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汉魏晋诗的三大传统之关系(四)

杜甫与汉魏晋诗的三大传统之关系(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五言诗在汉、魏、晋三代的发展所形成的三个传统。对于前两个传统(乐府民歌传统和咏怀传统),我们说明得比较详尽,相对来说,关于美文传统的叙述就相当简略。这实际上是我们所处理的时代(汉、魏、晋)的诗歌发展史的反映。因为,就汉、魏、晋三代而言,咏怀传统和乐府民歌传统是较主要的,美文传统则迟至西晋太康时代才建立起来。而且,美文传统才形成不久,就因永嘉之乱而中断,直到南朝才又复兴起来。

接下去的几章,我们所要讨论的重点是:美文传统在南朝的发展,及其与杜甫诗的关系。但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南朝的美文传统出发,去讨论杜甫与前人(汉魏六朝诗人)的关系,而不直接把杜甫放在汉、魏、晋诗的脉络里,去分析杜甫是否受当时诗人(譬如说曹植、阮籍或陶潜)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进一步说明,杜甫与我们上面所叙述的三个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当初、盛唐之际,唐代诗人开始整体检讨数百年来的美文传统时,最极端的一派是以批判性的,甚至否定性的态度来对待这一传统的,这就是一般所谓的复古派。复古派的陈子昂说: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

陈子昂所说的晋、宋、齐、梁诗,就是以陆机、谢灵运为首的美文传统。他这种宗尚汉魏,而批判晋宋,特别是齐梁以下的倾向,是唐朝复古派诗人的共同特质。陈子昂以下的张九龄、元结、白居易、韩愈,都是这一派的诗人。就创作而言,他们常常重古诗而轻律体。

杜甫并不属于这一派的诗人。杜甫很少正面谈诗,但从《戏为六绝句》来看,在学习上他是兼容并包的(参看《绪论》)。我们很少看到他明白地贬抑齐梁诗人,相反,我们倒看到他说自己“颇学阴何苦用心”。就实际创作来看,他是非常虚心地从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和庾信身上学到许多东西,就正如我们下面各章要加以证明的。

简单地讲,杜甫从来没有忽略过美文传统,他努力地从这一传统中去学习。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前面数百年的美文传统,杜甫如何成为我们所看到的杜甫。作为一个诗人,杜甫首先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之下成长起来的。如果说,复古派的诗人对晋、宋、齐、梁诗采取一种“革命”的态度,那么,杜甫就是“改革派”。他是在美文传统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

那么,?;,,,“”。当杜甫在中年以后开始写他那些著名的社会诗时,他已经非常熟悉美文传统的许多技巧了。用一种比较机械但却比较清楚的方法来说,“”。,,。这就是我们在第三、四章,特别是在第四章讨论杜甫与鲍照的关系时所要着重说明的。

,。那么,最后,杜甫与咏怀传统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说来更是奇怪,(),。这有沈德潜的话可以作为凭证,沈德潜说:

苏、李、十九首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矣。

这里明白地点出,杜甫在一向的五言模范风格之外独创了一种新作风。他的“诗品一变”,使得后人不得不在“温柔敦厚”之外,提出“沉郁顿挫”的评语(或者如沈德潜所说的“纵横挥霍”),使得严羽不得不在“优游不迫”之外另立“沉着痛快”一体。

杜甫在批评时政时,通常直陈其事,如《兵车行》《丽人行》《塞芦子》《留花门》之类。他不太写阮籍体的政治咏怀诗(这是陈子昂、张九龄、李白所擅长的),但并非完全没有。试看他在秦州时期所作的《遣兴五首》:

猛虎凭其威,往往遭急缚。

雷吼徒咆哮,枝撑已在脚。

忽看皮寝处,无复睛闪烁。

人有甚于斯,足以劝元恶。(其四)

朝逢富家葬,前后皆辉光。

共指亲戚大,缌麻百夫行。

送者各有死,不须羡其强。

君看束缚去,亦得归山冈。(其五)

这简直就是赵壹《疾邪诗》(参看第一节)“诗书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的直率风格的翻版,哪里还有一点“优柔善入,婉而多风”的味道。由此可见,古诗——咏怀传统的作法是不甚合乎杜甫的性格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杜甫对咏怀传统的扩大完全没有贡献。就在杜甫晚年,由于一辈子漂泊的身世之感,杜甫特别能欣赏庾信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及庾信晚年的赋)。就在庾信的影响之下,杜甫创作了《咏怀古迹》和《秋兴》这两组千古名作。透过这两组作品,杜甫在一向的咏怀传统之外别立天地(这是第六章所要讨论的主题)。这就更加证明了:杜甫并不墨守传统,而是善学传统,善于在传统之上创新的伟大诗人。

通过以上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把这一系列研究的重点放在杜甫与南朝诗人的关系上,为什么要经由这种关系来了解汉、魏、晋诗的三大传统在杜甫诗中的地位。反过来讲,当我们把汉、魏、晋诗的源流分析清楚以后,当我们大致了解杜甫与汉、魏、晋诗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顺理成章地去分析杜甫从谢灵运、鲍照、齐梁诗人和庾信的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了。


[1]古诗十九首以感怀人生为主,阮籍的“咏怀”以政治为主。这里“咏怀传统”的“咏怀”取其广义,包含以上两者。

[2]一般文学史称作“唯美文学”,“唯美”二字稍嫌洋化,未必适用,这里改称“美文”(此一词语梁启超曾用过,见所著《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但取义与此处所用并不相同)。

[3]《说诗晬语》,见《清诗话》5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4]《古诗选》五言诗凡例,广文书局,1972。

[5]《说诗晬语》,见《清诗话》529页。

[6]《师友诗传录》,见《清诗话》,132页。

[7]《师友诗传录》,见《清诗话》,132页。又,萧亭所言“温裕纯雅”、“遒深劲绝”一语,实出自徐祯卿《谈艺录》,见《历代诗话》,770页,中华书局,1981。

[8]《历代诗话》,769页。

[9]《历代诗话续编》,1404页,中华书局,1983。

[10]《清诗话》,976页。

[11]不包括文人为朝廷所作的乐章,如《安世房中歌》等。

[12]见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60页,中华书局,1988。

[13]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颇有铺陈,其他少见。

[14]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74页。

[15]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2页。

[16]朱自清说:“十九首没有作者;但并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又说:“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见《朱自清古典文学专集续编》,《古诗歌笺释三种》,22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可见十九首虽接近乐府民歌,但究与民歌有别。

[17]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82页。

[18]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62页。

[19]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63页。

[20]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0页。

[21]自从明前后七子提倡复古以后,分辨体式之不同就成为诗论家的主要工作,因为只有辨明体式之后,才知道每一种体式应如何去写。王士祯在《古诗选》,沈德潜在《古诗源》和《唐诗别裁》的凡例里都特别说明各种体式的分别,其原因即在于此。

[22]就题目而言,曹操的《苦寒行》和《却东西门行》应属乐府;此处是就“精神”而言。上面所说建安的乐府传统也是如此,譬如曹植的《送应氏》是古诗体,但其第一首的精神却较接近乐府的写实传统。

[23]分别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553—567、610—614、651—669页。

[24]参见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67、172页,长安出版社,1981。

[2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29页。

[2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30页。

[27]传统笺释家比较会认为,《明月照高楼》及《南国有佳人》有政治寄托,民国以后的学者则常加以否认。个人相信,若对照《洛神赋》来看,这些作品应该是有寄托的(《美女篇》则更明显)。

[28]陈伯君《阮籍集校注》,216页,中华书局,1987。

[29]《晋书》卷四十九“阮籍传”,1360页,中华书局,1974。

[30]左思的《咏史诗》继承了咏怀传统,但左思在太康时期却是违反潮流的例外。

[31]钟嵘评语,见《诗品》序。

[32]陶潜的《形影神》三首是最直接受玄言诗影响的作品。

[33]最明显的是《饮酒》诗与《拟古》九首。

[34]只有在江淹和庾信的作品里偶然再现。

[35]在陶潜的作品中,只有《咏荆轲》《咏三良》等少数诗作有叙事味道。又,阮、陶二人从未写乐府题(陶潜的《挽歌诗》是否为乐府仍有待争论),亦可作为证明。

[36]陈伯君《阮籍集校注》,265—266页。又,陶潜《拟古》九首《少时壮且厉》一章表现方法亦与此类似。

[37]《历代诗话》,8页,中华书局,1981。

[38]《阮籍集校注》,270页。

[39]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114页,中华书局,1979。

[40]《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47页。

[41]奠定咏怀体政治诗的阮籍,所以用这一方式来表现,明显是为了避祸。

[42]“比兴”一词有两种意义,一种与“寄托”同义,如陈沆《诗比兴笺》即用此意;一种指表现方式,即与“赋”相对之“比兴”,此处即用此意。

[43]《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30页。

[4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60页。

[4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289页。

[46]《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198页。

[47]黄节《曹子建诗注》,89—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48]元好问《陶然集诗序》,《遗山先生全集》卷三十七,382页,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49]《曹子建诗注》,1、2、32页。

[50]参见叶庆炳先生《中国文学史》(上),131页,学生书局,1987。

[51]《曹子建诗注》,77页。

[52]曹丕《典论·论文》云:“诗赋欲丽”,诗、赋并列,皆求其“丽”,可见这是建安时代的一般趋势,曹植不过是最明显的例子罢了。

[53]钟嵘《诗品》把陆机和谢灵运列为“其源出于陈思”,而且只有他们两人“出于陈思”,已暗示了这种传承关系。

[54]《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331页。

[55]《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686页。

[56]《说诗晬语》,见《清诗话》,532页。

[57]《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见《全唐诗》卷八十三,895页,中华书局,1960。

[58]第五章有较详尽的讨论,请参看。

[59]《解闷》十二首之七,见《杜诗镜铨》卷十七,817页。

[60]《唐诗别裁》凡例,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1]《沧浪诗话·诗辩》,见《历代诗话》,687页。

[62]《杜诗镜铨》卷五,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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