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中兴主”-杜甫眼中的天上人间
唐肃宗李亨（七一一—七六二）是玄宗第三子，至德元载（七五六）即位灵武时已有四十六岁。他两岁封陕王，五岁拜安西大都护、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开元十五年（七二七）他十七岁时封忠王，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十八年（七三〇），奚、契丹犯塞，以他为河北道行军元帅，以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帅十八总管以讨奚、契丹。命他与百官相见于光顺门。左丞相张说，退对学士孙逖、韦述说：“吾尝观太宗画像，雅类忠王，此社稷之福也。”后诸将大破奚、契丹，他以遥统之功加司徒。二十五年（七三七）皇太子李瑛被告发与太子妃兄驸马薛锈潜构异谋（说他们想谋害寿王瑁），得罪赐死。时相李林甫与玄宗的宠妃武惠妃里外勾结，劝玄宗立寿王李瑁。玄宗认为忠王李亨（当时名玙）年长，且仁孝恭谨，又好学，想立他，犹豫不决。后来由于高力士劝说，终于在二十六年（七三八）六月立为太子，时年二十八岁。
李林甫怕太子将来会报复他，常有动摇东宫的念头。天宝五载（七四六），太子为忠王时的友人皇甫惟明，时破吐蕃，入朝献捷，见李林甫专权，意颇不平，乘机微劝玄宗去掉李林甫。李林甫知道了，就派御史中丞杨慎矜秘密跟踪。正当正月十五夜，太子出游，跟他妃子的哥哥韦坚相见，又与皇甫惟明会于景龙观道士之室。杨慎矜揭发其事，以为韦坚是国戚，不应与边将亲近。李林甫因奏韦坚与皇甫惟明结谋，欲共立太子。韦坚、皇甫惟明下狱。李林甫叫杨慎矜与另一御史中丞王鉷、京兆府法曹吉温一同审问他们。玄宗也怀疑韦坚与皇甫惟明有谋而不显其罪，就把他们都贬为太守，又下制通报百官引以为戒。七月，将作少匠韦兰、兵部员外郎韦芝为其兄韦坚讼冤，而且辩词中提到了太子；玄宗更加生气。太子害怕了，上表请求与韦妃离婚，表示不以亲废法。诏再贬韦坚为江夏别驾，韦兰、韦芝皆贬岭南。玄宗素知太子孝谨，没有谴责他。韦坚亲党坐流贬者数十人。这年十一月，太子妃杜良娣的姐夫左骁卫兵曹柳勣与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们，就散布流言蜚语，控告他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指批评皇帝）。李林甫就借此大兴冤狱，将包括李适之、王琚、李邕在内的一大批人迫害致死。太子也只得出杜良娣为庶人。《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李林甫屡起大狱，别置推事院于长安。以杨钊（后改名国忠）有掖庭之亲，出入禁闼，所言多听，乃引以为援，擢为御史。事有微涉东宫者，皆指摘使之奏劾，付罗希奭、吉温鞫之。钊因得逞其私志，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皆钊发之。幸太子仁孝谨静，张垍、高力士常保护于上前，故林甫终不能间也。”又《旧唐书·肃宗纪》载：“后又杨国忠依倚妃家，恣为亵秽，惧上英武，潜谋不利，为患久之。”
肃宗从二十八岁进入东宫开始到四十六岁即位为止，在昏庸的父皇跟前当了十八年的老太子，前后曾多次受到李林甫、杨国忠这两大权奸的恶毒算计和沉重打击，他总算没有给搞垮，这，除了张垍、高力士的保护，主要得力于他在“仁孝谨静”四字上所下的工夫。比如他刚被立为太子，将受册命，仪注有中严、外办及绛纱袍(1)，他嫌名称、服色与皇帝相同，上表请求更改。左丞相裴耀卿奏停中严，改外办叫外备，改绛纱袍为朱明袍。随后皇帝御宣政殿，册封太子。按惯例，太子乘辂至殿门。可是他不就辂，从东宫步行着去。——根据仪注和惯例办事，本来是不会有什么错误的。他之所以这样做，只不过是借题发挥，表现自己的“孝”和“谨”，博取父皇的欢心，赢得好名声，以达到巩固其储副地位的政治目的罢了。《三国志·魏书·陈思王传》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曹丕“矫情自饰”的具体内容就是在曹操面前竭尽孝道并极力显示自己的谦虚谨慎。最高封建统治者选择储君，不管为己还是为社稷，着眼于“孝”和“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魏文帝、唐肃宗懂得这一点，并尽力表现出自己具有这两种美德，加上皇帝左右亲近的人为他们说话，他们才有可能击败各自的竞争者和政敌而获得最后的胜利。由此可见唐肃宗是个谨小慎微、拘泥礼节而又很有心机、城府深阻的人。他的这种性格的形成，当然与他十八年来身处东宫、腹背受敌、稍有不慎便遭暗算的险恶政治环境密切有关，不无可谅解之处。但这究竟不是一种值得称道的性格。有着这种性格的人，一旦掌握了至高无上的君权，由于他长期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习惯于只看重和争取个人眼前的实际地位和具体利益，就很难高瞻远瞩、深谋熟虑地从全局与长远利益上来处理国家大事。
肃宗的无远见而急近功，最早也最突出表现在对叛军发动反攻、收复失地的决策上。至德二载二月，他进驻凤翔后十天，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都已会师，江、淮庸调也运到了洋州、汉中。李泌请求派遣安西和西域的人马照他前不久所进之策同时并举，进攻东北，从归、檀南取范阳，直捣叛军巢穴。肃宗说：“今大众已集，庸调亦至，当乘兵锋捣其腹心，而更引兵东北数千里，先取范阳，不亦迂乎？”李泌对答道：“今以此众直取两京，必得之。然贼必再强，我必又困，非久安之策。”肃宗问：“何也？”对答道：“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及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锐，攻禄山已老之师，其势必克。两京春气已深，贼收其余众，遁归巢穴，关东地热，官军必困而思归，不可留也。贼休兵秣马，伺官军之去，必复南来，然则征战之势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于寒乡，除其巢穴，则贼无所归，根本永绝矣。”肃宗说：“朕切于晨昏之恋，不能待此决矣。”肃宗所谓“切于晨昏之恋”是指急于复两京迎上皇。这仍然是他经常用来表示其“仁孝谨静”美德的口头禅。不能说他毫无恋亲之情，不过他心里明白，他是多么迫不及待要回长安去做远比行在冠冕堂皇得多的大唐中兴之主啊！如果他当时真的采纳了李泌的战略决策，实行起来，难免会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差错，但总的看来，这战略决策的指导思想无疑是正确的。由于肃宗无远见而急近功，置此上策于不顾，后来果如李泌所料，西京、东京倒是很快就收复了，只是没能歼灭叛军的有生力量，捣毁其巢穴，他们仍可攻城略地，横冲直撞，甚至两年之后东京又被史思明占领，竟任叛乱延续八年之久（七五五—七六三）方告平定。
肃宗不用李泌之策而先复两京，首先就下错了一着棋。加之他回京以后，“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司马光评肃宗语），目光短浅，识度平庸，对许多军国大事处置不当。因此，不但不能有助于促成其中兴之业，反而导致了政局的混乱，产生了种种严重的不良后果。
《旧唐书·肃宗纪》末后有这样一段史臣的议论：“（肃宗）道屈知几，志微远略：残妖未殄，宜先恢复之谋；余烬才收，何暇升平之礼？方听王玙伏奏，辅国赞成：绀辕躬籍于春郊；翠？先蚕于茧馆。或御殿晓宣时令，或登坛宿礼贵神。礼即宜然，时何暇给？钟县（悬）未移于簨虡，思明已陷于洛阳。是知祝史畴人，安能及远。犹赖大臣宣力，诸将效忠，旄头终陨于三川，杲日重明于六合。”所指肃宗举行的“升平之礼”，主要是乾元元年（七五八）六月己酉立太一坛于东郊之东，乾元二年正月戊寅亲祀九宫贵神(2)，乙卯籍田，三月己巳张皇后亲蚕，而这些不合时宜的事，都是在王玙怂恿与李辅国附和之下搞起来的。这王玙早在第六章中就跟我们见过面了。开元二十五年他曾上疏玄宗请立青帝坛以迎春。玄宗好祀神鬼，所以他专习祠祭之礼以干时。玄宗很喜欢他，任命他为太常博士、传御史，充祠祭使。他祈祷起来烧纸钱，像巫觋一样，连当时司礼的儒生也为他的行为感到可耻。王玙在玄宗朝很吃香，到肃宗朝就更红了。因为乃父不仅将皇位，也将好鬼神的愚昧传给了乃子，于是，肃宗就在乾元元年五月，将这个“专依鬼神以求媚，每议礼仪，多杂以巫祝俚俗”（《资治通鉴》卷二二〇）的太常少卿王玙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王玙拜相之后，除了怂恿皇帝举行了前述那些不合时宜的“升平之礼”，还紧接着乘皇帝生病的机会，占卜说是山川为祟，请遣中使与女巫乘驿分途祷告天下名山大川。“巫恃势，所过烦扰州县，干求受赃。黄州有巫，盛年美色，从无赖少年数十，为蠹尤甚。至黄州，宿于驿舍。刺史左震晨至驿，门扃锁，不可启，震怒，破锁而入，曳巫于阶下斩之，所从少年悉毙之。籍其赃，数十万，具以状闻，且请以其赃代贫民租，遣中使还京师，上无以罪也”（同上）。要知道，这荒诞不经、乌七八糟的事就出在肃宗返京才半年多、叛乱远未平定、国穷民困、百端待举之时。处在当时那种风雨飘摇的形势之下，他居然重用了这样的佞人干出了这种蠢事，这就无怪乎史臣要批评他“道屈知几，志微远略”(3)了。说他缺心眼不识时务，没有大志没有远见，这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玄宗自蜀还京，见肃宗亲迎之礼甚隆，曾得意扬扬地对左右说：“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胡三省评论说：“玄宗失国得反，宜痛自刻责以谢天下，乃以为天子父之贵夸左右，是全无心肠矣。”玄宗固然是全无心肠了。看肃宗的所作所为，恐怕也难免此讥。
当时所行不合时宜的“升平之礼”不仅止于此。其他像乾元元年正月戊寅，玄宗御宣政殿授册，加给肃宗以“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尊号，肃宗马上又回敬玄宗一个“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的尊号，这简直是在表演一出令人哭笑不得的蹩脚滑稽戏。“寇逆未平，九庙未复，而父子之间迭加徽称，此何为者也！”胡三省这一语含愤慨的责难当然是正义的，有道理的。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此事做得虽不得体、不合时宜，倒也并非毫无用意。前已论及，肃宗当太子时全仗随时表现自己的“仁孝谨静”以远祸固位，即位后仍须借此沽名钓誉，并缓和同玄宗之间暗藏的利害冲突。现在，由于他俩地位的改变，这就轮到逊位的父亲来极力表彰在位的儿子“仁孝谨静”的美德，以期保全自己、安度余年了。玄宗自蜀归至咸阳，见到了释黄着紫、痛哭流涕、前来迎接的肃宗，曾经讲了这样几句话：“天数、人心皆归于汝，使朕得保养余齿，汝之孝也！”他本人不是在无意中也承认这一点了么？由此可见玄宗所加肃宗尊号“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中“孝感”二字特有的政治含义了。投桃报李，肃宗回敬玄宗以“太上至道圣皇天帝”的徽称，若细细琢磨，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玄宗好神仙，如今年老逊位，上此徽称固然很恰当，但强调他是得“至道”的“天帝”，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其中似有望太上皇清静无为、不要干预世事时政的这一层意思在。
尽管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拿父慈子孝的封建伦理道德作为润滑油，试图减少两人之间因所处地位而必然产生的摩擦，但是，政治斗争的发展，到底不决定于人的主观愿望，随着矛盾的日趋激化，终于在父子互加尊号后两年的上元元年（七六〇）七月，在肃宗的默许下，经过张后与李辅国的密谋策划，由李辅国唱主角，真刀真枪地演出了一出虽不惊心动魄却也可嗟可叹的逼宫闹剧来。
史载玄宗爱他做皇帝以前住过的兴庆宫，从蜀归京后就住在这里。兴庆宫在皇城以东，之间有夹城相通，肃宗时常经此往问起居，玄宗也偶尔到大明宫来。左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内侍监高力士侍卫玄宗；肃宗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内侍王承恩、魏悦及梨园弟子常在身边陪伴他，替他解闷。兴庆宫有座长庆楼，南临大道，玄宗喜欢到那里去徘徊观览，父老过路人等见了往往瞻拜呼万岁，玄宗常在楼下置酒食相待；还召过将军郭英乂(4)等上楼赐宴。一次，有个剑南奏事官过楼下拜舞，玄宗命玉真公主、如仙媛代他当主人。
李辅国素微贱，虽暴贵当权，玄宗身边的人都看不起他。李辅国怀恨在心，且欲立奇功以固其宠，就跟肃宗说：“上皇居兴庆宫，日与外人交通，陈玄礼、高力士谋不利于陛下。今六军将士尽灵武勋臣，皆反仄不安，臣晓谕不能解，不敢不以闻。”肃宗哭道：“圣皇慈仁，岂容有此！”对答道：“上皇固无此意，其如群小何！陛下为天下主，当为社稷大计，消乱于未萌，岂得徇匹夫之孝！且兴庆宫与阎闾相参，垣墉浅露，非至尊所宜居。大内深严，奉迎居之，与彼何殊，又得杜绝小人荧惑圣听。如此，上皇享万岁之安，陛下有三朝之乐，庸何伤乎！”肃宗不听。兴庆宫原先有马三百匹，李辅国假传圣旨取走了，才留下十匹。玄宗对高力士说：“吾儿为李辅国所惑，不得终孝矣。”
李辅国又指使六军将士，号哭叩头，请迎太上皇到西内居住。肃宗只哭不吭声。李辅国恐惧。恰好碰上肃宗生病，七月，丁未，李辅国假称皇帝发话，迎太上皇游西内，到睿武门，李辅国带领射生五百骑，拔刀露刃，拦路进奏说：“皇帝以兴庆宫湫隘，迎上皇迁居大内。”玄宗大惊，差一点掉下马来。高力士喝道：“李辅国何得无礼！”叱令下马。李辅国不得已，只得下来。高力士趁势宣布太上皇的命令说：“诸将士各好在！”好在犹今言好生，意谓不得向太上皇动武。将士们都纳刀入鞘，再拜，呼万岁。高力士又命令李辅国跟自己共执太上皇马鞚，侍卫往西内，住在甘露殿。李辅国带领兵众退下。所留侍卫兵，才老弱数十人。陈玄礼、高力士及旧宫人都不准留在身边。太上皇说：“兴庆宫，吾之王地，吾数以让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当天，李辅国与六军大将素服见肃宗请罪。肃宗又迫于诸将，就慰劳他们说：“南宫、西内，亦复何殊！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刑部尚书颜真卿带头率百官上表，请问太上皇起居。李辅国很厌恶他，奏贬蓬州长史。接着将高力士流放巫州，王承恩流放播州，魏悦流放溱州；勒令陈玄礼致仕；将如仙媛安置到归州，要玄宗的妹妹玉真公主出宫到睿宗为她所起的玉真观居住。肃宗另外挑选后宫百余人，派往西内备洒扫。令玄宗的女儿万安、咸宜二公主照料穿着膳食。四方所献珍异，首先送呈太上皇。然而太上皇越来越不愉快，因此不茹荤，辟谷，逐渐成了病。开初肃宗还去问安，后来自己也病了，只派人去问起居。其后肃宗稍稍悔悟，讨厌李辅国，想杀他，害怕他掌握了军队，竟犹豫不能决。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到宝应元年（七六二），建巳月，甲寅，玄宗卒，年七十八。丁卯，肃宗卒，年五十二。前后只差十三天。
或因史臣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或传闻有误，细节和提法容有出入，但逼迁西内事变经过大体已明，足可从中看出一些问题：
（一）玄宗作为逊位君主，退居兴庆宫养老，且不管他是不是真想策划复辟，私下接近子民，交通外官，这决不是在位君主和当权派所能容许，而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的。古今中外皆然；偶有疏忽，即使未导致政变，也会混淆视听，不利于现统治者。单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肃宗默许李辅国迁太上皇于西内，并处置其左右亲近，很难说有什么不对。玄宗自蜀还京时已是七十三岁的老翁。他后期昏庸，权假奸邪，政治腐败，竟致酿成空前灾难，无论于国于民，都是难辞其咎的。只是开元全盛日久，影响深远，乱世追思，更觉难能可贵，因此人民对他仍有好感。比如乱起之初，叛军逼近长安，他仓皇出逃，午时至咸阳望贤宫，饥不得食，犹有居民争献粝饭。自蜀还京，重过望贤宫，父老在仗外欢呼且拜。肃宗下令开仗，有千余人涌入谒见太上皇，说：“臣等今日复睹二圣相见，死无恨矣！”其后退居兴庆宫，如前所述，父老过路人等，见他在长庆楼前徘徊观览，便瞻拜呼万岁。凡此种种，足证玄宗在人们的心目中还很受尊崇，还是有很大政治号召力的。不要以为玄宗早已腐败无能，加之行将就木，“斯亦不足畏也已”。须知他是个靠搞宫廷政变起家的老手，政治斗争经验极其丰富。如果真的不甘寂寞（遗憾的是当惯了皇帝的人往往有这种古怪脾气），只要气候合适，条件具备，也并非毫无复辟的可能性。逼玄宗迁居西内之后，肃宗慰劳六军大将说：“卿等恐小人荧惑，防微杜渐，以安社稷，何所惧也！”他竟然将这事提到“安社稷”的高度，能说这纯出于猜疑，是毫无根据的胡言乱语？两年之后玄宗、肃宗相继逝世，大位由平乱有功、威望非常的皇太子李俶继承（这就是代宗），接替自然，顺理成章，一般不会出什么大纰漏，但仍不免发生李辅国杀张皇后和越王李？、兖王李？这样小规模的宫廷变乱。万一当初玄宗及其旧臣果真发动一次复辟政变，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对朝野的震动无疑要大得多，在收京后不久、叛乱未平、局势不稳的当时，其后果则是不堪设想的。
（二）由于李辅国的插手，一下子就撕下了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玄宗、肃宗父子之间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左右亲近，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遣散，有的被解职。只留下几十名老弱残兵作侍卫，选派来百多个宫女，名备洒扫实是密探。玄宗已经被严加软禁，完全失去了自由，得胜的对方还要假惺惺地前来请安问好，克尽子道，还要送些奇珍异宝来供赏玩，聊博一粲。处在这样的境况之下，太上皇所受刺激之深可想而知。绝望之余，就只有“不茹荤，辟谷”，采取慢性自杀的方式表示抗议了。至于肃宗始有悔悟之意，但终不杀李辅国，可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政治而不是感情。《新唐书·肃宗纪赞》说：“天宝之乱，大盗遽起，天子出奔。方是时，肃宗以皇太子治兵讨贼，真得其职矣！然以僖宗之时，唐之威德在人，纪纲未坏，孰与天宝之际？而僖宗在蜀，诸镇之兵纠合戮力，遂破黄巢而复京师。由是言之，肃宗虽不即尊位，亦可以破贼矣。盖自高祖以来，三逊于位以授其子，而独睿宗上畏天戒，发于诚心，若高祖、玄宗，岂其志哉！”黄巢是农民起义，性质与安史之乱不同，不得相提并论。但作为事例，论证肃宗不即尊位，以皇太子身份，亦可破贼复京，这不无道理。又说玄宗传位肃宗只是迫于形势，追认既成事实，并非出于自愿，这也符合实情。即使这样，我倒认为在天子奔蜀、群龙无首的生死存亡之秋，肃宗即位灵武，更有利于纠合诸镇之兵破贼复京，并没有什么可厚非的。（为什么非得让那个荒淫误国的昏君继续当皇帝不可呢？）问题是他既然当了皇帝，又扭扭捏捏，装腔作势，再三推让；一旦对方稍有动静，便心怀鬼胎，忐忑不安，唯恐得而复失，却不亲自出面加以阻止，竟然姑息养奸，纵容李辅国辈率卒露刃宫廷，逼迁上皇，并肆意处置他的左右亲近。他这样做，真是鼠目寸光，愚蠢到顶。眼前的本来不难解决的矛盾虽然解决了，却从此伏下内竖操帝后王侯废立生杀大权、把持朝政、祸国殃民的祸根。张后与李辅国开初互相勾结，专权用事，后来却成了势不两立的冤家对头。肃宗病笃弥留之际，张后指使越王李？谋杀李辅国及其同党程元振，结果张后、李？和兖王李？反为李辅国等囚禁在后宫，等肃宗一咽气都给杀掉了。接着李辅国就以监护人的身份扶代宗即位。这就是肃宗私心重而目光短浅、倚重宦官、大权旁落、顾此失彼、养痈遗患的莫大现世报。从此以后终唐之世，历代皇帝除哀帝以外，其余都是宦官所立。代宗心里恨李辅国，又很怕他，称他为尚父而不名。僖宗干脆称宦官田令孜为阿父。哪个皇帝要是宦官看着不顺眼，就把他杀了另立一个，如顺宗、宪宗、敬宗、文宗都死于宦官之手。宦官专权，是皇纲解纽、朝政腐败的产物，原因是多方面的。中晚唐时期，情况愈演愈烈，是整个王朝加速灭亡趋势的体现，当然不能完全归咎于肃宗个人，但是他也应负推波助澜的不小罪责。
此外，他还做了另一件不大不小却后患无穷的蠢事。
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王玄志卒，肃宗派遣中使前往抚慰将士，且就察军中所立主将，授以旌节。高丽人李怀玉为裨将，杀王玄志之子，推举自己的姑表兄弟侯希逸为平卢军使，朝廷竟然同意，即任命侯希逸为节度副使。《资治通鉴》记载到这里，特意标明：“节度使由军士废立自此始。”司马光还就此大发议论说：“肃宗遭唐中衰，幸而复国，是宜正上下之礼以纲纪四方；而偷取一时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彼命将帅，统藩维，国之大事也，乃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无问贤不肖，惟其所欲与者则授之。自是之后，积习为常，君臣循守，以为得策，谓之姑息。乃至偏裨士卒，杀逐主帅，亦不治其罪，因以其位任授之。然则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乱之生也，庸有极乎！且夫有国家者，赏善而诛恶，故为善者劝，为恶者惩。彼为人下而杀逐其上，恶孰大焉！乃使之拥旄秉钺，师长一方，是赏之也。赏以劝恶，恶其何所不至乎！……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为天下之政而专事故息，其忧患可胜校乎！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其下，苟得间则掩而屠之；（胡三省注：二语曲尽唐末藩镇、将卒之情状。）争务先发以逞其志，非有相保养为俱利久存之计也。如是而求天下之安，其可得乎！迹其厉阶，肇于此矣。（注：言其祸肇于命侯希逸帅平卢也。）……今唐治军而不顾礼，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将帅，则将帅之陵天子，自然之势也。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年，然后大宋受命。”
正因为肃宗在政治上如此缺乏远见，如此昏庸，这就使得他不但不能及时地协调好当时实际上已经形成的两派朝臣之间的关系，反而加剧了矛盾，把朝政弄得一团糟。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贾至考》论证甚详，现择要转述如下。
流亡的肃宗小朝廷，在与安史叛军作战过程中，已逐步酝酿并发展着派系斗争，斗争情况甚为复杂，简言之，起先大致可分为随玄宗赴蜀的旧臣和随肃宗赴灵武的新贵，而后者则又以张良娣和李辅国为首。当玄宗赴蜀途中，原任宪部（即刑部）侍郎的房琯追及玄宗于剑州普安郡，房琯当时有大名，玄宗见之甚喜，当天就任命他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授命制词即出自中书舍人贾至之手。不久肃宗即位灵武，玄宗得讯，只得派左相韦见素与宰臣房琯赍传国宝玉册，奉使灵武，宣传诏命，便行册礼。传位册文为贾至所写，玄宗看后叹道：“昔先帝逊位于朕，册文则卿之先父（曾）所为。今朕以神器大宝付储君，卿又当演诰。累朝盛典，出卿父子之手，可谓难矣。”贾至也作为使者随行。肃宗因韦见素曾依附杨国忠，礼遇稍薄。“以琯素有重名，倾意待之，琯亦自负其才，以天下为己任。时行在机务，多决之于琯，凡有大事，诸将无敢预言”（《旧唐书·房琯传》）。这种情况就必然受到李辅国一派人的侧目。这时正好原北海太守贺兰进明自河南至，对肃宗进谗说：“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颖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同上）贺兰进明说这一番话，虽出于攻击房琅以泄私愤的不良动机，但也真实地反映了李唐皇族内部在安史叛军猝然打击下所产生的利害冲突。假如没有这一客观存在的矛盾因素，贺兰进明无论说得如何动听，也是不会起作用的。对于肃宗来说，永王璘由江陵起兵夺取金陵的事件，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贺兰进明特别提到永王璘，就更易触及他与玄宗及诸皇子矛盾冲突的情绪。这时另一宰相崔圆，又“厚结李辅国，到后数日，颇承恩渥，亦憾于琯”（同上）。这样，肃宗朝的矛盾就展开了。后来房琯陈涛斜之战，一败涂地，他又好高谈阔论，不切实际，最主要的是触犯了肃宗、李辅国等的利益，因此就在至德二载五月被罢相而贬为太子少师。房琯罢相是斗争的一个爆发点。这是肃宗小朝廷在尚未收复长安时就已显露出来的内部派系斗争。这种皇族之间、朝臣之间、宦官与朝臣之间，以及握兵权的将领之间的明争暗斗，在肃宗一朝始终没有停止过，加上肃宗的昏庸和无能，使得安史战乱不必要地延长了许多年，唐朝的社会经济从此走下坡路，这是整个封建统治集团所造成的。
从上面的分析和介绍中，可以见出肃宗的为人为政以及当时政局的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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