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州访友-杜甫是“暂止”的“飞乌”
靠人接济，只要一时没赶上趟就会马上揭不开锅。这年“红蕖冉冉香”时，曾因“厚禄故人书断绝”而使得“恒饥稚子色凄凉”。秋天，家里又将断炊，没奈何，他只得硬着头皮，趁崔侍御去彭州（今四川彭县）之便，托他捎诗给彭州刺史高适求援：
“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19)“秋至”是收获季节，此时尚“转饥寒”，可见流浪在外、无产业的人生计的艰难。彭州至成都九十二里（见《九域志》）。以二人关系的密切，高适得诗后定会马上送粮送钱来的。从能交结上刺史这样的大官这一点来看，老杜似乎又比一般稍有产业的人强一些。应该从他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处境这两方面来看老杜。既然彭州离成都不远，走得快一天就到了，当家计安排妥当之后，老杜是很可能去彭州探望他的老友高适的。到底去了没有呢？因无明确记载，须稍作考辨。
案：老杜有《奉简高三十五使君》：“当代论才子，如公复几人？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天涯喜相见，披豁对吾真。”这是一首代简之作。前半称道高适才调出群，如今得位，可大行其志。后半非止“述高之交情”，且告知己将趋前探望、谋求天涯聚首谈心。“行色秋将晚”，见老杜即将启程的探高之行是在秋季。既然代简之作中讲得这么肯定，他一定是去了而且是见着了的。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一、这诗作于何时？也就是说老杜想去探望高适是在何时？二、这位“高三十五使君”到底是“高彭州”，还是“高蜀州”？也就是说老杜要去的地方是彭州，还是蜀州？其实对于这两个问题仇兆鳌早有答案：“高由彭州刺蜀州，公时在蜀。《年谱》云：上元元年，间常至蜀州之青城、新津，是也。”认为老杜想与高适会面而作此诗是在上元元年，可信。老杜到成都已大半年，无论彭州还是蜀州离成都又近，这年秋天草堂早已盖好，老杜也该去看看他的老朋友了。至于高适这时是否已“由彭州刺蜀州”，则须进一步加以检验。两《唐书》传载高适先刺蜀州后刺彭州，皆误。实先刺彭州后刺蜀州，而刺彭州在乾元元年（七五八）五月（详第十一章注三六及有关正文）。那么，由彭州刺蜀州又在哪一年呢？“大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见后诗序所记）老杜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序说：“开文书帙中，检所遗忘，因得故高常侍适（往居在成都时，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忆见寄诗，泪洒行间，读终篇末。自枉诗已十余年。”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首句说：“人日题诗寄草堂。”黄鹤注：“上元元年人日，杜公未有草堂，殆是二年人日所寄也。”大历五年（七七〇）上数至上元二年（七六一）整十个年头，勉强可说“已十余年”。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严武召还，高适为成都尹。此前高仍为蜀州刺史。因此宝应元年人日仍可寄此诗，但与大历五年老杜作诗追酬时相隔只九个年头，更不得谓“已十余年”了。可见黄鹤的判断是可信的。上元二年人日（正月初七）高适既已刺蜀州，按常情而论，他由彭州来此上任当在头年（上元元年）。因此进一步认定杜甫在这年（上元元年）深秋（“行色秋将晚”）到蜀州（今四川崇庆，距成都才百里）去拜访高适（冯至《杜甫传》即如此叙述），不为无据。他的《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当作于在蜀州与裴迪同游州城东南七十里属县新津时：
“何恨倚山木，吟诗秋叶黄。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风物悲游子，登临忆侍郎。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题下原注：“王时牧蜀。”《文苑英华》注：“即王蜀州。”蔡梦弼认为“王侍郎乃王维之弟缙也”，而各家皆持异议：“钱笺考《缙传》未尝牧蜀，注家因裴迪而附会也。《杜诗博议》：《王维传》有缙为蜀州刺史、迁散骑常侍一节，与《缙传》不合。吴缜《纠谬》谓缙未尝历蜀州及常侍，为说甚辩。今考《旧书》，缙为凤翔尹，先加工部侍郎，后除常侍。缜云并未尝为常侍，似失考。而由蜀州迁常侍，则断乎不可信。”（仇注）偶与邓绍基同志谈及王维表谓王缙曾为蜀州刺史一事求教。随后绍基同志赐函，慷慨见示其创获如下：
“关于王维弟王缙任蜀州刺史事，经查，皇甫澈有《赋四相诗》，序云：‘蜀州刺史厅壁记居相位者，前后四公，谟明弼谐，迁转历此。顾己无取，忝迹于斯。景行遗烈，嗟叹之不足也。谨述其行事，咏其休美，庶将来君子，知圣朝之德云尔。’诗凡四首：一、《中书令汉阳王张柬之》，二、《中书令钟绍京》，三、《礼部尚书门下侍郎平章事李岘》，四、《门下侍郎平章事王缙》。咏王诗末尾云：‘瞻视华壁中，来者谁其嗣。’可见王任蜀州刺史在李岘之后。案《通鉴》载李岘于乾元二年五月贬蜀州刺史。又，杜甫于乾元二年冬到成都，次年秋（上元元年）有《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诗，题下原注云‘王时牧蜀’。蔡梦弼以为王侍郎即王缙，钱谦益、仇兆鳌持异议。我曾疑‘原注’为后人所加，因认为王缙牧蜀在李岘之前，现在应修正这看法。王缙之后的蜀州刺史当为高适。从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似高于上元二年初即在蜀州任上。那么，王缙牧蜀时间大概不很长。总之，皇甫澈诗可作为王维《责躬荐弟表》‘臣弟蜀州刺史缙’一说的有力佐证。皇甫澈在贞元中任蜀州刺史，他‘景行遗烈’而写诗，当很可靠。吴缜《新唐书纠谬》之说不足据。又裴迪与王维兄弟关系密切，裴迪或者就是随王缙入蜀的。从杜甫的三首关及裴迪的诗可知裴正在蜀州。”所论甚是。
前已论证高适刺蜀州，以及高到任后不久杜甫前往探望当在上元元年深秋，现又进一步明确高适的前任是王缙，那么，蔡梦弼认为《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中的“王侍郎乃王维之弟缙也”是正确的。刚办完交接手续，王缙一时尚未离蜀返京，老杜来蜀州时二人当会晤面。之后不久，老杜偕裴迪同游新津寺，和诗而寄王缙，这难道不是很合情合理么？王缙任蜀州刺史前曾为宪部侍郎，现既已卸任，又尚未受新署官职，故以“侍郎”旧衔称之。王维《责躬荐弟表》称缙时为蜀州刺史，当作于上元元年缙任蜀州刺史期内。又据“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谢弟缙新授广散骑常侍状》，知朝廷得到王维的荐弟表后很快就将王缙调回长安，并于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以前授予新职。王缙深秋时节卸蜀州刺史任，年底或次年年初抵长安，四月底或五月初授新职，从时间上看，也很顺理成章。广德二年（七六四），代宗拜王缙黄门侍郎同平章事。大历间再次拜相。时元载用事，缙卑附之。缙弟兄奉佛不茹荤血，晚年尤甚；与元载、杜鸿渐劝诱代宗佞佛，影响极坏。缙性贪婪，纵弟妹女尼等招纳财贿，贪猥之迹犹如市贾。元载得罪，缙连坐，贬括州刺史。久之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十二月卒，年八十二。
《金壶记》载，王维与弟王缙，名冠一时。时议云：“论诗则王维、崔颢，论笔则王缙、李邕，祖咏、张说不得与焉。”《卢氏杂记》载，王缙好与人作碑铭，有送润笔者，误叩其兄门，王维说：“大作家在那边。”大历元年（七六六）老杜在夔州作《解闷十二首》，其八说：“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最传秀句寰区满，未绝风流相国能。”即称赞缙善文辞，能继乃兄风流。当时王缙劣迹尚未昭彰，怀右丞故及之。今知老杜与王缙在蜀多少有点文字因缘，就无怪他要深情地提到他了。《解闷》是诗人闲居自遣之作，非用于干求，不得以为其八有意讨好时相。裴迪是王维多年的老朋友。开元末天宝初王维四十多岁时就跟裴迪一起隐居终南山。此后至天宝七载以前，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旧唐书·王维传》）。这一时期他们优哉游哉的生活，在二人现存诗文中尚可窥见一斑。王维《辋川集序》说：“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沜、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漱、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辛夷坞、漆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只看这许多美丽的小地名，就可想见蓝田别墅规模的宏大、景致的优美，以及其间隐士生活和心境的幽雅了。二人咏各景五言绝句各二十首均存，裴作多板滞，远逊王作，惟《华子冈》“落日松风起，还家草露晞。云光侵履迹，山翠拂人衣”、《宫槐陌》“门前宫槐陌，是向欹湖道。秋来山雨多，落叶无人扫”、《临湖亭》“当轩弥滉漾，孤月正徘徊。谷口猿声发，风传入户来”、《欹湖》“空阔湖水广，青荧天色同。舣舟一长啸，四面来清风”、《北垞》“南山北垞下，结宇临欹湖。每欲采樵去，扁舟出菰蒲”少数几首清新可诵。天宝十五载王维陷安禄山叛军中，送至洛阳，居于菩提寺。“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王口号“万户伤心生野烟”首诗题）。据此知裴迪当时亦在洛阳，但行动较自由。《唐诗纪事》载裴迪“天宝后为蜀州刺史，与杜甫友善”。老杜与裴迪友善即在他往蜀州探望高适相偕游览新津等地的这一时期，这时裴并未为蜀州刺史，《唐诗纪事》云云，未详何所据。安史乱前王维半官半隐，王缙、裴迪、崔兴宗诸人，常追随游览赋诗，所作虽不甚佳，也都是些高雅之士。以前在我的印象中，总以为老杜跟王维和他周围的人无甚交往，其实并非如此。裴迪跟王维合得来，也可以“与杜甫友善”，这表明在实际生活中，人与人的交往，并不完全像常言所说“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那样泾渭分明。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诗人老杜跟消极出世的山水田园诗派中人尚且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思想感情上也不无相通之处，那就更不可把本来是好朋友，又都有进步政治理想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和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生拉硬拽地分离开来，作为儒法对立的双方一褒一贬。各个文学流派及其主要倾向是应该研究的，但须坚持辩证观点，摈弃形而上学。——且说老杜偕裴迪登新津寺，裴作诗抒怀寄王侍郎（裴作已佚），这“何恨”首是老杜的和章，大意是说：您倚山木而吟诗悲秋，又有何恨？虽说蝉声鸟影，秋景堪伤，风物登临，故人足念。但在我则不然。我之日游招提，颇悟解脱之理，几乎忘却悲秋之兴了。张远注：“《淮南子》：赵王迁流于房陵，思故乡，为作山木之歌，闻之者莫不陨涕。《白虎通》亦载此事。”仇兆鳌按：“此诗首句，突然而起，初时未详所出，解尚含糊，及得迩可此说，顿释所疑。言赵王流窜房陵而作山木之歌，宜其怨恨。今羁旅蜀中，亦何所恨而倚木吟诗乎？此引古语以逗起下文。”佛典中多以日喻佛光的普照。李子德说：“此（诗）与‘暗水流花径’，俱为盛唐正声。”读“鸟影度寒塘”令人想起《红楼梦》第七十六回写凹晶馆联诗史湘云的“寒塘渡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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