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椒房而至相位的杨国忠-杜甫旅食京华

缘椒房而至相位的杨国忠-杜甫旅食京华

杨国忠，本名钊，后以图谶有“金刀”改名。他是杨贵妃的从祖兄，不学无术，能饮酒，好赌博，人品很坏，为宗党所鄙视。于是发愤从军于蜀，授新都尉；考满，家贫不能还乡，当地富户鲜于仲通经常周济他。杨贵妃的父亲杨玄琰死在四川，杨国忠往来其家，跟这家的二姑娘（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勾搭上了。

鲜于仲通名向，以字行，还读了点书，有才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把他当作心腹。章仇兼琼觉得自己独为皇帝所器重，要是没有内援，必为李林甫所害，听说杨贵妃新得宠，就想请鲜于仲通到长安去结识杨家，作为靠山。鲜于仲通说自己从来没去过京城，恐怕搞不好反砸了锅，就把杨国忠的情况向他介绍了。章仇兼琼引见杨国忠，见他一表人才，言辞敏捷，很高兴，就将他辟为推官，跟他往来很密切，还送了他价值万缗的蜀货，打发他到长安去。杨国忠大喜过望，日夜兼程赶到长安，挨家拜访了几个妹妹，将蜀货分送给她们，说：“此章仇公所赠也！”这时虢国夫人新寡，他就住在她家。于是杨家几姊妹日夜跟皇上夸奖章仇兼琼，终于在天宝五载（七四六）任章仇兼琼为户部尚书；还称道杨钊善樗蒲博戏，引他见了皇上。皇上准许他跟随供奉官出入禁中，授予他金吾兵曹参军。从此以后，杨国忠侍宴禁中，专掌樗蒲文簿，钩校精密。皇上很赏识他的精明强干，称他是“好度支郎”。

杨国忠得到玄宗的赏识以后，便有计划有步骤地为扩张自己的权势进行阴谋活动了。这净是些算计人的事，一一道来，未免乏味。简而言之，先是跟李林甫狼狈为奸，剪除异己，趁机往上爬：“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资治通鉴》卷二一五）翅膀硬了，就掉过头来拿李林甫的心腹开刀：“（天宝九载）夏，四月，己巳，御史大夫宋浑坐赃巨万，流潮阳。初，吉温（注意：前面提到过所谓‘罗钳吉网’的话，‘吉网’即指此人而言）因李林甫得进；及兵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杨钊恩遇浸深，温遂去林甫而附之，为钊画代林甫执政之策。萧炅及浑，皆林甫所厚也，求得其罪，使钊奏而逐之，以翦其心腹，林甫不能救也。”（同上书，卷二一六）图穷而匕首见，最后直接将李林甫的军：“初，李林甫以国忠微才，且贵妃之族，故善遇之。国忠与王鉷俱为中丞，鉷用林甫荐为大夫，故国忠不悦，遂深探邢縡狱，令引林甫交私鉷兄弟及阿布思事状（这几人都犯了叛乱罪），陈希烈、哥舒翰从而证之；上由是疏林甫。国忠贵震天下，始与林甫为仇敌矣。”（同上）

此外，他还善于窥察皇上的爱恶，竭力聚敛钱财，讨他的欢喜，早在天宝七载（七四八）就领十五余使。所以苏冕愤慨地评论说：“洎奸臣广言利以邀恩，多立使以示宠，刻下民以厚敛，张虚数以献状；上心荡而益奢，人望怨而成祸。……宇文融首唱其端，杨慎矜、王鉷继遵其轨，杨国忠终成其乱。”昏君奸臣，贼义好货，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加之贵妃得宠，爱屋及乌，杨国忠的入相，是很必然的了。⁽³⁾唐玄宗一错再错，接连任用了这样两个大权奸，其昏庸腐朽也就可想而知了。当然这也不仅只是皇帝个人昏庸不昏庸的问题，而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在“开天盛世”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中日渐腐化堕落从而结出的严重政治恶果。

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病死，即以杨国忠为右相，兼文部尚书。他从做侍御史以来所领诸如御史大夫、判度支、蜀郡长史、剑南节度支度营田等副大使、木炭、宫市等四十余使，仍旧由他兼任，大到军国大事，小到替皇宫采办木炭、料理“宫市”，都归他一手包办，权力之大，无以复加。

杨国忠当宰相前，除了聚敛财物讨好皇帝外⁽⁴⁾，最大的罪行是天宝十载（七五一）为了贪图战功，命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打南诏国（在今云南省），发动了不义战争。（天宝九载，杨国忠荐举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以报答知遇之恩。鲜于仲通性情急躁，因而引起了民族纠纷，大动干戈。这事到天宝十三载还未了结。杨国忠隐瞒败绩，一再征兵进讨，前后死了近二十万人，损失惨重。详后。）当了宰相以后，大权在握，又有贵妃做靠山，很得玄宗宠信，就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了。

首先，在用人上，他采取清洗与收买人心相结合的方针：一方面将那些有才行时名但不为他所用的台省官员通通处理掉；另一方面又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也就是说不管有无才德，一律按资排辈。这样一来，那些候补多年得不到官职的人都很满意。他廉价收买了人心，又无形中挑选出一大批毫无能耐但保险不会跟他捣乱的庸才，真是一举两得。《旧唐书·杨国忠传》载：“国忠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几务，居之不疑。立朝之际，或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颐指气使，无不詟惮。”对这种性情浮躁、办事专断、缺乏教养的政治上的暴发户来说，一个由庸才和奴才组成的官僚机构越腐败越无能就越便于他作威作福。

从前那些较正直有为的人当宰相，他们不爱摆架子抖威风，出入车骑随从不多。从李林甫开始，每出则车骑满街。就是节度使、侍郎这样的大员有事要见他，都得像文案小吏一样，急趋而入，肃然而退。旧例宰相午后六刻才公毕归府。到了李林甫手上，他进奏说天下太平无事，把宰相每天的下班时间提前到巳时。机务积压了很多，都在家里处理；然后由主管文书的吴珣拿着公文去左相陈希烈家请陈签署，陈拿来就签，从来不置可否。杨国忠接着当宰相，照样这么干。杨国忠兼职多，公事也多，就是签署一个字也无法全部签完，干脆都责成下边胥吏们去办，于是贿赂公行，官场给闹得乌烟瘴气。比如以前吏部选官，要经过“三铨”“三注”“三唱”几道审核手续，从春到夏，才能把事情办完。天宝十一载（七五二），杨国忠以宰相的身份亲自掌管选官的事，手续就大为简化了。他教胥吏们预先在家里拟定任命名单，然后将官员们召集到尚书省，“对”“注”“唱”几道手续一天之内就赶着办完，还以此来夸耀自己办事迅捷。其实事情搞得糟透了，营私舞弊，谬误百出。第二年更是花样翻新，他竟把全体候选的人召集到他家里，让他的堂妹韩、虢、秦三夫人垂帘观看，笑语之声，朗闻于外。按照老规矩，办完注官（将所委任的官职、人名注册）手续，还要经过门下侍中、给事中复审。杨国忠注官时，就把左相陈希烈叫来坐在一旁，让给事中站在前列，说：“既对注拟，过门下了矣（意思是说，注官手续是当面办的，就算经过门下省了事了）。”吏部侍郎韦见素、张倚都是用紫服色（当时最高贵的服色）的朝廷大员，这天也来当差，同本曹郎官奔走于屏风庭树之间。过后他问几位妹妹道：“两员紫袍主事何如人？”相对大笑。朝廷选官是很严肃的大事，他却视同儿戏。鲜于仲通做剑南节度使闯下了用兵南诏的大乱子。天宝十载（七五一），杨国忠指使鲜于仲通上表请求皇上叫他自己遥领剑南节度使，并将鲜于仲通调到长安当京兆尹。那两次胡乱选官的事办过以后，京兆尹鲜于仲通讨好杨国忠，就示意得官的选人们给杨国忠立碑于省门歌功颂德。皇帝指示鲜于仲通撰写碑文；碑文写好后，皇帝改定了几个字，鲜于仲通就教人刻了，还填了金。仅从选官这件事上，便可见出杨国忠继李林甫之后对朝政的败坏。

唐官制承隋制而有所改进。唐初宰相有中书省长官中书令、门下省长官侍中和尚书省长官左右仆射。⁽⁵⁾其余由皇帝指定参加政事堂会议为宰相的，都以本官加带知政事、参预朝政等名，这些名称后来逐渐固定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头衔。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中书省和门下省是机要之司。中书省负责整理、陈奏来自各方的表章，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起草并宣行皇帝的制诏。门下省负责审查中书省起草的制诏和尚书省拟制的奏抄；制诏有不便施行的，封驳奏还。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关。其首脑部门是都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的正副长官为尚书、侍郎。各部与诸州联系，必须通过都省。御史台是监察机关，其正副长官为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御史台的主要职责是弹劾中央和地方官吏的违法行为，参加大案的审讯。——这就是唐初以来的中央政治机构组成和权力划分的大致情况。这些设施和制度，在封建专政时代，还是比较完备比较好的。玄宗前期励精图治，用的宰相大都不错，尚能照章办事，因此行政机构较健全，吏治也较好。到了后期，他只顾享乐，先后用了李林甫、杨国忠这两个大坏蛋，让他们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这就把贞观以来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规章制度全给破坏了。上述有关杨国忠选官的种种胡作非为，就是明证。

杨国忠在蜀地时早就跟虢国夫人关系暧昧。一旦得势，更是肆无忌惮。为了往来方便，他们两家在长安宣义里挨着盖起了头等府第，连土木都蒙上了绨绣，若论豪华，京洛两都没有能跟这相比的。两人昼会夜集，根本不管什么规矩礼法。有时杨国忠与虢国夫人并辔入朝，挥鞭走马，打情骂俏，以为笑谑，路人见到这等情状，莫不惊奇慨叹。杜甫的《虢国夫人》说：“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⁶⁾诗中虽未讽及她与杨国忠的私情，而其轻薄狐媚之态可见。

唐玄宗每年冬十月都要去骊山华清宫避寒，过了冬才回长安。皇亲国戚当然也要跟着去。杨国忠的山第在华清宫东门的南边，跟虢国夫人的山第相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的山第紧挨着，甍栋相接。玄宗每次出来做客，都要遍访杨氏兄妹五家，赏赐宴乐。每次去骊山华清宫扈从皇帝游赏，杨氏五家的车骑各为一色，五家合队⁽⁷⁾，粲若云霞；杨国忠家那一队，更以剑南旌节前导。他们随驾出游，临行有“饯路”，回来有“软脚”。皇帝凡是得到远近进贡来的珍玩狗马、阉童歌女，都要平均分赐五家。杨国忠在进封为魏国公不久又拜司空，真是位极人臣，势倾天下。杨国忠身居高位，作恶多端，他自己也并非毫无警惕。他曾经对人这样说过：“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这跟李林甫对他儿子叹息自己“势已如此，将若之何”的话，何其相似！这班坏人也并非毫无自知之明。之所以明知故犯，主要是他们在罪恶的道路上以加速度往下滑落，越滑越快越远，即使想刹住也刹不住了。

安禄山的得势以至于作乱，首先应归咎于唐玄宗。李林甫姑息养奸，罪责也很大。但安史之乱最后爆发在杨国忠当宰相期内，杨国忠也是没法脱干系的。后面将详细论述此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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