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村里的凤雏供养人-杜甫的入蜀“图经”
前已论述，老杜决计离秦州携家赴同谷，主要因同谷“风土之暖，利于无衣”，“物产之佳，利于无食”。来到离同谷“尚百里”的积草岭，老杜在诗中曾不胜感激地提到那位好心函邀他前来“卜居”的“佳主人”某县令。可是抵达以后竟无一字言及此公，而且困居穷谷，境况之惨，空前绝后，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跷蹊。施鸿保早已注意及此，并详为推度，所见颇有可取：“今按七歌，正同谷作，长镵一章，极写旅况之穷，尚不如在秦州时，尚得阮生致薤，侄佐分粱也。据下同谷诗注，则居同谷，未及一月，即赴成都，前发秦州诗：‘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又‘汉源十月交’，云云，似将久居同谷者，故此（《积草岭》）诗尚云‘卜居’，何以未至一月，即又舍去之成都？宰既‘佳主人’，且先曾致书，即不能如严武、裴冕之厚待，或亦如高使君之供禄米，柏中丞之数赐金；又不然，亦当如王司马之助修草堂资，萧、韦明府之遗桃栽桤木；乃任其旅居穷谷，短衣长镵，拾橡栗、掘黄精，男呻女吟，几皆馁死，而此所谓‘佳主人’者，竟不一顾；想是狡情薄分一流，慕公之名而寄书，假为语妙，以尽世情，初不料公信之，竟挈妻子舍秦州而来也。度公至后，其人或避匿不见，故同谷诗无一篇及之。此等人，吾生生世世所不愿见者，（仇）注与张？说，似尚信其为‘佳主人’，何耶？”果真如此，老杜这次算是受骗上当、给坑苦了。不过，在旧时代，“诗穷而后工”的话还是有几分道理的。老杜若真因受冷遇而备尝饥寒之苦，有所感发，创作了《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不朽名篇，正像韩愈在《调张籍》中所说“帝欲长吟哦，故遣起且僵。翦翎送笼中，使看百鸟翔”那样，这倒要衷心感谢这位恪遵“帝命”而成全老杜的“佳主人”呢。
同谷县即今甘肃成县，在该省东南部、西汉水北岸，邻接陕西省。北魏置白石县，西魏改同谷县，唐为成州治。要不是因为老杜在这里受过苦败坏了印象，这倒是个颇富名胜、值得一游的好去处。《成县新志》载明人李景廉旧志叙说：“仇池之四山回合如环，两水相夹如镜。南对鸡峰之翠，东跨凤岭之云，西枕石嘴之头，北倚香水之洞。他如飞龙峡、卧佛寺、果老崖、瀑水泉、少陵祠、裴公湖之美，真是余霞散绮，涟漪涌碧，供人吞吐无尽。至于星分井鬼，地接巴蜀，襟汉江而带沔略，俯阴平而临武阶，古为成州同谷雄镇，信不诬也。”作序难免溢美，大体还是可信的。所述诸胜，最著名的当然是仇池（详第十一章第一节），那里不仅有神鱼穴、十九泉诸胜，而且是汉时白马羌国故城，古籍早有著录。老杜是博雅之士，“读记忆仇池”（《秦州杂诗》其二十），早已神游其间，还想邀赞上人同游，“徘徊虎穴上，面势龙泓头”（《寄赞上人》）。今来同谷，揣情度理，只要条件许可，他不会不到那里去登临、凭吊的。可是其同谷以后诸诗中未见道及，若非散失，当是在此停留不逾月即赴成都，而且饥寒交迫，资生无计，没有兴致，也没有工夫去县西北一百里的仇池山（见《成县新志》）游历了。
老杜来同谷后寓居何处？案：清乾隆二十九年费廷珍纂修《直隶秦州新志》收牛运震《重修杜少陵祠堂记》载：“栗亭川拾遗祠者，明御史潘公创建以祀唐诗人杜少陵子美者也。……今之栗亭川者，实惟有唐同谷之故界。子美历秦窜蜀，扰攘艰难，风尘之际，盖尝淹处喘憩于兹，短衣山雪，乱发天风，负薪拾橡，号饥呻寒，文士穷愁，莫此为烈。”栗亭县，后魏置，寻废。故城在成县东五十里（一作七十里），徽县西（一作西北）。其地唐属同谷（故《少陵祠堂记》谓“实惟有唐同谷之故界”），后隶徽县。有栗河自此南注泥阳河，即古栗亭川。杜甫祠在栗亭西。（见《甘肃通志》《九域志》等）据《少陵祠堂记》所载，祠虽创建于明代，但早已相传老杜“历秦窜蜀”“尝淹处喘憩于兹”，也就是他“寓居同谷县”的所在，所以作记的牛运震就理所当然地认为，《七歌》中所描写的短衣山雪、乱发天风、负薪拾橡、号饥呻寒诸情事，都发生在这里了。那么，这传闻最早可追溯到何时？根据现存资料至少可追溯到唐末。《太平寰宇记》载：同谷县有栗亭镇，咸通中（八六〇—八七三）刺史赵鸿刻石同谷说：“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鸿诗曰：‘杜甫栗亭诗，诗人多在口。悠悠二甲子，题记今何有？’”《成县新志》“艺文”类除此首外更沿旧著录赵鸿《杜工部同谷茅茨》：“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青羌迷道路，白社寄杯盂。大雅何人继，全生此地孤。孤云飞鸟什，空勒旧山隅。”据此可知：（一）赵鸿作诗刻石时酌定于咸通十四年（八七三），上距乾元二年（七五九）老杜来同谷时一百一十四年，差六年，计其成数，无妨称“二甲子”。（二）前引赵二诗当同为凭吊同谷栗亭茅茨而作，因为后诗“空勒旧山隅”和前诗“题记今何有”就是“工部题栗亭十韵，不复见”的意思。（“不复见”“今何有”不就是“空勒”了吗？）老杜“栗亭诗”“题记”今虽“不复见”，而其诗仍在人口流传：“诗人多在口。”（三）杜“工部题栗亭十韵”已“不复见”的那首诗，就内容而论，是“孤云飞鸟什”。他的《别赞上人》共十二韵，中有“是身如浮云，安可限南北”“归鸟尽敛翼”之句，所题或即此诗(7)（“十二”言“十”，取整数而已）。（四）“工部栖迟后，邻家大半无”，说明赵鸿来此凭吊曾做调查。百多年过去了，“邻家”见过老杜的人当然一个也不会活在世上。可见指的是旧邻的子孙。既说“邻家大半无”，总会有“小半”，至少有一两家当年邻居的子孙会留在这里。这样的一些村民说他们的爷爷、老子曾经见到过杜甫和他的石壁题诗，能说这是毫无根据的附会、编造吗？老杜在启程时写的《发秦州》中就明确地提到他去同谷将卜居于栗亭：“栗亭名更嘉，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途中写的《积草岭》则表露即将到达卜居地的欣幸之情：“卜居尚百里，休驾投诸彦”，看起来，同谷县里的“佳主人”确乎已为他预先找好了栗亭这卜居之地（正因其如此，他才不禁由衷地感到“来书语绝妙”了），他们全家一来就住在这里，是合情合理的，是很有可能的。(8)既然如此，那么，能否像前述牛运震那样，从而肯定《七歌》中所写，就是老杜寓居栗亭时的生活情况呢？那倒不一定。
为了弄清这一问题，须先查考方志。
案《广舆记》载：子美草堂在飞龙峡口，水带山环，霞飞雾落，清丽可人。唐乾元中子美避难居此，作草亭，有《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岁春秋仲，邑令率属往祭。《成县新志》载：飞龙山有二。一在仇池山下，晋氐杨飞龙据仇池，因名。一在县之东南七里，河水经流，相传有龙飞出，故名；峡口有杜甫草堂。又载，万丈潭在凤凰山下飞龙峡中，距县东南七里。相传有龙自潭飞出，洪涛苍石，其深莫测。杜甫祠在其口，有诗云：“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又载：杜甫至同谷，择地于凤凰台下万丈潭边，结为草堂，负薪采栗自给，作七歌寓感，未几入蜀。又载：杜少陵祠，每春秋祭，羊一帛一，醴赍粢盛，全礼用三献。在县东南五里许飞龙峡口。根据上述几种资料可知：（一）老杜来同谷后曾在县东南七里（一说五里许）飞龙峡口作草堂以居。（二）飞龙峡在凤凰山的凤凰台下，万丈潭边。（三）老杜寓此，负薪采栗自给，《同谷七歌》及《凤凰台》诸诗皆作于此。（四）即其草堂遗址立杜少陵祠，春秋二祭，祀典颇隆。
虽说相传老杜曾寓于此，且“后人感其高风，即其址立祠祀之”，是否可信，仍须取证于杜诗。
《万丈潭》题下原注说：“同谷县作”，而且诗中所写也确是万丈潭景物（详后），但这诗只能证明老杜来此游历过，起码在这次游历和写诗的当时，其旁并无他寄寓的草堂。这诗末后说：“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告归遗恨多，将老斯游最。……何当炎天过，快意风云会。”自诩是第一批来此无人之境的探幽访胜者；自认为是平生最满意的一次游历，流连忘返，归后深感遗憾，尚思来年夏日重过登临：这岂不明白无误见出他当时并非住在这里吗？这里是“无人境”，又哪来的草堂呢？“发兴自我辈”，既说“我辈”，当有同游之人。但不知老杜这次出游，是从县城来，还是从栗亭来；更不知同游人是谁，有“佳主人”和“诸彦”否。
较能见出老杜在飞龙峡万丈潭附近寓居过的作品是《同谷七歌》其六：“南有龙兮在山湫，古木？？枝相樛。木叶黄落龙正蛰，蝮蛇东来水上游。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剑欲斩且复休。呜呼六歌兮歌思迟，溪壑为我回春姿。”“南有龙兮在山湫”“木叶黄落龙正蛰”，即《万丈潭》“龙依积水蟠，窟压万丈内”“寒木垒旌旆”“闭藏修鳞蛰”的意思。旧注对此首的理解虽各有不同，但多认为有寓意有寄托，而且是借万丈潭潜龙以为比兴，这是不错的。正因他住在万丈潭（即此所谓“龙湫”）北附近，所以就说“南有龙兮在山湫”“我行怪此安敢出”。如果写作地点是在栗亭寓所，那么栗亭在东万丈潭在西，就不得说“南有龙兮在山湫”了。而且两地相距很远，即使想象“龙湫”的“蝮蛇”趁“龙正蛰”而大肆活动，他也无须吓得不敢出门（“我行怪此安敢出”）啊！浦起龙说：“七诗总是贴身写。”贴身写既可即景抒情，也可咏物寓意，但对于成熟作家的成功之作来说，仍须注意“量体裁衣”啊！王嗣奭说：“前《积草岭》诗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谓谁，岂同谷令耶？歌内甚有不足主人之意，如托长镵以为命，如闾里惆怅，主人何独不以为意也。又如‘黄蒿古城云不开’，见城中无相知，故但言‘山中儒生旧相识’。”又杨伦在其五“四山多风溪水急，寒雨飒飒枯树湿。黄蒿古城云不开，白狐跳梁黄狐立”之上加顶批说：“确是谷里孤城，说得凄惨可畏。”与“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二句联系起来看，总觉得这样说话的人，与其说像住在五十里外的栗亭，倒不如说更像住在城边万丈潭附近的峡谷里。如此说来，相传老杜曾在飞龙峡万丈潭附近寓居过的记载基本上是可信的。但要补充的是，据《七歌》其二“呜呼二歌兮歌始放，闾里为我色惆怅”、其七“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云云，他当时居住的地方决非万丈潭边的“无人境”（“造幽无人境”），而是有“闾里”邻人的。方志多说杜甫草堂在飞龙峡口，后即其址立祠，这话我不大相信。选择在峡口“山危一径尽，岸绝两壁对”这样险阻阴森的地方立祠，借以为山川生色，那无疑是很合适的。要是说老杜当日的草堂就建在这“无人境”，暂且不说与自述有“闾里”邻人的情况不合，单从生活上考虑，老杜哪会带着家小到这个山旮旯里来居住呢？他当寓居于附近村子里，而其后所建的少陵祠则在飞龙峡口，年深月久，修方志的人就想当然地写成“即其址立祠”了。
推断是否近实，尚可从别的诗中加以印证。他的《发同谷县》说：“始来兹山中，休驾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忡忡去绝境，杳杳更远适。停骖龙潭云，回首虎崖石。”头两句说到来后即住在“兹山”“地僻”处，可见非城中。“龙潭”即飞龙峡万丈潭。《成县新志》载虎崖在县南五里的仙人龛。“绝境”非谓“濒于绝境”的“绝境”，而是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来此绝境，不复出焉”中“绝境”之义，指与人世隔绝的地方。“忡忡”四句写他离寓首途，深悲去此绝境，适彼远方，故而经龙潭而停骖，仰虎崖而回首，依迟惆怅，不忍遽别。可见：（一）其寓并不在飞龙峡万丈潭；（二）但又离此不远。又，他的《木皮岭》一开始就说：“首路栗亭西，尚想凤凰村。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从同谷入蜀，须东南行经栗亭西至今陕西略阳境，与长安入蜀路线会合。这次老杜“季冬携童稚，辛苦赴蜀门”，走的就是这条路线。当他逶迤到县南百里的木皮岭（详后），想着前半天就是取路栗亭西而南下的，不无感触，便在首句中着重点出，这是很自然的，是可以理解的。那么，为什么同时“尚想凤凰村”呢？我看，唯一正确的解答是：此“凤凰村”非它，乃飞龙峡万丈潭北不远老杜之寓居地也。凤凰山在县东南七里（一作十里），旁有凤凰台，台下有飞龙峡和万丈潭，而且前已指出老杜的寓居处在万丈潭北。据此则可以揣知：老杜所寄寓的“凤凰村”当在万丈潭北凤凰台下。老杜过凤凰台，有感而作《凤凰台》，表示愿剖心血以饮啄凤雏、待致太平。可见他的寓居于其下“凤凰村”，是很有深意的啊！陶渊明《九日闲居》诗小序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能不能说，老杜的卜居于此，也是由于爱凤凰之名呢？既然是村，当然有“闾里”邻人了。有“闾里”邻人，他们不仅会闻歌而“色惆怅”，还会来跟他送行：“临岐别数子，握手泪再滴。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仇注：“陶潜诗：‘相知何必旧。’‘无旧深’，不必旧交深契也。”大多数来送行的“闾里”邻人确乎非“旧交深契”，但也有例外。他自己就说过：“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同谷七歌》其七）多亏浦起龙心细，居然将这个“旧相识”的“儒生”找出来了，原来这人叫李衔：“时亦有旧交寓同谷者。晚年《长沙送李十一衔》云‘与子避地西康州’，亦一证也。西康即同谷。”老杜离同谷赴蜀既然是从凤凰村动身的，凤凰村当是老杜在同谷的最后寓居处。可见他寓居栗亭在此以前初来同谷时。《同谷七歌》是一组完整的写同一寓居地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前面既已论证其中有作于飞龙峡万丈潭附近的凤凰村者，那么整组诗当皆作于此地。集中不见有作于栗亭者，可能在栗亭住的日子不多，未及安下心来写作，就迁往凤凰村去了。老杜在同谷停留总共不到一月，即使他大部分时间在凤凰村，也不算很长。他在同谷时写的诗远不如在秦州时写的诗多，除了时间短，无疑还有生活单调、生计艰难、心境不佳等方面的原因。虽然如此，《万丈潭》不失为别具风格的山水名篇，而《同谷七歌》则更是发自肺腑、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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