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苦身以利人-杜甫是“暂止”的“飞乌”
身逢乱世，流寓他乡，总免不了有忧国思家的苦痛，但就大体而论，今年开春以来，直到八月“楠树为风雨所拔”“茅屋为秋风所破”，老杜的日子过得还蛮顺利，心情也蛮舒畅。
且说这棵楠树。这是一棵树干很高树冠很大的楠树，它亭亭如盖挺立在草堂前面、浣花溪边。老杜很喜欢它，傍着它的根开出片药圃，接着它的叶子盖起草堂。它浓阴四垂，微风吹拂树叶发出的声音十分悦耳。最妙的是，每当老杜喝醉了酒，只要在它下面睡片刻工夫酒就醒了。——这就是《高楠》中所夸道的全部内容：“楠树色冥冥，江边一盖青。近根开药圃，接叶制茅亭。落景阴犹合，微风韵可听。寻常绝醉困，卧此片时醒。”黄鹤说：“公有《楠树为风雨所拔叹》云‘倚天楠树草堂前’，此云‘接叶制茅亭’；《叹》云‘浦上童童一盖青’，此云‘江边一盖青’：故知即此楠树也。”这样可心的楠树，一旦为风雨所拔，诗人自然会感到十分悲痛：
“倚江楠树草堂前，古老相传二百年。诛茅卜居总为此，五月仿佛闻寒蝉。东南飘风动地至，江翻石走流云气。干排雷雨犹力争，根断泉源岂天意？沧波老树性所爱，浦上童童一青盖。野客频留惧雪霜，行人不过听竽籁。虎倒龙颠委榛棘，泪痕血点垂胸臆。我有新诗何处吟，草堂自此无颜色。”这棵楠树相传有二百年了，就是因为看上了它才在这里卜居的。它垂荫足避霜雪，迎风如听竽籁，故客行至此，频留而不过。今见它跟雷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搏斗，终于给连根拔起，像虎倒龙颠似的倒在荆棘丛中，这实在太刺激我，太使我伤心了。想到草堂从此失色，我有新诗也无处行吟，更是怅然若失。浦起龙说：“‘虎倒龙颠’，英雄失路；‘泪痕血点’，人树兼悲。‘无颜色’，收应老辣。叹楠耶，自叹耶？殷仲文有言：‘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老杜跟这棵大楠树“一见倾心”。年来朝夕相对，风雨与共，更觉情深。正由于他把树看成了人，看成了知音，写出诗来，就自会声情悲切、寄托深长了。
这诗固然写得不错，但其思想艺术成就还是赶不上同时前后所作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诗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地描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情状。秋空越是辽阔，就越能显出狂风来势之猛。这样大的风，当然会卷起屋顶上的几重茅草，似乎还能撼动天地。这样，诗人就以刚劲有力的笔锋，简括而生动地写出了秋风的狂暴，并借以反衬出人们处在自然威力之下的巨大惊悸，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要求有安定的生活保障的强烈愿望。然后，他就接二连三地极力铺叙狂风吹着茅草、“渡江洒江郊”、“挂罥长林梢”、“飘转沉塘坳”的情景，极度紧张，不容喘息，既显出风力之大和情况的混乱，又显出诗人眼望着自己苦心经营的草堂，正在遭到破坏却无力挽救的焦急和痛惜。前五句每句押韵，押的都是平声韵，这就使得接连不断的韵脚产生急剧的节奏，有助于加强诗中紧张的气氛，而“号”“茅”“郊”“梢”“坳”这些韵脚，读起来又仿佛令人感到秋风怒号，萧瑟满耳，就像身临其境一样。接着写一群顽童不听呼唤，抢走茅草的事和诗人的感叹。屋顶的茅草全给风吹散了，本来还可以拣回一些，想不到又给顽童们弄走了。弄走了茅草也就罢了，可是他们欺我年老无力，追他们不上，竟能忍心当面打抢，还公然抱着茅草大摇大摆地走着，故意气我，害得我叫干了嘴舌皮也不理睬，这就更加可恶，更加可叹。这里作者把自己和顽童对照起来写，使老人和顽童的神情都显得很生动。严辞斥责顽童，可见老人当时心情的暴躁，同时又令人感到很幽默。诗人笔下那些顽童固然可恶，但是在他们顽皮、幼稚的神情中也的确有可爱的地方。如果以为诗人是在极其认真地谴责他们，那还不能算是正确地理解了杜甫，理解了这几句诗。狂风停息不久，大雨就下了起来。屋漏床湿，诗人通宵不眠。写秋天黄昏时候大雨降临前的短暂沉寂，却烘托出诗人内心深处沉重的苦闷。他用铁来形容棉被；由于随着主人在外流浪多年，棉被变得很僵硬。被子能够硬得像铁，已足见它的陈旧了。娇儿睡觉不规矩，蹬一脚，破一块，更见它陈旧不堪。被窝冷，儿子不会睡，已经很难安宁了，何况茅屋又给秋风吹破，大雨下个不停，屋漏床湿，屋子里没有一块干的地方，这更叫人怎样睡呢！诗人好用“日脚”“雨脚”这类形象的词汇。的确，这和“雨点”“雨滴”等词比较起来，“雨脚”不仅很形象，而且还富有情趣。往下一句是：“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诗人久经战乱，忧国忧民，长时期以来就失眠，今夜遭到雨淋，更加不能合眼。多年积压在心头的家国深忧和目前的痛苦交错在一起折磨他，使得他急迫地盼望天明。可是，老天爷好像故意在捉弄人，盼望得越厉害，就越是迟迟不亮。最后写诗人在风雨不眠之夜，产生了无穷的理想和愿望。他由目前的痛苦想到过去一连串的悲惨遭遇，又由个人的悲惨遭遇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并从而产生了甘愿为天下穷苦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就是这首诗的主题，也是诗人长夜不眠经过苦苦思索，从切身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极其伟大、极其宝贵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的产生，对于像杜甫这样热爱人民，且有丰富而又深刻的生活体验的诗人来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表达出来就很真实，很有力量，感人很深。正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这首诗才不仅是个人悲苦命运的哀叹，而且还具有最重大最深广的时代社会意义；才能在进步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中，闪耀出理想的光辉，洋溢着救世济人的激情，显示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这几句诗写得真好，巨大的形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深沉的喟叹和激昂、坚决的言辞：“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正好被诗人用来很恰当地表现了他那种舍己为人、至死不悔的伟大精神。这是诗人，也是这首诗思想感情崇高伟大的地方。但是，有了这样崇高伟大的思想感情，要想将它们表达出来，写成感染力很强的好诗，那还需要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
总的看来，这首诗在艺术上有不少突出的成就，主要有三点：（一）善于根据主题思想的需要，去选择素材，安排素材。茅屋为秋风所破，从傍晚到第二天早上，所见所感可写的当然很多。但是，诗人却有所选择，只是着重地写秋风如何吹破茅屋卷走茅草、小孩蹬被、屋漏床湿这些事。写这些事好像意义不大，其实不然。因为只有通过这些生动细致的描写，才能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当时所经受的生活上和精神上的痛苦，才能使读者深刻地理解他的那种理想和愿望是在怎样的情况之下产生的，在当时又有怎样的现实意义。如果不是这样写，那么，这理想和愿望虽然本身很崇高伟大，也可能由于缺乏生活实感，而显得多少有点枯燥，减弱了它们的感染力量。这首诗的素材安排得很恰当，前后贯穿得也很好。全诗平铺直叙，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写起来却一层比一层深入，最后才水到渠成，情不自禁地说出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点破主题。这种写法，可以说是画龙点睛。（二）语言朴素、生动，带有强烈情感色彩。（三）描写、叙述、抒情都很好。前面着重在描写、叙述，但由于能紧扣主题，充满感情，一点不显得客观、琐碎。后面着重在抒情，但由于用了“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样鲜明、生动的形象来表达，所以一点也不显得抽象、空洞。
过去曾经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对这首诗提出了三点指责：一说“三重茅”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很舒适；二说此诗谩骂贫下中农的孩子是盗贼；三说作者关心的只是“寒士”，也就是像他一样的不得志的读书人，并非劳苦大众。对此我也曾撰文做了分析。先谈第一个问题。说“三重茅”的茅屋冬暖夏凉，住在里面很舒适，这话的意思是老杜即使住茅屋，与一般穷苦人究竟不一般。这并不错。老杜来到成都，先寄寓在浣花溪边的草堂寺，有做官的“故人分禄米”接济他的生活。要盖草堂了，又有当司马的表弟“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来资助。为了布置环境、添置家具，他向“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诣徐卿觅果栽”。相与的都是官府，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决非一般平民百姓所能比拟的。如前所述，这草堂环境幽美，跟一般穷人的住处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决不能把他的草堂看作大观园稻香村里那几间用来点缀风景的茅屋。别的不说，单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所描绘的那屋漏床湿、通宵不寐的狼狈相，与其说接近上层生活，倒不如说接近下层生活更合乎实际些。老杜旅食京华十年之久，“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安禄山乱后，他携家逃难，颠沛流离。后来又辗转道路，“漂泊西南”。这漫长的苦难历程使他有可能接近人民大众，同情民生疾苦。因此当我们评价老杜及其作品时既要看到他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属性，又要看到他与人民大众在生活遭遇和思想感情上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且以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例，在这首诗中这两方面的特点就表现得很明显：“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一、他家属于有蠲免特权的官僚地主阶级。二、家人寄寓异县，生活毫无保障，即使这年丰收，幼子仍因无食而饿死，这遭遇、这命运跟当时的一般穷人也相去无几了。三、自家享有特权，又正处在伤幼子夭折的极度悲恸之中，却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况远不如己的“平人”的“骚屑”，从而兴起了忧国忧民的浩叹。（详第七章第七节）对待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样看呢？我想，既不可因他境遇之惨便把他等同于“平人”（他自己也承认是不一样的），也不可因他出身于封建特权阶级竟认为有关他悲惨境遇的描述和忧国忧民的浩叹都不足信，并加以贬抑。正确的，也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既要看到他的出身，又要看到他的遭遇，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才能较深入地认识到，像他那样出身的人，由于自己有与人民苦难生活相接近的遭遇，又有“窃比稷与契”的志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就是十分自然和可以理解的了。同样，我们既要看到，（一）杜甫虽然身居草堂，他仍然是上层社会的一员，不是浣花溪畔的普通“野老”；又要看到，（二）草堂虽雅，毕竟是茅屋，虽说“三重茅”冬暖夏凉，还是可以给秋风刮破，受冻挨淋，跟穷人的茅屋并无二致；更要老老实实承认，（三）老杜能由个人的悲惨遭遇，想到天下穷苦人水深火热的苦难生活，并且从而产生甘愿为天下穷苦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强烈愿望，这是极其难能可贵的思想感情，应该肯定，值得学习，岂可随便加以鄙薄和嘲弄？
再谈公然谩骂贫下中农的孩子的问题。其实这根本不成为个问题，要是你正处在困难之中，有人竟来趁火打劫，你一时按捺不住，骂一声：“你这强盗，敢当面打抢么？”这也算不得什么大错。为了辨明是非，不妨先研究一下他对所谓“盗贼”究竟是怎样看待的。
现存杜诗中提到“盗”“贼”“盗贼”“贼盗”和有关字眼的句子不下五十处。其中“贼”多指安史叛军，如“翻思在贼愁”（《北征》）、“岂意贼难料”（《新安吏》）、“昔没贼中时”（《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辛苦贼中来”（《喜达行在所》其一）等，称安史叛军为“贼”，无论当时或现在，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又“擒贼先擒王”（《前出塞》其六），“贼”泛指敌人，在长期流传中这已成了成语，也不会有什么问题。除此以外，他诗中所说的盗贼不少是指吐蕃，如《登楼》“西山寇盗莫相侵”等。《旧唐书·吐蕃传》载：“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蹴边城，或为虏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堙没者数十州。”这就是老杜在一些诗中这么称呼吐蕃的具体时代背景。今天看来这显然不对，但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情绪也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他也常用盗贼这一名词指作乱的军阀、打家劫舍的土匪，有时甚至不免包括起义的农民，含义不一样，有对有不对，不可一概而论。老杜把起义农民称之为盗贼，当然十分错误。不过，对于一个像杜甫这样的封建士大夫来说，这正是他阶级局限性的表现。（我国历史上绝大多数起过进步作用的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当遇到这一问题时，有谁能突破自身的阶级局限呢？）因此，当具体论及这些诗歌时，应严肃地指出这个局限，但不得从而以偏概全，认为他凡是讲到盗贼都是在对起义农民、对人民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事实恰恰相反，他的一些讲到盗贼的诗句，不仅不是在诬蔑人民，反倒是站在人民一边，将批判的矛头指向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譬如他在《麂》中说：“衣冠兼盗贼，饕餮用斯须。”仇注：“衣冠乃食肉者，盗贼乃捕兽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于斯须，则衣冠亦等于盗贼矣。此骂世语，亦是醒世语。”说“此骂世语”是对的，以为“盗贼乃捕兽者”就不对了。因为这句诗本来的意思是说此等“饕餮”成性的“衣冠”人物（《汉书注》：“衣冠，有仕籍者。”即官僚）本身就是“盗贼”。这是不是仅止于指责这些“衣冠”人物在贪吃的这一点上“等于盗贼”呢？也不是的。它更寓有讽刺“衣冠”人物鱼肉人民的“盗贼”本性之意。如若不信，请看他的《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万方哀嗷嗷，十载供军食。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诛求何多门，贤者贵为德。韦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识。操持纲纪地，喜见朱丝直。当令豪夺吏，自此无颜色。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这诗一开始从时事叙起，多年战乱，民困于军需，望韦讽坚守清节，秉公执法，除贪救民。他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夺吏”巧立名目的“诛求”，并义正辞严地将那班贪官污吏斥之为“蝥贼”，指出欲救穷民必先去蝥贼，这不仅切中时弊，也可见出他是站在人民一边，他的心是与人民相通的。他在出蜀后所作《三绝句》其一中痛骂那些专横残暴的地方军阀是狠毒甚于虎狼的群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又在其三中揭露皇帝殿前的禁军杀戮百姓、奸淫妇女的罪恶：“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他还认识到天下动乱、盗贼丛生的本源在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其三）在他看来，盗贼本是好老百姓，只是文贪武暴，逼得他们走投无路才铤而走险的。
《孟子·滕文公》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老杜是正统的孔孟之徒，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和剥削制度，却由衷地反对苛政和诛求：“蜀门多棕榈，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剥甚，虽众亦易朽。徒布如云叶，青黄岁寒后。交横集斧斤，凋丧先蒲柳。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啾啾黄雀啅，侧见寒蓬走。念尔形影干，摧残没藜莠。”（《枯棕》）这里所说的“割剥”，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剥削”么？以被“割剥”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压榨干最后一滴血至死的“江汉人”，真是再形象、再真切感人也没有的了。老杜对人民的苦难不仅看在眼里痛在心里，还敢挺身而出，为人民大声呼吁，难道这种精神不值得肯定么？杜甫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是一贯的。他早年旅食京华时，曾在《兵车行》中借役夫之口诉说了不义的开边战争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不幸。安禄山乱起前夕，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为贫富悬殊、苦乐迥异的畸形社会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乾元二年（七五九）三月，九节度使联军大溃于相州。老杜离开洛阳返回华州，亲眼得见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就写了著名的“三吏”“三别”。他在夔州作《白帝》诗，深感乱世人民所受剥削和压迫的深重：“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又在《又呈吴郎》中对一个“无食无儿”的妇人深表同情：“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杜甫对人民的关心和同情是一贯的，而且这种关心和同情，随着他的日益沉沦下层、接近人民、洞察民生疾苦而越来越加深了。鲁迅曾经说过：“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在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要知人论世，要顾及作者的全人，对于杜甫，难道可以不顾及他一贯对人民的态度，仅抓住诗中描写他处于焦躁情绪中斥责顽童的一句并无大错的话，就能断定他仇视贫下中农、仇视人民么？
最后简短地谈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所谓“寒士”到底包括不包括广大穷苦人民在内。要想对这一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我认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观水涨》“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这两句诗。“士”而居于“中林”，无疑是山林隐逸了。但决不能因此就说杜甫当时仅只担心山林隐逸会给鱼吃了。因为诗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过：“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可见他担心的不只是山林隐逸而是“数州”“万室”会给水淹了。既然这诗中的“中林士”在老杜心目中主要是用来指“数州”“万室”的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么，我们就不能死抠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诗中的“寒士”就只能指那些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而决不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详第八章第四节）。
经过前面粗浅的辨析，可以看出有些人用来否定《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那三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今天，我们应为这首诗及其作者掸掉十年前思想混乱时期难免沾上的灰尘，还其本来面目。黄彻《？溪诗话》说：“老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云：‘自经丧乱少睡眠，……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乐天《新制布裘》云：‘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绫袄成》云：‘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人。’皆伊尹身任一夫不获辜也。或谓子美诗意，宁苦身以利人；乐天诗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较之，少陵为难。然老杜饥寒而悯人饥寒者也；白氏饱暖而悯人饥寒者也。忧劳者易生于善虑，安乐者多失于不思。乐天宜优。或又谓：白氏之官稍达，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语在前，而长庆在后。达者宜急，卑者可缓也。前者唱导，后者和之耳。同合而论，则老杜之仁心差贤矣。”白居易大裘的想法显然受老杜广厦的想法的启发，可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对后世影响的深远。杜、白处境不同，思想同中有异，比较一下各自的特点，亦无不可，却不必强分轩轾。要是一个人真能做到“宁苦身以利人”“推身利以利人”，再加上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就算得上是个高尚的人了。这种精神，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仍然是有可取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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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宁苦身以利人-杜甫是“暂止”的“飞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