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谢灵运(一)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元嘉时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其重要性恐怕不下于建安时代。在建安以前，五言诗基本上还是民间文学，文人的创作并不多见，而且大都是无主名的作品（如古诗十九首），仍然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学的性格。到了建安时代，有地位的文人（七子与曹氏父子）大量试作乐府诗和五言诗，这一新兴的诗体才完全确立下来，成为后代诗歌传统的基础。这是建安诗人对中国文学的重大贡献。
建安诗人承袭汉乐府之精神所建立起来的诗歌传统，如前一章所分析的，包含两种类别，即，以叙述和写实为主的乐府民歌传统，和以感怀人生和政治为主的咏怀传统。在元嘉以前，这两个传统是五言诗的主流，是构成后代所谓“汉魏风骨”的主干。在整个汉、魏、晋时代，只有太康这一个短暂的时期是逸出这一主流之外的。东晋一百多年，虽然只出现了一个大诗人陶潜，但其诗歌的基本精神，仍然属于“汉魏”传统（参看前章）。
但是，从元嘉时代起，情况完全改变过来了。元嘉诗人承袭太康所建立的以“美文”为主的新的写作传统，把它发扬光大，把它延续下去，而成为未来两三百年的诗歌之主流。“汉魏风骨”从此中断了，“美文传统”因此完全确立了。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大变局”之一，这就是元嘉时代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的原因。
不过，这个变局所产生的后果并不令人满意。这个变局的前身——太康时代，没有出现一流的诗人（左思并不属于这一传统）；这个变局的延续——齐、梁时代，更是等而下之，成为后代批判的对象。这个变局本身所产生的唯一的大诗人谢灵运（鲍照并不完全属于这一传统），从后代许多评论家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没有缺点，至少，他是无法跟曹植、陶潜比肩而立的。由于这一变局的结果一般而论是“不好”的，因此这一变局本身就不太引起文学史家的注意，它所具有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当然就更加没有人去探讨了。
然而，当我们从杜甫出发，当我们考察杜诗的特质之所由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承认，。，，。
对杜甫、对后代诗人而言，这一变局的重大意义在哪里呢？让我们从前一章已引述过的沈德潜的一段评语开始说明。沈德潜说：
苏、李、十九首以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
我们只要想一想十九首与陶潜的“温柔敦厚”，再想一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三吏三别”的“沉郁顿挫”，淋漓尽致，就可以了解沈德潜所谓“诗品又一变矣”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中，一向有一个推崇“浑成自然”、“温柔敦厚”（也就是沈德潜所谓的“优柔善入，婉而多风”）的传统。这一种倾向的见解可说俯拾即是，譬如：
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锻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蔡宽夫诗话“诗重自然”条）
诗本触物寓兴，吟咏情性，但能抒写胸中所欲言，无有不佳。而世但役于组织雕镂，故语言虽工，而淡然无味。（叶梦得《玉涧杂书》）
根据这一种标准，古诗十九首和陶潜可说是最高模范了，只是不知道他们要如何评断像《赴奉先咏怀》和《北征》这一类的作品。根据这一种标准来批评历代诗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即每一文体时代愈早的，作品也就愈好。因为文学正如文明的演进，凡时代愈早的，愈能看到人在无意之中的创造，时代愈后的，人的“机心”与“匠意”也就愈来愈明显。张戒《岁寒堂诗话》说：
古诗、苏、李、曹、刘、陶、阮，本不期于咏物，而咏物之工，卓然天成，不可复及……潘、陆以后，专意咏物，雕镌刻镂之工日以增，而诗人之本旨扫地尽矣。
这一方面清楚地说出，时代先后与“自然天成”及专意刻镂的关系，一方面也据此加以评价。
以上的简单说明，指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即，中国诗论里有一影响深远的传统。这一传统特别推崇“自然天成”，贬抑雕琢锻炼，并据此评断诗歌的发展，而得出“贵古贱今”的看法。
从文学评价的观点来说，对于这一种看法，我们可以有见仁见智的批评。但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这种崇尚“自然”的倾向，对于诗歌发展历程的研究是非常不利的。不可否认，在文学的发展史中，“技巧”的创新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不能把这一方面的“流变”说明清楚，文学史的领域就会出现一些空白。但是，从“自然”论者的眼光来看，“技巧”不但不重要，反而还是影响文学作品之本质的不良因素。在这种观念下，他们当然不可能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历代诗歌“技巧”的变化，从而对文学史的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
在这方面，严羽在《沧浪诗话》里的说法就显得比较圆满得多，他说：
论诗如论禅：汉、魏、晋等作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大历以还之诗，则已落第二义矣……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他虽有悟者，皆非第一义也。
严沧浪虽然还是不脱“贵古贱今”的习气（他把大历以还的诗，包括韩愈、白居易以及宋诗都归入第二义），不过，他到底比较有“历史”眼光，他已经看出，汉、魏的“不假悟”和盛唐的“透彻悟”是不同的。更令人佩服的是，他知道“透彻悟”是从谢灵运开始的，这就和本章特别要讨论的“元嘉变局”的特殊意义有直接而密切的关系了。
纯粹从文字和技巧的层面来看，严羽所谓汉、魏的“不假悟”，应当是指“浑然天成”而言。相对地，谢灵运和盛唐的“透彻悟”，应当是：虽然并非“浑成”，但他们在文字与技巧上努力的结果，却还是“悟”了，也就是说，他们也写出好诗来了。这也就是说，严羽承认，从文字上下功夫（日锻月炼、雕镌刻镂）也可以“悟”。作为元嘉诗人的代表，谢灵运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以他的实际创作呈现给人知道，从“文字功夫”也可以写出好诗。只有从这方面来看，才能了解“元嘉变局”的深刻意义，才能看出谢灵运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真正重要性，才能体会他对杜甫所产生的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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