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杜甫旅食京华
天宝九载（七五〇），杜甫这年三十九岁，又从洛阳来到长安。春天，作《赠翰林张四学士垍》(12)。张垍是名相张说的次子，与兄张均都能文，父亲居相位时，他俩就开始掌制诰。张垍是玄宗女儿宁亲公主的驸马，深受恩宠，特许在禁中置内宅，侍为文章，曾赏赐珍玩不可胜数。当时张均也一同供奉翰林院。张垍常以所赐向哥哥炫耀，张均开玩笑说：“此妇翁与女婿，非天子赐学士也。”天宝中，玄宗有意用张垍代陈希烈为相，后因杨国忠从中作梗，未成。（张均也有此意，同样失望了。）天宝十三载正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入朝，自以为破奚契丹立功，求带平章事。杨国忠认为他“眼不识字”，若入相，“恐四夷轻”，就没有同意他的请求，只加封他为左仆射。后安禄山还镇，命高力士饯于浐坡。高力士送走安禄山回宫，玄宗问安禄山高不高兴。高力士答道：“观其深心郁郁，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也。”玄宗将这事告诉了杨国忠，杨国忠说：“此议他人不知，必张垍所告。”玄宗很生气，就把张垍三兄弟都放逐了：张均为建安太守，垍为卢溪郡司马，张埱为宜春郡司马。就在这一年中，张垍又被召还，迁为太常卿。安禄山乱起，兵临长安，玄宗奔蜀。到了咸阳，玄宗对高力士说：“昨日苍黄离京，朝官不知所诣，今日谁当至者？”高力士说：“张垍兄弟，世受国恩，又连戚属，必当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为禄山所器，必不此来。”玄宗说：“事未可料。”这天房琯到了，玄宗大为高兴，因而问及张均、张垍。房琯说：“臣离京时亦过其舍，比约同行，均报云：‘已于城南取马。’观其趣向，来意不切。”后来这两兄弟果不其然当了安禄山的伪官：张均为中书令，张垍与陈希烈也当了宰相。两京收复后张垍按律当斩，只因唐肃宗跟他有交情，特免死，长流岭表。张均处死。（参看第八章第六节）
张垍后来的表现很不好，当时也不尽善。魏颢《李翰林集序》说：“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唐中书省有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掌侍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行。中书舍人是很清贵的要职。李白在长安时，张垍正是以中书舍人供奉翰林。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远命驾江东访白”，“白相见泯合”，并以后事相托。(13)他跟李白的关系很密切。序中所述李白“以张垍谗逐”的事，很可能是直接从李白本人那里听来的，是比较可信的。旧时代旧官场忌才进谗的事虽屡见不鲜，无足为奇，到底是小人的行径。张垍对李白若真有此举，他人品的卑下可知了。
杜甫赠张垍的这首五言排律，前面大段文字，就是称赞对方位高势大、才华出众、宠遇无比；除了开头“翰林逼华盖，鲸力破沧凕。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几句用事贴切，较有艺术性外，并无多大意义。末六句“无复随高凤，空余泣聚萤。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则可稍作探讨。
“无复”句以凤集高梧喻张垍身居禁中难再攀附。既说“无复随”，可见曾经是追随过张垍的。“空余”句用晋代车胤家贫勤学夏月囊萤照读书事，喻自身的不得志，惟有萤窗暗泣而已。《杜臆》说：“此刻意之作，人多草草看过。如‘高凤’‘聚萤’，本不用人名车胤事，一经评注点染，竟为白璧之瑕。垍官翰苑，又宅禁庭，如凤翔千仞，无复可随，而空泣聚萤耳。公在秦州赠薛三、毕四诗云：‘官忝趋栖凤，朝回叹聚萤。’知其必有所出。今以臆解之：萤之为物，弱质不离腐草，微光难近太阳，故以自比。而两处俱作囊萤解，则儿童之见也。”王嗣奭的解释有可取的地方。不过此处的“聚萤”仍当理解为用车胤事，与上句联系起来看，意思是悲叹自己不能像张垍那样接近皇帝，只得过寒素的读书人生活。“此生”二句自叹垂老无成，到处漂泊。《魏氏春秋》载嵇康寓居河内山阳，与王戎、向秀同游，向秀后作《思旧赋》。末二句用此典故，意在表明诗人与张垍有旧（另一首《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桃阴想旧蹊”，也表明二人有旧），希望他对赠诗求汲引之意有所领悟。了解了他俩的关系和赠诗的意图，再回过头去看前面那一大段对张垍的称颂之辞，不是有意无意地在暗示：像您这样通天的大人物，若念旧情，稍加提携，我不是就平步青云了吗？杜甫另有《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14)张垍为太常卿在天宝十三载（七五四）。这诗当作于这年。这诗后段说：“适越空颠踬，游梁竟惨凄。谬知终画虎，微分是醯鸡。萍泛无休日，桃阴想旧蹊。吹嘘人所羡，腾跃事仍睽。碧海真难涉，青云不可梯。顾深惭锻炼，才小辱提携。槛束哀猿叫，枝惊夜鹊栖。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仇兆鳌解释说：“适越游梁，浪游之迹。知同画虎，谓召试不遇。分等醯鸡，谓抱道不行。萍踪无托，而回想旧居。以张公吹嘘之后，腾跃终沮也。从此碧海无涯，青云难上矣。虽蒙顾遇提携，亦自愧才疏未炼耳。哀猿惊鹊，困穷莫诉。陪猎钓溪，终望张之见引也。”可见在前次赠诗之后，张垍也确曾“吹嘘”“提携”过杜甫。天宝十载杜甫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张垍很可能为促成这事在暗中使过劲（说详后）。扬雄侍从汉成帝游猎，作《羽猎赋》。“几时”句即用此典故比喻张垍为侍从。周文王因猎得遇太公。《尚书大传》载：“文王至磻溪，见吕尚，拜之。答曰：‘望钓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吕佐检。’”《十道志》：“栎阳（故城在今陕西临潼县境）有钓璜浦。”陪羽猎而指璜溪，老杜不惟望张垍终能汲引，且以晚遇文王的吕尚自居。(15)穷愁潦倒，仍不忘“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大志，这种为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足可与李白媲美。为了“济苍生”（《梁园吟》）、“安黎元”（《书情赠蔡舍人雄》），李白曾一再宣称他要像吕尚那样“一举钓六合”（《鞠歌行》），“钓周”（《留别于十一兄逖裴十三游塞垣》）。后来他应召入京，正想大展鸿图，不意遭谗见放；虽然这样，他还是以吕尚等大器晚成的古人自勉：“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其一）；“君不见朝歌屠叟辞棘津，八十西来钓渭滨。宁羞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纶。广张三千六百钓，风期暗与文王亲”（《梁甫吟》）。可见李、杜不甘沉沦，总是想做一番大事业。李白遍干诸侯，希求汲引，观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谀人、自炫，言辞无所不用其极，令人读之生厌。杜甫赠韦济、张垍诸诗亦然。干谒请托是当时风气，因此应看到他们为世俗颓风所沾染、难免庸俗的一面；但也应同时看到，在他们热衷于仕进的追逐中，确乎有一点用世的真忱在。
天宝十载（七五一）正月，玄宗祠太清宫、太庙，祀南郊。杜甫时年四十岁，在长安，作三大礼赋，投延恩匦以献。(16)《进三大礼赋表》说：“臣生长陛下淳朴之俗，行四十载矣。与麋鹿同群而处，浪迹于陛下丰草长林，实自弱冠之年矣。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杰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臣之愚顽，静无所取，以此知分，沉埋盛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默以渔樵之乐自遣而已。顷者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窃慕尧翁击壤之讴，适遇国家郊庙之礼，不觉手足蹈舞，形于篇章。漱吮甘液，游泳和气，声韵浸广，卷轴斯存。抑亦古诗之流，希乎述者之意。然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配史籍以永久。恐倏先狗马，遗恨九原。臣谨稽首，投延恩匦，献纳上表。”这表写得不算很出色，却有史料价值。老杜在表中先回顾了早年的漫游，又提到了当时窘迫的生计。他后来有些诗句写到他在流寓地采药、种药的事，可见他从寄旅长安时开始，就靠卖药补贴部分家用了。口里说：“岂九州牧伯，不岁贡豪杰于外？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他心里何尝忘记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的那次举进士不第，忘记天宝六载（七四七）的那次应诏而退。当着皇帝，他当然“不敢依违，不敢激讦”，只能自认“愚顽”，表示“知分”。但是，他的愤懑、抱屈之情，仍然隐隐约约地从字里行间流露出来，为熟悉他当时恶劣心境的读者所觉察。
杜甫献赋所投的延恩匦创始于武后时。《资治通鉴》卷二百三载：“（垂拱二年，三月，）太后命铸铜为匦：其东曰‘延恩’，献赋颂、求仕进者投之；南曰‘招谏’，言朝政得失者投之；西曰‘伸冤’，有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言天象灾变及军机秘计者投之。命正谏、补阙、拾遗一人掌之，先责识官，乃听投表疏。”胡三省注：“识官，犹今之保识。”这就是说投匦必须先找熟识的官员作保，不是随便可以投得的。当年孟浩然举进士不第后曾写诗说：“欲随平子去，犹未献《甘泉》。”（《题长安主人壁》）又说：“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南阳北阻雪》）可见他当时真献过赋，只是仍无结果罢了。孟浩然献赋，投的也当是这延恩匦。
杜甫应诏而退，只得干谒权贵以求汲引，仍无效，惟有投匦献赋直接向皇帝呼吁一法了。他所献三赋为《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朝献太清宫赋》说：“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谕，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诹，将摅大礼以相籍。”这事和有关情况《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记之甚详：“（天宝九载，八月，）处士崔昌上言：‘国家宜承周、汉，以土代火；周、隋皆闰位，不当以其子孙为二王后。’事下公卿集议。集贤殿学士卫包上言：‘集议之夜，四星聚于尾，天意昭然。’上乃命求殷、周、汉后为三恪，废韩（元魏后）、介（后周后）、酅（隋后）公；以昌为左赞善大夫，包为虞部员外郎。冬，十月，庚申，上幸华清宫。太白山人王玄翼上言见玄元皇帝，言宝仙洞有妙宝真符。命刑部尚书张均等往求，得之。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李林甫等皆请舍宅为观以祝圣寿，上悦。”既然天下太平，万事大吉，皇帝就得感谢天地，感谢他的始祖老子和历代祖宗，这就引出天宝十载同时行三大礼的事来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既然迷信阴阳五行之说，又尊道教慕长生，那么，上自宰相，下至处士、山人，为了讨好主子，博取恩宠，就不惜弄虚作假，胡扯瞎编，或割爱施舍，故作虔诚。玄宗在前期还想有所作为的时候，头脑还是清醒的。比如开元十三年四月，他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他说：“仙者凭虚之论，朕所不取。贤者济理之具，朕今与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贤殿。”又同年九月，他对宰臣说：“《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敕此后州县不得更奏祥瑞（见《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后来他年纪大了，又沉湎于声色犬马，迷恋着帝王生活，就越来越怕死，越来越感到精神空虚，于是就只好乞灵于宗教迷信，相信起鬼神来了。《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太常博士王玙上疏请立青帝坛以迎春；从之。（开元二十五年）冬，十月，辛丑，制自今立春亲迎春于东郊。时上颇好祀神鬼，故玙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上悦之，以为侍御史，领祠祭使。玙祈祷或焚纸钱，类巫觋。习礼者羞之。”“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重视祭祀，看作赖以巩固封建统治的礼的一部分，但反对淫祀和巫觋之类的迷信活动。王玙搞的那一套已类乎巫觋，所以作为儒家正统的“习礼者羞之”。玄宗不仅不“羞之”，反而“悦之”，可见他由于生活上的腐化、精神上的崩溃导致政治上的昏庸，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了。走“终南捷径”可得官，习道举可得官（陈希烈就以讲老庄得进，后来竟做了宰相），如今又多了条“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的得官门路。皇帝的昏庸，助长了投机取巧的歪风邪气。发展到了天宝九、十载，更是花样翻新，愈演愈烈，这就无怪乎要出现“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的高潮，无怪乎处士崔昌竟以妄议五行而得官，学士卫包也因谎报星象而晋爵了。三大礼将朝献太清宫（即祭长安的老子庙）置于朝享太庙（祭李唐王室真正的祖宗）和合祭天地之上，这倒不是因为玄宗真的敬重他的这位干始祖公，而是因为在他愚昧的心目中，这位一再“显圣”的干始祖公是唯一能保佑他长生不老、永享鸿福的法力无边的活神仙，必须首先顶礼膜拜。
你要是了解了三大礼举行的根由，懂得了当时投皇帝的所好易于得官的诀窍，同时还注意到杜甫干求过的老熟人张垍的哥哥张均在那场“玄元皇帝”显灵的闹剧中充当了求“妙宝真符”的重要角色，就难免会闪过这样一个念头：杜甫这次投匦献赋的时机实在是选择得太妙了，兴许有懂行的高明在后面替他出谋划策呢。可能是我想入非非了，我总觉得，在杜甫当时的那班熟人中，最有条件在这方面对他加以点拨，甚至出面来为他的投匦当保人的，似乎没有谁超得过张垍兄弟的了。在那样的社会里，能要求杜甫这样长期受压抑、眼看即将被湮没的有志之士，白白地错过有利时机，不做任何努力么？能忍心责怪他没顶住歪风邪气，也跟着投机取巧之徒跑了么？
时机选择得好，所进的赋又正对皇帝的胃口，杜甫这一炮总算是打响了：“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新唐书·杜甫传》）集贤院即集贤殿书院。集贤殿原名集仙殿，前已提到此殿在开元十三年由玄宗改名。其后杜甫写的《进封西岳赋表》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即指其事。因献赋惊动了皇帝，居然得到“命宰相试文章”的恩典，对于长期仕途郁郁不得志的士子来说，这无论如何是个成功，是件令人振奋的大事。后来诗人流落西蜀，沉沦使府，为轻薄少年所侮，赋《莫相疑行》以抒愤，曾感慨系之地提到此事说：“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往时文采动人主，此日饥寒趋路旁。”足见他很以自己有这一段不寻常的际遇而自豪。
这事前前后后的大致情况，在他此后不久所作《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诗中有所反映：“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倚风遗鶂路，随水到龙门。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崔学士是吴郡人崔国辅。开元十六年后几年孟浩然游越时他正在做山阴县尉。(17)《唐诗纪事》说他“明皇时应县令举，授许昌令，集贤直学士，礼部员外郎。坐王鉷近亲，贬晋陵郡司马”。户部侍郎、御史大夫、京兆尹王鉷坐叛逆案赐自尽在天宝十一载四月。崔国辅贬晋陵郡司马当在这年四月王鉷事发后不久。据此可断定这诗当作于天宝十一载四月以前。诗中既着重在回顾献三大礼赋事，而天宝十一载并未举行三礼，那么，可进一步断定《新唐书·杜甫传》中关于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载的记载实误，黄鹤改订于十载至确。崔国辅也是诗人，他流传下来的诗篇，不少写水乡风情，其中最出色的要算是《从军行》了：“塞北胡霜下，营州索兵救。夜里偷道行，将军马亦瘦。刀光照塞月，阵色明如昼。传闻贼满山，已共前锋斗。”惺惺惜惺惺，他应该理解杜甫，赏识杜甫。于学士是于休烈，开元初中进士，自秘书省正字累迁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据《唐六典》载，集贤殿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学士的品秩虽然高低不等，但都是侍从皇帝饮宴赋诗的清要官职。这首诗末后有原注说：“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黄鹤说：“崔、于二学士当是试文之官。”浦起龙不同意：“愚谓不然。玩诗中‘倚风’‘随水’等句，殆由召试不遇，意将辞别而归。二学士特集贤院长耳。”其实浦说是不能成立的，理由是：一、杜甫回忆当时应召试文的情形说：“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又，这诗说：“天老书题目，春官验讨论。”《帝王世纪》载：“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周代以春官掌邦礼（见《周礼》春官宗伯）。武后时曾一度改礼部为春官。世因称礼部官为春官。这里的“春官”实指集贤学士。(18)仇注引《杜臆》：“‘验讨论’，谓考验其文词所自出，故赴试者语必典雅。”（此条今本不存）据此可知杜甫当时应试的地点是在宰相们办公的政事堂（开元十一年张说奏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中书堂”即指此），考试的题目是当时的宰相李林甫、陈希烈他们出的，集贤院众学士都临场监考，并授权考校文字，评议优劣。据赠诗末二句“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和原注“甫献三大礼赋出身，二公尝谬称述”，知崔、于二位是在“观我落笔中书堂”的“如堵墙”的众“集贤学士”之内；他俩作为“验讨论”的“春官”，对献赋“出身”的杜甫是“尝谬称述”的。杜甫如今召试不遇，将东归洛阳，为了感谢他俩的称许美意，特赋诗留赠。这也是很自然、很合乎情理的。那么，黄鹤说他俩“当是试文之官”，又有什么不对呢？二、改名后的集贤殿书院第一任院长是宰相张说，副院长是右散骑常侍徐坚，此后成为定制，院长一律由有“学士”衔的宰相兼任，副院长由常侍之一兼任（详本章注〈18〉）。崔国辅是直学士，贬晋陵郡司马以前最高只做到从六品上的礼部员外郎。于休烈最高也只做到从六品上的比部员外郎。这官职是从集贤殿学士“转”来的，转官一般官阶不动。可见他在集贤殿时怎么也到不了五品，没资格当学士；他的学士不过是直学士的泛指罢了。杜甫赠诗题中将他排在崔国辅之后，就是明证。他俩连学士都没当上，怎能当只有宰相和常侍才能担任的集贤殿书院正副院长呢？浦起龙说“二学士特集贤院长耳”，只是强不知以为知，不足信。
赠诗首二句“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开门见山，表明这次投匦献赋只是出于不得已：多方碰壁，日暮途穷；延恩匦既为“凡怀才抱器，希于闻达者”（《唐六典》）而设，就顾不得冒“惊驾”的风险，将希望寄托在这孤注一掷了。
“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19)，也就是“往时文采动人主”（《莫相疑行》）的意思，是说三赋幸得“通天”，为玄宗所赏识。三大礼赋写得颇典雅，稍嫌板滞，但也不乏文采。例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20)（《朝献太清宫赋》）、“桐花未吐，孙枝之鸾凤相鲜；云气何多，宫井之蛟龙乱上”（《朝享太庙赋》）、“甲胄乘陵，转迅雷于荆门巫峡；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有事于南郊赋》）等等，都是些很漂亮的骈辞俪句，若与初唐诸名家手笔相较，毫不逊色，文风也很接近。(21)不过，在我看来，“动人主”的不只是“文采”，主要还是赋献得及时，内容也深获“圣心”。崔昌谈五行，卫包言星象，本是极其荒诞不经的事，《朝献太清宫赋》一上来追原行三大礼的因由，却冠冕堂皇地加以肯定说：“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谕，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明年孟诹，将摅大礼以相籍。”即使要行大礼，按照封建祀典的常规，只须“朝享太庙”以祭祖，“有事于南郊”以合祭天地就足够了。如今不但要“朝献太清宫”以祭老子，还要将这一大礼放在首位，能说这符合“革弊用古”的精神吗？作者不一定没意识到这一点，不过，为了讨皇帝喜欢，却借所谓“天师张道陵”（实指太清宫的道官）的口，引经据典地夸奖皇帝能厘正祀典说：“今王巨唐，帝（指玄元皇帝老子）之苗裔。……至于易制取法，足以朝登五帝，夕宿三皇。……臣道陵等，试本之青简，探之于缥囊；列圣有差，夫子闻斯于老氏；好问自久，宰我同科于季康。取拨乱反正，乃此其所长。”案《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祫祭于祖，则祝迎四庙之主，主出庙入庙必跸。”“吾闻诸老聃。”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宰我，《孔子家语》载季康子都问过孔子关于五帝之德的事。仇兆鳌说：“夫子闻老氏，见圣祖当尊。宰我问帝德，见历代宜辩。拨乱反正，指祀典之礼言，即所云‘易制取法’也。”这解释大致不差。至于《朝享太庙赋》写祭毕推恩，泽被众生，感及人物：“福穰穰于绛阙，芳菲菲于玉斝。沛枯骨而破聋盲，施夭胎而逮鳏寡。园陵动色，跃在藻之泉鱼；弓剑皆鸣，汗铸金之风马”，《有事于南郊赋》推崇玄宗能振兴唐祚：“插紫极之将颓，拾清芳于已缺。炉之以仁义，锻之以贤哲。……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更是极尽歌功颂德的能事。正当需要为举行不合古制的三大礼大造舆论的时候，居然有人自动献上这么三篇洋洋洒洒、振振有词而又颇富文采的赋来捧场，这怎教玄宗不喜出望外，不深表赞赏而特命待制集贤院以张扬其事呢？处士崔昌以议五行而得官，从献赋之初的受重视看，杜甫也并非毫无发迹的可能啊！朱鹤龄说：“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议，欲比隆周、汉，不知淫祀矫诬，惭德多矣。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颁，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也。公诗云：‘赋料扬雄敌’，岂虚语哉？”扬雄字子云，年轻时以辞赋见称，被召入宫，侍从汉成帝祭祀游猎，作《甘泉》《羽猎》《长杨》《河东》四赋以歌颂汉朝的声威和皇帝的功德。后人艳称扬雄寓讽于赋，这是真的吗？且看他本人的答复吧。“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法言·吾子》）所以他后来对自己的“少而好赋”很后悔，说这不过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同上）。《汉书·艺文志》也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罹谗忧国，皆作赋以风（讽），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他本人不承认，东汉人也不认为他的赋里真寓有讽喻，后人怎可平白无故地拔高其辞赋的思想意义，怎可主观主义地认为杜甫“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呢？对于玄宗的种种荒唐行径，杜甫即使有所腹非，但鉴于他当时求官心切，唯恐“词理野质，终不足以拂天听之崇高”，是不大可能，也不敢表露于口头笔底的。如果真“寓规于颂”，也不过是“讽一而劝百”，在玄宗这种为神仙、女色弄得神魂颠倒、昏聩不堪而又好大喜功、爱听奉承的皇帝眼里，那吞吞吐吐、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一“讽”，还甚至会被误认为一“劝”。那么，从实际效果上看，这哪里是“讽一而劝百”，简直是“劝百而加一”了。试问：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弄巧反拙了吗？——我不是在这里忽发狂言，故作惊人之笔，而只是想借以说明那些好心的“寓规于颂”论者，欲扬而实抑，适得其反罢了。
“倚风遗鶂路，随水到龙门”，紧接“天老”二句之后，大意是说虽然参加了宰相出题、学士判卷的考试，可惜未遇而退。《左传》僖公十六年载：“六鹢退飞过宋都。”“鹢”或作“鶂”。为什么要退飞呢？《昭明太子启》说：“鹢路颓风”，是遇到了逆风的缘故。传说鲤鱼跳龙门，跳过的化龙，跳不过的曝腮点额而退（见《三秦记》）。“随水”句即用此典故；与上句合看，不是明显地表示他这次仍然是“曝腮点额而退”了么？
“竟与蛟螭杂”，意谓这次待制集贤院，厕身于诸学士之间，有如鱼龙混杂。这是自谦的话。《史记·日者列传》有“凤皇不与燕雀为群”的话。古人多以“燕雀”喻小人。“空闻燕雀喧”，喻三大礼赋予这次应试所作诗文遭小人妄议。诗人对崔、于二学士的“称述”感激莫名，必然对反对意见要耿耿于怀了。
“青冥犹契阔，陵厉不飞翻”，承上意，慨叹因小人信口雌黄而终于不得青云直上、飞黄腾达。他后来的《进封西岳赋表》说：“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可见这次应试的唯一收获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换句话说，就是给了他一个交政府备案、准许参加候缺选官的资格。这当然会使他大失所望，就难免有青冥契阔之叹了。
最后一段意思比较明显，大致是说，不能奋起入朝，只好引退还乡；但“待制集贤院”这一段短暂的生活，和二位的“称述”之恩，却令我难以忘怀；“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故山多药物，胜概忆桃源。欲整还乡旆，长怀禁掖垣。谬称三赋在，难述二公恩。”赠诗后不久，他大概又一度回洛阳故居去了。(22)
从以上的剖析中，可窥得杜甫从献赋到召试不遇全过程的梗概。既然皇帝对杜甫“圣眷甚隆”，而且所作“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的决定也极其郑重，非同小可，为什么折腾了半天，最后连个起码的实缺也没捞到手呢？看起来，问题就出在“命宰相试文章”这几个字上面。当时的左相是陈希烈，右相是李林甫。当权的是李林甫，陈希烈凡事都听命于李林甫。这时陈希烈虽已与李林甫为敌，但无关紧要的事还得依着他。因此，即使这次皇帝没派李林甫当主考官，对于杜甫命运的穷达通塞，他照样能起决定性的作用。上次（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他因素忌文学之士，又怕来自下层的士子“泄漏当时之机”，就在暗中捣了个鬼：“试如常例”之后，却一个也不录取，还一本正经地“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详第五章）。杜甫就是上次那些倒霉的落第者中的一个，没料到冤家路窄，如今又得到皇帝“再降恩泽”的良机应试来了。那么，那位“口蜜腹剑”的宰相，既然早已宣称“野无遗贤”，这次就势必不会容许他得中高科了。似乎杜甫也多少意识到李林甫的存在很不利于他的仕进，三赋中凡是直接或间接涉及他的地方，话说得很谨慎，甚至还不惜谬加称颂，如“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有事于南郊赋》），虽不是专夸李林甫犹如古代的贤臣稷和契，既然是全称肯定，自然包括玄宗即位至今这整整四十年中执政近二十年的右相李林甫在内啊！在《朝享太庙赋》中，辞赋家还特意安排李林甫和左相陈希烈出场向皇帝致颂辞：“于是二丞相进曰：陛下应道而作，惟天与能。浇讹散，淳朴登。尚犹日慎业业，孝思烝烝；恐一物之失所，惧先王之咎征。如此之勤恤匪懈，是百姓何以报夫元首，在臣等何以充其股肱？”你看这二位丞相仪态何等的雍容，言辞何等的得体！借二相之口颂扬的虽是“元首”的“勤恤匪懈”，而“股肱”的辅佐之功，不是也不言而喻了吗？(23)可见杜甫的这次召试不遇，并不是因为他行文、说话之间不当心，无意中在什么地方冒犯了这个权奸，也不见得他跟这权奸个人之间存在什么矛盾，倒很可能取决于这权奸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决不能让他高中，决不能承认上次落第者之中还有可选拔的“遗贤”，决不能自己打自己的嘴巴。要是当初玄宗见赋一高兴，当即赏杜甫个闲官散职，就像一采纳了处士崔昌废二王后的建议便任命他为左赞善大夫一样，不是就没有这一番波折了吗？不过，说句公道话，李林甫固然忌才，唐玄宗也未必真爱才。不然，这两次考试都是他亲自做出的决定，上次给李林甫弄了手脚，这次又给胡乱地打发过去了，他就不觉得可疑，不来稍加过问么？“汉皇重色思倾国”，他哪里还顾得上重才、思贤？即使一时兴起，偶尔也下诏选士，只不过是做做姿态，廉价地沽“明君”之名、钓“好德”之誉罢了。求贤诏是下了，收买人心的目的已达到了：“岂陛下明诏，不仄席思贤于中哉？”杜甫不就是这样看的么？可见群众反应不坏。至于取谁不取谁，还是通通不取，其中有无弊病，自有宰相和主管官员负责，他也就乐得不闻不问了。——能说这是真爱才吗？
诚然，唐玄宗心里并不真爱才，不过他既已对杜甫所献三赋表示大为欣赏，而且来了个“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的大动作，按常情，这考试也不过是走走过场，是不难通过的。更何况“谬称三赋在”，用封建“歌德派”的眼光衡量，这三赋确乎写得“队伍谨严，词华典赡”（仇兆鳌语），据说还能“寓规于颂”，很见功力，加之集贤学士中又有张垍兄弟、崔国辅、于休烈这样一些大力“提携”“吹嘘”他的人，要不是这事直接跟李林甫的阴谋政治有抵触，李林甫不得不从中作梗，那么，在杜甫献赋得到皇帝的夸奖之后，哪个小人敢跳出来鼓噪、唱反调？“竟与蛟螭杂，空闻燕雀喧”，这些集贤院里瞎嚷嚷的“燕雀”，想必跟那些用来教训诸谏官的“立仗马”差不多（李林甫曾召集谏官们训话，要他们学那些给皇帝上殿排班的“立仗马”的样，只要不瞎叫，保证能“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都是李林甫养着的，主子一声吆喝，教它们出来起哄，它们敢不遵命？让杜甫入选得官，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把他一笔抹杀，总得顾全点皇帝的脸面。那么，好吧！跟他耍个花招，“送隶有司，参列选序”，这不就两全其“美”，把难题儿给对付过去了？——这种上下其手处事的鬼点子，恐怕只有“柔佞多狡数”的李林甫才想得出来。果真是这样，那么，作于稍后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所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就当兼指前后两次应试不遇而言了。仇兆鳌在这两句诗后加按语说：“公初应诏而见黜，后以召试而仍弃，皆林甫为之。”这理解是对的。细味《进封西岳赋》中“再降恩泽”一语，最明显的含义固然是表达了对玄宗施恩的感激之情，但似乎也含有“再次失望”的潜台词。他对两次来自李林甫的重大打击，心里是明白的啊！
古今诸家杜甫年谱，多将杜甫“奏赋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的事订于天宝十载（七五一），将“命宰相试文章”和“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事订于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可商榷。愚意以为，玄宗行三大礼都在十载正月，杜甫献三赋，当在此后不久。玄宗奇之，既“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这年才开始不久，有的是时间，而且考的只是杜甫一人，无须费时准备，按常情推断，这一极简便的考试，决无推迟到第二年举行之理。“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是考后所做出的决定（据《进封西岳赋表》，“送隶”二句前有“仍猥以臣名实相副”的话，想此决定已由主考宰相奏请皇帝认可了的）。考试的事既然应该改订在十载，那么，“送隶有司”的事也就要跟着往前挪了。杜甫大概在长安“候补”了一年左右，最迟到十一载四月以前，见没有多大希望，就特意赋诗留赠崔、于二学士，感谢他们的称许，抒发不遇的牢骚，之后，又暂时回洛阳探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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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献三大礼赋的前前后后-杜甫旅食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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