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头年（至德元载）老杜一个人在沦陷的长安过年，境况的孤寂，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幸好这年大年初一那天，新认识的青年朋友苏端、薛复请他去喝酒，加上座中另一位客人薛华唱了首自己作的风格苍老、可与李白比美的七言歌行，他感到很高兴，也写了首长诗，一抒内心的郁悒：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复得之名誉蚤。爱客满堂尽豪杰，开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华善醉歌，歌辞自作风格老。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诸生颇尽新知乐，万事终伤不自保。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薛复，未详。薛华，仅独孤及在《燕集诗序》中简单地提了一句：“右金吾仓曹薛华会某某于署之公堂。”杜甫论时人诗，难免褒奖，但也不做毫无根据的溢美。这里把薛华的长句（七言歌行）跟李白的相提并论，又都以鲍照相比，这不是随便说的。可惜薛华的作品一篇也没有传下来。(23)《唐科名记》载苏端及第。《旧唐书·杨绾传》载：“比部郎中苏端，性疏狂，嫉其（指杨绾）贤，乃肆毁黩，异同其议，上（指代宗）怒，贬端为广州员外司马。”(24)这苏端后来中了进士做了官，人品却不怎么样。诗中称一苏二薛为“诸生”，当时他们都未中举、入仕。又说“少年努力纵谈笑，看我形容已枯槁”，诸生“颇尽新知乐”，他们三位都很年轻，老杜跟他们也是新近才结识的。旧注以为此诗是天宝十五载正月初旬作，理由是：“是时方讨禄山，故云‘恶闻战鼓悲’。若京师已陷，身在城中，不应诗中无一语及之。岂能快意于酒，复简薛华乎？”不无道理，仍可商榷：（一）上日，朔，即阴历每月初一。《尚书·舜典》：“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开筵”句当指大年初一的宴会。据前所述，天宝十五载正月杜甫仍留居奉先与家人团聚。又据《雨过苏端》“妻孥隔军垒”，知老杜与苏端过从是在他被俘送来长安时，苏端住在沦陷后的长安而非奉先。可见此诗只能作于至德二载正月困居长安时。杨伦虽未明说，却将这诗置于《对雪》《月夜》之后、《元日寄韦氏妹》之前。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指明作于至德二载元旦，这是正确的。（二）细细品味“垂老”二句、“万事”句、“如渑”二句、“忽忆”二句，显然有伤战乱而惧填沟壑的深忧。《对雪》说“瓢弃樽无绿”，他早就想借酒浇愁了。痛饮不过是借酒浇愁而已，难道是真的快意么？要知道，老杜当时行动虽较自由，总是被俘的小官吏。如果我们多少懂得点人情世故的话，就不该再要求他在公开与人唱和的诗中有什么更明确的表示了。这诗写得很好，“安得健步移远梅，乱插繁花向晴昊？”不仅写出醉中狂想，也写出了他渴望光明、追求温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这不就是他困居长安时的内心显象么？宋高宗建炎年间，洪皓出使金朝，因不肯仕金，被留十五年后始返南宋。他羁留北地时，曾写了首《江梅引》以抒发故国之情，其中“乱插繁华须异日，待孤讽，怕东风一夜吹”三句，即化用其意。洪皓是最理解这种渴望光明、追求温暖、向往自由的迫切心情了。“气酣日落西风来，愿吹野水添金杯。如渑之酒常快意，亦知穷愁安在哉！”与“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便筑糟丘台。”（李白《襄阳歌》）“忽忆雨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与“君不见晋朝羊公一片石，龟头剥落生莓苔。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同上）两两相似，同中有异，不即不离，风格各别：艺术借鉴当如是！王嗣奭说：“‘山东李白’，用修定为‘东山’，谓白素以谢安自比，恐是臆说。按：白本蜀之彰明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任城即今济宁，有李白酒楼。又与孔巢父辈隐于徂徕山，在今泰安，故云‘山东李白’。”元稹《杜工部墓系铭》与《旧唐书》都称李白为山东人，因李白久寓山东的缘故。但《旧唐书》谓其“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与范传正《新墓碑》所载“父客，……高卧云林，不求禄仕”全然不同，未知何据。
元旦这一天，他还写诗怀念钟离（今安徽临淮关）的韦氏妹说：
“近闻韦氏妹，迎在汉钟离。郎伯殊方镇，京华旧国移。春城回北斗，郢树发南枝。不见朝正使，啼痕满面垂。”（《元旦寄韦氏妹》）四川文史馆编《杜甫年谱》说：“朝正使系指唐朝元日上殿朝贺之官，其妹丈当时亦任三品以上之方镇要职，今因长安已陷，无复元日朝贺之礼，故以不得见妹丈入朝，遂不禁啼痕满面也，全是一片因家事而感到国难之真情语。”就诗论诗，这解释并不错。老杜有这样一门阔亲戚，其他诗中毫无表露。两年后写的《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四说：“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长淮浪高蛟龙怒，十年不见来何时？”指的就是韦氏妹。她的“早殁”的“良人”，难道两年前还在做方镇否？待考。
大地春回，离家日久，老杜对亲人的思念也日益加深。他的《一百五日夜对月》可看作《月夜》的续篇：
“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仳离放红蕊，想象颦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犹渡河。”寒食不胜凄冷，无家越发孤清。“月穆穆以金波”（《汉郊祀歌》），含泪对月，更觉金波潋滟，望眼生花，故有“斫桂”“光多”之想。也可见这夜月亮未圆，清光不多。仳离，别离的意思。放红蕊，指月中丹桂发花。青蛾，指嫦娥。斫桂不可得，清光必为盛开的红蕊所遮；奔月嫦娥，久伤离别，今难远望以寄相思，能不颦眉愁苦？表面上说的是嫦娥，其实指的是诗人想象中那位在月下思念自己的夫人杨氏。这与《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构思有所不同，而思家情意的真切却无二致。“仇氏以‘牛女’即月下所见，不知春时牛女不现”（浦起龙语），这不过是借秋时牛、女的渡河相会，表示渴望团圆的心愿，亦《月夜》“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意。所以说这诗是《月夜》的续篇。王嗣奭说：“诗题不云寒食对月，而云‘一百五日’，盖公以去年冬至弃妻出门，今纪其日，见其久也。”前已论述老杜被俘送到长安在去年八月，这里说是冬至，并从而对诗题不云寒食而云“一百五日”作出解释，不足信。此诗首二句对起，三四句散承，谓之偷春格，犹如梅花偷春色而先开（详《杜诗镜铨》）。
《一百五日夜对月》与《月夜》稍稍不同处在于专抒思内之情而不及小儿女。老杜另有思念小儿女的诗，如《忆幼子》说：“骥子春犹隔，莺歌暖正繁。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涧水空山道，柴门老树村。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又《遣兴》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25)，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倘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老杜有二子：长子名宗文；幼子名宗武，小名骥子。据诗中所述，宗武这时只有五六岁，却很聪明。老杜最钟爱他，就不禁一再写诗怀念他。前诗写去秋同家人离别，到这时已有大半年，今当春深莺老，思子不见，神往羌村，兀坐晴轩，昏昏欲睡，愁闷可知。“莺歌”句，即《春望》“恨别鸟惊心”意，黄生说：“莺歌虽点春物，亦不泛下，暗比幼子正在学语之时，故接‘聪慧’二字，此与《遣兴》排律作参看自知。”未免穿凿，不足取。《遣兴》中明确指出“学语时”在“前年”，如今已“诵得老夫诗”了，岂得仍以莺歌“暗比幼子正在学语之时”么？“涧水”二句写羌村景物，疏落如山水图卷，清人施闰章《过湖北山家》“路回临石岸，树老出墙根。野水合诸涧，桃花成一村”，风致差近，而笔法的洗炼不如。后诗述骥子的聪明可爱，当此乱世，虽有慈母垂怜，终觉稚小无依，恨不得如庞德公携妻子归隐鹿门山，又不能如苏武陷敌可凭雁足传书，满眼军旗招展，满耳战角悲鸣，倘能团聚，日期迟一点犹小可，只怕亲人失散，永远不能相见了。虽说他最思念的是宗武，其实他心中又何尝不记挂着别的儿女，所有的亲人！《北征》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痴女头自栉”。除了两个儿子，他还有两个女儿随杨氏夫人住在鄜州的羌村。
这年春天他写得最好的一首抒情诗是《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司马光说：“诗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罶。’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明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司马温公诗话》）这话显然过于强调诗“兴观群怨”的意义了，不过关于“国破”四句的具体解释却不无可取。沦陷的长安哪能真的“无余物”，真的“无人”呢？如果说诗人感情上若有所失，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那总不至于大谬吧。黄药眠先生说：“抒情诗不仅反映生活，而且还给客观世界以美学的评价，给予爱抚，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使他所看到的、接触到的，都成为了人化。比方‘感时花溅泪’，‘花’并不‘溅泪’，但诗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由带着露水的花，联想到它也流泪，这样赋予它以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也就是所谓形象化。这样的例子在诗里是很多的。”（见一九五六年七月《光明日报》）因人“感时”“恨别”，而移情于“花”“鸟”，仿佛“花”也在“溅泪”，“鸟”也在“惊心”，这也不失为一种别致的讲法。但“此处‘泪’字仍以属人为是，所谓‘正是花时堪下泪’也”（萧涤非语）。“烽火”一联是流水对，家书之所以不易得，实因一春三月战乱不息所致。一说“三月”指春季的第三个月，这句是说从安禄山乱起至今一年多来战火连续不断。亦通。浦起龙说：“但如此则不成句法矣。考史：上年之春，潼关虽未破，而寇警不绝。此云‘连三月’者，谓连逢两个三月。诗作于季春，故云然耳。”若是这样，则“连三月”的用意与老杜《秋兴八首》“丛菊两开他日泪”中的“丛菊两开”近似。这诗虽也流露出深沉的“恨别”之情，而“感时”的忧虑却更强烈。这就难怪他要搔首揪心，不胜愁苦了。
当时他感时忧国的迫切心情最突出最集中地表现在《塞芦子》这首诗中：
“五城何迢迢，迢迢隔河水。边兵尽东征，城内空荆杞。思明割怀卫，秀岩西未已。回略大荒来，崤函盖虚尔。延州秦北户，关防犹可倚。焉得一万人，疾驱塞芦子。岐有薛大夫，旁制山贼起。近闻昆戎徒，为退三百里。芦关扼两寇，深意实在此。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这诗当作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春。芦子关在唐延州境内，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塞芦子”是说应派兵堵塞芦子关，阻止叛军西进。这年正月，史思明、高秀岩、蔡希德合兵十万，围攻太原，想长驱朔方、河、陇。老杜身在贼中，得知敌人意图，生怕朝廷不备，难免上当，就写了这首诗表现了自己的担心。浦起龙说：“此杜氏筹边策也。灼形势、切事情，以韵语为奏议，成一家之言矣。”这样看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这篇“韵语奏议”却无法及时上达，就是筹划得再好也是枉然，不过干着急罢了。“五城”四句是说朔方节度所领五城：定远（今宁夏平罗县东南）、丰安（今宁夏中卫县境）、三受降城（中、西、东三城都在今内蒙境）都在黄河以北，五城守兵东征，防备空虚。“思明”二句是说史思明割弃怀州（今河南沁阳）、卫州（今河南汲县），与叛将高秀岩等会合而移兵西北攻取太原。怀、卫俱属河北道，这时史思明舍河北而西，所以说“割怀卫”。“回略”，迂回包抄。“大荒”，统指朔方、河、陇西北广大地区。“崤”是崤山，在河南陕县。“函”是函谷。从崤山到潼津通名函谷，秦设关，名函谷关。“回略”二句，是说敌人这次用兵，是要迂回包抄大西北，所以潼关以东素称“崤函之固”的险要地形虽已落到他们手中，他们并不打算从这里发动进攻，即使不时骚扰，只不过虚晃一枪，牵制对方而已。仇兆鳌说：“恐寇来西突，不由近关也。”浦起龙说：“‘思明’四句，指出时事危机，趁势将灵武、长安一笔囊括。……统曰‘大荒’，不敢斥言灵武也。‘盖虚尔’者，犹俗言此是空帐，非无备之谓。时已为贼所有也。”当时肃宗已由灵武到彭原。叛将们“回略大荒来”，显然有从根本上摧毁唐王朝抵抗力量的意图。老杜认为延州（今延安）是陕北的门户，关防犹可倚仗，如果能迅速调一万人来堵塞芦子关，自会制止住敌军的西进。这就是“延州”四句的意思。“岐”即扶风郡（至德元载七月改凤翔郡，今陕西凤翔），为古岐周地。“薛大夫”，就是头年玄宗西奔时杀杨国忠妻裴柔、幼子杨晞和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的陈仓令薛景仙。扶风失陷，为薛景仙所收复；朝廷即任命他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贼遣兵寇扶风，薛景仙击却之。”“京畿豪杰往往杀贼官吏，遥应官军；诛而复起，相继不绝，贼不能制。其始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至是西门之外率为敌垒，贼兵力所不及者，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江、淮奏请贡献之蜀、之灵武者，皆自襄阳取上津路抵扶风，道路无壅，皆薛景仙之功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八）“昆”，昆夷，“戎”，犬戎，古代胡族名，用在这里，与“山贼”同指胡人。“岐有”四句插入薛景仙事，不止是表彰他的功勋，也是借以说明近畿如能设法牵制敌人，则更有助于扼制叛军西进。这也是老杜所献筹边策的一个补充意见。末四句表明作这诗的本意在提醒朝廷注意当前的危机，也流露出敌人进军神速而自己又无法向朝廷报信的焦急情绪。萧涤非先生说：“和《悲青坂》的最后两句：‘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是同样的一种万分焦虑的心情。无怪他曾对唐肃宗说：‘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不久，叛军围攻太原，并想进一步囊括朔方、河、陇的军事行动是失败了（详前史实简介），但战乱并未平息，老杜身陷贼中，心情仍然是愤惋的。
最能见出他当时内心极端痛苦的诗篇是《哀江头》：“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就在这不胜愁苦的春季，一天他偷偷地溜到城南昔日皇家贵族、官绅士女的游览胜地曲江去走走，只见水边宫殿，千门紧锁，细柳新蒲，不管人世的巨变，春来照旧换上碧绿的盛装。想当年玄宗与贵妃来游曲江东南的芙蓉苑（南苑），旌旗招展，万象生辉，何等风光！没料到好景不长，乐极生悲，战乱一起，帝奔妃亡，思之令人百感交集，心乱目迷，不能自已。——这便是这诗大致的意思。朱注：“按诗，则唐时天子游幸，有才人射生之制矣。新旧诸书不载。”浦起龙按：“恐属明皇奢荡时事，未必是定制。”根据我查考的结果，朱鹤龄疑唐时天子游幸，有才人射生之制是对的。焮案：中唐王建《宫词》其二十二说：“射生宫女宿（止，除去）红妆，把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像男儿一样地跪拜）谢君王。”其二十三说：“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草眠。天子不教人射杀，玉鞭遮到马蹄前。”其二十四说：“内鹰笼脱解红绦，斗胜争飞出手高。直上碧云还却下，一双金爪掬花毛。”王建《宫词》及其他篇什中关于内廷情事的记述都是从他的族间人、内官王守澄那里听来的(26)，较有史料价值，故可据上引三诗得知：一、唐时天子游幸确乎有射生之制。二、参加射生的是宫女（也就是《哀江头》中所说的“带弓箭”的“才人”），她们随从游幸时须除去红妆，换上戎衣，佩带弓箭，临上马时天子赐酒，她们要像男儿一样跪拜谢赏。三、她们射杀飞禽和小兔，也可放出猎鹰助战。有趣的是，射生宫人的训练首先从射鸭开始：“新教内人唯射鸭，长随天子苑东游”(27)（王建《御猎》），而她们随天子游幸时经常射猎的也多是鸭子：“旋猎一边还引马，归来花鸭绕鞍垂”（《宫词》其三十四）。为什么要选择鸭子作为宫人射猎的活靶子呢？我看多少有前朝旧例可循：“（炫）从宋明帝射雉，至日中无所得，帝甚猜羞，召问侍臣曰：‘吾旦来如皋，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独曰：‘今节候虽适，而云雾尚凝，故斯翚之禽，骄心未警。……’帝意解，乃于雉场置酒”（《南齐书·褚炫传》）。“帝至岩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场，日暮将返，留晋平王休祜待之，令勿得雉勿返，休祜便驰去。上令寿寂之等追之，蹴令坠马死”（《宋书·休祜传》）。“齐武帝永明六年，邯郸超谏射雉，上为之止。久之超竟诛，后又将射雉，竟陵王子良又谏止”（《子良传》）。“东昏置雉场二百九十六处，翳中帷幛，皆红绿锦为之，有鹰犬队主、媒翳队主等官（《齐纪》）。”（赵翼《廿二史札记·南朝以射雉为猎》）金陵无搜狩之地，只得以射雉为猎。射雉须预置雉场，却是真打猎。唐建都长安，天子打猎，大有用武之地；但一般游幸，在游不在猎，宫人射生，不过是一种显示皇家气派的排场，一种带有娱乐意味的文体表演。于是就把难度较大的“射雉（野鸡）”改为难度最小的“射鸭”，好让那些箭法不见得怎样高明的射生宫人大显身手，大张杀伐，借博君臣一粲，便算是搬演如仪，完事大吉了。王建《宫词》主要在纪实，所以射鸭就说是射鸭。老杜《哀江头》追忆帝妃游园盛况，抒发诗人黍离之悲。面对乱世御苑的满目荒凉，更觉平时天子游幸排场的华赡。即使明知宫人射的是鸭，为了增强美感和诗意，他也不会直说，而是用含蓄的优美的句子来描述：“一笑正坠双飞翼。”——从此可悟生活素材和艺术创作二者之间的关系：创作离不开素材，但不是素材的重现。如果说“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是诗人为他想象中的盛大场面所涂抹的五色缤纷的背景，那么，“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就是这盛大场面中所要着重表现的主人公了。
唐人多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比杨贵妃，如李白《宫中行乐词》其二：“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28)又如《清平调》其二：“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一句中连用“同”“随”“侍”三字，似乎重复，其实是故意强调杨贵妃的得宠。《文心雕龙·熔裁》反对为文辞义重复：“二意两出，义之骈枝也；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但认为“字删而意阙，则短乏而非核”，也是不好的。范文澜注：“裁字之义，兼增删二者言之，非专指删减也。”又引《日知录》十九《文章繁简》：“‘有馈生鱼于郑子产，子产使校人蓄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则洋洋焉，悠然而逝。子产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谓子产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此必须重叠而情事乃尽，此《孟子》文章之妙；使入《新唐书》，……于子产则必曰：‘校人出而笑之。’两言而已矣。是故辞主乎达，不主乎简。”顾炎武所举的例子和所说的“辞主乎达，不主乎简”这话都是很好的。一般地说，散文、诗歌讲究修饰些，但该啰嗦处仍须啰嗦。比如汉代乐府民歌《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照理，诗写到“鱼戏莲叶间”就该结束了。鱼戏于莲叶之间，岂不是将其后四句的意思概括无余了吗？何必再啰啰嗦嗦地讲个没完呢？话虽这么说，这四句却是万万不可“斧削”的。因为“鱼戏莲叶间”只不过告诉人们鱼在莲叶间游动，而紧接着的四句，则是用重沓的民歌手法迅速改变方位，把江南水清见底的莲塘里的游鱼写活了，把采莲人目逐鱼游、心旷神怡的情态也无形中显示出来了。可见连简短的歌辞，如《江南》，甚至一句诗，如“同辇随君侍君侧”，也都是得啰嗦处且啰嗦、“辞主乎达，不主乎简”的。仇注：“一句中曰‘同’，曰‘随’，曰‘侍’，似乎重复。”杨慎曰：“古人文辞，有不厌郑重者。《诗》云：‘昭明有融，高朗令终。’《易》曰：‘明辩晰也。’《左传》曰：‘远哉遥遥。’宋玉赋：‘旦为朝云。’古乐府：‘暮不夜归。’邯郸淳碑：‘丘墓起坟。’《后汉书》：‘食不充粮。’在今人则以为复矣。”所举例证可供参考，但各个例句中所谓重复的字或词，多有词性上的区别，如“旦”指早晨，“朝”指“早晨的”，等等，与“同”“随”“侍”的意思重复还有所不同，我认为有必要从艺术构思和表现的角度试作简单的阐发如上。潘岳《射雉赋》：“昔贾氏之如皋，始解颜于一箭。”《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贾大夫恶（貌丑），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杜臆》：“‘一箭’山谷定为‘一笑’，甚妙。曰中翼，则箭不必言，而鸟下云中，凡同在者虽百千人，无不哑然发笑，此宴游乐事。而注者乃以‘一笑’属妃，而又引贾大夫射雉事为证，真堪绝倒。”黄生与一二时贤亦主后说。我认为若采后说，“真堪绝倒”，却不足取：（一）明皇、贵妃，虽是老夫少妻，也曾有过龃龉，但《旧唐书》本传说她“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每倩盼承迎，动移上意”，若以为这里是用贾大夫射雉事来隐喻帝妃二人之间的关系，终嫌不恰当。（二）就老杜的思想和对皇帝一贯的态度而论，即使他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所腹非，在诗文的字里行间有所表露（参看前面有关《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的议论），恐怕不敢，也不会像注家曲解的那样轻薄吧？（三）也是最重要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在整篇诗歌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中，虽有讽喻之意，而更多的却是抒发忆旧伤今的悲痛，对帝妃的态度主要是同情的。因此，若将这句当作老杜对他俩“真堪绝倒”的嘲弄，这不仅于情理不合，也严重地破坏了整首诗的悲剧情调和气氛，令人哭笑不得。这岂不是在糟蹋诗和诗人么？作诗贵有新意，说诗也贵有新见，但不顾诗人写作时真实的思想感情，一味求新求巧，不唯无补，反而会有损于诗歌的艺术效果。——且说这诗忆旧至此，顿转伤今。“明眸”句到篇末，感慨贵妃马嵬殒命、明皇西奔，并描述了自己百端交集的迷惘神情。“明眸皓齿”四字出曹植《洛神赋》“皓齿内鲜、明眸善睐”，一经妙手拈出，便轻而易举地状美人如在目前，活灵活现，印象鲜明，与下句“血污游魂”对照，反差极大，触目惊心，效果强烈。几月后作的《北征》中“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二句，也表露了对杨贵妃的态度。浦起龙曾以《北征》与此诗比较，论二诗的思想倾向说：“告中兴之主，《北征》自应庄语；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发情止义，彼是两行。”这话中肯。时地不同，心情有别，从理智出发如此，从感情出发如彼，这是可以理解的。苏辙说：“《大雅·绵》九章，初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栾城集》）抒情诗往往任兴之所之，跳跃很大，譬如屈原，处在剧烈的政治矛盾中，精神苦痛，愤激欲狂，不是用笔而是用生命在写《离骚》，忽而上天，忽而下地，忽以女自况，忽以女喻君，但观者并不觉其东拉西扯、颠三倒四，而只觉其气势磅礴，一气呵成，其原因是这篇长诗中自始至终如浩荡江水般一以贯之的无不是诗人追求、失望、彷徨、抗争的炽热激情。那么，能不能因此就认为苏辙少见多怪，讲得不对呢？不能。为了正确评价苏辙的这一段议论，首先得明确他到底是从哪方面来探讨问题的。潘耒《杜诗博议》辗转引了苏辙这样几句话：“《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足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可见前引苏辙所说“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话，不是泛泛而谈，主要是拿同题材的白居易的《长恨歌》来和《哀江头》相比较，专从“纪事”的角度来衡量二人的工拙、长短的。(29)《长恨歌》，尤其是《哀江头》，其中抒情成分固然很重，但都述及明皇、贵妃欢娱致祸的事，与一般抒情诗有所不同。因此，苏辙完全可以从“纪事”的角度对这两首诗加以评议。在他看来，像白居易《长恨歌》那样，自始至终，“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纪事，是很笨拙的；最高妙的写法应该是，“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像《大雅·绵》其九章那样，而老杜的《哀江头》，之所以高出乐天的《长恨歌》一头，就在于“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杜诗镜铨》引邵子湘的话说：“（‘明眸’句）转折矫健，略无痕迹。苏黄门谓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信然。”苏辙的话是有道理的。叙事不加选择，不懂得该省略什么、突出什么，只是一味从头到尾平铺直叙地写下去，这又有什么意思？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斧头，把事儿乱叙一气，也是不行的啊。不要平，又不要乱，该怎么办呢？于是，深谙为文之道的苏辙，就提出了要让“词气”把那些“不接”的“事”、“不属”的“文”联络起来，像“相去绝远”的“连山断岭”由“气象联络”起来。叙事可跳跃，可急转，甚至可颠倒时空上的顺序，主要看“词气”是否一贯、能否“联络”。恕我比拟不伦，唐突古人，这不是多少接近现代人所谓“意识流”的写法么？“纪事”以“词气”为主，不怕顿转和间断，可望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从而认为“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必定不好。我曾经论述过，元、白的诗歌，无论在内容上（采世俗艳谈的爱情题材入诗），还是在表现上（情节的铺陈和细节的描绘），都明显地受到变文、“市人小说”和传奇的影响（详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长恨歌》是根据民间传闻、配合着陈鸿《长恨歌传》写的(30)，这就无怪他采取铺陈始终的写法，而这样写的作品又深受千百年来世俗士众的喜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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