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一组纪乱诗-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一月杜甫离京赴奉先县探家，不久作《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说：
“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诗中极力描状障上山水恍如赤县玄圃、潇湘沧洲，赞扬刘少府技艺高妙，岂但高出时人祁岳和郑虔，而且远远超过隋代那位“六法颇该，殊丰骨气”的杨契丹，兼夸其二子亦擅丹青，能补树补人物，又抒发了因观画而勾引起早年漫游天姥山、若耶溪、云门寺诸胜的感受和不胜神往之情。这诗写得情趣盎然、风神潇洒，显然作于惊变之前。又《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说：
“东山气鸿濛，宫殿居上头。君来必十月，树羽临九州。阴火煮玉泉，喷薄涨岩幽。有时浴赤日，光抱空中楼。……初闻龙用壮，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风雨秋。倒悬瑶池影，屈注沧江流。……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骊山温汤之东有湫，传说龙居其中，故称灵湫。这诗先叙玄宗十月来骊山沐浴、游赏，引出灵湫胜景。中写灵湫的神异，末述金虾蟆出没情事以讽谕时事。《酉阳杂俎》载：有人夜见月光属于林中如匹布。寻视之，见一金背虾蟆，疑是月中者。钱笺：“月中阴精，后妃之象。禄山谄约杨妃，誓为子母，通宵禁掖，昵狎嫔嫱。和士开之出入卧内，方此为疏；蓟城侯之获厕刑余，又奚足尚？方诸虾蟆之入月，诗人之托谕，不亦婉而章乎？”案李白《古风》其二：“蟾蜍薄太清，蚀此瑶台月。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诸注多谓蟾蜍蚀月比武妃逼后，所指不同，而设譬类似，可与此参看。《安禄山事迹》载：玄宗尝夜宴禄山，禄山醉卧，化为一黑猪而龙首。左右遽言之，玄宗说：“此猪龙，无能为者。”蔡梦弼笺：“杨国忠言禄山必反曰：‘陛下试召之，必不来。’禄山闻命即至，见上于华清宫，此禄山谒见之由，故曰：‘坡陀金虾蟆，出见盖有由。’上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太子亦知禄山必反，言之不听。虽国忠欲收禄山，贵妃必不肯，故曰：‘至尊顾之笑，王母不肯收。’续遣归范阳，禄山遂反。岂非‘复归虚无底，化作长黄虬’乎？”这诗当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作于同时前后，当时安禄山逆迹已显而反信仍未传来。
杜诗中最早写到安禄山反叛的作品当是《后出塞五首》。仇兆鳌以为末章是说举兵犯顺后事，当是天宝十四载冬作，良是。这组诗通过一个从范阳叛军中脱身逃归的士卒的自述，揭露安禄山图谋起兵的迹象，以及酿成战祸的原因。
其一写应召参军时的豪情壮志：“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千金装马鞭，百金装刀头。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是谁在召募士卒赴蓟门？是安禄山。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征兵东都，以重赏邀士，即使其时已心怀异志，世人岂知？这一乐府人物应召之初，意在立功封侯，不暇他虑，所以只觉从军乐，不畏行路难。“千金”二句用乐府民歌惯用的重沓、咏叹手法，极力描状备装的隆重和装备的华奢，以显示这一从军者的“良家子”（其五）的身份和乐意从军的热烈情绪。末后写饯别场面不但没有寻常习见的黯然销魂的意味，反倒显得热烈而喜气洋洋。这无疑跟人物当时兴奋、昂扬的情绪很协调，也是这种情绪恰如其分的烘托。远别难免伤神，不过，对于志在立功、信心十足的行人来说，这离情别绪，只不过是小小不言的雨丝风片，哪能浇灭得了他满怀火样的进取热忱？在这样的人的眼中，离别的场面虽也感人却是热烈而喜悦的，何况送者对他也抱着很大的希望，情绪本来就不低沉。“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一赠一受，彼此心照不宣；用形象生动的细节醒出“及壮当封侯”之意，画龙点睛，艺术处理颇别致。杨伦说：“《前出塞》迫于官遣，其情蹙，故专就苦一边形容。此志在立功，其气豪，故转借乐一边翻出，境界迥然不同。”需要补充的是：这首诗之所以着重写乐，还有为后面几章中忧君昏、忧世乱、忧己身之难免被迫从逆作反衬的用意。希望愈大失望也愈大，这是常情。这样写，既合乎常情，艺术效果亦佳。
其二写入伍后初次宿营时的所见所感：“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平沙列万幕，部伍各见招。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借问大将谁？恐是霍嫖姚。”洛阳城东有上东门，新兵营设此，故称东门营。河阳桥指河阳县（今河南孟县）渡黄河的浮桥，为通往河北的要津。安禄山反于范阳，封常清建议断绝河阳桥，可见募兵赴范阳必由河阳桥去。王嗣奭说：“言军令之严，亦军中常事，而写得森肃。前篇唾手封侯，何等气魄！而至此惨不骄，节奏固应如是，而情景亦自如是也。”这样写确乎是符合生活逻辑的。人们每当初来乍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过一种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自会感到新鲜、生疏，有点不大自然，甚至拘束。加上军队中纪律很严，对于那些刚换上戎装的新兵来说，这就不仅是拘束而是畏惧了。来前自以为立功封侯，唾手可得，当然越想越兴奋；一旦来到军营，见号令如此森严，不觉战战兢兢，心怀畏惧，就难免“惨不骄”了。这首诗艺术上的成就很高，诀窍是善于通过抒情主人公极富主观色彩的眼睛去摄取景物，反过来又借粗放而传神的景物描写来显示人物的精神状态和心理变化。“大旗”指大将所用的红旗。《通典》卷一四八：“陈（阵）将门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红，恐乱大将。”“落日”二句是杜诗中名句，写景浑雄苍劲，形象鲜明而带悲壮意味，这与诗中所写处于此时此境的人物的情绪和整首诗的情调是一致的。评诗多重情景交融，已成老生常谈。注意情和景相互作用的艺术效果，固然重要，但切忌不顾生活实感而形式主义地追求二者的配合，如一当拍案而起必辅之以电闪雷鸣，一当内心激动必有惊涛拍岸，如此这般，照样搬演，拙劣已极，慎勿效尤。一般说来，要想做到情景交融，二者的基调应该一致。
《文心雕龙·物色》说：“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这“献岁发春”和“悦豫之情”、“滔滔孟夏”与“郁陶之心”、“天高气清”与“阴沉之志”、“霰雪无垠”与“矜肃之虑”，每组景与情的基调莫不一致，总之是“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刘勰这意见虽对，却只讲到心随物色动，即主观之情随客观之景而变化的一方面。须知此外还有像“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句）这样的物随心异色，即客观之景随主观之情而变化的另一方面。《后出塞》其二这首诗中情与景相生相因的关系，同大多数诗歌一样，则依违于这两者之间，既是见景生情，又是景随情变。如果这样来理解这诗情景交融的新特色，不知道是否算得上从“情景交融”这一老生常谈的评语中翻出的一点新意？王夫之《姜斋诗话·诗译》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这是相反相成之法，指出这一点，作为一种补充，很有意思。懂得了这些，若无真情实感，光只如法炮制，肯定写不出情景合融的好诗来；相反，既有真情实感，又很得法，那无疑会相得益彰，有可能获得较佳艺术效果的。许觊《彦周诗话》说：“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云：‘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鸣笳三四发，壮士惨不骄。’又《八哀诗》云：‘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明代谢榛的名句“云出三边外，风生万马间”，所写境地与“落日”二句近似，气魄也大，只是稍嫌吃力，不够自然。汉武帝时名将霍去病曾为剽（同“嫖”）姚校尉，从大将军卫青出塞。这里借指安禄山。《杜臆》说：“将如卫、霍，此世主所祷祠而求者，而此恐其是，何故？盖贪功之将，动以开边启人主好大喜功之心，至枯万骨以成封侯之业，此军士所苦而不敢言，公为道破，人主深味此言，必不肯轻言用兵矣。”近人却有以为是“归美主将”的。这两种对立的看法其实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加以理解。揆情度理，一个渴望建功立业的人，刚应召入伍，不可能一来就有王嗣奭所悟出的那种忧虑。若说他因见号令森严、队伍整肃，不觉以霍嫖姚称美主将，这倒很符合人物当时内心活动的实际。就诗论诗，当推后说为优。不过，却不能从而否定前说的合理性。要知道，乐府人物当时虽不作此想，杜甫作诗时确乎曾作此想，而且这还是在有意地初步暗示这组诗重边功而致乱的主题思想，以便引出后一首诗中的大段议论来。既表示了主题思想，又不把人物当作单纯的“传声筒”，做起来虽然困难些，如果深入生活，构思时能设身处地去反复琢磨、细细体味，这矛盾也并不是无法解决的啊！
其三就接着发议论：“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岂知英雄主，出师亘长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军。遂使貔虎士，奋身勇所闻。拔剑击大荒，日收胡马群。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这诗写到蓟门后认识有所提高时的反感，“满口夸大，寓讽实深”（黄生语），主旨在于讽上重开边下乃生事邀功。多作颂扬之辞，但又夹杂一二冷语，致使前后文理不很通畅。(6)为什么会这样呢？还是浦起龙解答得好：“以少陵之才，岂难作条畅文字，而断续如此？其吞吐妙用，但可与会心人道。后作敌凯（忾）语，君实导之也。妙以‘奉吾君’三字逗出，妙又不露。”语言诚然是含蓄婉转的，只是类似的意思在《兵车行》和《前出塞》中已经多次得到发挥，就不觉得很新鲜了。至于讲到艺术表现，这诗不算成功。这段议论，固然可看作人物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转变，可是读者总觉得这不过是作者在做化装讲演。我刚在前面赞扬了老杜善于妥善处理表现主题和塑造人物之间的矛盾，哪知话音未落，他就辜负了我的好意，令我感到难堪。想到议论和说教在组诗和长篇中往往在所难免，有时甚至有利于人物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表现，我不禁释然，也就不能过于苛求了。
其四着重写朝廷对安禄山的骄纵以致养虎贻患：“献凯日继踵，两蕃静无虞。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前面已经提到，安禄山见天子重开边，就把契丹诸酋长骗了来，设宴毒死，先后杀数千人，将首级献到京师报捷。皇上不知情，赐安禄山铁券，封为柳城郡公；后入朝，献俘八千，又得到了厚赏和恩遇。玄宗受到蒙蔽，甚至到安禄山反叛前夕还对杨国忠等说：“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藉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献凯”二句就是讲安禄山不断征服奚、契丹两蕃（即玄宗所说的“二虏”）以邀功买宠。每逢盛大庙会，安禄山独踞高榻，前面点了香，陈列着奇珍异宝，胡人数百侍立左右，接见他派往各地去采购物资、赚取钱财的商人；还供着祭品，让女巫们在前敲鼓跳舞，以便把自己加以神化。“渔阳”二句是指“当边庭无警，恣意欢娱，滥赏以结军心”（仇兆鳌语）。如果知道上述安禄山欢会时的具体情况及其居心，然后再回过头来读这两句诗，就会觉得更有意思了。据《唐会要》载开元二十七年李适之为幽州节度、河北海运使，知当时南北已通海运，且设专员主其事。“云帆”四句与《昔游》“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意近，是说朝廷竭力支援安禄山开边，从海上运来南方的大米和绸缎，作为军粮和犒赏将士之用。周代把人分成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十等。安禄山要反，为了收买人心，曾于天宝十三载（七五四）二月奏请朝廷破格提拔他的将士五百余人为将军，二千余人为中郎将。“舆台”泛指奴仆。奴仆是不能“衣帛”的，如今连奴仆们都身着闪闪发光的绸缎官服，可见超资赏官之滥。皇帝拿着从民间搜刮来的粮帛资助边将反叛自己，可笑亦复可叹！此外，安禄山还暗地里派遣商贾到各地去做生意，赚取钱财，采购锦彩朱紫衣服作为叛变的物资。可见那些“照耀舆台躯”的“越罗与楚练”，也有他自己派人去采购来的。天宝七载（七四八）赐安禄山铁券，封柳城郡公；九载晋爵东平郡王。安禄山最后一次自京归范阳后逆迹渐露，对朝廷不再遵守臣属的礼节。此“主将”二句所指。玄宗为对安禄山表示无任信赖，凡谈安禄山要反的，都把他们捆送给安禄山处置，所以人们都知道他将反却不敢说。此“边人”二句所指。安禄山反时，在军队中张贴布告说：“有异议扇动军人者，斩及三族！”(7)若着眼于“边人”，末二句当就安禄山这一命令而言。这首诗写的都是实情，可与有关史实对照着看。
其五写此人逃归的经过和他之所以要脱离叛军的考虑：“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强调“良家子”，表明自己深明大义，当然不肯从逆。“出师多门”，是说自己曾经通过不同门路，多次参加过出兵作战。所以见多识广，深忧安禄山益骄，叛迹渐露，己身虽贵，也不足道。“跃马二十年”(8)，极言从军时间很长。这两句是说长时期以来，都在担心自己被迫从逆，辜负朝廷。在诗人想象中此人也当在被安禄山破格提拔的将校之列了，所以前面有“身贵”的话。后段写他一直担心的事终于不幸发生，安禄山率领他的叛军长驱直入，把黄河、洛水流域中原地区都扰乱了。这时他当机立断，半夜里逃离叛军，从小路潜归故里，哪知故里也惨遭战争的浩劫，家破人亡，只剩下一个空村。他庆幸自己脱免了从逆的罪恶，但想到儿孙们都死光了，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又不胜悲伤。这里写的明明是安禄山反后打到河洛一带情事，可是浦起龙却认为：“至此何嫌直陈祸乱，而必托一逃军口语以为隐讽耶？”力主作于乱前。须知这是在作乐府诗，如果诗人认为仿效古乐府设人叙事的惯用手法，“托一逃军口语以为隐讽”，比“直陈祸乱”的艺术效果更好（实际上也是如此），那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浦氏解杜，多所发明，但有时过于执着，难免胶柱鼓瑟之讥。
古诗：“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着重描写老兵归来的悲怆。鲍照《代东武吟》亦写老兵归后的困苦境遇，而主旨却在表现有功不赏的愤懑和犹望垂恩的心情。杜甫这组诗采用近似题材，截取不同时期的不同片段，通过写一“良家子”始愿立功而参军、终惧失节而逃归的经过，反映了重大时事，揭示了致乱之因，与《十五从军征》和《代东武吟》相较，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借鉴前代创作经验，最恰当的做法，当如杜甫这样不着痕迹，出于有意无意、不即不离之间。安禄山反于范阳，驱师南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太守、县令大多出降，无敢拒抗。诗人塑造这样一个在关键时刻宁舍富贵而保节操的人物形象，客观上具有一定的现实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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