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有梁宋游”-杜甫的壮游生活
天宝三载三月，李白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情绪、认识离开长安的。这年初夏，他在东都初次遇见了杜甫。杜甫这时写的《赠李白》：“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和后来写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即纪其事。“遇我宿心亲”，就是说“一见如故”。可见他俩这次确乎是初次见面。当时杜甫已在东都活动了两年，正为世态炎凉、人心不古而满腹牢骚，如今得遇见这位见过大世面的“李侯金闺彦”，见他尚且要“脱身事幽讨”，这就更增强自己弃世高蹈之志（严格地说，这哪里算是什么“志”，这只不过是初出茅庐、稍受挫折的人一时的冲动而已）。上诗“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两句指的既是李白，紧接“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两句当是诗人自指。李白要去游梁宋，恰好他也要去，所以说“亦有梁宋游”。于是他们就相约到那里去求仙访道“拾瑶草”了。别看杜甫跟李白一见倾心，好像是很理解李白似的。其实他所见到的、自以为很理解李白的，仍然是“谪仙人”的佯狂表象。他哪里知道，就在这表象下面，还深藏着许多“不足为外人道也”的庙堂黑幕和宫闱秽闻，深藏着他竭力克制、唯恐一触即发的满腔孤忿。在对社会、对时政的认识上，杜甫当时是远远赶不上李白的。这不仅是因为他的年纪比李白小得很多，还因为他没有李白那一段待诏翰林、极便窥知内幕的良机。就是对李白本人来说，他长安之行的一入一出虽然仅隔三年，但他对时局的认识，前后却有很大的不同啊！杜甫在相遇第二年写的《赠李白》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首绝句。《杜诗镜铨》引蒋弱六的话说：“是白一生小像。公赠白诗最多，此诗最简，而足以尽之。”评价虽嫌过当，但这首诗仍能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杜甫说要求仙，这时期也跟着李白从事过这方面的一些活动，但从这诗头两句看，他对此并没有多大信心，不过借此以发泄一时愤世嫉俗的情绪罢了。其次，他对李白的规劝是很诚恳的，也不能说不切中要害，但教人读了总觉得他对李白并不十分了解。“痛饮狂歌”“飞扬跋扈”，寥寥八字，确乎画出个活生生的李白来。但诗人对促使李白加剧这种性格特色的内心的巨大痛苦和矛盾，似乎缺乏较深切的体察和谅解。
前一章中已提到，这年五月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郡的私第。八月归葬偃师，他作墓志。大概李、杜东都初遇在卢氏卒前（李白三月出京，很快就会到达洛阳的），当时二人即相约同游梁宋，而成行当在八月卢氏丧事结束之后。唐汴州，天宝元年改为陈留郡，乾元元年复为汴州，治所即在今河南开封市，这是梁宋一带的首府。杜家既有私第在此，祖母生前又住在这里，这里当是杜甫常来常往的去处。这年秋天他偕同李白、高适来梁宋游览，就常情而论，他还应尽地主之谊呢。
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可见李白路过洛阳遇见杜甫之后随即先往汴州投奔李彦允去了。
前几年杜甫漫游齐赵，在汶上结识了高适，不久高适想又回到了梁宋（传载高适“客于梁宋，以求丐取给”，梁宋当是高适当时的活动中心）。高适《东征赋》说：“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岁次甲申即天宝三载（七四四）。既然说这时“游梁既久”，可见他早已从齐赵回来，并且在与李、杜就近漫游之后又将离此往楚地流浪去了。他们三人，一个在这里有私第，一个来这里投奔人，一个长期寄寓在这里，所以他们即使未预先约定，也是不难在这里相遇的。
梁（今河南开封市）、宋（今河南商丘县，天宝元年改为睢阳郡，乾元元年复为宋州）两地相距不远，都是当时很繁华的通都大邑。杜甫的《遣怀》说：“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白刃仇不义，黄金倾有无。杀人红尘里，报答在斯须。”宋州和汴州一样，都在广济渠旁，水陆交通很方便，所以说“舟车半天下”。那里人口稠密，建筑宏伟，富室生活奢华，游侠之风盛行。凡此种种，写的虽是宋州，既然说“名今陈留（汴州，即古梁地）亚”，汴州的情况想也差不多。梁宋地区古时很有名。汉文帝少子梁孝王刘武，于前元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以淮阳王徙封于此。因为他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之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多是大县。于是梁孝王筑东苑三百余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西京杂记》载，园内有百灵山，山顶有落猿岩；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九域志》载，菟园中有修竹园。后代方志载梁园遗址在商丘城东，一名梁苑，或以为即菟园；而平台在城东二十里，后又因刘宋谢惠连登此赋雪，又名雪台。可是《水经注》引《陈留风俗传》以为此台在开封：“县有仓颉师旷城，上有列仙之吹台，梁王增以为吹台，城隍夷灭，略存故址，其台方一百许步。”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得更具体：“吹台在开封县东南六里。”《明一统志》以后开封府县方志皆然。明代刘醇曾来此登览，为文描述说：“惟（开封）城东南仅三里有荒台，故基巍然独存，挺出风烟之外，高广数丈，可登可眺，即古之吹台也。台西有寺，民庐相接，竹木萧然，风景可爱。”（《吹台春游序》，载《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八六）可见历来多以为吹台在开封附近。梁孝王筑东苑三百余里，当然遍及梁、宋两地，大而化之，就整个说两地皆有梁园亦无不可，但两地都各坐实梁园和园内平台在本城之东若干里，这不仅必有一失，甚至两者都可能是后人伪托，都不可信。因为梁王所筑三百余里的东苑，不可能安置在随便宋州或汴州哪个城东几里的小范围之内。至于何以两地都说在城东呢？这显然是根据相传“梁孝王筑东苑”的“东”字而设想出来的。
梁、宋两地都相传有梁园、平台等古迹。那么，李白、杜甫、高适他们当日相偕游览、赋诗的梁园古迹，到底是开封市附近的，还是商丘县附近的呢？
要想理出个头绪，应该先研究一下经常在这一带活动的高适的作品。高适有《宋中十首》，其一说：“梁王昔全盛，宾客复多才。悠悠一千年，陈迹唯高台。”这“高台”就是平台（吹台）。其四说：“梁苑白日暮，梁山秋草时。君王不可见，修竹令人悲。九月桑叶尽，寒风鸣树枝。”他认为这里就是梁苑（梁园）遗迹，所以见到了竹子就不觉想起了“修竹园”中的“修竹”而发思古之幽情。作者来此登临，已是九月天寒木落之时。其六说：“忆昔鲁仲尼，凄凄此经过。”商丘县城东南一里有文雅台，世传孔子适宋，与群弟子习礼于此地大树下。诗即指此而言。其二说：“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载，孟诸，宋大薮也，在梁国睢阳县（故城在今商丘县南）东北。《元和郡县志》载，孟诸泽，在宋州虞城县西北十里，周围五十里，俗号盟诸泽。《汉书·高帝纪》载，汉高祖刘邦隐于芒、砀山泽间，其所居上常有云气。应劭注：芒属沛国。砀属梁国。二县之界有山泽之固。方志载河南永城北有芒砀山。赤帝指汉高祖。诗中所咏亦商丘近处事。其九说：“常爱宓子贱，鸣琴能自亲。……何意千年后，寂寞无此人。”《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世传琴堂在今山东单县城南一里故单父城。诗咏此古迹。单县在商丘东北，相距不远。这组诗题名《宋中》，可见在“老梁宋”的高适的心目中，梁苑、平台、修竹园等古迹是在商丘附近而不在开封。
高适《宓公琴台诗三首》前置小序说：“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又《东征赋》说：“岁在甲申，秋穷季月，高子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甲申岁”即天宝三载。“秋穷季月”，即《宋中十首》其四中所谓“九月桑叶尽”。又其五说：“登高临旧国，怀古对穷秋。落日鸿雁度，寒城砧杵愁。昔贤不复有，行矣莫淹留！”末二句岂非“游梁既久，方适楚以超忽”之意么？可见《宋中十首》这组诗亦当作于偕李、杜快游宋中时。杜甫《遣怀》诗，首段叙述“宋中”（当时的睢阳郡）城市的繁荣和风习的豪奢，接着描写他与高、李诸人在此间游赏情事：“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仇兆鳌说：“此叙高、李同游之兴。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砀云去，汉高遗迹难寻也。《杜臆》云，此可见其旷怀。”无论时地、感叹都与高适《宋中十首》相合，又点明是与高、李同游，足证前面所做的推断不至大讹。
高适的《别韦参军》说：“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又《封丘作》说：“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据此可知高适早年入长安求仕失利后，得人荐举中“有道科”做封丘尉前，长期寄寓梁宋，常在今商丘附近“兔苑”“雁池”等梁园遗址和孟诸泽一带活动。想李、杜这年来宋中时，他早已在这里了。
李白《梁园吟》说：“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舞影歌声散渌池，空余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王琦注引《汉书·梁孝王传》和《元和郡县志》，论证平台在宋州虞城县西四十里（今商丘东不远），这是正确的；但不得又引《一统志》所主梁园在开封府城东南与此相矛盾的另一说。据李白这首《梁园吟》，知他出长安后不久，五月间已到达宋中梁园一带访古。他当时孤忿满怀，惟借痛饮、狂歌、纵博以自遣，但仍憧憬有朝一日为天下苍生而东山再起。杜甫来宋中前，高、李二人很可能已在此间相遇了。
就在这年（天宝三载，七四四）秋天，杜甫来到宋中，他们三人短暂的、快意的游览开始了。
他们一起登临怀古、把酒论文：“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后四句跟高适《宋中十首》其二“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的意思相近，都是写眺望当地远处云山、缅怀汉高祖功业的感触。杜甫初来乍到，对这里的山川古迹，哪能这么熟悉，这还不是高适这位“我本渔樵孟诸野”的流浪诗人指点、介绍的么？杜甫后来写的《昔游》说：“昔者与高李（原注：高适、李白），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去徘徊。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单父城宓子贱琴堂离宋州不远，是高适的常游地，这次他又陪同李、杜前来登临凭吊了。时节已是深秋，原野一片肃杀、凄清景象。触景生情，这不禁引起了诗人们对边事的关心和议论：“是时仓廪实，洞达寰区开。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君王无所惜，驾驭英雄才。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肉食三十万，猎射起黄埃”（《昔游》）；“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将收西域，长戟破林胡。百万攻一城，献捷不云输。组练弃如泥，尺土负百夫。拓境功未已，元和辞大炉”（《遣怀》）。吴兢《开元升平源》载姚崇拜相之前，曾向玄宗献十事，论及其二说：“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此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但开元前期，确乎不甚求边功；到了后期，就不是这样了。
譬如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玄宗因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屡破为患东北的契丹有功，欲以为相。张九龄进谏说：“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也。”玄宗说：“假以其名而不使任其职，可乎？”答道。“不可。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且守珪才破契丹，陛下即以为宰相；若尽灭奚、厥，将以何官赏之？”上乃止。虽然没将宰相的荣誉称号授予他，等到这年二月他来东都献捷，仍拜他为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赐二子官，赏赐甚盛。
第二年（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玄宗因朔方节度使牛仙客以前镇守河西有功，要任命他为尚书，又遭到张九龄的坚决反对。由于李林甫从中拨弄，玄宗就罢了张九龄的相位，以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遥领朔方节度如故。此风一开，边将为了邀功希宠，就竞相扩充自己的力量，从而大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五）后来李林甫出于专宠固位的自私打算，想杜绝文臣边帅入相之路，就进奏道：“文臣为将，怯当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胡人则勇决习战，寒族则孤立无党，陛下诚以恩洽其心，彼必能为朝廷尽死。”玄宗听了很高兴，就开始重用安禄山。到天宝前几年，诸道节度使尽用安禄山、安思顺、哥舒翰、高仙芝等胡人，精兵都戍守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倾覆天下（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了解了这样一些历史背景，然后再来看上面引的两段杜诗，就能比较深切地领会诗人当时多少已觉察到的隐忧。“猛士思灭胡，将帅望三台”，是“谓禄山领范阳节度求平章事”（蔡梦弼语）。仇兆鳌于“幽燕盛用武”六句下引《博议》：“唐运江淮租税以给幽燕，此天宝间海运也。”并谓：“泛海输粟，则民日疲。射猎练军，则兵日横，欲不乱得乎？”《遣怀》中的那一段文字，也是议论玄宗开边的事。“收西域”，如王忠嗣、哥舒翰等的攻吐蕃。“破林胡”，如安禄山、张守珪等的攻契丹（契丹即战国林胡地）。攻取岂无胜负？边将为了邀功，只献捷而掩败，所以说“不云输”。驱百万之众以攻一城，是一尺之土不足偿百夫之命，所以说“负百夫”。“元和”，太平和乐的气象。
《庄子·大宗师》：“以天地为大炉。”“无和辞大炉”是说天地间失却和平气象。浦起龙说这一段是“带述明皇黩武，指出盛衰聚散关头”。这两首诗都作于安史乱后，这里写的虽说是当年他们在宋中登览时的所见所感，总免不了搀杂着许多后来的认识和见解。这就是说，他们当时不大可能那么明确地意识到这就是“盛衰聚散关头”。但是，他们都是关心国事、感觉敏锐的诗人，既已见到因皇帝黩武、边将邀功造成公私劳费、民疲兵困的严重后果，他们不会不有所感触、有所忧虑、有所议论。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河北节度副大使张守珪以与契丹作战有功，拜辅国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其后部将败于契丹余部，他不但不据实上报，反而贿赂派去调查真相的牛仙童，为他掩盖败绩。高适《燕歌行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所咏即此事。张守珪先平东北边患有功，本当受赏。但所遇殊隆，显见上有开边之意，则滋下邀功之心，以致发生欺诈、贿赂等不法情事。诗人不以为然，所以《燕歌行》首段“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云云，貌似赞扬，实含讽意。接着写骄兵出征声势：“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写将军骄奢淫逸、不与士卒同甘共苦而于前方酣战中作乐：“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莫不为了生动地说明“力尽关山未解围”、久战失利的根源在于主帅“身当恩遇恒轻敌”，在于将士离心，在于上“赐颜色”下“重横行”，挑动与兄弟民族之间的不义战争。
中唐诗人白居易说：“君不闻，开元宰相宋开府，不赏边功防黩武(8)；又不闻，天宝宰相杨国忠，欲求恩幸立边功(9)。”（《新丰折臂翁》）又说：“夫兴利除害，应天顺人，不为名尸，义然后动，谓之义兵。相时观衅，取乱侮亡，不为祸先，敌至而应，谓之应兵。恃力宣骄，作威逞欲，轻人性命，贪人土地，谓之贪兵。兵贪者亡，兵应者强，兵义者王；王之兵，无敌于天下也。”（《策林》四十三）其实，因“欲求恩幸立边功”而用“贪兵”的现象，不须有待于“天宝宰相杨国忠”，如前所述，在开元年间李林甫执政时早就有了。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开元二十五年，春，二月，己亥，）河西节度使崔希逸袭吐蕃，破之于青海西(10)。初，希逸遣使谓吐蕃乞力徐曰：‘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专以边事相委，万一有奸人交斗其间，掩吾不备，悔之何及！’希逸固请，乃刑白狗为盟，各去守备；于是吐蕃畜牧被野。时吐蕃西击勃律，勃律来告急，上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奉诏，遂破勃律；上甚怒。会希逸傔人孙诲入奏事，自欲求功，奏称吐蕃无备，请掩击，必大获。上命内给事赵惠琮与诲偕往，审察事宜。惠琮等至，则矫诏令希逸袭之。希逸不得已，发兵自凉州南入吐蕃二千余里，至青海西，与吐蕃战，大破之，斩首二千余级，乞力徐脱身走。惠琮、诲皆受厚赏，自是吐蕃复绝朝贡。”又载：“（开元二十六年，夏，五月，丙申，）以崔希逸为河南尹。希逸自念失信于吐蕃，内怀愧恨，未几而卒。”知前一年西北边境已经发生过上黩武下邀功的不义事件。由此可见《燕歌行》所讽，既非泛指，又不只局限于张守珪一事，而具有较深广的现实内容。《燕歌行》作于高适偕李、杜漫游宋中前几年，高适早已对边事有所感讽了。这诗末段“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谓战士愿在李广（或李牧）那样的名将率领下为安边而死节，但决不愿在不义战争中为“顾勋”而又无能之辈苦战。这足见诗人并未歪曲广大士卒的爱国热忱和英雄气概；对战争也并非一概加以否定，而有义与不义之分、拥护与反对之别。李白的《战城南》说：“去年战，桑乾源；今年战，葱河道。……士卒涂草莽，将军空尔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萧士赟说：“开元、天宝中，上好边功，征伐无时，此诗盖以讽也。”这诗大概也作于这一时期。由此可见他们三人在宋中游览时，除了登临怀古、把酒论文，还常为时政、边事萦怀。
李白《秋猎孟诸夜归置酒单父东楼观妓》说：“倾晖速短炬，走海无停川。冀餐圆丘草，欲以还颓年。此事不可得，微生若浮烟。骏发跨名驹，雕弓控鸣弦。鹰豪鲁草白，狐兔多肥鲜。邀遮相驰逐，遂出城东田。一扫四野空，喧呼鞍马前。归来献所获，炮炙宜霜天。出舞两美人，飘飖若云仙。留欢不知疲，清晓方来旋。”“冀餐圆丘草”二句讲的就是杜甫《赠李白》“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中所提到的来此求仙的事。这诗当作于这次来梁宋时。时光易逝，仙实难求。人生无常，不如及时行乐。这是李白一生中常发的感叹，这时由于他在政治上遭到了极大的挫折，更带有发牢骚的意味。这诗就思想和艺术而论，写得都不算很好。值得珍贵的是，它不是回忆，而是当时有关他们游踪的较详细的记录。他们一早便结伴携徒，跨马控弦，在孟诸泽一带打围射猎，郊野禽兽为之一扫而空；日暮归来，置酒单父东楼，各献所获，炮炙佐酒，一边观看官妓表演歌舞，通宵达旦，乐不知疲，可见他们纵情游乐的豪兴。三个漫游诗人，哪有这么大的排场？原来是有当地官府做东道主。高适《宓公琴台诗序》说：“甲申岁，适登子贱琴台，赋诗三首：首章怀宓公之德，千祀不朽；次章美太守李公，能嗣子贱之政，再造琴台；末章多邑宰崔公，能继子贱之理。”琴台在单父县（今山东单县）。单父县属宋州。据此可见宋州太守是李某，单父县令是崔某；而李、杜、高三诗人所参加的游猎、欢宴活动，都是李太守、崔县令他们张罗、主持的。高适集中有《同群公秋登琴台》《同群公出猎海上》《同群公题郑少府田家》《同群公题中山寺》《同群公宿开善寺赠陈十六所居》等诗，所谓“群公”，指的当是包括李、杜在内的这一大群四出漫游的州县长官和他们的宾客。《同群公出猎海上》说：“畋猎自古昔，况伊心赏俱。偶与群公游，旷然出平芜。层阴涨溟海，杀气穷幽都。鹰隼何翩翩，驰骤相传呼。豺狼窜榛莽，麋鹿罹艰虞。高鸟下骍弓，困兽斗匹夫。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失之有余恨，获者无全躯。咄彼工拙间，恨非指踪徒。犹怀老氏训，感叹此欢娱。”“层阴涨溟海，杀气穷幽都”，犹如杜甫《昔游》中所说“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寒芜际碣石，万里风云来”，写的是远景。他们实际上是在孟诸泽畔深林里打猎：“尘惊大泽晦，火燎深林枯。”题中的“海”字，不过极言大泽的浩瀚而已。知道李、杜他们曾经随同大队人马在孟诸泽畔打过猎，再回头来读杜甫《昔游》中“清霜大泽冻，禽兽有余哀”这两句诗，就自会懂得这并非一般的写景，而是当时射猎情状的片段回忆。《新唐书·杜甫传》载：“（甫）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即概述其事。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亦有梁宋游”-杜甫的壮游生活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767.html
下一篇：“方期拾瑶草”-杜甫的壮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