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连章结构在诗学上的意义(二)

杜诗连章结构在诗学上的意义(二)

杜甫早期的作品留存下来的，恐怕只是他曾经创作的一小部分，但从这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很注意连章结构，在这方面表现了不少创意。这些作品，我把它分成三类。首先来看《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萧条秋气高，

菱荷枯折随风涛，

游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荡，

哀鸿独叫求其曹。

即事非今亦非古，

长歌激越捎林莽，

比屋豪华固难数。

吾人甘作心似灰，

弟侄何伤泪如雨？

自断此生休问天，

杜曲幸有桑麻田，

故将移住南山边。

短衣匹马随李广，

看射猛虎终残年。

（44—45页，上海古籍《杜诗镜铨》标点本，下同）

这首诗表面上模仿《诗经》的分章模式，所以题目说“三章章五句”，但它的创意却非常明显。《诗经》的每一章大都是偶数句，杜甫有意用奇数句。又，建安时代的诗经体连章诗除了四言外，用的是五言，杜甫故意用七言。杜甫自己对这些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在第二首中说，他“即事”而作的“长歌”是“非今亦非古”，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秋雨叹》三首也与此类似，先看第一首：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这是流行于初盛唐间的一种七言体模式，每一首八句，前四句和后四句韵脚不同，如果前四句押平声韵，后四句则押仄声韵，或者刚好相反，王勃的《滕王阁诗》即采用这种体式。杜甫的《秋雨叹》三首都采用这种体式，前两首先押平声韵，再押仄声韵，第三首则颠倒过来，形式上也是“非今亦非古”。内容上讲，这三首也是彼此关联。第一首以叹息决明的无人欣赏，来暗喻自己的沦落；第二首讲秋雨连绵，导致米价腾贵，生活艰难；第三首说到自己枯守衡门，门外长满蓬蒿。综合起来，我们才能看到杜甫早期在长安时的困苦生活。这首诗虽然没有题上“三章章八句”，但它的结构模式无疑类似于《曲江三章》，应该当作一首诗来读。

早期杜甫连章诗的第二类是《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和《重游何氏》五首。这十五首诗中的某些作品也许可以随个人的喜好，选进选集中，但作为整体来读，感觉就完全不一样。对于前一组诗，王嗣奭评道：

此十诗明是一篇游记，有首有尾。中间或赋景，或写情，经纬错综，曲折变化，用正出奇，不可方物。有自为首尾者，有无首无尾者；诗不可无首尾，因有总首尾在也。（《杜臆》20页，上海古籍，1983）

这就是说，其中有些作品不能独立阅读，必须在全组的结构中才能体会其意义，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十首诗必须作为整体来阅读。像这样的连章结构，几乎是前无古人的。根据同样的原则，《重游何氏》五首，不但要当作一首诗来读，而且也应该作为《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的续篇来阅读。我觉得这两组诗的创造性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相反地，杜甫早期第三类的连章诗，《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却得到古今诗评家一致的赞赏。早期的杜甫很少使用旧乐府题，这里虽然用了“出塞”这样的旧题，但每组却以好几首诗构成；同时，其写法完全不袭古人的写作方式，而是每组借由一个出征军士的口吻来叙述，两组各自形成一个叙述结构，而且两组的叙述口吻截然有别。《前出塞》第一首说：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这是一个被迫远离家门到边疆作战的军士，要经过长期的挣扎才能逐渐适应军旅生活。《后出塞》的第一首说：

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

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

召募赴蓟门，军动不可留。

千金装马鞍，百金装刀头。

闾里送我行，亲戚拥道周。

斑白居上列，酒酣进庶羞。

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

这是一个充满锐气的年轻人，准备到边塞追求功名。由此可知，杜甫有意识地设计了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最后，他们两人都体会到，皇帝和边帅的边疆策略是错误的，合起来看，这是杜甫对天宝时期唐玄宗黩武政策毫不保留的批评。

但是，这两组诗在呈现“反战”主题时，也有不同的叙述策略。《前出塞》的第一首，杜甫就让那个不想出征的军士说出“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的批评，明白表示现在的边疆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在全诗的第六首中，杜甫以议论的方式，让这个军士说出他的看法：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前四句主要是发挥比喻作用，其目的主要在引起后四句，即“立国”只要能“制侵陵”就可以了，所以“杀人亦有限”，“岂在多杀伤”。这首诗有时候被独立出来，收入选本中。其实，这首纯然议论的诗，只有摆在另外八首以叙述为主的诗中，才能看出它的重要作用。

《前出塞》另一个附带主题，是军士的争功，这让那位本来无心从军的人特别感慨。这个主题到了《后出塞》时成为叙述的重点。《后出塞》强调“六合已一家”，但皇帝却一意开边，使得战士“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这样，东北边塞就成为追逐功名的豪侠之士聚集的场所，并且形成这样的局面：

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

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

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

主将位益崇，气骄凌上都。

边人不敢议，议者死路衢。

这就是安禄山起兵反叛的基础。

关于《后出塞》的写作时间，向来有两种看法。《后出塞》第五首说：

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

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

跃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

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

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

从第七、八句来看，似乎杜甫已知道安禄山起兵了，所以，仇兆鳌认为，“末章是说安禄山举兵犯顺后事，当是天宝十四载冬作”（标点本《杜诗详注》）。但是，也有人不认同这种看法，杨伦就说，“此当在禄山将叛之时，编从浦本”，他跟浦起龙都认为是乱前所作。至于《前出塞》的写作时间，除了早期某些宋人外，大半都认为是在《后出塞》之前几年唐与吐蕃发生剧烈战事时所作。对于诗题同为“出塞”，但加“前”“后”两字加以区别，仇兆鳌说：

当时初作九首，单名出塞，及后来再作五首，故加前后字以分别之。旧注见题中前后字，遂疑同时之作，误矣。（《详注》）

显然，认为两组诗不是同时所作的人，一定会接受这种看法。但我对此颇表怀疑。这两组诗有太多的相似性，又有其互补性，杜甫在创作这两组诗时，显然经过仔细的考虑。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杜甫先写的《前出塞》，几年后写《后出塞》时特别意识到《前出塞》的作法，有意加以区别。但，如果一开始就假设，这两组诗是同时构思、同时写作的，并由杜甫本人加上“前”“后”以区别之，不是更自然吗？至于写作时间，我基本上认同仇兆鳌的看法，但认为也许是在安禄山反叛后不久，不一定在天宝十四载冬，也可能是乱后一段时间所作。现在所留存的、王洙本的《杜工部集》是按各种旧抄本整理的，虽然分成古体和近体，但每体之中大体上有一个编年顺序。后来更详密的编年体，大致都按王洙本的编序来调整。王洙本前、后出塞两组诗编在第三卷，两组诗前后相连，与寓居同谷时期的诸作编在一起，因此黄鹤认为是乾元中所作。后人认为编得太晚了，往前提到天宝年间。我倾向于认为，两组诗为同时作品，也许作于安禄山反叛后杜甫住在奉先、白水、鄜州，但尚未奔赴行在的那一段时间。

杜甫在乱后寓居鄜州时，痛定思痛，看清了乱事的根源就在于唐玄宗天宝时期穷兵黩武的政策，引发诸将争功，并导致安禄山在渔阳尾大不掉，所以才写了这两组诗。天宝时期当代诗人反战的声音很大，如李白《古风》第十四首（胡关饶风沙）、第三十四首（羽檄如流星），高适的《燕歌行》和杜甫的《兵车行》都是。但这些作品大都只是同情征戍者及其家人的痛苦，不像杜甫这两组诗经由周密的叙述设计，把好几首短诗组合成一个整体，有叙述，有抒情，有议论，完整地表达了杜甫对唐玄宗晚年政策失误的看法，感情丰沛，见解深入。杨伦评《前出塞》说，“九首承接只如一首”，“借古题写时事，深悉人情，兼明大义……视太白乐府更高一筹。”这些评语同样可以应用在《后出塞》上。所以这两组诗赢得古人一致的好评。我认为这两组诗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同为结束杜甫初期创作的最高杰作。在这里，杜甫终于从个人的沦落与失意之中跳脱出来，能够站在更高的视野思考朝政的得失与个人命运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复杂的看法，除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那种独特的长诗外，他还用连章的结构，将一些短诗组成一首完整的作品。他必须用这种形式，才能表达他长期蕴蓄于胸中的见解与感情。也就是说，、，，。这就充分说明了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伟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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