来，学诗者但取王、杨、卢、骆数篇转相仿效，肤词剩语，一倡百和，是岂何氏之旨哉！’那么所谓‘当时体’，就是指初唐四子音节流美的歌行体，它同杜甫的即事命篇、无复依傍、布词沉著的乐府诗不同。”可参看。洪迈以为“当时体”系专指四子之文而言：“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本原，其用骈俪做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容斋四笔》），恐非。若以为论诗而兼及文体，就比较全面了。老杜为四杰辩护，斥责后生，意犹未尽，复作其三说：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宋书·谢灵运传论》：“自汉至魏，文体三变，莫不同祖风骚。”诸家多主其三第二句“劣于”二字另读，“汉魏近风骚”连读。《汉书·西域传赞》：“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黄门。”又《汉书·礼乐志》引《天马歌》：“虎脊两，化若鬼。”注引应劭曰：“马毛色如虎脊（者）有两也。”师古曰：“言其变化若鬼神。”龙文、虎脊，皆骏马名。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过都越国，蹶如历块。”陈玗《读杜随笔》：“（过都二句）形容马之神骏。蹶乃腾骧之状，所过都国，只如超越土块，非《孟子》‘蹶者趋者’之蹶也。《史记》‘尉佗蹶然起坐’，亦跳跃之义。”现在姑且于众说纷纭的注解中采以上几条，串讲这诗于下：即使说卢、王四杰的创作不及汉魏诗歌那样接近国风和楚骚，可他们都是英才，就像为君王所驭⁽³⁵⁾、越过国都犹如越过小土块那样容易的骏马，驰骋于文场，相形之下，便可见出你们这帮子是怎件地蹩脚了。郭绍虞先生说：“陈子昂云：‘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推尊汉、魏，自是唐初复古者之论调。大抵当时后生拾其唾余，侈谈往昔，诋琪并时，故杜甫以是为言耳。”接着老杜又总括前三首，作其四以议论他当时文坛状况：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庾信、“四杰”数公才力很大难以跨越，当今文坛上不知谁是最出群的人物？像翡翠集于兰苕那样的清丽之作倒也间或能看到，可惜这样一些作家无掣鲸鱼于碧海中的神力，写不出气势磅礴的鸿裁巨制来。钱谦益《读杜二笺》说：“鲸鱼碧海，则所谓‘浑涵汪洋，千汇万状’，兼古人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谓横空盘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论至于此，非李、杜谁足以当之！”严格地说，盛唐诸家，不止李白、杜甫，即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等，亦皆“当时体”，且其成就大多又高出庾信、“四杰”。老杜对自己的文学创作颇自信，对盛唐诸公评价也很高，多见于诗。可见此诗“凡今谁是出群雄？……未掣鲸鱼碧海中”云云，主要是老杜针对那些讥哂前贤的轻薄后生所发的愤激之论，因此既不能认为“‘群’字亦指数公；而‘出群雄’，则盖自负矣”（赵次公语），也不能认为老杜有意贬低他同时代的一批大诗人。老杜再四批评轻薄后生过后，怒气渐消，就转而对之进行正面教导。其五说：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此诗还是郭绍虞先生讲得最好：“若以‘今人’指后生，则与首章所言之‘今人’相同，又应以‘今人爱古人’五字相连，始合文义。……而所谓清词丽句云者，不必指今人，亦不必指古人，只是杜甫论诗宗旨而已。其意盖言今人以爱古人之故，嗤点庾信之赋，讥哂四子之文，矫正一时风气，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来清词丽句，自有不废江河者在，并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视齐、梁也。大抵时人论诗，自陈子昂始言‘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李白继之，亦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于是后生从风，发为狂言，附远谩近，是古非今，故杜甫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后生辈随人脚跟，本无主见，误会杜甫之意，以为古不足慕，故其下语极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谓清词丽句云者，只宜如初写《黄庭》，恰到好处。屈、宋之文惊采绝艳，足以衣被词人，故欲攀与方驾，固不欲其如涂涂附，愈趋愈下，以作齐、梁后尘也。”借鉴前人，既要有眼力，善于选择，又要心中有数，不带偏见，掌握分寸，分清主次，这确乎是老杜经验之谈，很可宝贵。接着他又在其六中进一步对后生指示学诗的不二法门说：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汝”即前所谓“尔曹”，这仍是对那帮侈谈复古的后生说的。浦起龙说：“‘前贤’所包者广，跻近代作家于风雅之班，而统谓之‘前贤’也。‘风雅’亦非专指《三百》，凡往近作者皆是。‘递相祖述’，前贤各有师承，如宗支代嬗也。‘祖述’字本《曲台记》，是好字眼；钱氏解为沿流而失源，误矣。以齐、梁以下为沿流，正是后生附远谩近之张本，不且自相矛盾耶！‘复先谁’者，诘其轻嗤轻哂，妄分先后也。”这理解基本上是正确的。这诗大意是说：你们这班附远谩近的轻薄后生，赶不上从屈、宋到庾信、四杰的历代前贤，那更是无可怀疑的。古今诸家递相祖述，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这就不劳你们妄分先后了。你们要是真能区别并裁汰文学遗产中那些假玩意儿而亲近以风雅为代表的优良传统，那么，古往今来一切有成就的作家都值得你们去学习，他们都是你们最好的老师。元稹在《杜工部墓系铭》中高度评价了杜诗，说它“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一句话，就是说杜诗集古今诗歌艺术的大成。确乎如此。老杜之所以能成为我国的伟大诗人，当然主要取决于他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但也跟他的不限门户、自觉广泛学习前贤，并善于批判地借鉴文学遗产，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追求艺术创新有不可或缺的密切关系。

“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元好问《论诗》句）对轻薄后生痛下针砭，又不惜度金针与人，此老嫉恶刚肠可见，古道热肠可见。

继老杜《戏为六绝句》之后，“义山《漫成五章》（非尽论诗），东坡《次韵孔毅父》五首，又《读孟郊诗二首》，遗山‘汉谣魏什’云云三十首，又《济南杂诗十首》（同上），议论阐发，皆有妙理”（田雯《古欢堂杂著》）；“王贻上（亦）仿其体，一时争效之。厥后宋牧仲、朱锡鬯之论画，厉太鸿论词论印，递相祖述，而七绝中又别启一户牖矣”（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今人夏承焘先生更有《瞿髯论词绝句》一百首。以诗论诗，不便说理；易生歧说，索解为难⁽³⁶⁾。而诸家往往有辞理俱妙者，令人爱不忍释。于诗论中聊备此一格，供大雅君子偶一为之，既飨人以清词，复喻人以妙理，亦大好事，有何不可？

(1)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旧传》曰：‘盗杀李辅国，携首臂而去。’《纪统》曰：‘辅国悖于明皇，上在东宫，闻而颇怒。及践阼，辅国又立功，难于显戮，密令人刺之，断其首，弃之溷中，又断其右臂，驰祭泰陵，中外莫测。后杭州刺史杜济话于人曰：尝识一武人为牙门将，曰：某即害尚父者。’”

(2)此诗甚佳，特介绍如下：“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把君诗过日，念此别惊神。地阔峨眉晚，天高岘首春。为于耆旧内，试觅姓庞人。”“把君诗”“念此别”，三字一读。张惕庵说：“一气如话，在王孟集中绝调，在公集中驷耳，即此可见身分。”

(3)朱鹤龄以为张叔卿或即与李白、孔巢父等同隐于徂徕山的“竹溪六逸”之一张叔明。老杜游齐鲁时与张叔卿结交，他的《杂述》说：“进贤为贤，则鲁之张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聪明深察，博辩闳大，固必能伸于知己，令问不已，任重致远，速于风飙也。是何面目黧黑，常不得饱饭吃，曾未如富家奴，兹敢望缟衣乘轩乎？……嗟乎叔卿，遣辞工于猛健，放荡似不能安排者。以我为闻人而已，以我为益友而已。叔卿静而思之。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㳽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据“泰山”“泗水”“何时会于王镐之京”云云，《杂述》当作于天宝四载老杜将离东鲁欲入长安时。其时张叔卿正怀才不遇，生活贫困，岂料十七年后，他还只在广州幕府谋到个判官的职务。又，《杂述》中提到：“虽岑子、薛子，引知名之士，月数十百，填尔逆旅，请诵诗，浮名耳。勉之哉，勉之哉！”仇兆鳌以为指岑参、薛据。如果真是这样，则老杜的结识岑参、薛据当在天宝四载以前。此诗“却寄双愁眼，相思泪点悬”，构思与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相同，而风格各异。

(4)《图经本草》：丽春草，一名仙女蒿。《群芳谱》：丽春，罂粟别种，根苗一类而数色咸具，即今虞美人花。

(5)以上《江头五咏》各首题解，均采张上若说。

(6)朱鹤龄则认为，是时分剑南为两节度，而西山三城列戍，百姓疲于调役，高适尝上疏论之，不纳。公诗当为此作，故有人事萧条之叹。

(7)仇注：“《鹦鹉赋》，以祢衡之才比少陵，非刺其恃才傲物。旧注误解。曹操送祢衡于江夏太守黄祖。祖长子射为章陵太守，大会宾客。人有献鹦鹉者，衡揽笔而作（《鹦鹉赋》），词采甚丽。”洪迈《容斋续笔》：“《新唐书·严武传》云：房琯以故宰相为巡内刺史，武慢倨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为《蜀道难》者，为房与杜危之也。《（杜）甫传》云：武以世旧待甫，甫见之，或时不巾，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衔之。一日，欲杀甫，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旧史但云甫性褊躁，尝凭醉登武床，斥其父名，武不以为忤。初无所谓欲杀之说，盖唐小说所载，而新书以为然。予按李白《蜀道难》本以讥章仇兼琼，前人尝论之矣。甫集中诗凡为武作者，几三十篇，送其还朝者曰：‘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喜其再镇蜀，曰：‘得归茅屋赴成都，直为文翁再剖符。’此犹是武在时语。至哭其归榇及《八哀》诗：‘记室得何逊，韬钤延子荆。’盖以自况；‘空余老宾客，身上愧簪缨。’又以自伤。若果有欲杀之怨，必不应眷眷如此！好事者但以武诗有‘莫倚善题《鹦鹉赋》’之句，故用证前说，引黄祖杀祢衡为喻，殆是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武肯以黄祖自比乎？”虽说唐人用典少禁忌，而以“莫倚”句证严武欲杀杜甫之说尤谬，但严武此诗中用此典，易令人念及黄祖杀祢衡事，殊不妥。见严武于诗不很擅场。“？？”，古籍中鸟名。《汉书·司马相如传上》：“掩翡翠，射？？。”颜师古注：“？？，？鸟也，似山鸡而小，冠背毛黄，腹下赤，项绿色，其尾毛红赤，光采鲜明。”？，即“赤雉”。按所指为锦鸡。《汉书·佞幸传序》：“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颜师古注：“以？？毛羽饰冠，海贝饰带。”汉以后为近臣所著。杜甫曾为近臣，故严武此诗有“何须不著？？冠”之句。

(8)《九域志》载：使君滩在万州（治所在今四川万县市）。盛弘之《荆州记》载：鱼复县（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东白帝城）界有羊肠虎臂滩，杨亮为益州，至此舟覆，至今名为使君滩。王嗣奭认为此诗中的使君滩必非鱼复县者，或因使君字而借用之。

(9)《晋书·谢安传》载：谢安于土山营别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膳亦屡费百金。

(10)《旧唐书·严武传》载：“既收长安，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迁剑南东川节度使；入为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此时既是权令都节制而未实任，故以一直兼任的“中丞”称之。

(11)《资治通鉴》仍以建寅月为宝应元年岁首，因是年四月制复月数皆如其旧。如此，则朱注订《说旱》作于宝应元年似嫌根据不足。《说》谓至建卯仍旱，故建议决狱求雨，且称“今”，可见订《说》作于上年二年建卯月较当。至于“况冬麦黄枯，春种不入”云云，非谓作《说》已入宝应元年春了。

(12)王嗣奭则认为用张廌入竹避王右军事。两说仅供参考，此等处不必拘泥。

(13)此采黄生说：“七八暗藏一转，言因看弄渔舟遂移白日耳，不然，老农家无一有，何以罄交欢之情耶？”

(14)刘连说：“律诗自有定体，不可失粘。然盛唐诸家，出奇变化，往往不缚于律，非但杜诗为然。如李颀《题璿公山池》，前二联俱失粘。如崔颢《黄鹤楼》，前三联俱失粘。如李白《别中都明府》与《凤凰台》，颔联失粘。如王维《积雨辋川庄》、高适《送李寀少府》，颈联失粘。如王维《和温泉寓目》、岑参《送李司马归扶风》，后二联失粘。如王维、贾至《早朝》，起结俱失粘。如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王维《访吕逸人》，四联俱失粘。如李白《题东溪隐居》、王维《酌酒与裴迪》、岑参《送严河南》，虽失粘，而不害为好诗。后学竭力避之，则拘；有心必效之，亦过矣。”仇兆鳌案：“刘氏作‘失粘’，谓上下二句平仄不相粘合。陶开虞作‘失严’，谓声调平仄，失其谨严也。”

(15)黄鹤说：“严武时赴召，未为黄门侍郎。其再以黄门传郎尹成都，又薨于官。此云‘严侍郎’，似误。或后来所题也。”朱注：“据《通鉴》宝应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今据公诗，盖以侍郎召也。又《新书》于封郑国公时，云迁黄门侍郎。《旧书》于罢兼御史大夫时，云改兼吏部侍郎，寻迁黄门侍郎。皆不云为兵部，与《通鉴》不合。”朱注据此诗以为“宝应元年六月壬戌，以兵部侍郎严武为西川节度使”系“以侍郎召”之误，可信。

(16)此采黄生说：“‘重船’句，见从水路至绵也。又《奉济驿重送四韵》，则舍舟登陆，故分手于此。”严武途中所作《酬别杜二》：“斗城怜旧路，涪水惜归期。峰树还相伴，江云更对谁？试回沧海棹，莫妒敬亭诗”诸句，可作为他们曾在涪水上坐过一段船的旁证。“涪”一作“涡”。钱笺：“《元和郡国志》：涡水，在谯县西四十八里。魏文帝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非二公送别之地。诗云‘斗城怜旧路’，按《元和郡国志》：绵州城理汉涪县，去成都三百五十里，依山作州，东据天池，西临涪水，形如北斗，卧龙伏焉。则‘斗城’指绵州之城，非谓长安也。所临之水，应在绵州，无容远指涡水。‘涡水’断是‘涪水’，盖传写之误耳。”

(17)郭知达编注本：“驿去绵州三十里。”

(18)黄鹤说：唐子西《游治平院》诗：“江边胜事略寻遍，不见海棕高入云。”注云：“即老杜所谓东津者。”据此，则馆与棕，皆在涪江之东津。

(19)左思《蜀都赋》：“于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旧注：绵州，涪水所经。涪居其右；绵居其左，故曰左绵。

(20)《奉送严公入朝十韵》“宫莺罢啭春”仇注：“宫莺罢啭”，夏时入觐。黄鹤说：李梓州赴任，在宝应元年之夏，故诗云：“火云挥汗日，山驿醒心泉。”尔时公在绵州。谓杜甫陪严武离成都、至绵州在夏末秋初，差近。

(21)黄鹤说：公自乾元元年出华州时与王别，至宝应元年为五年。

(22)浦起龙认为此诗是“至梓未久”所作。是。

(23)虽说“不一定”，也可能真是起身后接着哦成的。

(24)“偶携”，《闻一多全集》初版丙集八二页此处引文误为“偶弃”，则与闻先生所作“携家出成都”判断适反。一字之误，令我茫然久之，待检阅原诗后始得其解，校对能不慎乎？

(25)此据《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作“中都督府”。

(26)仇注：“考七国时，蜀本属楚，前《送李校书》诗亦云‘已见楚山碧’，则高在成都，亦何不可言楚乎？”虽然，梓州离成都很近，终不得谓“隔乾坤远”。此解不可取。

(27)《陈子昂集》徐鹏校本附录《大唐剑南东川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鲜于公为故右拾遗陈公建旌德之碑》，署“前监察御史赵儋撰”，末题“唐大历六年，岁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碑文后又录重刻题记：“延谓权典是州，……至独坐山前，过有唐故右拾遗陈公之坟（碑文亦谓葬于射洪独坐山）。……故节度使鲜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藓侵剥，文字磨灭，因征旧本，命良工重勒于石。……开宝戊辰岁，十二月十五日，……（静江军节度观察留后知梓州军事）郭延谓。”据此，知大历年间前后为陈子昂建两旌德碑：一在金华山读书堂，李叔明立；一在独坐山坟前，鲜于某立。

(28)杨伦注：“《寰宇记》：悬岩在射洪县南十五里，远望悬岩，皎如白雪。”果如此解，那么“雪岭”就不指长年积雪的川西岷山了。

(29)仇注：“‘玉女’，谓烧香者。‘仙人’，谓访道者。”

(30)此据仇注引杨德周说。《杜诗镜铨》从《一统志》：陈子昂宅在射洪县东七里东武山下。按《元和郡县志》载涪水在射洪县东一百步。如《记》与《志》所载均属实，则东武山及其下陈子昂故宅当在涪水之东七里左右。未知孰是，待考。

(31)“书画壁”，指书和画壁。

(32)米芾《海岳名言》：“薛稷书‘慧普寺’，老杜以为‘蛟龙岌相缠’。今见其本，乃如奈重儿握蒸饼势，信老杜不能书也。”又说：“老杜作薛稷‘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且无论老杜能书与否，薛书不当恶劣如是。“米颠”狂言，难以尽信。

(33)郭绍虞先生说：“或乃病杨慎之解‘老更成’为老成，为未明杜甫诗意；……殊不知‘老更成’三字，至为明显，卢元昌、吴见思、仇兆鳌、浦起龙诸人亦均解为‘老而弥健’。杨慎通识，其智岂出此诸人下？且证诸杜甫他诗，更有‘自笑狂夫老更狂’（《狂夫》），‘阶面青苔老更生’（《院中晚晴怀西郊茅舍》），‘交情老更亲’（《奉简高三十五使君》）诸句，句法正同。又其《咏怀古迹》诗亦有‘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之句，亦正与‘庾信文章老更成’一语相互发明。”

(34)“轻薄为文”诸家理解各异（详《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洪迈《容斋四笔》：“‘身名俱灭’，以责轻薄子。”卢世㴶《读杜私言》：“若王、杨、卢、骆为轻薄所哂，几无完肤，而子美直骂轻薄身名俱灭，仍以‘万古江河’还诸四杰，匪惟公道，抑见刚肠。”张燮承《杜诗百篇》：“‘轻薄’‘尔曹’，皆指后生。”良是。

(35)仇兆鳌说：“龙虎之骏，皆见重于汉庭，故曰‘君驭’。”

(36)从一九八二年开始，四川大学历史系缪钺教授，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学系叶嘉莹教授合作，分别执笔撰写《灵溪词说》。此书内容是纵论唐宋至明清历代词人，评其得失，述其流变；其体例则是每立一说，先以七言绝句撮述要旨，其后附以较详细之说明。此体例就可免索解为难之憾了。

文章标题：“转益多师是汝师”-杜甫转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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