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萧”-杜甫旅食京华

“马萧萧”-杜甫旅食京华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京华困顿十年，老杜在功业上一事无成，自嗟濩落，但由于他长时期活动于上层社会，与王侯显宦相周旋，熟知种种骄奢淫逸的现状和黑暗政治的内幕，又沦落下层，既贫且病，饱经忧患，对社会弊端和民生疾苦体察尤深，因此竟在这一时期内开始成功地创作出一些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腐朽、反对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而呼吁的卓越诗篇，为他其后现实主义光辉乐章源源不绝地涌现奏响了序曲。这无疑是老杜始料之所不及的。

这方面写得最早的名作当推《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³⁶⁾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开元末期以来，边境战争中有的是为了保卫境内安全、维护国家统一，不可一概抹杀。但由于玄宗开始昏庸，相继委政于李林甫、杨国忠这样一些野心家之手，穷兵黩武，奖励边功，确乎发动过多次不义战争，给国家各族人民造成了极大灾难，其中最突出的是伐石堡和征南诏。伐石堡一事的前后经过很能说明问题。石堡城一名铁刃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唐时防御吐蕃的军事重镇，也是唐、蕃交通要冲，曾先后置振武军、神武军及天威军于此。为了争夺这一重镇，双方经常开战。就唐方而论，战争有时是正义的，有时是非正义的。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十二月，吐蕃屠达化县，陷石堡城。每年这一带麦熟，吐蕃就来抢收，没有人能抵御，边人谓之“吐蕃麦庄”。天宝六载（七四七），哥舒翰先在旁边埋伏了军队，等对方到来，便截断后路前后夹攻，没放走一人，从这以后不敢再来。这时玄宗想派陇右节度使王忠嗣去攻占石堡城。王忠嗣上言：“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今顿兵其下，非杀数万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厉兵秣马，俟其有衅，然后取之。”要求师出有名和考虑后果，这意见本来不错，但皇帝当时一意开边，听了很不痛快。将军董延光想邀边功，自动请求带兵去攻占石堡城，玄宗就命令王忠嗣分兵相助。王忠嗣不得已奉诏，却不尽满足董延光的要求，就与董延光结了怨。河西兵马使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以爱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虽迫于制书，实夺其谋也。何以知之？今以数万众授之而不立重赏，士卒安肯为之尽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无功，必归罪于大夫。大夫军府充牣，何爱数万段帛不以杜其谗口乎？”王忠嗣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故忠嗣不欲为之。忠嗣今受责，天子不过以金吾、羽林一将归宿卫，其次不过黔中上佐；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李将军，子诚爱我矣，然吾志决矣，子勿复言。”李光弼说：“向者恐为大夫之累，故不敢不言。今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后董延光过期不能攻克石堡城，说是王忠嗣阻挠军事计划的进行，玄宗震怒。李林甫趁机指使济阳别驾魏林出面诬告“忠嗣尝自言我幼养宫中，与忠王相爱狎”，欲拥兵尊奉太子。敕征王忠嗣入朝，交三司审问。王忠嗣差一点被判极刑，由于得到代他为陇右节度使、特承恩宠的哥舒翰大力为他说情，才免死贬汉阳太守。

天宝八载（七四九）玄宗又命哥舒翰率领陇右、河西及突厥阿布思兵，加上朔方、河东兵共六万三千，攻石堡城。这座城三面险绝，只有一条小路可上，吐蕃只以数百人防守，多贮粮食，积擂木滚石，唐兵前后发动了几次攻势，都不能攻克。哥舒翰攻了几日攻不下来，要斩裨将高秀岩、张守瑜，二人请限期三日可攻克；如期占领了这座城，俘获吐蕃铁刃悉诺罗等四百人，唐军士卒死了几万，果然像王忠嗣说的那样。皇帝不负责任的错误决策，权相阴谋陷害主持正义的忠良，边将不惜“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这些因素决定着这一惨胜的终于取得。无论从战略意义还是从战争性质上来看，这次伐石堡战役，正如王忠嗣所说，“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都是不足取的。至于其后两次征南诏之战，问题就更严重了。南诏王阁罗凤跟唐王朝的关系本来很好，后来出了事，矛盾越来越激化，这主要是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性子褊急、处事不当所造成的。按惯例，南诏王常与妻子一起去拜会都督，过云南（郡治姚州，今云南姚安县北），云南太守张虔陀皆私之。又多所征求，阁罗凤不答应，张虔陀派人去辱骂他，还密奏其罪。阁罗凤一怒之下，就在天宝九载（七五〇）起兵造反，攻陷云南，杀了张虔陀，夺取了三十二个夷州。

天宝十载（七五一）夏四月，鲜于仲通带兵八万讨伐南诏，大败南诏于泸南。阁罗凤遣使谢罪，请求准许归还俘虏和所掠财物、修复云南城而去，并且说：“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鲜于仲通不许，还把来使囚禁起来。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战，大败，唐军士卒死亡六万人，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鲜于仲通是杨国忠的恩人，他的出任节度使，也是由于杨国忠的保荐。杨国忠袒护他，掩盖其败状，仍叙其战功。阁罗凤投靠了吐蕃，却刻碑于国门，言己不得已而叛唐，还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皇帝下令大募两京及河南、河北兵去打南诏；人们听说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就死了十之八九，都不敢应征。杨国忠遣派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到军所。按老规矩，百姓有功勋的免征役，当时调兵既多，杨国忠奏先取高勋。于是走的人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到处哭声震野。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任右相。天宝十三载（七五四）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带兵七万打南诏。阁罗凤诱敌深入，至大和城，闭壁不战，李宓粮尽，士卒得瘴疫病死饿死了十之七八，只得往回撤，南诏兵追击，李宓被俘，全军覆没。杨国忠对皇帝隐瞒战败实况，还谎报打了大胜仗，更发大军征讨，前后死了将近二十万人，却没人敢公开谈论这件事。玄宗一次曾对高力士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答道：“臣闻云南数丧师，又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皇帝说：“卿勿言，朕徐思之。”可见他并非毫无所知，只是已老迈昏聩，无能为力，便故意装聋作哑，得过且过，不了了之了（详《资治通鉴》）。这两桩边事，尤其是后者，朝野震动很大，人民受害很深。诗人李白对之都做了尖锐的讽刺与抨击，如说：“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旧唐书·哥舒翰传》载哥舒翰拔石堡城后，“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摄御史大夫”。将“西屠石堡取紫袍”跟史实和王忠嗣“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的话联系起来看，讽意不是很明显么？对于因后一桩边事所引起的几次不义战争，李白还特意创作了专章诗歌加以揭露说：“羽檄如流星，虎符合专城。喧呼救边急，群鸟皆夜鸣。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借问此何为，答言楚征兵。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了解了这一边事的始末和内情，再来看这首诗就觉得好懂多了，真切多了。诗中有两点见解很有意思很可注意：（一）指出靠抓壮丁押解到前方去参加不义战争必然是白送死：“怯卒非战士”“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己方为“怯卒”“困兽”“穷鱼”，彼方为“战士”“猛虎”“奔鲸”，这主要不取决于士卒素质的优劣而取决于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和士气的高低。《新唐书·杨国忠传》：“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为征南诏）国忠岁遣宋昱、郑昂、韦儇以御史迫促，郡县吏穷无以应，乃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吏代之，人人思乱。”当然，用欺骗手段抓些贫弱者来充数，这就更无战斗力，更不堪一击了。（二）《太平御览》卷八一引《帝王世纪》载有苗氏部族不受舜的政命，禹请求去征服它。舜说：“我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吾前教由未也。”他于是修政教三年，执干（盾）戚（斧）而舞，有苗氏终于归服了。这诗末二句即用此典故，却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徒作书生空泛迂腐之论。其实南诏始终不愿叛唐，这场不义战争的连续发生，完全是昏君、奸臣缺德而黩武所导致的严重恶果。不过，即使到诗人写作这诗的当时，事态已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唐王朝执政者真正认识错误，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还是有希望和平解决的。诗人心里对问题的看法既然如此深刻如此尖锐，那么前面说什么“白日曜紫微，三公运权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岂不是明明地在借颂扬之辞，对祸国殃民的君臣，作又痛又痒、啼笑皆非的揶揄和讽刺吗？

对时代的背景做了粗略的回顾，现在且来探讨杜甫的《兵车行》。此诗以往各家多认为是因玄宗用兵吐蕃而作。最早宋代黄鹤见诗中所叙述的送别悲楚之状，与史书记载天宝十载鲜于仲通丧师于泸南，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军所，行者愁怨，父母妻子相送，哭声震野，情况相符，认为是因出兵南征而作。钱谦益更进一步发挥说：“‘君不闻’已下，言征戍之苦，海内驿骚，不独南征一役为然，故曰‘役夫敢申恨’也。‘且如’以下，言土著之民，亦不堪赋役，不独征人也。‘君不见’以下，举青海之故，以明征南之必不返也。不言南诏，而言山东，言关西，言陇右，其词哀怨而不迫如此。曰‘君不闻’‘君不见’，有诗人呼祈父之意焉。是时国忠方贵盛，未敢斥言之，杂举河陇之事，错互其词，若不为南诏而发者，此作者之深意也。”⁽³⁷⁾钱笺剖析入微，言之成理，当代说诗者多主是说。写南征而不点明南征，却杂举河陇之事，除了钱笺所作解释外，光就创作的角度而论，这不仅是容许的，更是艺术概括过程中增强人物、事件典型意义所必需的。诗人根据生活实感，构思一个“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如今又被驱南征、备受“我皇开边”之苦的老战士，设为答问之辞，让他现身说法，在自述平生经历的谈论之中，自然而然地将多年来海内各地人民，从前方到后方，从役夫到农夫，从兵役、徭役到赋税，所受穷兵黩武之害，集中而又真实地反映出来，游刃有余地解决了有限篇幅和较多内容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思想和艺术表现上的极大成就，能说这不是一次别出心裁的、成功的尝试么？设置极少人物，截取短暂生活片段，通过对话写事以表达思想感情，这是汉乐府民歌中常见的表现手法。

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即学此表现手法，而其中“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二句又直接借用于秦代民歌：“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见杨泉《物理论》）诸注家均以为《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二句与陈琳“生男”二句有关联，这是对的。其实不仅止于此，若论表现手法，也是从陈琳《饮马长城窟行》，从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而来的。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说：“近代惟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予少时与友人白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可见《悲陈陶》等篇最先开“即事名篇”之风及其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影响。

但须补充说明的是：（一）元稹将杜甫“即事名篇”之作从《悲陈陶》等篇算起，是因为他概念中的“事”，指的是那些带有重大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时事”。这一类即“时事”名篇的歌行中，创作得最早的不是《悲陈陶》而是《兵车行》。《兵车行》的出现，标志着诗人由于多年来的阅历和体验，社会思想、文艺思想已日臻成熟，开始着手在为自己，为后人，开拓那条起自国风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道路，这是很值得珍惜、很值得纪念的。（二）如果将“事”理解为一般的生活琐事，那么，现存杜诗中那些即“琐事”名篇的歌行出现得还要早。若按通常的编年先后排列，在《兵车行》以前即有《今夕行》《饮中八仙歌》《高都护骢马行》《乐游园歌》等篇。这些都是歌行，也不能说不是“即事名篇”，但显然不属于元稹所指的那一类。白居易《与元九书》说：“杜诗多，可传者千余篇。……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如果根据这一狭隘的、大可商榷的评诗标准衡量，《今夕行》诸篇，必会被斥为有乖六义而落选。不过从形式上考虑，诗人在天宝十载写作《兵车行》前五年（天宝五载）写作《今夕行》时就尝试“即事名篇”了。可见艺术形式上任何一个小的突破和改变，也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三）文学史家每当论及文人继承、发展乐府民歌传统的过程时都说，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再变为杜甫的“因事立题”，这“因事立题”，经元结、顾况等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写作准则，即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并从而出现了新乐府运动。这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写乐府歌诗“因事立题”在文人中固然最早始于杜甫，不过，这倒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他无非是恢复了民歌本来的作法而已。那些“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国风如《伐檀》《硕鼠》《东山》，那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如《战城南》《有所思》《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又有什么古题可借，还不都是“因事立题”，也就是元稹所说的“即事名篇”么？古时反动政客干反动勾当时，也懂得制造舆论，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进行反动宣传。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年底，李宓首次出征云南前夕⁽³⁸⁾，朝廷命群臣赋诗送行。如储光羲的《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昆明滨滇池，蠢尔敢逆常。天星耀铁锧，吊彼西南方。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斩伐若草木，系缧同犬羊。余丑隐弭河，啁啾乱行藏。……剑关掉鞅归，武弁朝建章。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邦人颂灵旗，侧听何洋洋。京观在《七德》，休哉我神皇！”无非是将唐方非正义的出兵说成是正义的，鼓吹大肆杀戮，预祝凯旋加官晋爵，颂扬“统元戎”的“冢宰”杨国忠庙略的高妙，归不世之功于“休哉我神皇”。第二年（十二载）四月李宓奏凯还京⁽³⁹⁾，朝廷同样命群臣赋诗欢迎、庆功。如高适的《李云南征蛮诗》说：“圣人赫斯怒，诏伐西南戎。肃穆庙堂上，深沉节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泸水夜可渡，交州今始通。归来长安道，召见甘泉宫。”颂扬的内容与前诗接近，所不同的只是一预祝、一告成而已。⁽⁴⁰⁾不管是“真心”还是“违心”，储光羲、高适二位，作为属官，处在必得“应诏”或“应教”赋诗的场合中，写作了这样一两首政治倾向性很糟的“颂圣”“歌德”之作，情有可原，不须深责；但也无妨借来作为对照，以便更清楚地显示出李、杜对社会现实认识的深刻，和他们热爱人民、敢于揭露抨击昏君奸臣祸国殃民反动决策的勇气。

这一时期杜甫写出征、戍边题材的诗还有《前出塞九首》。

《前出塞九首》写天宝年间哥舒翰征吐蕃时事。⁽⁴¹⁾这组诗，借一征夫的自述，夹叙夹议，反映了从出征到论功十余年来的征戍生活及其感触。其一说：“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这首诗写役夫被迫出征、辞亲离家时的悲愤。“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是这组诗的主旨，和《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我皇开边意未已”一样，都是借被迫出征士卒之口讽玄宗后期的穷兵黩武、恣意开边。卢元昌说：“此拈开边，为诸章眼目。自开元十五年王君㚟启衅，后张忠亮破吐蕃于渴谷，拔其大莫门城；杜宾客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十七年，张守素破西南蛮，拔昆明及盐城；（信安）王祎破吐蕃于石堡城。十八年，乌承玼破奚、契丹于捺禄山。二十年以后，虽吐蕃又款，至赤岭之碑仆，衅端又开；与奚、契丹交构不已。此皆开边之祸也。”可参看。天宝间边事已概述，此可补前引史料之不足。从后来杜甫任左拾遗为房琯罢相辩护而遭贬的表现看，他是敢于仗义执言，讽谏时君为政得失，有古诤臣风的。有人以为这组诗的表现特点是全部用第一人称来写，让这个征夫直接向读者诉说，由于寓主位于客位，转能畅所欲言，并避免直接批评时政的罪状。设置某一人物以第一人称来写，这是乐府诗中常见的做法，并非这组诗的特点，也很难说这是出于远祸的考虑。——欲加以妄议时政之罪，哪管用的是第一人称还是第三人称，这不都是你杜某写的么？通过设身处地的艺术构思，杂取彼役夫不同时地不同境况下的不同言行表现和心理状态，若断若续地顺序串联起来，形成一组各篇之间结构松散（故可单独成篇）而前后脉络却暗暗相通的大型组诗，以乐府诗独特的叙事抒情方式，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遭遇，从而使主题思想得到了完满的体现。如果一定要谈这组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特点，我看特点就在这学习汉乐府手法而有所创新之处。浦起龙说：“汉魏以来诗，一题数首，无甚铨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线。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转韵诗读。”也多少看到了这一特点。

其二说：“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这首诗述上路后轻身自奋情状。恣意开边，师出无名⁽⁴²⁾，离乡别井，本不欲来。现既已来，岂可受人欺凌，低人一头？脱缰走马，俯身搴旗，初试身手，亦不后人。写此役夫的骁勇，非只见其骁勇，亦见其不甘示弱的倔强性格，更见其有感于“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而自暴自弃的愤懑心情。举一隅而三隅反，可说极尽艺术之能事了。如果处理不当，写役夫途中的表现，过分渲染其一中那“吞声行负戈”的情绪，就会把他写成毫无血性、毫无骨气的胆小鬼，从而减弱诗歌反对不义之战的力量。相反，如果把他写成真的变得很积极，这不仅显得很突然、很不合情理，而且直接与这一诗篇的主题思想相违背，就更不能容许了。像现在这样写，既能突出人物的个性，又能相反相成地借铤而走险的心理状态和行动表现，反衬出朝廷倒行逆施的决策，给有头脑、有正义感的役夫所带来的巨大的精神痛苦，既写活了人物，又表现了主题，做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结合，这无疑是难能可贵、值得很好学习的。王嗣奭评论这一章说：“死既无时，而后作壮语，所谓‘知其不可如何而安之若命’者也，愈壮愈悲。”颇得作者用心。

其三说：“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这首诗通过途中一个生活细节的描写，反映这一役夫内心剧烈的矛盾和无比的痛苦。《陇头歌辞》：“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磨刀”四句显然是从这首古代民歌中点化出来的。不过，同一般用典有所不同，必须考虑到那个不一定知道这古歌的抒情主人公——役夫，处在陇头“呜咽水”发出“断肠声”的境地，无须想到典故，就有可能见景生情，直接产生那种情绪上的波动。在“呜咽水”旁磨刀，只是想借此以转移注意力，摆脱因“断肠声”而勾引起的愁思。“水赤”才知“刃伤手”，岂不是磨刀割破了手一点也不觉得痛？可见注意力并未因此而转移，愁思并未因此而摆脱。“心绪乱已久”，真是没法使自己这颗乱糟糟的心安定下来啊！举重若轻，细微处见大手笔。“丈夫”四句是自我宽解的话。既已誓死报国，还有什么可愤惋的？可见愤惋太甚，终难释然；倒不是自己胸怀窄狭，许多问题实在令人想不通。横下一条心豁出命来干一场吧！要么成功，要么战死，倒也干脆。“图麒麟”谈何容易！“战骨当速朽”，死了朽了也就万事大吉了。“当”字下得沉痛。越宽解越愤惋，欲擒故纵，正意反出，用多变的手法写多变的情绪，绝妙。

其四说：“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这首诗写在途中被徒长欺压和驱逼的情形。前已充分写出了这一役夫的有血性、有头脑，这样的人却受到愚蠢而蛮横的徒长的无理对待，就更觉难堪。不管是用积极还是消极的想法，他似乎多少已解决了一些思想问题，减轻了一些精神负担，如今面对这“被驱不异犬与鸡”的残酷现实，他又重新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更加思念起故乡的亲人⁽⁴³⁾来了。

其五说：“迢迢万里余，领我赴三军。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这首诗写跋涉万里、初到军中的感叹。细细玩味，“军中”二句与高适《燕歌行》“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二句的意思还是有所不同。后者指主将与士卒苦乐迥异，而前者则指下面部属、士卒之间存在着待遇不公、苦乐各别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而主将很难了解。言外之意是说所受之苦并非一般。《杜臆》说：“不曰为军士，而曰‘为奴仆’，盖军人以强弱相役，此正其所苦，而无从往诉于主将者，何时得树功勋而得舒其积愤也？胡骑之多如此，则树功正未易耳。此后皆到军苦境。”讲得极透彻。前思“图麒麟”，为排遣愁思，此盼“树功勋”，为摆脱苦境，处于不堪忍受的境地，聊作非分的妄想，表面上说的是役夫想邀功，实际上揭露的却是那权臣边将为邀功而发动的不义战争带给役夫和人民的莫大苦难，文思如清溪，萦回转折，最后总流往主旨所趋的方向，可见诗人驾驭艺术本领的高强。

其六说：“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这首诗很著名，“擒贼”句已成为成语。诗人对战争的看法和态度很正确。前四句酷似民间谣谚，是乐府本色，亦合抒情主人公口吻。在人物性格、赴边经过得到充分展开以后，插入这一段议论，点醒主旨，就显得比较自然了。

其七说：“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这首诗写筑城戍守的艰苦和无时或释的思归之情。“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写苦寒奇警，读之感同身受，不寒而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亦写严寒，程度有别，稍有夸大，不违常情。⁽⁴⁴⁾从中可悟现实主义细节描写分寸的掌握。开元末以来，屡筑军城防边。如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杜希望将鄯州之众夺吐蕃河桥，筑盐泉城于河左，置镇西军于盐泉。又同年剑南节度使王昱筑两城于吐蕃所据安戎城侧，顿军蒲婆岭下。天宝七载（七四八）哥舒翰筑神威军（城）于青海上，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谓之应龙城。八载（七四九）朔方节度等使张齐丘于中受降城西北五百余里木剌山筑横塞军（本名可敦城）。王忠嗣更重视边防，从天宝四载（七四五）以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以来，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筑城往往会导致边境短暂的安定，所以役夫每当愁苦之极时，往往会渴望有朝一日结束战争筑城而还。《资治通鉴》载开元十六年十二月丙寅敕：“长征兵无有还期，人情难堪；宜分五番，岁遣一番还家洗沐，五年酬勋五转。”连皇帝也公开承认征兵制度的不合理和戍边士卒永无还期的悲苦，可见问题的严重。初唐以来写征夫思妇题材的诗歌特盛，绝非偶然。皇帝偶发善心，颁布“德音”，规定得很具体很理想。一年一换，轮番还家洗沐，但真要实行，谈何容易！这不过是故作姿态，廉价收买人心而已。从以后穷兵黩武、征募频繁的情况看，这道敕书中的许诺恐怕从未兑现过，而征兵制度之糟、戍边士卒之苦，就变本加厉、有过之无不及了。那么，役夫远戍，还家无期，只好仰望浮云，神驰故里，靠远望来排遣忧伤了。

其八说：“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这首诗写役夫一战告捷，且虏其名王而归。末谓潜身行伍，仅获一胜，仍难出人头地。关于这两句的言外之意各家体会有所不同。王嗣奭说：“虏名王，授辕门，不以一胜为功；盖其立志远大，必空漠南之庭而后快也。”此说与组诗“擒贼先擒王”“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的主旨抵牾，不足取。杨伦以为“聊作妄想快意，亦正见当时主将无能如卫、霍辈者，不过徒残民命而已”，尤非。

其九说：“从军十年余，能无分寸功？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中原有斗争，况在狄与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辞固穷？”这首诗以慨叹军中赏罚不明、众人争功而结束全篇。擒王之功不可谓不大了，有功者不言功，无功者竞邀赏，人心浇薄，公道何存？遇此等处，常人为之必大发议论，而老杜却轻轻带过，只写役夫不忧自身的不荣显而忧四方的多故、中原的将乱⁽⁴⁵⁾，从而圆满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表现，深刻地揭示了穷兵黩武必会给国家带来致命危机的这一极富政治远见的主题思想。

通过叙事、抒情，采用了乐府诗特有的表现手法，诗人确乎成功地塑造了役夫这一艺术形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所谓“开天盛世”的黑暗面，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性和较高的艺术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家对于役夫这一艺术形象的看法，也存在着一些分歧：有的认为杜甫一定接触到这类人物，否则不能写得如此具体深刻；有的“诧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见《读杜心解》所引）。诚然，老杜很可能接触过这类人物，因此，他虽然从未有过出塞、戍边的生活体验，却能根据亲历其境者的述说写得很真实很细致。即使如此，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行伍中一定有此人。浦起龙骂那个说“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的评点家“直痴人说梦耳”，也未免性急了一点。我讲这话的意思不仅只是说凡是成功的艺术形象必然超出了真人真事的范畴而带典型性，而是说这一艺术形象更多地反映出老杜本人的影子，也可以说，这是诗人在借别人的酒卮浇自己的垒块。王嗣奭说：“《出塞》九首，是公借以自抒其所蕴。读其诗而思亲之孝，敌忾之勇，恤士之心，制胜之略，不尚武，不矜功，不讳穷，豪杰圣贤兼而有之。勿以诗人目之也。”吹捧太过，便觉冬烘；但看出这组诗中有夫子自道之意，这一点却是不错的。

文章标题：“马萧萧”-杜甫旅食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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