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端齐终南”-杜甫旅食京华
老杜的叙事抒情长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恰好可借来作为诗人旅食京华十年中遭遇、思想以及创作活动的全面总结。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月，杜甫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离京赴奉先县探家。当时安禄山已反于范阳(47)，但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玄宗正带着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避寒，纵情享乐。杜甫途经山下，忧愤交集，到家后便写成了这首诗。这首诗可分三大段。第一大段自述生平大志、出处去就之节和对皇帝的忠诚，总之是在表明赍志去国之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整篇是咏怀，这一大段又是最集中最纯粹的咏怀。杨伦说：“首从咏怀叙起，每四句一转，层层跌出。自许稷、契本怀，写仕既不成，隐又不遂，百折千回，仍复一气流转，极反复排荡之致。”的确如此。从表面看，这一大段文字很像是在向人们汇报自己的思想，其实不尽如此。这是缅怀往事百感交集时内心深处痛苦的独白。诗人一上来就亮出自己有“窃比稷与契”的大志，只因这大志不仅关系着一生的命运，也是这篇长诗所由产生的根源。这是提纲挈领的写法，找到了这个头，就会像缫丝一样源源不绝地将纷乱的愁思理出个头绪来。稷和契是传说中辅佐虞舜的两个贤臣。跟这样的人物看齐，势必意味着要做大臣做宰相，这谈何容易！终于落得个一事无成、穷愁潦倒，让同学老先生们取笑，自己却执迷不悟，这岂不是“愚”岂不是“拙”么？转思稷教民种植谷物，契推行文化教育。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王嗣奭语）那么，学习这种精神，又有什么不可以的？正因为死不了这条心，他始终甘于贫贱，不怕讪笑，坚持素志，总希望有朝一日如愿以偿。正因为死不了这条心，就免不了一年到头为天下的黎民百姓担忧，内心激动，感慨万端，日子过得很不松快，就连这次离京往奉先探家，途中所闻所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发而为诗，便写出了这篇忧国忧民、心情沉重的长篇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所以说这大志不仅关系着他一生的命运，也是这篇长诗所由产生的根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大志固佳，惜难实现，那为什么不走古今明达之士都曾走过或正在走着的那条高蹈出世、独善其身的归隐之路？说真的，浪迹江海，优游岁月，这念头不是没起过；只是生逢像尧舜一样的明君在位，不忍心就这样永远离开罢了。当今栋梁之材有的是，朝廷哪里缺不了你老杜这块料？这不过是葵藿倾叶向太阳，物性难改啊！藿是豆叶，葵是胡葵，亦名戎葵、卫足葵、一丈红，系锦葵科而宿根草木。《花镜》云：“葵，阳草也，一名卫足葵，言其倾叶向阳，不令照其根也。”曹植《求通亲亲表》说：“若葵藿之倾叶，太阳虽不为之回光，然终向之者，诚也。臣窃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实在陛下。”“葵藿”句出此，也含有企望皇帝“垂三光之明”的意思。
俞平伯先生说：“他是否真把唐明皇当做尧舜之君看呢？在此不得详论。我们很不必歪曲事实，杜甫当然忠君；……明皇之去尧舜不但事实上远甚，即以杜甫的诗来看，恐亦复甚远（尧舜究竟怎样好法，是另一问题，所指乃是儒家传统的看法里的尧舜），所以这句话至少不宜十分认真的。”（《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载《杜甫研究论文集》二辑）接着他又不胜感慨地表白说，看看那般蝼蚁之辈，蝇营狗苟，只顾理家生财，正如《尸子》所说“蝼蚁之穴，无不满焉”，不是过得蛮写意么，那为什么又偏要去效法海洋里力挽狂澜的大鲸？有偌大的志向，又羞于干谒，因此耽误了生计，直到今日还辛辛苦苦，眼看就要埋没在尘埃之中了，不过我倒也甘心情愿。就是尧、舜之世，也容许巢父、许由这样的高尚君子避世，我若归隐，本无不可，只是节操不易改变，终究愧对巢、由了。前面已曾两次谈到，老杜也确乎有过归隐山林或放浪江海的打算，无奈思想搞不通，总不忘怀建功立业的大志，又苦无买山肥遁之资，所以这只不过说说而已，哪能真下决心去当身世两相弃的高人雅士。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只好饮酒赋诗。痛饮聊以自遣，放歌可破忧愁；别看我似乎很风雅，心里实在是太苦闷了。
诉说了离京首途时一触即发的不遇之悲和身世之感，接着便夹叙夹议地记述了路过骊山时的所见所感，慨叹君臣耽乐之失：“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冈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霜严衣带断，指直不能结。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蚩尤塞寒空(48)，蹴踏崖谷滑。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战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骊山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南，离长安六十里。诗人半夜出发，清早可经过骊山。《雍录》载：“温泉在骊山。秦汉隋唐皆常游幸，惟玄宗特侈。盖即山建立百司，庶府皆行，各有寓止。自十月往，至岁尽乃还宫。又缘杨妃之故，其奢荡益著。大抵宫殿包裹骊山一山，而缭墙周遍其外。观风楼下，又有夹城，可通禁中。”晚清慈禧太后每年四月来万寿山颐和园避暑，十月回宫，百司随行，官邸、别墅遍及海淀。二者情况极其类似，所不同者华清宫是冬宫，颐和园是夏宫而已。唐太宗即位以来，几次大兴土木，营造宫室，魏徵等多以隋炀帝穷奢极欲、劳民伤财以致国亡身丧为戒进谏，终有所节制。相形之下，李隆基可算得是不肖子孙了。慈禧顽媪，更不足道。且说老杜路过骊山时，玄宗、贵妃正在华清宫。这时已是岁暮，百草凋零，大风呼啸，天色阴沉，天气寒冷，天空大雾弥漫。俞平伯先生说：“雾重故地滑。温泉蒸气郁勃，羽林军校往来如织。写骊宫冬晓，气象万千，化工手也。”体会真切，剖析入微。尝怪“霜严”何至于冻断“衣带”。细思之，始知：霜严风大，欲束紧衣带以御寒，不觉用力太过而折；手指冻僵，很难结好。描写一琐屑细节，便令人犹如身历其境似的感受到行旅风霜之苦。诗人走在墙外，皇帝就在墙那边，甚至连保卫皇帝的羽林军校兵器偶尔相碰所发出的细微声响也能隔墙听到；处在这种相去天渊却近在眉睫的特殊境地，对于一个恋阙情浓、忧时心切的去国志士来说，他必然会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了。《明皇杂录》载玄宗曾在华清宫中置长汤数十，赐从臣浴。钱笺引晚唐郑嵎《津阳门诗注》等记述更详：“宫内除供奉两汤池，内外更有汤十六所。长汤每赐诸嫔御，其修广与诸汤不侔。甃以文瑶宝石，中央有玉莲华捧汤泉，喷以成池。又缝缀锦绣为凫雁，置于水中。上时于其间泛钑镂小舟，以嬉游焉。次西曰太子汤，又次西少阳汤，又次西尚食汤，又次西宜春汤，又次西长汤十六所。”又《安禄山事迹》载：“禄山将及戏水（表演游泳），杨国忠兄弟、虢国姊妹并至新丰，所止之处，皆赐御膳，至温泉赐浴。将士并赐浴赐食赐钱。玄宗计日幸望春宫以待。”玄宗的恣意妄为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了。如今亲耳听到华清宫内传来响彻云霄的音乐声，诗人心想：君臣们大概正在寻欢作乐，长夜之饮到天亮了这许久原来还没结束。李白的《乌栖曲》写吴宫从暮到晓的狂欢烂醉：“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荒淫误国，古今同慨！“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这话说得新鲜，皇帝请客，当然满座朱紫，哪里会有着“短褐”的老百姓的份儿？这道理老杜当然是懂得的。“短褐”犹布衣，指平民，后来也用来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老子》：“被褐怀玉。”我们读诗时如果意识到诗人嘴里说的是“被褐”或“短褐”，而心里指的却是“怀玉”，那么就不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古怪，反而觉得语含激愤、讽意深刻。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看看当今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迷恋的是郑声，近的是佞人，远的是“怀玉”的“被褐”之士。即使拿儒家“为邦”的准则来衡量，老杜还是能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而有所腹非的。他的《醉时歌》说：“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本诗开篇就说：“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可见老杜用“被褐”“布衣”这类字眼不尽是写实况，也暗含左思所说“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咏史》）的对抗情绪。
林庚先生说：“杜甫《赴奉先咏怀》：‘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杜甫当时已初任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却仍无妨自称布衣，而杜甫之所骄傲于布衣的，则正是在那‘窃比稷与契’的政治抱负上。”（《诗人李白》）这话极有见地。布衣而有大志，这岂不是“被褐怀玉”么？这种愤世的情绪，在其他盛唐诗人的作品中也时有流露。王维就曾感叹过“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奈何轩冕贵，不与布衣言”“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李白此感尤其强烈，如说“白，野人也”“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投箸解鹔鹴，换酒醉北堂。丹徒布衣者，慨慨未可量”，等等。唐代开始建立政权及之前争夺天下急需文臣武将之秋，固然有不少人“皆起闾阎布衣”（太宗语）而终于建功立业“自取富贵”（来护儿论秦叔宝语），就是到开元后期玄宗日渐昏聩、治乱转关之际，还用了“岭海孤贱”的张九龄为相，这就是当时像李、杜这样一些出身下层、“被褐怀玉”之士的大志所由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根源。从太宗以来，唐王朝历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虚应武丁、文王搜贤访隐故事，都喜欢“临幸”或礼聘、嘉奖、封赏几个“名扬宇宙”的逸人高士，以示“天下归心”，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的奇效，这无疑也会使人们产生一些错觉和幻想。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征聘隐者道士，而以玄宗为最：计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
李阳冰《草堂集序》记述诏征李白入朝的盛况说：“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虽说这只是一种故作姿态、有名无实的政治表演，可见前一时期到底确曾有过“与宴有短褐”的新鲜事儿。如今皇帝干脆抹开脸子不再搬演盛世明君崇德求贤的陈年故事，公然带领着一群男女宠幸胡帝胡天地吃喝玩乐起来，这怎教那些惑于假象曾一度对皇帝存过幻想的人们不大失所望，不感慨系之呢？“赐浴赐食赐钱”，这是皇帝寻欢作乐的三部曲。诗人想象赐浴赐食已毕，踵接而来的必是赐钱，就不觉发起议论来。“彤庭”四句讲得很沉痛，指出彤庭上分赏文武百官的这许多绫罗绸缎，都是民间贫寒妇女辛辛苦苦地制作出来的，是下层官吏鞭挞、压迫人民，剥削、搜刮来进贡朝廷的。唐初沿用隋代租调力役制度，加以发展而成为租庸调法(49)，一直实行到安史乱后才为两税法所替代。《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布加五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此法允许全部力役用交绢或布来代替，腾出劳动力，多少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发展农业，加上还定出按灾情轻重减免赋役等条例，这在初唐恢复经济的时期，是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的。武则天统治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生活日趋奢侈，又经常用兵，这就使得人民所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越来越严重了。(50)到了开元、天宝之际，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而剥削则尤为苛重，“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于斤两，遂则加其丈尺，有至五丈为一匹者”（《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比如宇文融、杨慎矜、王鉷等，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创变造、租庸脚士、浸渍折估等法，都是为了竭力压榨人民，聚敛钱财，讨好皇帝，希求恩宠。《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贵，……天子（指玄宗）骄于佚乐而用不知节，大抵用物之数，常过其所入。于是钱谷之臣，始事朘刻。太府卿杨崇礼句剥分铢，有欠折渍损者，州县督送，历年不止。其子慎矜专知太府，次子慎名知京仓，亦以苛刻结主恩。王鉷为户口色役使，岁进钱百亿万缗，非租庸正额者，积百宝大盈库，以供天子燕私。”又《资治通鉴》载：“（天宝）八载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后改名国忠）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了解了这些史实，再回头来看诗中关于“彤庭分帛”的这段议论，就自会明白诗人的心情何以这么沉重，忧愤何以这么深广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真是难怪他啊！牵涉到皇帝，发议论哪能不讲点策略？诗人先是一针见血道破这财帛的所由出、所由来，义正辞严，咄咄逼人。然后又退后一步，为皇帝开脱，说皇帝将财帛分赏群臣，本意是叫他们为国效力为民操劳。要是为臣的忽视了这一最根本的道理，那为君的岂不是把东西白扔了？兖兖诸公，挤满朝廷，谁要是真有点良心，该感到多么惊恐不安啊！杜甫的忠君思想是比较严重的，不管出于政治考虑还是出于封建感情，他难免要回护皇帝。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像他这样敢于面对现实、头脑清醒、洞察时弊、忧国忧民的人，即使有所忌讳，不敢渎圣，内心深处也绝不会真的认为玄宗当时的厚赏群臣是“实欲邦国活”的。浦起龙说：“此以责臣者讽君也。”从深藏的意念和客观效果看，我认为无妨这么说。接着又进一步揭露说：岂但文武百官如此，听说大内的奇珍异宝，都在像汉朝卫青、霍去病那样的外戚诸杨家里；这些人家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每当那玉质蒙烟犹如神仙似的女主人开筵宴客，管弦竞奏，水陆俱陈，那豪华奢靡的排场，真是描述不尽。香橙、金橘产于江南，古时交通不便，北地尤为名贵。白居易《轻肥》说：“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亦视柑橘为无上嘉果，但写得不如“霜橙压香橘”一语富于表现力。拈出一“霜”字，不仅令人感受到经霜之橙的黄熟，且能感受到新摘之橘的新鲜。北地之橘而能如此，其珍贵可知。盘果累累，犹以一“压”字状出，何等笔力！写细节而豪门富贵气便见，绝妙。越想越活灵活现，越想越情绪激动，不觉呼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联鞭辟入里、震撼心弦的千古名句，并从而稍加咏叹，随着过往的匆匆和骊山的渐远，趁话语中已经提到了“路”（如说“凌晨过骊山”等），便顺口转过话题，“拍到路上无痕”（杨伦语），引出末后一大段文字来。俞平伯先生说：“‘中堂’两句，写美人如玉，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着，指虢国夫人，还是杨玉环呢？这种攻击法，一步逼紧一步，离唐明皇只隔一层薄纸了，实在是很危险的，我们不能不佩服诗人的大胆，甚而至于替他担忧。”唐代文网较疏，不过这担心也不无根据。皇帝的毛病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的。按捺不住，偶尔有所抨击，也是出于忠君爱国的赤诚，根本谈不上是在反对皇帝本人。这篇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认识价值无疑是极高的，在我看来，它高就高在老杜这位饱经忧患、深谙世情的诗人，毕竟让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大大地突破了他难免迂腐的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的现实。
最后一大段遥接前“凌晨”句，重新又来追述途中仓皇情状和到家后的所见所感：“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冰从西下，极目高崒兀。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行旅相攀援，川广不可越。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谁能久不顾，庶往共饥渴。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吾宁舍一哀，里巷亦呜咽。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卒。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冰”一作“水”。仇注以为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不得谓冰从西来。施福保说：“今按诗意，明当作冰。若是水，既不得‘高崒兀’；下云‘恐触天柱折’，水亦不得言触也。冬时冰虽未解，然风裂日激，亦非尽待东风；且如冰未解，则泾渭诸水，又安能从西来？其说亦自矛盾矣。”(51)施说是。写过河情状，令人仿佛亲历其境，生临渊履冰似的惊悸之感。“群冰”四句流露出担心世乱的隐忧。在途内顾之思，写得极恳切极沉痛。满以为此去充其量不过是同家人“共饥渴”，谁知入门即闻幼子饿死的噩耗，足见家人处境的悲惨，远非始料之所及。“一哀”出《礼记·檀弓》：“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预恶夫涕之无从也。”“舍”是割舍。“吾宁”二句大意是说，即使我宁愿割舍一哀强自宽慰，无奈邻居都为之伤心，我又怎能克制得了呢？我从前通读《全唐诗》时，见大历、贞元间人于鹄有《悼孩子》诗说：“年长始一男，心亦颇自娱。生来岁未周，奄然却归无。裸送不以衣，瘗埋于中衢。乳母抱出门，所生亦随呼。婴孩无哭仪，《礼经》不可逾。亲戚相问时，抑悲空叹吁。襁褓在旧床，每见立踟蹰。静思益伤情，畏老为独夫。”知道唐代仍遵《礼经》规定有不哭丧婴的习俗，才算真正读懂了这句杜诗。所载瘗埋丧婴的做法甚详，对研究古代民俗颇有参考价值。王嗣奭说：“‘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皆自伤其穷也。”这看法不正确。老杜忧国忧民，所思者大、所虑者深，岂止“自伤其穷”而已？比如这里写到他幼子饿死的这一伤心憾事，却能推己及人，想到那些境况不如己的“平人”的“骚屑”，就是明证。正由于他所忧者深且广，自己又有惨痛的体验，自会产生“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的感情，倾泻出来，便觉气势磅礴，有排山倒海的艺术力量。诗戛然而止于此，犹如洪流顿遭闸阻，波涛骤涌，高与天齐，势不可当。如此长篇巨制，不费此大力气不能结束得住。《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载：“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案杜甫祖父杜审言卒后加赠著作郎，从五品上，他家在蠲免之内，故有“生常”二句。本身得免赋役，尚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对于封建士大夫来说，确乎是难能可贵的了。浦起龙说：“此正与前幅‘黎元’‘寒女’等意一串。在本段为带笔，在全篇却是主笔也。”
杨伦说：“五古前人多以质厚清远胜，少陵出而沉郁顿挫，每多大篇，遂为诗道中另辟一门径。无一语蹈袭汉魏，正深得其神理。此及《北征》，尤为集内大文章，见老杜平生大本领；所谓‘巨刃摩天’‘乾坤雷硠’者，惟此种足以当之。半山、后山，尚未望见。”又引张上若的话说：“文之至者，但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至，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岂有唐诸家所能及！”浑成之作，须浑成之评，庶几得其大致；若详加剖析，反觉支离。
五百字是杜集中的力作，也标志着诗人十年旅食京华在思想和艺术上所已达到的最高成就。因此，用它来结束这一时期的评述，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1)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新唐书·文艺·郑虔传》：‘天宝初，为协律郎，集缀当世事著书八十余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还京师，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唐会要》：‘天宝九载七月，置广文馆，以郑虔为博士。’据《新书》，著书坐谪，必是天宝元年，而拜广文博士，则自谪所甫归京师时事。计若自天宝元年起，谪居十年，则归京师拜广文，必在天宝十载。然《会要》所纪，年月并具，必不误。误者，《新书》‘天宝初’与‘坐谪十年’二语，必居其一耳。”
(2)闻一多认为郑虔于天宝九载回京师后始与杜甫订交，理由是：“今观凡公诗及虔者，不曰‘广文’，即曰‘著作’，不曰‘著作’，即曰‘司户’，咸九载以后之作，益足以断二公定交，至早在天宝九载。不然，以二公相知之深，相从之密，何以九载以前，了不见过从酬答之迹？”杜甫前期篇章遗失不少，故不得以现存诗文中有无“过从酬答之迹”作为判断订交与否的根据。
(3)施鸿保《读杜诗说》：“《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第二云：‘鲜鲫银丝脍，香芹碧涧羹。’（仇）注：‘食有芹鲫，乃初到而留饮。末云晚饭，盖至暮而留宿矣。’今按：鲜鲫香芹，皆风潭中所见，因忆越游时在柂楼底晚饭，曾有二物也。句意本明，不知注何以误解。”以为因芹鲫而忆及越游琐事，至确。但不得谓“鲜鲫香芹，皆风潭中所见”。若兼采仇注“食有芹鲫”之说，庶几乎得作者之用心。
(4)《读杜诗说》：“‘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注引邴原传、王筠诗，云东家即指何氏。今按若指何氏，于‘尔’字意不合，且云‘尔东家’，亦复。《杜臆》：公献赋不售，故欲卖书买宅，乃愤激之词。后《重过》第一云：‘高枕乃吾庐’，旧以公视何园为吾庐，注讥其冒认己有；此句如《杜臆》说，不但冒认，且欲据为己有，望其速售矣。据首二句云：‘旁舍连高竹，疏篱带晚花’，‘旁舍’，本《汉书·高祖纪》，犹邻舍也，公诗常用之，如‘旁舍颇纯朴’‘燕入非旁舍’‘旁舍未尝嗔’等句。疑何园之旁，别有他氏之园，高竹相连，惟隔一篱，下二句‘碾涡深没马，藤蔓曲藏蛇’，正指其处。碾涡水积，深恐没马，藤蔓阴蔽，曲疑藏蛇，皆言其处荒凉；何园虽云‘真作野人居’，然风磴云门，异花野竹，以及食单书屋等，似尚不至如此。此必其园久废，或本欲出售，公故特发此兴，‘东家’虽借用现成字，亦必其园正在何园之东。《重游（过）》第二云：‘向来幽兴极，步屧向东篱’，篱当即此所云‘疏篱’，因其在东，故曰‘东篱’，公盖实爱其处，故重游时，犹欲步屧往游而自言‘幽兴极’也。注既误解，诸说亦未得诗意。东坡《豆粥诗》：‘我老此身无着处，卖书来问东家住’四句，正用此诗，亦作邻家说也。”剖析较细，可供参考，只是对王嗣奭的批评不当。案《杜臆》：“‘疏篱’即旁舍之篱，而花竹则何园物也。‘碾涡’洙注谓碾硙者误。盖何园周围有水，观‘依绿水’可见。必引水入园，通流以界旁舍，形如碾槽，而涡旋可以‘没马’。”先以“旁舍”与“何园”对举，复谓“引水入园，通流以界旁舍”，何尝以为“旁舍”“东家”皆指何园，“且欲据为己有，望其速售”呢？
(5)方回《瀛奎律髓》说：“‘行天马度桥’一句绝唱。”程学恂《韩诗臆说》说：“状景奇确。”评价都过高。但与“入镜”句比较，这句确乎略胜一筹：“行天”句尚有生活气息；“入境”句纯属虚构，则未免空洞、乏味。
(6)《新唐书·车服志》载：“佩鱼始高宗朝，武后改佩鱼为龟，中宗初，罢龟袋，复给鱼。”杨慎说：“高宗初用佩鱼，以鲤为李也。武后改用龟，龟属玄武也。杜诗‘金鱼换酒来’，此时仍用鱼矣。李白赠贺知章云：‘金龟换酒处’，盖系往时旧物耳。”
(7)唐代士大夫饮宴时不仅看歌舞伎表演，只要一高兴，自己也会唱起来跳起来的。老杜《题郑十八著作丈故居》中有“酒酣懒舞谁相拽”之句，可见他们有时还拽着朋友一块儿跳舞呢。
(8)仇注：“野老看客，馈以河鱼，即此见风土淳朴，与他处不同。”《杜诗镜铨》引蒋弱六评：“言何不禁人游，不禁人取，即所谓淳朴也。”两说俱通，前说为胜。一说“另有一山川”暗用桃花源事。
(9)蒋弱六说：“末二句申解第四句，惟其为‘野人居’，故竟称‘吾庐’，不嫌唐突也。”（《杜诗镜铨》引）既然仍将“野人”一辞理解成含有贬义，那么，不管怎样解释，终嫌唐突主人。“府上真可当作我这个‘野人’的住处，我高卧其中，实在写意，感到这就是我的家。”要是你听到在你家住宿的客人这么对你说，你会做何感想呢？李白在诗中就称范居士为“野人”：“忽忆范野人”（《寻鲁城北范居士……》），可见李、杜是把“野人”当作雅称的。
(10)朱注：“《唐书》：长安县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宫，武德八年置，贞观十年废，二十一年复置，曰翠微宫，笼山为苑。元和中以为寺。《长安志》：翠微宫在万年县外终南山之上。公诗已云翠微寺，恐非元和间所改也。”案孟浩然开元十七年左右在长安时就到翠微寺游览、住宿过，写了《宿终南翠微寺》，可见早就改宫为寺了。
(11)《十道志》：“秦皇葬子，起冢陂北原之上，故名皇子陂，地在韦曲之西。”《杜臆》：“按《名胜志》：杜曲在西安府城之东。子美旧居韦曲，在城南。韦曲之东有郑庄，郑虔所居。西有塔坡（陂），何将军之山林也。皇子陂在韦曲之西。”
(12)《杜诗镜铨》认为“鸦护落巢儿”“言春来鸦已乳子也”，实从仇说。大概他觉得这样解释不大通，就只好含糊其辞，笼而统之，一带而过了。
(13)《读杜诗说》：“今按‘越女’‘燕姬’，第用成语，非其时果有南北妓也。且题虽云‘请贵公子’，其实当有一人作主，非各自携妓，同在一船也，云各尚豪华，亦误。”即持反对意见。
(14)施鸿保驳仇说一针见血，但是他所提出的如下解释也难令人相信：“记白乐天集五言排律百韵诗，自注：酒令有莫走、鞍马等名。疑‘鞍马’是酒令名；‘调’则‘调笑’之‘调’；‘更’亦言诸人更易也。”
(15)岑参《与鄠县群官泛渼陂》说：“闲鹭惊箫管，潜虬傍酒樽。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宾从的众多、场面的热闹与杜甫《城西陂泛舟》中所描述的情况相仿，但不知两诗是否作于另一次同游时。
(16)王嗣奭评此诗说：“余谓平湖宽阔，湖波浩荡，杜家京师，素不习水，初见不无惊愕，如‘鼍作鲸吞’‘恶风白浪’，皆以意想得之。已而心神稍定，主人开帆，舟子色喜，加以棹讴、丝管，易忧为喜，自是人情之常。如水有菱荷，不过寻丈之水，而谓之‘深莫测’，此正不习水人口吻，而忧心终在也。故至夜深，仍见大水茫无际涯，又复惊惶，如雷雨将至，皆疑心幻影，有何神灵使之哉？故湖本无奇，而乍见者误以为奇，又误以岑参为好奇，而二岑固未尝好奇。后来登台泛舟，各自有诗，未尝云奇，而追思前作，亦当失笑耳。‘骊龙’数语，亦以意想得之，亦喜亦惊。”这些意见都欠当。这诗有夸张，有想象，但决非纯写不习水人的恐惧心理。老杜固不习水，少年时曾漫游吴越，大江大湖总该见过，哪至于一见渼陂便如此惊慌失措！岑参生性“好奇”，作诗“意亦造奇”，但也不可能篇篇都奇。岑诗“语奇体峻”者不少，岂可据一两篇“未尝云奇”之作，就说他“固未尝好奇”呢？
(17)高适《同诸公登慈恩寺浮图》：“香界泯群有，浮图岂诸相。登临骇孤高，披拂欣大壮。言是羽翼生，迥出虚空上。顿疑身世别，乃觉形神王。宫阙皆户前，山河尽檐向。秋风昨夜至，秦塞多清旷。千里何苍苍，五陵郁相望。盛时恸阮步，末宦知周防。输效独无因，斯焉可游放。”岑参《与高适薛据登慈恩寺浮图》：“塔势如涌出，孤高耸天宫。登临出世界，磴道盘虚空。突兀压神州，峥嵘如鬼工。四角碍白日，七层摩苍穹。下窥指高鸟，俯听闻惊风。连山若波涛，奔凑似朝东。青槐夹驰道，宫馆何玲珑。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五陵北原上，万古青濛濛。净理了可悟，胜因夙所宗。誓将挂冠去，觉道资无穷。”储光羲《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金祠起真宇，直上青云垂。地静我亦闲，登之秋清时。苍芜宜春苑，片碧昆明池。谁道天汉高，逍遥方在兹。虚形宾太极，携手行翠微。雷雨傍杳冥，鬼神中躨跜。灵变在倏忽，莫能穷天涯。冠上阊阖开，履下鸿雁飞。宫室低逦迤，群山小参差。俯仰宇宙空，庶随了义归。？屴非大厦，久居亦以危。”可参看。
(18)一说润州延陵（今江苏丹阳县西南延陵镇）人，兖州系其祖籍。
(19)此据《唐才子传》。《唐诗纪事》说他是河中宝鼎（故治在今山西荣河镇）人，中书舍人薛文思曾孙。宝鼎当是其祖籍。
(20)一作王昌龄诗。
(21)仇注引三山老人胡氏的话说：“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以黄鹄哀鸣比之。小人贪禄恋位，故以阳雁稻粱刺之。”
(22)仇兆鳌说：“此诗当是天宝十一二载间，客居京师而作，故末有‘忍羁旅’之说。”
(23)黄鹤注：“此必公献赋后，久寓京华，故人莫有念之者，故有此作。梁氏编在天宝十一载，是也。”《杜诗镜铨》发挥王嗣奭之意说：“作行止此四句，语短而恨长，亦唐人所绝少者。”《读杜心解》说：“诗如谣，乐府体也。只起一语，尽千古世态。”起句已成了现尚流行的“翻云覆雨”（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一成语，可见其艺术概括力之强。
(24)《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据《桥陵诗》，知是年（天宝十三载）秋后，自长安移家至奉先。然公家本在东都，其何时徙居长安，则诗中无明文可考。惟《遣兴三首》曰：‘客子念故宅，三年门巷空。’（故宅，指东都之宅，验本诗可知）仇定此诗作于乾元元年，上数三年，则初离故宅时为天宝十四载。此明与《桥陵诗》所纪不合；十三载，已自长安移家奉先，不得十四载始离东都至长安也。今定《遣兴》作于至德二载，则作诗时距本年（天宝十三载）适为三年，与《桥陵诗》无抵牾矣。又据《桥陵诗》，既知自长安移家至奉先，在天宝十三载秋后，再参以‘三年门巷空’之句，则知公眷属自东都至长安，必在天宝十三载正月以后，十月以前。《秋雨叹》（卢编在天宝十三载）曰：‘长安布衣谁与数，反锁衡门守环堵’，又曰‘稚子无忧走风雨’（疑指宗文），知是年秋，公已置宅长安，妻子亦俱至也。《夏日李公见访》（旧但云天宝末作，兹定为天宝十三载）曰：‘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曰：‘孰谓吾庐幽’，知是年夏公有宅在长安也。诗中暗示，止于此际。移家长安，疑在天宝十三载之春。《遣兴》又云：‘昔在洛阳时，亲友相追攀，送客东郊道，遨游宿南山’，知迎眷来京之役，公实亲任之。然本年诗中，不言归东都事，盖偶然失纪耳。考前此数年诗文中曰：‘卖药都市，寄食朋友’（《进三大礼赋表》），曰：‘垂老独漂萍’（《赠张四学士》），曰：‘此身饮罢无归处’（《乐游园歌》），曰：‘寄食于人，奔走不暇’（《进雕赋表》），曰：‘恐惧弃捐忍羁旅’（《白丝行》），曰：‘卧病长安旅次’（《秋述》），皆言长安无家也；而十载在杜位宅守岁，十一载将归东都，《留别二学士诗》曰：‘欲整还乡旆’，尤为前此未移家长安之明证。然《游何将军山林》曰：‘尽捻书籍卖，来问尔东家’，《重过何氏》曰：‘何日沾微禄，归山买薄田’，已萌置宅城南之念矣。（《通志》：‘少陵原，乃樊川北原，自司马村起，至何将军山林而尽，……在杜城之东，韦曲之西。’）《赠郑谏议》曰：‘筑居仙缥缈，旅食岁峥嵘’，惟其有筑居之心，而力不足，故有此叹；《曲江三首》曰：‘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则移居之决心，已明白表示矣。此皆十一二载之诗，足证其时移家之心虽切，然未能见诸事实。至《夏日李公见访》，始有‘贫居类村坞，僻近城南楼’及‘孰谓吾庐幽’之语。《桥陵诗》曰：‘？轲辞下杜’；下杜，即李公见访之处也。《长安志》云：下杜城在长安县一十五里，此曰‘僻近城南楼’，正与下杜城之方位合，其证一也。《李公见访诗》又云：‘展席俯长流’，而杜陵之樊乡有樊川，潏水自樊川西北流，经下杜城。赵曰‘展席俯长流’，即当此地，其证二也。又《九日五首》曰：‘故里樊川菊’，《哀江头》原注曰：‘甫家居在城南’，与赴奉先前所居之处，及李公见访之处皆合，故知公之自称‘杜陵野老’，实因尝居其地，非徒循族望之旧称也。”
(25)黄鹤注：“《旧书》天宝十二载秋，令出太仓米。诗言‘日籴太仓五升米’，正其时也，当是十三载春作。”诗中自称“杜陵野客”，想这时已移家到下杜城来了。
(26)钱注：“《记》：稻曰嘉蔬。《江赋》：挺自然之嘉蔬。”仇注：“又公《园官送菜》诗并序皆以嘉蔬为菜，义可兼用耳。”
(27)《旧唐书·韦见素传》：“右相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颇知之，圣情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京师庐舍垣墉颓毁殆尽，凡一十九坊污潦。天子以宰辅或未称职，见此咎征，命杨国忠精求瑞士。……八月，拜（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院学士，知门下省事，代陈希烈。”皇帝打发了个左相，右相打发了个京兆尹，虽各有自己的目的，但也可见出所谓“咎征”既已成了社会上根深蒂固的传统迷信观念，便会对当政者产生沉重的政治压力，他们若不找个替罪羊来搪塞，就没法开脱自己了。
(28)仇兆鳌说：“帝以国事付宰相，而国忠每事务为蒙蔽，故曰‘秋来未尝见白日’，语虽微婉，可寓意深切，非泛然作也。”浦说即据此发挥。
(29)《汉书·杨恽传》：“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三辅黄图》载，长安霸城门其色青，故曰青门。秦东陵侯邵平隐居于此，种瓜五色。“南山”二句虽用典，却是实指。诗人移居此间以前曾作诗说：“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搬来以后，一家数口，生活没着落，现在既然多少分得点“桑麻田”，哪有白放着不种一点东西的道理？
(30)黄鹤注：“诗言‘权门多噂沓，且复寻诸孙’，则济所居在长安矣。当是天宝十三载作。”
(31)施鸿保说：“今按（‘堂前’）四句皆当是比，非但（如仇注所云）伤本支零落也。萱草，古人多以比母，或济母方死，故云；竹枝，似亦用竹林籍、咸事，比其子侄，或济子侄无多，又或其时又短折者，故云。”
(32)《杜臆》：“‘诸孙贫无事’，言其贫而懒也。”
(33)《十洲记》载，凤麟洲在西海中，洲上多凤麟。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名为集弦胶，或云连金泥。此胶能属连弓弩；断弦折剑，亦以胶连之。卢元昌说：“此以煎胶喻交情，即所谓‘胶漆虽坚，不如雷与陈’也。盖王生敦笃士，寻常亦几失之。及公以尩羸病躯，与之谈情愫，留欢宴，不觉手足轻旋，沉疴为之顿起，真有似乎煎胶续弦者，此意最为切当。”可见杜甫对王倚原先也不很了解，这次接触始见其奇而称许不置。
(34)黄鹤注：“诗云：‘廨宇客（一作容）秋萤’，又云：‘荒岁儿女瘦’，当是天宝十三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时，往见诸官而作。又篇内不言禄山之事，知非十四载所作矣。”
(35)杜甫这一时期写到其崔氏舅的诗作计有《白水明府舅宅喜雨》《九日杨奉先会崔明府》《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三首，前二首作于天宝十四载安史乱前。后一首作于乱后十五载夏。杨伦于《白水明府舅宅喜雨》题下加按语说：“邵注：舅是崔十九翁。按：后《高斋》诗崔本少府而此称明府者，其时或以尉摄令。”唐人尊称县令为明府、县尉为少府。《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今日潘怀县，同时陆浚仪”二句，分别用《晋书·潘岳传》潘岳为河阳令转怀令，又《陆云传》陆云以太子舍人出补浚仪令二事指二人，题中称崔为“明府”不误。《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有“吏隐适情性”“作尉穷谷僻”之句，题中称崔为“少府”不误。因此不得怀疑三诗题中或有错字（或错“少”为“明”，或错“明”为“少”）。前一年所作二诗皆称“明府”，后一年所作一诗改称“少府”，之所以如此，也可能是降职。降职而不换治所，较罕见，且后诗说崔“吏隐适情性”，丝毫不见失志之意，可见还是杨伦所作“或以尉摄令”的解释较合乎情理。
(36)“我皇”一作“武皇”。傅庚生先生说：“诗中是叙征戍之人的答词，应以‘我皇’于辞为顺，因为它并不是诗人之辞。”（《杜诗散绎》）
(37)仇兆鳌不同意钱说，批驳说：“按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当时点行愁怨者，不独征南一役，故公托为征夫自诉之词以讥切之。若云惧杨国忠贵盛，而诡其词于关西，则尤不然。太白《古风》云：‘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已明刺之矣，太白胡独不畏国忠耶？”若云不惧杨国忠贵盛，少陵同时前后之作《丽人行》“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亦然，不须舍近求远取证于太白《古风》。不过即使如此，也不足以断定作此诗时必无钱说的考虑。“明皇季年，穷兵吐蕃，征戍驿骚，内郡几遍”云云，虽无史实根据，揣情度理，容或如此。但是从战争的规模、唐军损失的惨重、征兵的不择手段以及在两京等地所引起的骚动看，都远不如征南诏那次，所以史书对之记载颇详，而且每当论及征兵情况时辄称“凡募法，愿奋者则籍之”“旧制，百姓有勋者免征役”，借以对比说明这次“诡设饷召贫弱者，密缚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等等做法，完全是胡来。因此，说《兵车行》是目击这次“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震野”的惨状，有感而作，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38)《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39)《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40)《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七五一）十月杨国忠使鲜于仲通表请己遥领剑南，十一月以杨国忠领剑南节度使。十一载十一月以杨国忠为右相。十三载六月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击南诏，被诱深入，李宓被擒（《旧唐书·杨国忠传》载死于阵），全军覆没。但据高适《李云南征蛮诗序》：“天宝十一载，有诏伐西南夷。右相杨公兼节制之寄，乃奏前云南守李宓涉海自交趾击之。道路险艰，往复数万里，盖百王所未通也。十二载四月，至于长安”，知李宓于十三载六月征南诏失利全军覆没身亡以前，还曾于十一载杨国忠为右相后出征一次；这次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于十二载四月凯旋。此可补史册记载的疏漏。储光羲《同诸公送李云南伐蛮》说：“冢宰统元戎，太守齿军行。囊括千万里，矢谟在庙堂。耀耀金虎符，一息到炎荒。搜兵自交趾，茇舍出泸阳。”可见李宓这次南征，即十一载年底从长安出发、涉海自交趾击南诏获胜的那一次，而这次战役的决策者，主要是杨国忠。案《后汉书·舆服志》：“法冠，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别曲直，楚王常获之，故以为冠。”王先谦集解引惠栋曰：“《淮南子》云：‘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国效之。’高诱云：‘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也。’”据此可知储作“龙楼加命服，獬豸拥秋霜”系指李宓因战功加侍御史衔。《资治通鉴》载十三载六月时李宓确获此衔。泛泛而言，预祝其加官晋爵则可；若断定其必得某官则不可。这诗很可能亦如高诗，系同诸官庆李宓班师而作。只是题中标明“送李云南征蛮”别无确证，不敢臆改。
(41)《杜臆》：“诗有‘磨刀呜咽水’，陇头乃出征吐蕃所经繇者，诗亦当作于此时。注云追作，非也。”
(42)《晋书·乐志》载《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这组诗显系采用旧题；后又作五首，故分别加“前”“后”字样以资区别。胡夏客却说：“前后《出塞》诗题，不言‘出师’而言‘出塞’，师出无名，为国讳也，可为诗家命题之法。”则认为是“即事名篇”。施鸿保不同意这看法：“今按此第仍用《晋志》旧名，盖本拟古乐府也。云出塞，则出师可知，过搜新义，殊属无谓。”不过夏说强调师出无名，这一点还是可取的。
(43)原文为“六亲”。《汉书·礼乐志》：“六亲和睦。”注：“父子、兄弟、姑姊、甥舅、婚媾、姻娅。”
(44)《汉书·蒯通传》：“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严寒地区野外活动不经意冻掉耳朵手指者今亦偶有所闻。“指落曾冰间”云云，不算夸大失实。
(45)杨伦说：“后半言穷兵不已，非特边疆多故，并恐衅起萧墙；人臣果有志立勋，尽有可驰驱效命之处，不必一时妄希荣显也。”
(46)《杜臆》：“用修谓他本于‘稳称身’之下，有‘足下何所着？红蕖罗袜穿凳银’，此真不可少。《诗归》从之。”钱谦益说：“杨慎曰：古本‘称身’下有‘足下……’。遍考宋刻本并无，知杨氏伪托也，今削正。”
(47)钱谦益说：“吕汲公《诗谱》云：是年十一月初，自京赴奉先，有咏怀诗。是月有禄山之乱。按禄山起兵在十一月九日；反书至长安，玄宗犹未信。故此诗言欢娱聚敛，致乱在旦夕，而不言禄山反状也。”初九反，次日北京副留守杨光翙被劫，太原、东受降城奏反，书至长安，玄宗不信。“庚午（十五日），上闻禄山定反，乃召宰相谋之。……大臣相顾失色”（《资治通鉴》）。至此反讯才证实。老杜作这诗的日期最迟当在十一月十五日反讯证实、传开以前。从诗中流露出来的担心世乱的深沉忧虑看，作诗时或已多少听到了安禄山兵反的风声。
(48)俞平伯《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蚩尤’两句旧注多误，如钱笺仇注并引《皇览》以为山东寿张县蚩尤坟上有一股赤气，叫做蚩尤旗，跟本诗所叙相当辽远，不可信。钱说‘借以喻兵象’。仇氏更怪，似乎把蚩尤旗真当做旌旗看，所以说‘塞寒空，旌旗蔽天也’。杨氏《镜铨》引《甘泉赋》‘蚩尤之伦，带干将，秉玉戚’，下又说‘二句言卫士之苦’，是把蚩尤作为卫兵讲，亦误。我以为蚩尤作雾，即用作雾之代语，下云‘塞寒空’分明是雾；若是旌旗只可云蔽天或蔽空，不得云塞空。这个塞字却另有一个来源，《汉书·成纪》所谓‘黄雾四塞’，不过他并未明用，不能算做注。是否把王氏五侯同日封这个故事，来影射杨氏呢，不得而知，写实而暗含比兴虽尽有这可能，现在无须深求。作为纯粹的写真看就很好了。”所论甚是。
(49)陆贽《陆宣公集·均节赋税恤百姓》说：“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故一般称之为租庸调法。
(50)《旧唐书·狄仁杰传》载：“近缘军机，调发伤重，家道悉破，或至逃亡，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重以官典侵渔，因事而起，取其髓脑，曾无心愧。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官司不矜，期之必取，枷杖之下，痛切肌肤。”
(51)王嗣奭早就认为“水”当作“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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