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府且逍遥”-杜甫旅食京华

“率府且逍遥”-杜甫旅食京华

再三献赋，终无结果，最后就只剩下投笔从戎以博取功名这一条路了。杜甫想参军的念头起得较晚。他早年咏《房兵曹胡马》，仅在借胡马抒发豪情壮志，并非真要驰骋疆场。他在天宝六、七载时写的《故武卫将军挽词三首》其一说：“王者今无战，书生已勒铭。封侯意疏阔，编简为谁青？”其三说：“部曲精仍锐，匈奴气不骄。无由睹雄略，大树日萧萧。”⁽²⁶⁾既然承平之世，连现有的将军也无用武之地，难得封侯，他一介书生，当时更何敢望此？天宝八载高仙芝得胜回朝，他写作了《高都护骢马行》，只因自己壮志未酬，诗中不免流露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慨，仍然不见有想参军的表示。稍后作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表现了对不义战争的不满，又都是乐府诗，当另作评述。天宝十一载，高适随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²⁷⁾，与杜甫得以暂聚。不久高适别去，杜甫作《送高三十五书记十五韵》，对哥舒翰的穷兵黩武颇著微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饥鹰未饱肉，侧翅随人飞。高生跨鞍马，有似幽并儿。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借问‘今何官？触热向武威。’答云‘一书记，所愧国士知！’人实不易知，更须慎其仪。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达，足以慰所思。男儿功名遂，亦在老大时。”这是送别时勉励老朋友的话，是说只要小心谨慎地在幕府中坚持下去，熬他十年八载，总会当上个刺史之类的地方长官的。高适后来果真当了“持旌麾”的刺史、节度使，这固然有其他种种原因和条件，却也不能认为与这几年军中的历练无关。此外，杜甫的另一好友岑参，也是军幕出身，最后做到了刺史。唐代这样的例子很多，举不胜举。可见杜甫说这话是认真的，经过考虑的，并不完全是一般的客套话。细细玩味，话语之间确乎存在着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惋惜意味（这在视科举为正途的杜甫的心目中是难免的），而且丝毫没露他也想走这条路的口风。不过从这几句诗中可揣想到，由于时势的改变、朋友的影响和自身长期的落魄，他当时不会没转过这方面的念头。又过了两年，到天宝十三载，他在再次投匦献赋不报、完全绝望之后，终于下决心要到哥舒翰那里去参军。

这年（天宝十三载，七五四）吐谷浑苏毗王款塞，玄宗诏哥舒翰到磨环川去接应他。哥舒翰遣派判官田梁丘入朝，杜甫作《赠田九判官梁丘》⁽²⁸⁾说：“陈留阮瑀谁争长？京兆田郎早见招。麾下赖君才并美，独能无意向渔樵？”阮瑀字元瑜，陈留人，“建安七子”之一，曹操请他和陈琳都当军谋祭酒，共同掌管记室。仇兆鳌认为：“阮瑀指高适。适本封丘尉，与陈留相近。他章（《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云‘好在阮元瑜’可证。高之入幕，必由田君所荐，故云‘早见招’而幕下赖之。留意渔樵，公仍望其汲引也。”他同时写的《寄高三十五书记》说：“叹息高生老，新诗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将收才子，崆峒足凯歌。闻君已朱绂，且得慰蹉跎。”唐制五品以上始服绯。虽说这是诗人在为垂老幸得高升的好友而深感欣慰，也显然流露出艳羡和失悔的心情：同样是才子，同样蹉跎了大半生，要是早就去了，很可能也“已朱绂”了。——他这时想参军的意愿是多么殷切啊！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托田梁丘将《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²⁹⁾转交给将军本人。在长篇大论地颂扬了哥舒翰的功德、勋业之后，他便哀词诉说起自己身老不遇、日暮途穷的苦情，提出想投陇右、河西幕参谋军事的请求，唯愿最识人才的哥舒将军收录：“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几年春草歇，今日暮途穷。军事留孙楚，行间识吕蒙。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钱谦益指出：哥舒翰奏严挺之之子武为节度判官，河东吕？为度支判官，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又萧昕亦为翰掌书记，皆委之军事；又为其部将论功，陇右十将皆加封，若王思礼为翰押衙，鲁炅为别将，郭英乂亦策名河陇间，又是年奏安邑曲环为别将，皆拔之行间。这就是“军事”两句所指的具体内容。崆峒山在陇右。“防身”二句，比喻自己将投靠驻节河陇的哥舒翰。《旧唐书·哥舒翰传》载，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疏财重气，士多归之。既然哥舒翰这么讲义气，知人善任，幕中又有严武、高适等世交、老友，本人又这么想去，要不是没多久哥舒翰因中风还京，在家养病，杜甫很可能真参军度陇了。这诗前段颂辞中有“先锋百胜在，略地两隅空”等语。《杜臆》评论说：“杜冀为记室参军，故称之不无过当。如‘略地两隅’，征突厥未及考，至伐吐蕃，明是逢君，明是邀功，乃王忠嗣所不肯为者，《兵车行》所为作也。此极称之，岂由衷语哉？他日有诗云：‘慎勿学哥舒！’才是正论，不必以此诗为碍也。”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可见在杜甫身上，除了正直、高尚的品质，确乎也同时存在着世故、庸俗的一面。前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这里又一次得到印证。

天宝十三载八月，陈希烈罢相，以韦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天宝九载韦见素曾经当过吏部侍郎，典选累年，铨叙平允，颇为时论所称道。前年杜甫候补落选，大失所望，现正想赴陇参军，别图出路。今见这样一位“仁恕长者”（《旧唐书》韦传语）入相，心底不觉又涌现出一线希望，就强打精神，再接再厉，在韦见素入相后的第一个春天，写了《上韦左相二十韵》⁽³⁰⁾，企求汲引。这类诗前半照例是称颂对方。这诗跟前面提到的同类作品比较，吹捧的程度有过之无不及。——“凤历轩辕纪，龙飞四十春。八荒开寿域，一气转洪钧。”时玄宗在位四十二年，此举成数。从朝宇升平叙起，颂相先颂得相之君，刘辰翁谓“最为得体”，其实这是俗套，也是最保险的做法。如赠张垍诗首句“翰林逼华盖”，一上来就拉扯上皇帝。投赠哥舒翰开端虽直指将军本人：“今代麒麟阁，何人第一功？”但紧接着就归功于主上的圣明：“君王自神武，驾驭必英雄。”杜甫这几年这类诗写得多，已很精于此道了。头年下了六十多天的秋雨，造成很大的灾害，皇帝以为这是宰相不称职的征兆，就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杨国忠听取了手下人的意见，觉得“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便推荐了他；皇帝因他曾在相王（睿宗即位前封号）府做过事，有老交情，便拜他为相，替代陈希烈。“霖雨思贤佐，丹青忆旧臣”⁽³¹⁾，即咏其事，借以突出他品德和身价之高。“沙汰江河浊，调和鼎鼐新。”《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载，周毖为吏部尚书，与许靖共议进退天下之士，说要“沙汰秽浊，显拔幽滞”。《法言》：“江河以涤之。”上句化用这两个典故，意谓朝廷上已清洗了陈希烈，因此下句希望韦见素入阁后能行新政。李林甫倒台，马上在赠鲜于京兆的诗中骂李林甫，对陈希烈也是这样。杜甫跟形势倒跟得真紧！不过这同时显出他也未免太急躁、太天真、太没有政治经验了。俗语说：“官官相护。”一个干谒求官的人，怎好公开在诗中对后任排揎卸职而尚未垮台的前任呢？这样做，即使不引起人家的反感，为了避嫌疑，也不大好用你啊！两《唐书》本传说杜甫“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诞”，不为无因。他长期在京，多方谋官不得，自有各种原因，而性格上的缺点，无疑也是个不利因素。不过，所谓利害得失，也并不是绝对的。“性褊躁”或“性褊躁傲诞”，势必使他与当时的上层社会格格不入，不利于仕进。可是在另一方面，恰好由于格格不入，无形中对当时上层社会产生反感和对立情绪，从而使得他能够较冷静、较客观地观察现实，发现问题，这就大有利于创作。何况性格的形成总与社会环境分不开。他的“性褊躁”是他怀才不遇、长期受压抑的结果，是精神创伤，不仅值得同情，也有一定认识价值——畸形的性格，不就是畸形社会环境的一面镜子么？“韦贤初相汉，范叔自归秦。”汉宣帝本始三年韦贤代蔡义为丞相，封扶阳侯。借喻韦见素代陈希烈为相，并预祝封侯。用事切而善谀。范睢字叔，王稽载入秦，昭王逐穰侯乃拜为相。钱笺谓：“见素虽为国忠引荐，公深望其秉正以去国忠，故有范叔之谕。盖国忠以外戚擅国，犹穰侯之擅秦也。今范叔已归秦矣，穰侯其可少避乎？盖诡词以劝之也。”韦见素本来“柔而易制”，如今既为杨国忠所引荐，感激不尽，凡百顺从，岂敢怀有贰心？对于这种人，果真想“诡词以劝之”，那老杜也实在太孟浪、太天真、太缺心眼儿了！难怪他老献这献那唱颂歌，却老是碰壁而回，一无所得。别看他在长安前后混了快十年，像是个“老门槛”，其实并不怎么精通“登龙术”。他毕竟不是当官的材料（安史乱后他短暂的朝官经历便是明证），只能做个有血性的真诚的诗人。这诗后面还很长，不一一缕析，总之纯以虚怀好士为颂扬之词，又攀上韦、杜两家原是世交，更须照顾（“余波德照邻”），最后才点出想望汲引之情作结。诸家评论都认为这诗写得很得体，浦起龙更是推崇备至：“下段，转入自己，只消历叙寥落，不须更作乞怜语。而闻者之心头已动，而作者之地步绝高。此等用意，原非余子所知。一朝领悟及此。千年杜老，其有相知定文之许哉？”浦老自诩最领悟杜老用意的高妙，超出余子一头。可惜他看不出上述两点“败事有余”的毛病，难夸独具只眼。张垍《杜通》说：“末（‘感激’）四句虽时迈急于求进，然必与吾道契合者，然后望其汲引，故独为韦公歌此曲。”今老杜投赠诸诗俱在，岂“独为韦公歌此曲”哉？

多年候补，四处夤缘，杜甫好不容易在天宝十四载（七五五）十月得到了授河西尉的任命。⁽³²⁾他年轻时，“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居然信心十足，以贤相自期。几经挫折，世故渐深，他当然会懂得宰相并非那么容易到手。可是在头年所上《进雕赋表》中，曾委婉地向皇帝暗示，希望起码能给他个从六品上著作佐郎之类的官职，要价还是不低。哪知如今得到的只是个从九品的县尉，对于实有才学，又自视甚高、颇存奢望的选人杜甫来说，这简直是个极大的嘲讽，是个恶意的作弄。从感情上考虑，他没有接受这一任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许是哥舒翰这条门路起了作用，不久，他便辞了河西尉，到军事机关右卫率府当兵曹参军去了。案《旧唐书》本传载：“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新唐书》本传载：“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历来诸家多采后说，作“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官定后戏赠》题下原注却说：“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这是作者自注，可信。左右卫率府全称为“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子左右卫是太子的卫戍、仪仗部队，其率府置有仓、兵、胄三曹参军，官阶是从八品下。（《文学遗产》一九八〇年第二期载张海珊《杜甫是胄曹参军吗？》论此甚详，可参看。）杜甫从县尉改兵曹参军，官阶稍稍升了一点，而且任所就在长安，迫于生活，权且屈就，其实心里是老大的不高兴，便作了首诗送给自己，聊以解嘲说：

“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官定后戏赠》）《列子·周穆王》：“趋走作役，无不为也。”县尉是小吏，做吏是要跑腿的，所以高适当年做封丘县尉时就感叹说：“宁堪做吏风尘下！”要他去当个趋走风尘的小吏，老杜当然是不会乐意的。高适做了吏以后才“转忆陶潜《归去来》”，杜甫想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便决心不就吏职，这不是他比高适高明，而是他窝着一肚子火，根本就不想去。阮籍闻步兵厨人善酿，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老杜如今要去军事机关供职，觉得真有那么一点阮步兵的意味，就自宽自解地暗以这位高雅的前辈先生自况说：“耽酒须微禄”“率府且逍遥”。“狂歌托圣朝”跟孟浩然的“端居耻圣明”一样，都是反话正说，无不暗藏着久困不遇的牢骚和对皇帝的抱怨。《杜臆》说：“若论得钱，则为尉颇不凄凉，其云‘凄凉’者，为折腰且怕趋走，不如率府兵曹且得逍遥，‘逍遥’与‘凄凉’反。率府之禄甚微，颇堪为耽酒之需，而且得狂歌以自托于圣朝，谓朝廷不以狂歌为罪也。正见逍遥处。初本欲归，今得微禄，归兴遂尽，甘回首向风飙耳。曰‘向风飙’，知率府亦非所欲，为贫而仕，不得已也。不平之意，具在言外。”这串讲很好，能窥见作者心意。老杜在率府任内写的《去矣行》说：“君不见鞲上鹰，一饱即飞掣。焉能作堂上燕，衔泥附炎热？野人旷荡无？颜，岂可久在王侯间。未试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蓝田山。”这不是明显地表示他要弃官而去了么？十一月，他赴奉先（今陕西蒲城）探家，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时安禄山已反于范阳，只是消息一时尚未传到京师，所以诗中虽流露出唯恐时局有变的隐忧，却未直接讲到这事。要是他当时已经意识到他十载旅食京华的求官生活，意识到开元以来的所谓“太平盛世”，都马上要结束了，那么，他的感慨定然会更多的。

唐玄宗后期成了昏君，又接连用了李林甫、杨国忠两个大坏蛋当宰相，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杜甫两次遭到李林甫的“忌刻”，后来又为杨国忠所愚弄，唐玄宗虽曾一度对他的文才表示欣赏，但由于“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转眼便把他忘得干干净净。杜甫的怀才不遇，不仅可以笼而统之地说是同当时政治的黑暗有关，甚至还直接牵涉一个昏君、两个权奸，因此很有典型意义和认识价值：像杜甫这样一个既有才能，又比较正直，而且跟上层社会并非毫无联系的世家子弟，在长安竭尽全力，活动了近十年，始终得不到一个合适的职位，而那些邪恶小人却能通过各种渠道，捷足先登，超腾不次，这岂不充分表明时政的败坏，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吗？

杜甫这十年求官的遭遇，跟他的老友李白三年供奉翰林的结局一样，都是很不幸的。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惟此两夫子，家居率荒凉。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平生千万篇，金薤垂琳琅。”（《调张籍》）若就“人间要好诗”（白居易《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人民要伟大的诗人而言，他们的不幸倒无疑又是无与伦比的大幸。过去常说“文穷而后工”。在旧时代，一个人要是飞黄腾达了，就不大可能真正洞察社会弊端，了解民生疾苦，更不可能百感交集、情不自禁地以诗文鸣人世之不平了。李白、杜甫也毫不例外，这只要看他俩暂时接近皇帝、颇觉得意时写的诗篇，如李白的《宫中行乐词》，杜甫的《腊日》《奉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等等，就会觉得这种担心不无根据不无道理。看李白、杜甫的思想性格，他俩决当不了文学弄臣。要是他俩真能老待在宫廷，“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贾至句），净看皇帝脸色行事，“天颜有喜近臣知”（杜甫句），那他俩就是沈佺期、宋之问，而不是李白、杜甫了。

(1)《旧唐书·庶人瑛传》载：“及武惠妃宠幸，（瑛生母赵）丽妃恩乃渐弛。时鄂王瑶母皇甫德仪、光王琚母刘才人……亦渐疏薄。惠妃之子寿王瑁，钟爱非诸子所比。瑛于内第与鄂、光王等，自谓母氏失职，尝有怨望。惠妃女咸宜公主出降于杨洄。洄希惠妃之旨，规利于己，日求其短，谮于惠妃。妃泣诉于玄宗，以太子结党，将害于妾母子，亦指斥于至尊。玄宗惑其言，震怒，谋于宰相，意将废黜。中书张九龄奏曰：‘……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长无过，二王又贤。臣待罪左右，敢不详悉。’玄宗默然，事且寝。其年驾幸西京，以李林甫代张九龄为中书令，希惠妃之旨，托意于中贵人，扬寿王瑁之美；惠妃深德之。（开元）二十五年四月，杨洄又构于惠妃，言瑛兄弟三人，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常构异谋。玄宗遽召宰相筹之。林甫曰：‘此盖陛下家事，臣不合参知。’玄宗意乃决矣。使中官宣诏于宫中，并废为庶人，锈配流，俄赐死于城东驿。……其年武惠妃数见三庶人（瑛、瑶、琚）为祟，怖而成疾，巫者祈请弥月，不痊而殒。”武惠妃迷信因果报应，说她给鬼吓死了，并非毫无可能。她哪里是真见鬼，是心中有鬼。做了亏心事，疑神疑鬼，终于成病，不治而亡。这可说是报应不爽吧！从这段记载看，李林甫在这笔政治交易中对武惠妃还是有所支付的。只是武惠妃“薄福薄命”，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她没来得及把亲儿子李瑁扶上太子宝座就死了，白害死了几条人命（还饶上她自己）。她死后第二年（开元二十六年）七月，玄宗立了他的第三子李亨为皇太子。这就是后来的唐肃宗。

(2)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载：“至杨氏究以何时入宫，则度寿王妃杨氏为女道士敕文虽无年月，然必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武惠妃薨以后，天宝四载八月壬寅日即十七日册杨太真为贵妃以前。《新唐书》伍《玄宗纪》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甲子，幸温泉宫。以寿王妃杨氏为道士，号太真。’《南部新书》辛云：‘杨妃本寿王妃，（开元）二十八年，度为道士入内。’《杨太真外传》云：‘（开元）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正史小说中诸纪载何所依据，今不可知。以事理察之，所记似最为可信。姑假定杨氏以开元二十八年十月为玄宗所选取，其度为女道士敕文中之太后忌辰，乃指开元二十九年正月二日睿宗昭成窦后之忌日。虽不中，不远矣。”详原书，不备录。

(3)《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南诏数寇边，蜀人请杨国忠赴镇；左仆射兼右相李林甫奏遣之。国忠将行，泣辞，上言必为林甫所害，贵妃亦为之请。上谓国忠曰：‘卿暂到蜀区处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相。’……国忠比至蜀，上遣中使召还，至昭应，谒林甫，拜于床下。林甫流涕谓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国忠谢不敢当，汗出覆面。（天宝十一载）十一月，丁卯，林甫薨。……庚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其判使并如故。……（十二载）杨国忠使人说安禄山诬李林甫与阿布思谋反，禄山使阿布思部落降者诣阙，诬告林甫与阿布思约为父子。上信之，下吏按问；林甫婿谏议大夫杨齐宣惧为所累，附国忠意证成之。时林甫尚未葬，二月，癸未，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给随身衣及粮食，自余资产并没官；近亲及党与坐贬者五十余人。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己亥，赐陈希烈爵许国公，杨国忠爵魏国公，赏其成林甫之狱也。”可见唐玄宗早有意用杨国忠，杨贵妃也出力不小。杨国忠素恨李林甫。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杨国忠曾利用来降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因与安禄山不和复叛归漠北事，以及王鉷、王？、邢？谋反案，告发过李林甫跟这些人有牵连，虽然给了他以沉重打击，但并没有彻底搞垮他。李林甫死后，终于得逞了。

(4)《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八载春，二月，戊申，引百官观左藏，赐帛有差。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衣金鱼以赏之。上以国用丰衍，故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

(5)尚书省的长官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因武德年间唐太宗曾为尚书令，后为皇帝，故此后尚书令有官名而不实授。左、右仆射在唐初是宰相，不须兼带他名。高宗以后，仆射始带“同中书门下”为宰相，直到玄宗时，始有专为仆射不兼宰相者。

(6)此篇见《草堂逸诗》，一作张祜诗《集灵台二首》其二。仇兆鳌认为：“祜乃中唐人，去天宝已久，若作追忆虢国之词，亦当微带乱后事。诗意全不及之，还是讥讽现在。应属少陵作也。”到底是谁的作品尚难断定，可以讨论，但仇说所举理由却不够充分。即以张祜《集灵台》其一“日光斜照集灵台，红树花迎晓露开。昨夜上皇新授箓，太真含笑入帘来”而论，该诗亦未“微带乱后事”，“还是讥讽现在”，能说这也不可能是中唐人所作吗？宋代乐史《杨太真外传》载：“（妃）有姊三人，皆丰硕修整，工于谑浪，巧会旨趣。每入宫中，移晷方出。……虢国不施妆粉，自衒美艳，常素面朝天。”此可作《虢国夫人》一诗的注脚。浦起龙说：“诗似浅露，不类少陵语。”风格难凭，亦非的判。

(7)赵翼《陔余丛考·杨氏五家合队》载：“《新唐书》叙杨氏五家合队，最不明析。《杨贵妃传》云：以贵妃宠，擢其兄铦鸿胪卿，锜侍御史，而钊（即国忠）亦浸显。又三姊封韩、虢、秦三国夫人。据此则铦、锜、钊及韩、虢、秦应是六家。下又云铦以上柱国门列戟，与锜、国忠、诸姨五家第舍联亘，帝所得奇珍，分赐五家如一，则所谓五家者，兄弟中缺一家耶？姊妹中缺一家耶？下又云铦、秦国早死，故韩、虢与国忠贵最久，则又应是四家矣。而其叙华清从驾处，复何以云五家车骑各为一色，俄五家合队，烂若万花耶？……《旧唐书》虽叙铦、锜、韩、虢、秦为五家，而其后华清从驾，谓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一队，队各一色．则又以国忠入五家之内矣。又云国忠山第与虢国相对，秦国、韩国相接。是《新唐书》虽云秦国早死，而《旧唐书》则国忠为相后秦国尚在。《通鉴》亦云：禄山反，上欲传位太子，国忠大惧，使韩、虢、秦三夫人说贵妃衔土请命，帝乃止。及马嵬之变，国忠及韩国、秦国为军士所杀；虢国奔陈仓，县令薛景仙捕诛之。是秦国直至马嵬始被杀。《新唐书》谓秦国早死者，恐未必得实也。然则五家者，其始则铦、锜、韩、虢、秦也，其后则锜与国忠及韩、虢、秦也。”

(8)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载杜位为李林甫之婿。《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二上》载杜位出襄阳房，为考功郎中、湖州刺史。《资治通鉴》齐明帝建武四年：“（王晏）谓思远兄思征曰：‘隆昌之末，阿戎（指王思远）劝我自裁。’”胡三省注：“晋宋间人，多谓从弟为阿戎，至唐犹然。”诗中称杜位为“阿戎”，知杜位是杜甫同族堂弟。胡俨说：“‘阿戎’，注家改为‘阿咸’，不知阿咸乃叔侄事，与兄弟不相当。东坡与子由诗：‘欲唤阿咸来守岁，林乌枥马正喧哗。’亦一时误用耳，不必据以为证。”（仇注引）

(9)四川省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以为“位为李林甫之婿，见其攀附权势炙手可热不胜拘束之状”，恐非。如果真是这样，那简直是使酒骂座了。我想，杜甫不至于这样不通人情，杜位也不至于这样令人讨厌。

(10)朱鹤龄说：“位为李林甫婿。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林甫卒。位之贬官，必在十二载。自十二载癸巳，至上元二年辛丑，为九年。诗举成数，故云‘十年流’也。”浦起龙按：“即十一载冬，亦未可知。至上元二年，恰十年。”削李林甫官爵，流其子孙、近亲、党羽在十二载二月，故杜位之贬官，决不可能在十一载冬。朱说是。邵傅据杜甫《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考知杜位离新州以行军司马移江陵。至确。《一统志》载玉垒山在灌县（即唐青城）西北。据“玉垒题书心绪乱”句，知此诗在青城作。《杜甫年谱》说：“（杜甫）回成都草堂后，得从侄杜位消息，知其离岭南新州贬所，得归长安。”认为诗作于成都草堂，杜位是杜甫的从侄，杜位离新州得归长安，皆误。

(11)黄鹤注：“天宝二年三月壬子，（玄宗）亲祀玄元庙，改西京玄元庙为太清宫，东京庙为太微宫，天下为紫微宫。据旧史改庙为宫，已在二年，题曰‘玄元皇帝庙’，仍旧称也。‘五圣联龙衮’是天宝八载闰六月事（指玄宗以上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谥号皆加‘大圣’二字）。题云‘冬日’当是其冬作。盖天宝九载，公归长安，进三大礼赋，不在洛阳矣。”定杜甫参观东都太微宫在天宝八载冬，可信。

(12)黄鹤注：“天宝十三载（张）垍贬卢溪郡司马，旋召还，迁太常卿。题云‘赠翰林张学士’，则在未贬司马前。诗云‘此生任春草，垂老独漂萍’，意是天宝九载自河南归时作。是时未献赋，故诗不及之。”

(13)《李翰林集序》：“颢平生自负，人或为狂，白相见泯合，有赠之作，谓余：‘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因尽出其文，命颢为集。颢今登第，岂符言耶？解携明年，四海大盗，宗室有潭者，白陷焉，谪居夜郎。……否极则泰，白宜自宽。……经乱离，白章句荡尽。上元末，颢于绛偶然得之，沉吟累年，……今日怀旧，援笔成序。……白未绝笔，吾其再刊。”上元三年（七六二）四月改元为宝应元年。序说“上元末”得李白章句，“沉吟累年”，“今日”“成序”。那么，作序显然在公元七六二年以后。李白卒于公元七六二年，只因魏颢远处“于降”，未闻噩耗，以为李白仍在人世，所以有“否极则泰，白宜自宽”“白未绝笔，吾其再刊”这样的话。魏颢为李白编集作序，他总算没辜负李白对他的期望。

(14)题中“垍”字旧作“均”，黄鹤改定，说详该诗仇注。施鸿保认为“似题中‘均’字不误”，说详《读杜诗说》。

(15)《杜臆》解“几时陪羽猎，应指钓璜溪”说：“吕望晚而遇主，公觊张之速荐而借吕以动之，盖反言之也。”亦佳。

(16)《新唐书·杜甫传》载献三大礼赋在天宝十三载。黄鹤说：“《旧唐书·玄宗纪》：‘十载春正月，乙酉朔，壬辰，朝献太清宫。癸巳，朝飨太庙。甲午，有事于南郊。’朝享太庙，赋曰：‘壬辰，既格于道祖，乘舆即以是日，致斋于九室。’有事于南郊，赋曰：‘二之日，朝庙之礼既毕。’与《旧书》甲子俱合，则为十载献赋明矣。”

(17)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

(18)《资治通鉴》卷二一二载，开元十三年四月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宴于集仙殿”，并改集仙殿为集贤殿，“其书院官五品以上为学士，六品以下为直学士；以张说知院事，右散骑常侍徐坚副之。上欲以说为大学士；说因辞而止”。从此以后便成定制，“每宰相为学士者为知院事，常侍一人为副知院事”（《旧唐书·职官志》）。据此可知：一、集贤学士属于礼部之官；二、当时以宰相张说兼任院长，以右散骑常侍徐坚兼任副院长，正副院长的地位崇高，非一般学士所能担任；三、不管本官实职为何，只要选入书院都加“学士”或“直学士”衔。张说固辞“大学士”衔，仍保留“学士”衔。由此可推知得入书院者都是“学士”或“直学士”衔。因此之故，学士、直学士品秩高下悬殊。

(19)《杜臆》说：“‘诗感帝王尊’，知明皇不但奇其三赋已也，又奇其诗。”各本“诗”均作“词”，此解无据。

(20)洪迈《容斋四笔》载：“东坡在杭州，作《有美堂会客（此二字应作‘暴雨’）》诗，颔联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读者疑海不能立。黄鲁直曰：盖是为老杜所误。因举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以告之。二者皆句语雄峻，前无古人。”

(21)严有翼《艺苑雌黄》载：“秦少游尝言，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也。余比观《西清诗话》，乃不然其说。杜少陵文自古奥，所举数语，出《朝享太清宫赋》，诚磊落惊人。此不谓之无韵之作可乎？窃意少游所谓无韵不可读者，不过伐木诗序之类而已。”刘克庄《后村诗话》也有类似的议论：“前人谓：杜诗冠古今，而无韵者不可见读。”又谓：“太白律诗殊少。此论施之小家数，可也。余观杜集无韵者，惟夔州府诗题数行颇艰涩，容有误字脱简。如大礼三赋，沉着痛快，非钩章棘句者所及。太白七言近体如凤凰台，五言如忆贺监、哭纪叟之作，皆高妙。未尝细考而轻为议论，学者之通患。……李杜是甚气魄，岂但工于有韵及古体乎？”平心而论，谓杜工于有韵、李长于古体、曾以文章名家，大致不差。陈子龙说：“三大礼赋，辞气壮伟，非唐初余子所能及。”仇兆鳌引此并加按语：“历代赋体，如班、马之两都、子虚，乃古赋也。若贾、扬之吊屈、甘泉，乃骚赋也。唐带骈耦之句，变为律赋。宋参议论成章，又变为文赋。少陵廓清汉人之堆垛，开辟宋世之空灵，盖词意兼优，而虚实并运，足以超前轶后矣。陈氏称其词气雄伟，非唐初余子所及，尚恐未尽耳。”陈对三赋评价已过高，仇尚嫌其未尽其妙，更是溢美失实了。但论赋体的演变极是。

(22)仇兆鳌按：“公系出襄阳，曾祖依艺，始知洛之巩县，遂居于此。杜陵乃其宗族所在。梦弼泥鹿门采药、武陵桃源，遂以故乡为襄阳。但移巩已经四世，襄阳无复回庐可依矣。当从朱注作洛阳故居。其曰‘忆桃源’，欲如秦人之避世耳。不必亲至桃源也。”

(23)仇兆鳌按：“是时林甫当国，公进此赋，须关白宰臣，故篇中兼及丞相，然不肯谬作谀词。上言生佐命而死配神，见名臣可法也。下言报元首而充股肱，见尸位可忧也。且云诸侯迫胁，方士威棱，见大权不可旁落，君心不宜蛊惑也。既箴于君，又讽其臣，文章品格，卓然千古矣。”所论不无道理。也可以理解这是作者在故弄狡狯：通过丞相之口，以箴其君，以讽其臣。很可能作者主观上真是这样想。须知古今权奸，无不好话说尽，坏事做绝。那么，不管你出自真心还是假意，既然把他描绘成了这样一个高瞻远瞩、作风正派的大政治家，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大好宣传文字。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他本人和当时的人，是不大可能看出其中含有什么挖苦的意思。因为，那些真心诚意的颂辞，不也是这样写、这样说的么？所以，从客观效果上考察，不能说这不是“谀词”。

(24)除三大礼赋外，集中现尚存《封西岳赋》《雕赋》《天狗赋》三赋。《进封西岳赋表》说：“谨诣延恩匦献纳，奉表进赋以闻。”《进雕赋表》说：“谨投延恩匦进表献上以闻。”这两个赋肯定是献过的。《天狗赋》无表有序，可能他本来就不打算献。黄鹤说：“是年（指天宝十三载）二月，右相兼文部尚书杨国忠守司空。即《封西岳表》所云‘元弼’‘司空’也。故知进表在是年。”仇兆鳌据《进雕赋表》：“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认为《雕赋》及表的写作“年次又在进三大礼赋后，应是天宝十三载所作；黄鹤以为九载者未合”。《天狗赋序》说“天宝中”，具体年次不详，当作于《雕赋》前后。

(25)《旧唐书·职官志》“知匦使”下载：“天后垂拱元年，置匦以达冤滞。……天宝九年，改匦为献纳。乾元元年，复名曰匦。垂拱已来，常以谏议大夫及补阙、拾遗一人充使受纳诉状。每日暮进而晨出之也。”田澄当以起居舍人兼献纳使。据“扬雄”二句，知此诗当是献《封西岳赋》之前所作。

(26)仇兆鳌按云：“开元、天宝间，府兵罢，折冲停，民间挟兵器有禁。‘王者今无战’，正指其时。盖天宝六、七载时，在京师作也。自此以后，边将多尚战功矣。”又引蔡邕《张伯雅祠堂碑》：“假石勒铭”，以诗中“书生已勒铭”句“谓墓碑也。旧引班固作《燕然山铭》，勒石纪功。未合”。

(27)《旧唐书·高适传》：“（适）解褐汴州封丘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游河右。河西节度哥舒翰见而异之，表为左骁卫兵曹，充翰府掌书记。从翰入朝，盛称之于上。”仇兆鳌按云：“据此，则适为书记，在翰未入朝之前，其入朝称适，亦必在十一载时。……若十四载，翰以风疾还京，阖门不与朝请，岂暇荐士君前乎？《通鉴》谓十三载五月，翰奏前封丘尉高适为掌书记。此特遥奏授官，恐适未必至京，（杜甫）何缘送赠诗章耶？明与《旧（唐）书》、杜诗不合。”仇说是。

(28)此诗题下仇注引陈廷敬语：“考《王思礼传》，天宝十三载，吐谷浑苏毗王款塞，明皇诏翰应接。旧注以此当降王款朝，是也。其谓翰报命而入朝，此意料之词，不见确据。考帝纪及翰传，天宝十三年无翰入朝事。是年，翰遘风疾，因入京，废疾于家。田盖以使事入奏，当在翰未疾之先，非随翰入朝也。公所投翰诗，当是一时作，或即因田而投赠于翰也。”闻一多说：“按《旧书·方伎·金梁凤传》：‘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时因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陈谓天宝十三载无翰入朝事，未确。其云公因田投诗于翰，则是也。”案该传有关原文如此：“金梁凤，不知何许人也。天宝十三载客于河西，善相人，又言玄象。时哥舒翰为节度使，诏入京师，裴冕为祠部郎中，知河西留后，在武威。梁凤谓冕曰：玄象有变，半年间有兵起，……其后安禄山反。”后文既然说所言皆验，那么金梁凤给裴冕相面、言玄象当在安禄山反前半年，即天宝十四载的上半年。可见金梁凤来河西在天宝十三载，给裴冕看相在十四载。这时哥舒翰已回京养病，河西使府事由裴冕暂理。节度离职病休，为使府派遣留后，无一不须经皇帝批准。因此，说哥舒翰“诏入京师”未尝不可。闻说不足取。又，《通鉴考异》说：“《旧·金梁凤传》云：‘天宝十三载，哥舒翰入京师，裴冕为河西留后，在武威。’”传文系改写，不足为据。

(29)仇兆鳌定此诗作于天宝十三载，理由是：“按《唐书》翰三入朝：一在天宝六载；一在十一载；后以废疾还京，当在十三载之末。据本传，于还京之后，再提十四载禄山反，则知归京在去年冬矣。其加河西节度使，封西平郡王，乃十三载事。诗言‘茅土’‘山河’，即是年所作以寄赠者。”安禄山反在十四载十一月。《翰传》将“翰好饮酒，颇恣声色，至土门军，入浴室，遘风疾绝倒，良久乃苏，因入京，废疾于家”一段，紧置于“十三载拜太子太保，更加实封三百户，又兼御史大夫”和“及安禄山反，上以封常清、高仙芝丧败，召翰入，拜为皇太子先锋、兵马元帅”二段之间（“及安禄山反”前并无“十四载”字样）。哥舒翰因风疾入京，可在十三载末，也可在十四载初，冯说未免过拘。《资治通鉴》将这事记载在十四载二月的末尾、三月的前面：“陇右、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入朝，道得风疾，遂留京师，家居不出。”说法也有所不同：不是因病回京，而是入朝途中得病。说杜甫投赠哥舒翰诗当作于十三载可信。此诗末二句说：“防身一长剑，将欲倚崆峒。”可见当时哥舒翰尚远在陇右。因急欲赴陇参军，故趁田梁丘入朝返镇之便，投赠此诗以先容。

(30)仇注：“见素初入相，在天宝十三载之秋。诗云‘四十春’，盖天宝十四载初春作。且‘寿域’‘洪钧’‘庙堂’‘风俗’等句，绝不及忧乱之词。后（见素）为左相，在至德二载，题中‘左相’二字，黄鹤谓是后来追书，是也。”

(31)此句下原注：“相公之先人，遗风余烈，至今称之。”浦起龙说：“《梅福传》：‘以伯乐之图，求麒麟于市。’朱注引钱云：上以见素经事相王府，有旧恩，遂用之。又引赵云：‘忆老臣’，非公自注。愚按：颂得相，不应用‘骏马’‘麒麟’（‘忆旧臣’下紧接以‘应图求骏马，惊代得麒麟’二句）。惟对其父而言，乃见清切。勿驳原注为是。又按：父名凑（开元中太原尹）。”杨伦解“应图”二句说：“此与‘麒麟带好儿’俱兼用徐陵天上石麒麟事。二句谓韦以世臣登用也。”

(32)杜甫《官定后戏赠》原注：“时免河西尉，为右卫率府兵曹。”黄鹤注：“十三载冬，公《进西岳赋表》云：‘长安一匹夫’，则其时尚未得官也。其改卫率府参军，乃在十四载。《夔府咏怀》诗所云：‘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是也。”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定授河西尉事在十月。《旧唐书·地理志》：“同州上辅”载：“夏阳，武德三年（六二〇）分郃阳于此置河西县。乾元三年（七六〇）复为夏阳。”河西（夏阳）县治所在今陕西合阳东。杜甫授尉时此县名河西。闻谱以为“河西县故城在今云南河西县境”。案：此河西县唐属戎州都督府治下的宋州。《旧唐书·地理志》注明戎州中都督府所属十六州（包括宋州在内）“天宝已前朝贡不绝”，意谓自从天宝十载、十三载杨国忠两度发动征南诏的不义战争之后，这里跟朝廷的关系疏远了。十四载正是再征南诏唐军惨败后不久，不当有实授云南河西县尉之事。《文学遗产》一九八一年第四期朱明伦《杜诗“不作河西尉”解》考之甚详，可参看。

文章标题：“率府且逍遥”-杜甫旅食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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