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冬天里的哀乐-杜甫是“暂止”的“飞乌”
秋风秋雨不仅拔高楠、破茅屋，也扫掉了诗人春夏以来因暂得闲适而酿就的好兴致和确乎类于“颠狂”的浪漫情绪。他的《百忧集行》，就是这种醉醒梦回、重新面对现实时所发出的喟叹：
“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即今倏忽已五十，坐卧只多少行立。强将笑语供主人，悲见生涯百忧集。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黄鹤指出上元二年老杜恰五十。又说：老杜于乾元二年十二月至成都，时裴冕为尹。上元元年三月，以京兆尹李若幽为成都尹，若幽后赐名国桢。二年三月，以崔光远为成都尹，与高适共讨段子璋。时花惊定大掠东蜀，天子怒，以高适代光远。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除严武成都尹。则高适代光远在成都，才一二月，意止是摄尹。老杜素与高适友善，岂强供笑语者？主人当指崔光远。史云光远无学任气，宜与老杜不相合。浦起龙力驳其说，以为此诗是总慨入蜀以来落莫之况。居草堂席不及暖，即往蜀州，往新津，往青城，又尝简彭州高适、唐兴王潜。凡所待命，皆主人，凡面谈简寄，皆笑语，不得胶柱鼓瑟。后说解亦通脱，以为此诗是总慨入蜀以来落莫之况。殊有见。但前说仍有两点可取：一、这两年成都尹更替频繁，现经爬梳，粗存梗概，有助于有关诗作的编年和理解。二、蜀地重逢，高、杜交谊甚挚，读这年高《人日寄杜二拾遗》与十年后杜《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并序》等作可见，故“强将笑语”所供之“主人”中，以除去高适为宜。不然，于理于情，终觉不安。王筠《行路难》有“百忧俱集断肠人”，题或出此，所写亦《行路难》惯于嗟叹的世路艰难之意。这诗以“十五”与“五十”做对比，选取前后两个年纪中无论外貌还是内心都截然不同的细节，用稍带漫画笔触的手法加以勾勒，反差极大，恰好表达出诗人忆昔伤今、苦乐迥异的悲痛心情，给读者以强烈的感受。要是你拦住这个刚从树上下来，又将上树摘梨扑枣，像牛犊般健壮的十五岁的少年杜甫，对他预告说：“你得小心！再过三十五年，你将成为一个插科打诨、给主人帮闲凑趣的清客。回得家来，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你那衰老的妻子，跟你一样，面黄肌瘦。你的那些没受过好教育的傻孩子，不懂得对待父亲的礼貌，一见你回来，就叫着闹着，气鼓鼓地跟你要饭吃，都挤在厨房门口饿得直哭(30)。……”小杜甫听了，不骂你疯了才怪呢！因为当时他要么欢蹦乱跳，忙乎个不停，没功夫顾得上去想未来的事，要么一厢情愿，把未来想得要多美就有多美。可是，现实是严酷的，不管他想与不想，他终于落到了这种地步，这是他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杨伦评“健如黄犊走复来”说：“形容绝倒，正为衬出下文。”又评“痴儿不知父子礼”说：“亦带诙谐。”庶几得之。浦起龙认为此诗“起四，奇，追忆少时，若将索食于庭树者。结四，趣，偏值缺饭，偏群然向索”。这里所说的“奇”，非诗固有的奇，是他的理解出奇；所说的“趣”，非诗中真趣，是他故作解人凑趣。“追忆少时，若将索食于庭树者”，是何言哉？匪夷所思！结四之情之景，难道能用“趣”之一言以蔽之么？如真以为有趣，就不免要被人怀疑他是否有心肝了。二田崇杜，断不如此，实解诗刻意求新求深之过。
“强将笑语供主人”，是激愤语，亦是实录。如前所述，老杜“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早就当上清客了。而这一时期写的《徐卿二子歌》，就是一首最典型的清客诗：
“君不见徐卿二子生绝奇，感应吉梦相追随。孔子释氏亲抱送，并是天上麒麟儿。大儿九龄色清澈，秋水为神玉为骨。小儿五岁气食牛，满堂宾客皆回头。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儿有如此二雏者，异时名位岂肯卑微休！”去年春天，草堂落成，为了美化环境，老杜曾向这位住在石笋街果园坊的“徐卿”要过果树苗。石笋街又叫笋里，在西门外，是老杜入城必经之地。他既与主人熟识，顺路进屋小憩，想亦有之。这次当是诗人特赴徐府喜筵，见主人出二子拜客，故戏为赞颂之辞。黄鹤注以为：时徐知道为西川兵马使，“徐卿”或即其人，犹荆南兵马使太常赵卿之类（杜诗原题为《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此微有变通）。这也有可能。徐知道明年（宝应元年，七六二）七月反，八月为其下所杀。老杜与“徐卿”只是一般交往，无论此人是徐知道与否，都无关宏旨。如此人确是徐知道，何以终篇无一言及其禄位？看“吾知徐公百不忧，积善衮衮生公侯”二句，与其说此公像军阀，不如说更像富豪。仇兆鳌说：“首叙生子奇兆。‘相追随’，连有吉梦也。‘孔子释氏’，正述其梦。”“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为了答谢一饮一啄之情，竟不惜委屈孔子、释迦，而采取此等荒唐庸俗的“老妈妈论儿”入诗，这虽说是逢场作戏，难以免俗，但事后思之，自会增加他“强将笑语供主人”的羞愧与愤慨。申涵光说：“此等题，虽老杜亦不能佳。今人刻诗集，生子祝寿，套数满纸，岂不可厌？”要作，也得像《乐府指迷》所说的那样，“切宜戒‘寿酒’‘寿香’‘老人星’‘千春百岁’之类。须打破旧曲规模，只形容当人事业才能，隐然有祝颂之意方好”。祝寿容或有些许“当人事业才能”可供“形容”，贺人得子，就只能虚描外貌，空致祝词了。李贺的《唐儿歌》以绚烂的辞藻描画杜黄裳之子唐儿的体态、神情，用力不为不勤，也有“一双瞳人剪秋水”“东家娇娘求对值，浓笑书空作唐字”这样一些传神丽句，但又有什么意义呢？辛弃疾的《水龙吟·为韩南涧尚书寿》说：“渡江天马南来，几人真是经纶手？长安父老，新亭风景，可怜依旧！夷甫诸人，神州沉陆，几曾回首。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对桐阴满庭清昼。当年堕地，而今试看，风云奔走。绿野风烟，平泉草木，东山歌酒。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祝人得子之作不可为，祝寿之作能如此方可为。总之，要有真情实感，要有内容。
老杜这一时期的社交应酬诗中，难能可贵、最值得称道的佳作，当推《戏作花卿歌》和《赠花卿》。前诗说：
“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鹘风火生，见贼惟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东都。”前列本年大事纪中已提到，四月，壬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袭东川节度使李奂于绵州，李奂战败，奔成都。子璋自称梁王，改元黄龙，以绵州为龙安府，置百官，又攻陷剑州。五月，乙未，西川节度使崔光远与李奂共攻绵州，庚子，拔之，斩段子璋。牙将花惊定等恃功大掠，妇女有金银臂钏，兵士皆断其腕以取之，乱杀数千人，光远不能禁。肃宗遣监军官使按其罪，光远忧愤成疾，十月卒。这诗当作于五月段子璋乱平李奂复镇以后、十月崔光远病卒之前。前叙平乱，主要在赞其骁勇善战。学语小儿即知其姓名，足见猛将声威。
《南史·桓康传》载齐桓康勇武善战，所过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这里如用其意，则寓刺于美，话中有话了。《南史·曹景宗传》载曹景宗曾对他亲近的人说：“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觉耳后风生，鼻头火出，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述射猎的感受带强烈刺激性，殊佳。仇兆鳌引此以为“用如快鹘风火生”一语的辞章出处，似不当而至当。这里并非简单地径用原意而有所变化，但那种火辣辣的骏发鹰扬的气势和激情却是相近的。见贼越多，就越觉身轻手快，越能奋勇杀敌。张惕庵评：“至理奇情，他人说不出，久在行间方知。”话说得不错，只是老杜并未“久在行（伍）间”，他何以也能说出呢？恐怕练达世情的人也有可能揣摩得出来。朱注：子璋，《新唐书》作节度兵马使，《旧书》《通鉴》作梓州刺史，此诗又云绵州副使，盖以梓州刺史领副使时据绵州反，遂称“绵州副使”。《唐六典》载：诸军各置节度使一人，五千人以上置副使一人。又：隋文帝著柘黄袍，巾带听朝。“绵州”句谓段子璋据绵州自称梁王。仇兆鳌解末段颇透彻：“此见平贼之后，不当留蜀滋乱。梓州作乱者，段子璋也。绵州奔窜者，李奂也。成都举兵者，崔光远也。斩段授崔而安李者，花惊定也。一事而三善备，故曰‘绝世无’。”又说：“蜀人之受（花惊定）毒甚矣。诗云‘何不唤取守东都’，此驭将之善术也。盖以东都之命见召，则惊定既不疑惧，而蜀中可免其患。且东方诸镇屯聚，花卿必不敢专行跋扈。朱注谓刺其一将之雄，不能扫除大寇，此语犹觉未尽。‘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写得壮气勃勃。明人沈明臣诗：‘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可与此诗并树旗鼓。”亦佳，可参看。《唐诗纪事》载：“诗话云：有病疟者，子美曰：吾诗可以疗之。病者曰：云何？曰：‘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其人诵之，疟犹是也。杜曰：更诵吾诗云：‘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其人诵之，果愈。”此小说家言，虽不足征，但可视为赞其出语之壮的夸大语。一般而论，文艺作品最忌表现带生理刺激的情节和细节。老杜写花卿手提“血模糊”的“子璋髑髅”“掷还崔大夫”而不觉可怖，恐怕是非此不足以显其壮气，壮气之甚，激发了读者的豪情，就不觉形象的可怖了。老杜有意突破传统的所谓“诗情画意”，努力扩展审美范围和艺术表现力，这也可算是一个小而有趣的例证。如果说《戏作花卿歌》是歌行中的变体，那《赠花卿》倒是七绝中的正声：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老杜七绝多意生而声拗，此诗则确如仇兆鳌所说：“风华流丽，顿挫抑扬，虽太白、少伯，无以过之。其首句点题，而下作承转，乃绝句正法也。”杨慎说：“花卿在蜀，颇僭用天子礼乐，子美作此讽之而意在言外，最得诗人之旨。”黄生不同意此说，驳之甚详：“花卿以为妓女固非，以为花敬定而刺其僭用天子礼乐，亦煞傅会。史但言其大掠东蜀，未尝及僭拟朝廷。用修（杨慎）止据‘天上’二字，遂漫为此说，元瑞（胡应麟）讥之(31)，是矣。予谓当时梨园弟子，流落人间者不少，如寄郑（审）李（之芳）百韵诗：‘南内开元曲，当时弟子传。’自注云：‘柏中丞筵，闻梨园弟子李仙奴歌。’所谓‘天上有’者，亦即此类。盖赞其曲之妙，应是当时供奉所遗，非人间所得常闻耳。按顾况李供奉箜篌歌云：‘除却天下化下来，若向人间实难得。’盖以天乐比之，杜甫正与此类。”摆事实讲道理，驳斥杨慎僭上说，甚是。但以为此诗“盖赞其曲之妙”则非。焦竑说：“花卿恃功骄恣，杜公讥之而含蓄不露，有风人言之无罪闻者足戒之旨。”此说得之。从《戏作花卿歌》和《赠花卿》看，老杜当认识花惊定，甚至还曾赴过他成都府第中的歌舞宴会，而此二诗当是席间应酬之作。应酬之作能于谀词中寓讽意，这不止见其道德品质，更见其文章功力。
这年秋冬他还有一些应酬诗。这些诗，不好也不坏，却多少能窥其行踪、心绪之一斑。
唐代的唐兴县，即今四川蓬溪县。老杜曾为唐兴县宰王潜作《客馆记》，称赞王潜薄于自奉而崇修宾馆，方便来使，末识“辛丑岁秋分，大余二，小余二千一百八十八，杜氏之老记”。仇注引黄百家的话说：“日法万分，每刻百分，每日百刻，总得万分。万分以上为大余，日数也。万分以下为小余，时刻数也。杜记，盖谓秋分后二日之二十余刻耳。”《记》述宾馆结构与庭院布置颇详，似非亲临目击者不办：“回廊南注，又为覆廊。……直左阶而东，封殖修竹茂树。挟右阶而南，环廊又注，亦可以行步风雨。”(32)据此可知“辛丑岁”（即上元二年）秋分前后老杜曾在唐兴（今四川蓬溪）小作勾留，甚至就住在这个刚修建好的宾馆里。老杜离成都草堂去唐兴当在秋分（在阳历九月二十二、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之前。若容揣测，此行来龙去脉可勾勒如下：先是老杜偶然遇到他的一个在唐兴做主簿的亲友刘某（刘或因公来成都），作《逢唐兴刘主簿弟》说：“分手开元末，连年绝尺书。江山且相见，戎马未安居。剑外官人冷，关中驿骑疏。轻舟下吴会，主簿意何如？”见刘剑外为官颇冷落，复感中原未靖难归，便相商买舟东下吴会，作离蜀计。说走哪能就走？何况刘主簿还是官身。可能出于刘的邀请，唐兴离成都也不算太远（在成都东三百余里），就跟他到唐兴去了。浦起龙认为：“公未尝至唐兴，岂主簿为王宰来成都求作《客馆记》，公因赠以此诗，遂附简王宰，并寄馆记欤？”杨伦不同意，反驳说：“按：公未尝至唐兴，刘或有事来成。浦谓为王宰求记，太凿。”认为刘是偶逢，甚是；但谓公未尝至唐兴，则无据。如前所论，老杜未必未至唐兴。老杜至唐兴，适重建宾馆落成，因而为之作记，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愚意以为：唐时为人作碑作记当有报酬（杜此时所作“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就讲得很明白），老杜在唐兴盘桓数日，稍得润笔和周济，不久即回成都，而《敬简王明府》则是回成都后以诗代简，望王宰慷慨仗义，“破格加惠”（杨伦语），以济寓中匮乏：“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骥病思偏秣，鹰秋怕苦笼。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看诗，这王宰是新知而非旧识。所幸有过几天主客之谊和一段文字因缘，迫于眉急，只得硬着头皮写诗去诉苦求助。如果像浦起龙说的那样，这是老杜托刘主簿“寄馆记”时“附简王宰”，那未免太说不过去了。哪有一手交“文”，一手讨“高稿酬”的？看来王宰并未马上像老杜所希望的那样破格加惠：“看君用高义，耻与万人同”，这年冬天他又寄诗王宰，重致前章骥病思秣之意：“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君听鸿雁响，恐致稻粱难。”（《重简王明府》）杨伦说：“想因寄前诗无济，故复促之。”又说：“顾注：《左传》注：行李，行人也。欲王遣使相存问。”理解正确。末联以谋食艰难的鸿雁自况，这是哀词祷请，这是绝望的呼号，他当时的境况确乎是相当地严重了。他的《草堂即事》即作于这年十一月(33)，难得它摄取了草堂周遭荒村独树的凄凉景象，记录了诗人穷愁潦倒、无钱赊酒的苦况，给我们以直观、真切的感受：
“荒村建子月，独树老夫家。雪里江船渡，风前竹径斜。寒鱼依密藻，宿雁聚圆沙。蜀酒禁愁得，无钱何处赊？”诗人们好叹老嗟贫，不可尽信。这回，我倒相信老杜是真的穷得没钱打酒喝了。
正在这当口，一天成都徐九少尹带着厚礼来看望他，他喜出望外，作《徐九少尹见过》说：
“晚景孤村僻，行军数骑来。交新徒有喜，礼厚愧无才。赏静怜云竹，忘归步月台。何当看花蕊，欲发照江梅。”浦起龙说：“少尹有周急之谊，故感而颂之。来在冬月，故期以花发再过也。”一个新知，又是来“雪里送炭”，初次上门，对老杜竟如此依恋，赏竹步月，留连忘返，这怎教老杜不感动呢？在这以前不久一个“金天玉露”的秋日里，老杜结识了与他有通家之好、正在成都做官的虞十五司马，这虞司马请他尽情地喝了一整天酒，他高兴极了，就写了首情词恳切的五言排律致意说：
“远师虞秘监，今喜识玄孙。形象丹青逼，家声器宇存。凄凉怜笔势，浩荡问词源。爽气金天豁，清谈玉露繁。伫鸣南岳凤，欲化北溟鲲。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过逢连客位，日夜倒芳樽。沙岸风吹叶，云江月上轩。百年嗟已半，四座敢辞喧。书籍终相与，青山隔故园。”（《赠虞十五司马》）虞世南（五五八—六三八），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子。人称“虞永兴”。能文辞，工书法，亲承王羲之七代孙僧智永传授，继承了二王（羲之、献之）的书法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融遒丽，与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书法家。正书碑刻有《孔子庙堂碑》。编有《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世南在秘省，太宗重其博识，机务之暇，常同他谈论，共观经史。世南体弱，若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太宗因此更加尊重他，称他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文辞，五是书翰。世南殁，太宗敕图其形于凌烟阁。老杜父系、母系与唐皇室都有姻亲瓜葛，与虞家有世谊也是可能的。不过他总爱拉关系，未免有点俗气。老杜“九龄书大字”，他的字想也写得不错，原来他还学过虞世南的书法。今天见到虞司马，觉得他的形象逼肖凌烟阁上画的他高祖的模样，不觉想起虞世南的笔势和词章功底来了。于是就勉励他继承祖先德业，乘时变化，重振家声。正当老杜慨叹人心不古、世态炎凉之际，虞司马念在同属儒门的世交情分，邀请他参加宴会，通宵达旦地痛饮美酒，又相约一同北归，这使他不胜感激，不胜伤感。徐九、虞十五这两个在成都公署供职的官人，一个送厚礼来，一个设盛筵把他邀请去，他当时生活的拮据，从这里也多少泄露出一点消息。
我读孟浩然的诗，觉得他总想占便宜叨扰别人几杯。比如他秋登万山想念好友张五，不说想请张五到他家来干几杯，而说“何当载酒来，共醉重阳节”（《秋登万山寄张五》），要他乘船来欢度重阳时可别忘了自带佳酿。又如他被邀到田家故人庄去做客，吃了鸡，喝了酒，临别时还特意宣称：“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过故人庄》）赏菊哪能不饮酒，用意不是很清楚么？孟浩然有产业，人也很豁达，这不过是一时兴起，在诗中随便说说罢了，哪会像我想象的那么小气？老杜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也不小气，只是阮囊羞涩，却想跟朋友们畅谈快饮，因此就真的希望有人带着酒来看望他。当时有个叫王抡的侍御(34)曾经应许带酒来草堂看望他，却不践约，他就迫不及待，写诗去催王抡，还要王抡邀请刚到成都暂代崔光远署理尹事的高适(35)一同来：
“老夫卧稳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开。江鹳巧当幽径浴，邻鸡还过短墙来。绣衣屡许携家酝，皂盖能忘折野梅？戏假霜威促山简，须成一醉习池回。”（《王十七侍御抡许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诗便请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老夫睡得很香，早上懒得起来。白茅盖的屋里面很寒冷，到天气暖和了才开大门。（言外之意是，如果你们要来，我定会像摩诘说的那样，“重门朝已启，起坐听车声”了。）江边的鹳鸟，恰巧对着幽径在扑水捋羽毛。邻家的鸡又飞过矮墙来了。——这就是我平日里索居草堂的景况。汉侍御有绣衣直指，出讨奸猾，治大狱。崔篆《御史箴》说：“今鹰隼始击，以成严霜之威。”汉二千石（郡守的通称，以其俸禄为二千石之故）皂盖朱两幡。您这位当今的绣衣直指应许携带着家酿美酒来，可一直没来，可能官事鞅掌，一时无法分身。难道那位乘皂盖高轩的高使君也忘了来折野梅么？要是您能倚仗着侍御的霜威，敦促咱们这位征南将军山简命驾，那就该在我这权当习家池的草堂大醉一场，方可放你们回城。仇兆鳌说：“今按：邻鸡过墙，语近浅易。绣衣、皂盖，又近拙钝。恐非少陵匠意之作也。”代简戏笔，无须惨淡经营。不过写得颇有情致，多少能见出诗人的风貌。王抡接到这首诗后，很快就携带着酒，邀了高适一同来草堂看望杜甫，他们把盏言欢、共韵赋诗，故人聚首之乐，那就可想而知了。王、高二诗不存，老杜之诗尚在：
“卧病荒郊远，通行小径难。故人能领客，携酒重相看。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移樽劝山简，头白恐风寒。”（《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共用寒字》）从颔联看，高适是第一次来草堂，王抡在此以前已经携酒来访问过一次了。尾联附原注说：“高每云：‘汝（指杜甫）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故此句戏之。”既然席间高适自诩比老杜年轻，老杜就故意对他开玩笑说：“虽然比我小些，也不年轻了。我劝你还是多干几杯发散发散吧！白发老头儿就最怕受风寒了。”一句会心的调侃语，便把他们之间亲密的关系，和他们的言谈笑貌显示出来了。王抡带了酒来，高适短不了要送份厚礼。手头宽一点，就不愁“无鲑菜”待客，甚至一家大小还可赖以“卒岁”呢！高适卒于永泰元年（七六五），而他的生年由于诸家用以推算的依据和理解各有不同，则莫衷一是，主要有万岁通天元年（六九六）、长安二年（七〇二）、神龙二年（七〇六）、景龙元年（七〇七）等几种说法。案杜甫生于先天元年（七一二）。如果高适说的“汝年几小，且不必小于我”那句话，真像前面理解的那样，是高适自诩比老杜年轻，那么高适的生年当在先天元年（七一二）以后，这岂不可怪？
在王、高同来草堂欢聚前后，一天，范二员外邈和吴十侍御郁来拜谒老杜，正好碰上老杜到邻家串门去了，未能相见。老杜感到很遗憾，很抱歉，就写诗致意说：
“暂往比邻去，空闻二妙归。幽栖诚简略，衰白已光辉。野外贫家远，村中好客稀，论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二员外邈吴十侍御郁特枉驾阙展待聊寄此作》）范邈未详。吴郁曾在凤翔行在与老杜同列。老杜自秦州赴同谷县，途经两当县吴宅，时吴正在楚中贬所，曾作《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为吴的取忤朝贵而遭贬抱屈（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时吴必从楚中放还来游成都了。赵汸说：“前后诗中，每以无俗物、绝交游、门径榛塞为喜，独于范、吴之来，阙于展待，委曲尽情如此，则平日称懒者，果真懒乎？”
高适、王抡来了很高兴，没能见到吴郁、范邈很遗憾，殊不知老杜这时心中最惦念的还是李白：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原注：“近无李白消息。”其实李白于乾元二年春遇赦后，即还至江夏、岳阳，复往浔阳、金陵等地游历。这年（上元二年）初冬，由越中取道宜兴往宣城度岁（详黄锡珪《李太白年谱》）。老杜因为不知道他的近况，就越发怀念他怜惜他：“敏捷千篇，见才可怜。飘零纵酒，见狂可哀。归老匡山，盖悯其放逐而望其生还，始终是哀怜意”（仇兆鳌语）。杨伦说：“杜田《补遗》：白之先客居蜀之彰明，太白……幼读书于大匡山，其读书堂尚存，宅在清廉乡，后为僧房，号陇西院。语出杨天惠《彰明逸事》。彰明，绵州属县，有大小匡山。按：太白蜀人，而公亦在蜀，自不当指浔阳之匡庐。杨升庵亦主此说。”（可参看吴曾《能改斋漫录》和洪迈《容斋续笔》中有关文字）又说：“结语抵一篇《大招》。”“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这肝胆相照的言辞，读之令人涕下。第二年（宝应元年，七六二）李白去世了，老杜再也没有寄赠或怀念李白的诗了，但李白却永远活在他心里，并一再在忆旧的诗篇中深情地提到他，提到他俩愉快相处的往事。
宴高怀李之后不久，老杜又去了一次蜀州。这次去蜀州，大概是应蜀州李七司马之邀去那儿观看在城边皂江（即今四川金马河）上造竹桥。竹桥即日完成，往来之人免冬寒涉水过江。老杜看了很高兴，便作诗庆贺说：
“伐竹为桥结构同，褰裳不涉往来通。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顾我老非题柱客，知君才是济川功。合欢却笑千年事，驱石何时到海东？”（《陪李七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往来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题短作简李公》）《异苑》：晋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见二白鹤语于桥下说：“今兹寒，不减尧崩年也。”于是飞去。《搜神后记》：丁令威本辽东人，后化鹤集城门华表柱，徘徊空中说道：“去家千年今始归，城廓如故人民非。”这诗中的“华表”指桥柱而言。这里两典故合用。《朝野佥载》：赵州石桥甚工，望之如初日出云，长虹饮涧。天后时，默啜欲南过桥，马跪地不进，但见一青龙卧桥上，奋迅而怒，贼乃遁去。浦起龙以为“日落”句即杜牧《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云何龙”意。仇兆鳌以为“青龙”用费长房竹杖事，切竹桥。《华阳国志·蜀志》：城北十里有升仙桥、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市门道：“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卷七三引作“题桥注”。《齐地记》：秦始皇作石桥，欲过海观日出处，有神人能驱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辄鞭之，石皆流血。——这纯是应酬诗，不过是用些典故，说这竹桥跟木桥的结构差不多，建成后过往行人就不须褰裳涉水了。天寒大雪，野禽栖于桥柱，恍疑丁令威化鹤归来。日暮竹桥横架江上，犹如青龙偃卧水中。我现在老了，自知不是像司马相如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题柱客。而您，才真正是成了济川的大功呢。今天我们在这里集合欢饮，庆祝竹桥建成，回想千年前秦始皇驱石作桥终于失败的事，就未免太可笑了。王阮亭说：“诗近俗套，今人大半应酬仿此。”浦起龙说：“诗似拙。”硬逼出来的必然笨拙，即使老杜精于此道亦不能免。到了夜晚，他们还把烛泛舟，继续饮酒欢庆：
“把烛桥成夜，回舟客坐时。天高云去尽，江迥月来迟。衰谢多扶病，招邀屡有期。异方成此兴，乐罢不无悲。”（《观作桥成月夜舟中有述还呈李司马》）桥成之夜，把烛泛舟游赏。云去月来，江景可览。只是衰年多病，又在异方，就悲不自胜了。杨伦于“招邀屡有期”句下加案语说：“与前诗当另是一日。”老杜恐非当天才赶到蜀州，到后起码须设宴洗尘，“屡”字自有着落，不劳将桥成那天日邀饮夜招游的庆祝活动一分为二，并将夜招游展延到“另一日”。
正当桥成之日，高适已完成了暂时摄尹的任务从成都回蜀州来了，老杜就写了《李司马桥成承高使君自成都回》表示欢迎说：
“向来江上手纷纷，三日功成事出群(36)。已传童子骑青竹，总拟桥东待使君。”《后汉书·郭伋传》：郭伋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河西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马迎之，说：“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率尔成章，因竹桥而联想到竹马，又恰合迎使君情事，且甚含称美之意，“顺手牵羊”，得来倒也现成。严武任成都尹在这年十二月，高适交卸后自成都回蜀州当在此时。看“江迥月来迟”所述，桥成和高适回蜀州当在这月十五日月圆以后。月夜泛舟时老杜既有如此深切的羁旅之悲，想不久就赶回草堂，与妻小过入蜀后的第三个团圆年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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