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先·白水·鄜州-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这年正月，杜甫仍留居奉先与家人团聚。这时他结识了当地的崔戢和李封。唐代以正月晦日（阴历每月最后一日为晦日）、三月三、九月九为三令节。这年正月晦日他去寻访这两位朋友，曾写了首题为《晦日寻崔戢李封》的五古叙事抒怀。诗中先述节日早起兴致很高：
“朝光入瓮牗，尸寝惊敝裘。起行视天宇，春气渐和柔。兴来不暇懒，今晨梳我头。出门无所待，徒步觉自由。杖藜复恣意，免值公与侯。晚定崔李交，会心真罕俦。每过得酒倾，二宅可淹留。喜结仁里欢，况因令节求。李生园欲荒，旧竹颇修修。引客看扫除，随时成献酬。崔侯初筵色，已畏空樽愁。不知天下士，至性有此不？”“瓮牗”虽用典：“荜门圭窦，蓬户瓮牗”（《礼记·儒行》），也是写实。中原一带用去底破瓮作窗户，今尚可见。据诗可知崔、李二宅与杜寓处邻近。他俩都家贫好客，杜甫常来这两家串门喝酒。在县里当然不会遇见公侯，这么说，足见他对王侯，对十年旅食京华、曳裾侯门的生活的厌恶。这一段写得很洒脱，有点陶诗的意味。接着写醉后反勾引起家国之忧、身世之叹：
“草芽既青出，蜂声亦暖游。思见农器陈，何当甲兵休。上古葛天民，不贻黄屋忧。至今阮籍等，熟醉为身谋。威凤自高翔，长鲸吞九州。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当歌欲一放，泪下恐莫收。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思见”二句典出《孔子家语》：“铸剑戟以为农器。”战乱方兴未艾，便作此想，可见他对时局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这一段是慨叹“威凤高翔，以致长鲸吞噬，盖贤人去而盗贼炽，如张九龄之罢相是也”（仇兆鳌语），自己虽忧时恸哭，但浮沉俗间，不能与天子分忧，只得随崔、李辈效阮籍借酒消愁而已。
不久，他又回长安右卫率府供职，当时同事中有个程录事要回老家去，见老杜家眷不在京里，寓所没起火，就自“携酒馔，相就取别”（《送率府程录事还乡》原注），老杜深为这位新结识的朋友的盛情所感，就赋诗送别说：
“千载得鲍叔，末契有所及。意钟老柏青，义动修蛇蛰。若人可数见，慰我垂白泣。告别无淹晷，百忧复相袭。内愧突不黔，庶羞以赒给。素丝挈长鱼，碧酒随玉粒。”他说“程侯晚相遇，与语才杰立。薰然耳目开，颇觉聪明入”，这程录事想是个聪明英俊、见义勇为的人。当此乱世，诗人劝他应知收敛，不要像猎鹘那样，一听到人呼唤便急忙向猎物出击：
“念君惜羽翮，既饱更思戢。莫作翻云鹘，闻呼向禽急。”他当时体弱多病，心情不好，感慨很多：“鄙夫行衰谢，抱病昏忘集。常时往还人，记一不识十。……途穷见交态，世梗悲路涩。”这一席对程录事的临别赠言，也是他涉世多年来的经验之谈。王嗣奭说：“起来写出倚老卖老，情状如画，而转到‘薰然耳目开’，妙有情致。”这诗在艺术上也颇有特色。
这年夏天，正当叛兵逼近潼关的时候，老杜准备逃难，就从长安来到奉先，携家北迁白水（今陕西白水县），投靠他在这里做县尉的舅舅崔十九，寄寓在崔的“高斋”(9)中。他的《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斋三十韵》即记其事。这诗首叙来踪兼记时节：“客从南县来，浩荡无与适。旅食白日长，况当朱炎赫。”后魏分白水县置南白水县，以在白水之南为名，后改蒲城，即奉先（今陕西蒲城县）。“南县”即指奉先。梁元帝《纂要》：“夏曰朱夏、炎夏。”“朱炎”即指盛夏。这是来逃难，所以有“浩荡”“旅食”的话。“高斋坐林杪，信宿游衍阒。清晨陪跻攀，傲睨俯峭壁。崇冈相枕带，旷野迥咫尺。始知贤主人，赠此遣愁寂。”写远景开阔，得居高临下、咫尺千里之势。老杜对主人体贴入微的照顾是极其感激的。“危阶根青冥，曾冰生淅沥。上有无心云，下有欲落石。泉声闻复息，动静随所激。鸟呼藏其身，有似惧弹射。”此写近景，上记所见，下记所闻。“危阶”二句言其地高寒：高斋地势陡峭，下临无地，看起来台阶就像植根于青冥之上；风声淅沥，阴壑恍积层冰。“鸟呼”二句显示了避难人的惶恐不安，也引出下段称美主人吏隐的高雅和款待的殷勤：“吏隐适情性，兹焉其窟宅。白水见舅氏，诸翁乃仙伯。杖藜长松下，作尉穷谷僻。为我炊雕胡，逍遥展良觌。”仇兆鳌说：“崔翁作尉，诸舅在焉，避乱相逢，故喜良觌。”“仙伯”犹言桃源中人。“坐久风颇怒，晚来山更碧。相对十丈蛟，欻翻盘涡坼。何得空里雷，殷殷寻地脉。烟氛霭崷崒，魍魉森惨戚。昆仑崆峒巅，回首如不隔。”此述山中风雷变化情状。《杜臆》说：“须溪云：‘蛟坼地亦实事。’是也。至雷寻地脉，以为‘用此起兴说到时事’，误矣。盖阴晴明晦，倏忽变幻，蛟腾涡坼，时或有之。前云‘危阶根青冥’，所处极高，而山下有雷，似碾于地底，但造语过奇耳。至于烟氛、魍魉，亦一时晦冥光景，但以乱离心事写出，词亦惨凄，盖发自性情者。”说写景中流露出乱离心事，比径直认为“记山中变幻之状，语亦暗影时事”符合实际一些。但写得如此风烟惨淡，总是为了衬出下段兵气来：“前轩颓反照，巉绝华岳赤。兵气涨林峦，川光杂锋镝。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玉觞淡无味，胡羯岂强敌？长歌激屋梁，泪下流衽席。”当时西北资格最老的名将是哥舒翰、高仙芝、封常清。天宝末年封常清入朝，正值安禄山反，再战失利，斩于军中。当时高仙芝正作为元帅荣王的副手，继封常清东讨，今见封常清败回，便开太原仓，悉以所有赐士卒，焚其余，引兵奔潼关，路遇叛军，甲仗资粮洒满一路。进了潼关，士气稍振，叛军攻不开，便退回去了。边令诚与高仙芝有隙，诬告他盗减军粮资助叛军，玄宗偏听偏信，也把他处死了。
天宝十三载（七五四）末，哥舒翰入朝，途中得风疾，一直就留在京师，家居不出。封常清、高仙芝丧败以后，玄宗很看重他的威名，又见他素与安禄山不和，就召见了他，拜为兵马副元帅，以田良（一作“梁”）丘为行军司马（杜甫认识此人，有《赠田九判官梁丘》诗），王思礼、李承光等为属将，统率二十万大军守潼关。出师那天先驱牙旗触门，堕注旄，旗杆折，大家都认为不吉利。天子亲临勤政楼送行，诏哥舒翰“以军行，过门毋下”，百官郊饯，旌旗绵亘二百里。哥舒翰感到很惶恐，几次自言有病，皇帝不听。但因痼疾不能工作，便将军政委托给田良丘，叫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这三人争夺领导权，政令不能统一，士气涣散，无斗志。
天宝十五载（七五六），进拜哥舒翰为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禄山派儿子安庆绪来攻关，给哥舒翰打跑了。老杜写诗时哥舒翰已进拜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所以称他为“相公”。当时哥舒翰领军镇守潼关，且有小胜，所以老杜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但想到高仙芝、封常清这样的一些常胜将军也都丧败身亡，战局多变，很难逆料，就不免忧心忡忡、痛哭流涕了。朱注以为潼关属华州，与白水近，故见兵气之盛如此。浦起龙不同意，说：“白水去潼关且四百里，安得云近？亦遥相虚摹之词耳。”说虚摹是对的，但多少有视觉实感作依据。白水距潼关不近，登高远眺，华岳诸峰当能入望。今见夕阳返照，映红了天际层峦，远水萦回，闪闪发光，心想华山下面就是哥舒翰重兵云集的潼关，不觉疑心那山岚漂浮着兵气，水色夹杂着刀光了。写景有力，令人魄动。上段提到了哀乐，接着便一层深入一层地抒写内心的忧虑：“人生半哀乐，天地有顺逆。慨彼万国夫，休明备征狄。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欲告清宴罢，难拒幽明迫。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卢元昌说：“高斋旅食，时哥舒正守潼关，李、郭皆请固关而守。国忠恐翰图己，促之出战，将相不和，潼关危矣。诗云：‘知是相公军，铁马云雾积。’谓守关犹足恃也。‘猛将纷填委，庙谋蓄长策。’谓将相协和，兼任李、郭，以图万全不败之道也。‘东郊何时开？带甲且未释。’谓宜枕戈衽甲，勿懈于防也。终曰：‘三叹酒食旁，何由似平昔。’又知阃任不专，庙谋失策，潼关必溃也。”诠释大致不差，可见老杜对时事很关心，看问题也很深刻。
老杜的忧虑不为无因。这时天下以杨国忠骄纵召乱，莫不切齿。加上安禄山起兵以诛杨国忠为名，哥舒翰的属将王思礼秘密劝说哥舒翰上表请诛杨国忠，哥舒翰不吭声。王思礼又请求带三十骑将杨国忠劫到潼关来杀了他，哥舒翰说：“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同时也有人劝说杨国忠：“今朝廷重兵尽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岂不危哉！”杨国忠听了很害怕，就上奏说：“潼关大军虽盛，而后无继，万一失利，京师可忧，请选监牧小儿三千于苑中训练。”皇上答应了，派剑南军将李福德带领。杨国忠又募万人屯灞上，派亲信杜乾运带领，名为御贼，其实是防备哥舒翰。哥舒翰知道了，也怕给杨国忠搞掉，就上表请求将灞上军划归潼关；六月间又将杜乾运召到潼关，借故杀了，杨国忠更加害怕。这时有人报告敌将崔乾祐在陕（今河南陕县），兵不满四千，都羸弱无备，皇上遣使催哥舒翰进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奏说：“禄山久习用兵，今始为逆，岂肯无备！是必羸师以诱我，若往，正堕其计中。且贼远来，利在速战；官军据险以扼之，利在坚守。况贼残虐失众，兵势日蹙，将有内变；因而乘之，可不战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务速！今诸道征兵尚多未集，请且待之。”郭子仪、李光弼也上言道：“请引兵北取范阳，覆其巢穴，质贼党妻子以招之，贼必内溃。潼关大军，惟应固守以弊之，不可轻出。”杨国忠疑心哥舒翰要搞掉他，就对玄宗说贼正无防备，哥舒翰却逗留不出，将贻误战机。玄宗以为然，接连派出中使催促哥舒翰出击，路上使者项背相望，络绎不绝。哥舒翰不得已，抚膺恸哭，引兵出潼关，在灵宝（今河南灵宝县）西原遭遇崔乾祐部。两军会战，崔乾祐将军队埋伏在险要处，哥舒翰与田良丘浮舟中流观察军势，见敌兵稀少，就命令诸军进攻。王思礼等带领精兵五万居前，庞忠等带领余兵十万紧跟在后面，哥舒翰领兵三万登黄河北岸土山上观战，鸣鼓以助其势。崔乾祐所出的兵不过万人，什什伍伍，散如列星，或疏或密，或进或退，官军见了感到很好笑。其实崔乾祐带领精锐部队在后面严阵以待。一经接战，叛军偃旗息鼓像要逃跑的样子，官军一松懈，就不加防备了。不一会儿，伏兵发起战斗，从高处滚下木石，打死许多士卒。道路窄狭，士卒拘束在里面，枪槊不得施展。哥舒翰以毡车驾马为前驱，想借以冲击敌人。晌午过后，突然起了东风，崔乾祐以草车数十辆堵塞在毡车之前，纵火焚烧，烟焰弥漫，官军张不开眼睛，就自相残杀，以为贼在烟中，集中弓弩乱射。天黑了，箭也用尽了，才知道并没有贼。崔乾祐派遣同罗精锐的骑兵从南山过来，窜到官军后面袭击，官军首尾骇乱，不知所措，于是大败。士卒或弃胄卸甲窜匿山谷，或互相拥挤掉到黄河里淹死，叫喊声震天动地，叛军乘胜追逼。后军见前军败，都不战自溃，黄河北岸的官军望见这情况也溃退了。哥舒翰独与麾下数百骑逃走，从首阳山西渡黄河入潼关。关外原先挖了三层壕沟，都宽二丈深一丈，人马掉到里面一会儿就满了，其余的人踩着他们走了过去，士卒得以回到潼关的才八千余人。第二天崔乾祐便占领了潼关。哥舒翰退到关西驿，张榜招收散兵，想夺回潼关。他下面的蕃将火拔归仁等以百余骑围驿，进去骗哥舒翰说：“贼至矣，请公上马。”哥舒翰上马出驿，归仁率众叩头说：“公以二十万众一战弃之，何面目复见天子！且公不见高仙芝、封常清乎？请公东行。”哥舒翰不肯。归仁就把他的脚捆在马肚子上，把诸将中不从的都抓起来捆绑了。正好叛将田乾真已到，就投降了，都送往洛阳。安禄山问哥舒翰道：“汝常轻我(10)，今定何如？”哥舒翰伏地答道：“臣肉眼不识圣人。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常山，李祗在东平，鲁炅在南阳，陛下留臣，使以尺书招之，不日皆下矣。”安禄山大喜，以哥舒翰为司空、同平章事。又对归仁说：“汝叛主，不忠不义。”把他抓起来杀了。哥舒翰以书招诸将，都回信责备他。安禄山见无效，就把哥舒翰囚禁在洛阳苑中。潼关陷落，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都弃郡逃走，关中大乱，于是上自皇帝下至平民，莫不人心惶惶，纷纷出逃。
就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诗人杜甫也携带着家小杂在难民群中离开白水向北逃亡。十四年后他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写的《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诗中追述当初逃难的狼狈情状说：“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吾客左冯翊，尔家同遁逃。争夺至徒步，块独委蓬蒿。逗留热尔肠，十里却呼号。自下所骑马，右持腰间刀。左牵紫游疆，飞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铭佩牢。乱离又聚散，宿昔恨滔滔。”这诗一开头说：“我之曾老（一作祖）姑，尔之高祖母。”这王砅是他第四代的表侄。(11)《新唐书·地理志》：“同州冯翊郡，上辅。……县八。冯翊，朝邑，韩城，郃阳，夏阳，白水，澄城，奉先。”白水属该郡（天宝三载以州为郡），此“左冯翊”当指白水而言。(12)他和王砅两家当时都寄寓白水避乱，后又一同由此北逃。上路之初，老杜是骑着牲口的，哪知牲口给人抢走了，只得步行，一个人落在后面，不小心掉在蓬蒿坑里。亏得他这位重表侄心肠热，见他丢失了，便走回十里呼号着他的姓名寻找他；找到后又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还右手拿刀，左手牵着缰绳，一路保护着他追赶前面的两家人。这活命之恩老杜一直牢牢地记在心里。乱离中聚散无凭，他们后来分开了，长久见不到面，深以为恨。——这一段写得很具体很真实，千载之后让人读了还可以犹如亲历其境地感受到当日人们逃难时的仓猝、惊慌和混乱，很显然，白水一定是突然遭到叛军的袭击了。
由于得到王砅的帮助，老杜不久就跟家人会合，继续赶路。夜半他们经过了白水县东北六十里的彭衙故城（即今彭衙堡）。赶上这十天老下大雨，道路泥泞，很不好走。经过一两天的辛苦跋涉，他们抵达了同家洼，暂投故人孙宰家小住。一年之后，诗人将这一段流亡经过极其生动具体地写入《彭衙行》：“忆昔避贼初，北走经险艰。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尽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颜。参差谷鸟吟，不见游子还。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怀中掩其口，反侧声愈嗔。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13)一旬半雷雨，泥泞相牵攀。既无御雨备，径滑衣又寒。有时经契阔，竟日数里间。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边烟。小留同家洼，欲出芦子关。故人有孙宰(14)，高义薄曾云。延客已曛黑，张灯启重门。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15)从此出妻孥，相视涕阑干。众雏烂熳睡，唤起沾盘飧。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16)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欢。谁肯艰难际，豁达露心肝？别来岁月周，胡羯仍构患。何当有翅翎，飞去堕尔前！”
至德二载（七五七）杜甫由凤翔（今陕西凤翔县）回鄜州（今陕西富县）探家，路经彭衙之西，因忆及头年避乱途中承孙宰盛情接待，但不能枉道相访，就写作了这首诗以志感。除末四句抒发写诗时的感触外，其余皆缕述去岁仓皇出逃情景，这不仅为诗人一家，也为当时颠沛流离的难民群留下了真实的艺术剪影。为了尽可能地避开危险，夜深仍在赶路。月光照着远处白水县城那边的山峦，显得格外凄凉。（诗人可能下意识地在寻找那个根本无法辨认的他盘桓多时、刚离开不久的高斋呢！）一家大小都在徒步行走，那一副副狼狈相，见到了人真不好意思。山野里静悄悄的，鸟儿一声长一声短地啼叫着，就是不见有逃难的人往回家的路上走。天真的小女儿饿急了直咬我，我怕她的哭声引来老虎和豺狼，就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捂着她的口，哪知她拼命挣扎着闹得更凶了。小儿子见妹妹饿得这样，装着懂事的样儿，采来一些苦李子给她吃，这苦李子怎么能吃呢。最近十天之内一半时间有大雷雨，道路泥泞，大伙儿只好相互牵扶或抓着两旁的树木往前走。没有雨具，路又滑，衣淋湿了又冷。有时走得真艰苦，整天都走不了几里地。采些野果子当干粮，在低低的树枝下歇息。早起蹚着石径上雨后四处乱流的山水出发，晚上住在天边有人烟的地方过夜。正想在彭衙附近的同家洼稍作休整，然后再往北逃出芦子关（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去，恰好遇到孙宰你这位老朋友。你真是义薄云天，连夜张灯迎客，大开重门。烧水烫过了脚，又剪纸作旐为我们招了那惊吓得出了窍的魂，这才让夫人和子女出来跟我们见礼，彼此相对，热泪纵横。实在太劳累，小孩子们早睡熟了，还是得叫起他们来叨扰这顿丰盛的晚餐。你发誓说要跟我结拜为兄弟，还把堂屋腾出来让我们住。在这样的艰难岁月，谁肯这样肝胆相照？咱们别来不觉又是一年，可是战乱仍未平息。要是我什么时候有了翅膀，能飞落在你跟前，那该有多好啊！——这是一幅流民图，也是一卷风俗画，惊惶中见温暖，凄凉中显幽致，叙述中有感情，像生活一样真实，却不是生活的罗列，诗所以写得好。“一旬”数句可与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吾自发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无边，险径游历，栈石星饭，结荷水宿，旅客贫辛，波路壮阔，始以今日食时，仅及大雷”一段参读。
在孙家小住之后，老杜又携眷经华原（故治在今陕西耀县东南）、三川（故治在今陕西富县南）赴鄜州（今陕西富县）。《旧唐书·地理志》载三川县属鄜州，以华池水、黑水、洛水三水会同因名。诗人行经此地时正值三水暴涨，作《三川观水涨二十韵》纪实抒怀说：“我经华原来，不复见平陆。北上惟土山，连天走穷谷。火云无时出，飞电常在目。自多穷岫雨，行潦相豗蹙。蓊匌川气黄，群流会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谓阴崖踣。恐泥窜蛟龙，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树，礌磈共充塞。声吹鬼神下，势阅人代速。不有万穴归，何以尊四渎。及观泉源涨，反惧江海覆。漂沙圻岸去，漱壑松柏秃。乘陵破山门，回斡裂地轴。交洛赴洪河，及关岂信宿。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秽浊殊未清，风涛怒犹蓄。何时通舟车？阴气不黪黩。浮生有荡汩，吾道正羁束。人寰难容身，石壁滑侧足。云雷屯不已，艰险路更跼。普天无川梁，欲济愿水缩。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举头向苍天，安得骑鸿鹄？”过了华原，一片汪洋，平地都淹没了，只剩下些土山包，人们连日在山沟里走。火云在凝聚，不时地抽着闪电，还有雨下。这里是黄土高原，众水汇聚在山洼子里，激流黄浊，波涛汹涌，悬崖崩踣，似有蛟龙飞窜。麋鹿走投无路，都登上了那一小片露在水面上的高地。山水猛涨，冲倒了树木；木石堵塞了水口，发出鬼哭神号的咆哮声，令人不免产生沧海桑田的感叹。今见洪水排泄不了，才懂得了那有着千万条孔道排水的江、河、淮、济“四渎”何以自古以来便为人们所尊崇。上游涨这么大的水，我真怕是翻江倒海，把水倒灌上来了。沙石漂流将圻岸冲走，沟壑里的松柏枝叶全给拍岸的惊涛漱掉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水势凶猛，华原县东南四里这座土门山的山门也快给冲破了；据说地有三千六百轴，这回旋翻滚的洪水兴许能裂开地轴。这洪水汇合了洛水奔赴黄河，不用一两晚便会流到潼关。想起这洪水会淹没几个州，我耳边就好像响起了万家的哭声。这肮脏的浊水远没有澄清，风涛还在继续发怒，不知何时阴气才能消除，恢复正常的舟车交通。我如今漂泊在外，道路窄狭，世间难以容身，就像这石壁梯滑无落脚之处一样。天空中风云雷电正聚积个没有完，路就越走越艰险窄狭了。普天之下既然没有桥梁，要想渡过这茫茫的水面就唯愿这水退了啊！想到山林中许许多多流离失所的难民难以逃脱一饱鱼腹的厄运，我不觉举头祈祷苍天，要是能让大伙儿骑着鸿鹄脱险该多好！——卢元昌说：“时禄山作乱，神州有板荡之象。篇中云：‘声吹鬼神下’，阴长阳消也。‘势阅人代速’，世事沧桑也。‘何以尊四渎’，无复朝宗也。‘反惧江海覆’，中原陆沉也。‘云雷屯未已’，建侯不宁也。‘普天无川梁’，拯救无人也。语意显然。”个别解释未必尽然，认为诗中关于观涨的所见所感大多与时世之忧有关，却是不错的。安禄山叛乱的终于爆发，对于事先并非毫不觉察的老杜来说，仍然是一场心灵上的大地震。“屋漏又逢连夜雨，破船偏遇打头风。”正当他闻警出逃、惊魂未定之际，齐巧又碰到这场特大洪水。这天灾、人祸又都是那么铺天盖地、来势汹汹。他身心受到了双重威胁和折磨，这怎教他不把二者有意无意地联系在一起呢？时人好谈形象思维，光就这一点而论，在潜意识里，在可怖的梦魇中，这二者是那么扑朔迷离，是很容易相混的啊。处在生死莫卜、前途渺茫的困境，诗人作诗以自遣，居然能推己及人，想到“数州”“万室”的悲欢，这该是出于真心，非故作姿态以邀誉于千载吧？人问杜甫诗歌的人民性从何而来，我看，正像这首诗所明显地显示出来的那样，主要是来自生活遭遇的多少接近人民。当然，他那一点尚能推己及人的同情心，正由于仕路蹭蹬而幸未为官肠吏肚所替换，这也不失为一个主观上的因素。
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论及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时说：“异想天开的‘广厦千万间’的美梦，是新旧研究专家们所同样乐于称道的，以为‘大有民胞物与之意’，或者是‘这才足以代表人民普遍的呼声’。其实诗中所说的分明是‘寒士’，是在为还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打算，怎么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呢？……所谓‘民吾同胞，物为吾与’的大同怀抱，‘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只是一些士大夫的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想而已。”要想分辨这一席话的正确与否，我认为最好先研究一下《三川观水涨》“因悲中林士，未脱众鱼腹”这两句诗。“士”而居于“中林”，无疑是山林隐逸了。王康琚《反招隐诗》说：“今虽盛明世，能无中林士？”王维《济上四贤咏·郑霍二山人》说：“岂乏中林士？无人献至尊。”就是明证。这样，是不是能说杜甫当时仅仅只是担心山林隐逸们会给鱼吃了呢？恐怕不能。因为诗人在前面就明明交代过：“应沉数州没，如听万室哭。”可见他担心的不只是山林隐逸而是“数州”“万室”会给水淹了。难道这“数州”“万室”通通住的是山林隐逸，不住老百姓么？既然这诗中的“中林士”在老杜的心目中主要是指“数州”“万室”的老百姓（其中当然也包括山林隐逸），那么，我们就不能死抠字眼，一口咬定另一首诗中的“寒士”就只能指“没有功名富贵的或者有功名而无富贵的读书人”，而决不能够扩大为“民”或“人民”。小时读书，抽象地，甚至教条主义地信仰了“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契稷经纶，长大了也自认为此而奋斗，当一旦接触现实，接触人民，竟致多少产生了“大有民胞物与之意”，这在旧社会并非毫无可能。倘若老杜当日果真如此，又有什么可厚非的呢？王嗣奭说：“描写水势之横，不减虎头之画，而‘声吹’‘势阅’二语，似不可解，而光景宛然，故前辈赏之，真惊人语也。”又说：“此诗之佳，在摹写深刻，如‘声吹’‘势阅’二句，无人能道，然终与唐人分道而驰。比之画马，他人皆画肉，而公则画骨，此其超出唐人者。肉易识，骨不易识也。”（此条今本《杜臆》不载，此据仇注所引）这首诗在艺术上不大为人所称道，王嗣奭诸人能赏其摹写深刻、出语惊人，颇有眼力。老杜善于捕捉并描状优美清新的情境和细致微妙的生活感受，且着意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创新，关于他在这些方面的特长和成就，前几章中我已多次讲了我粗浅的看法。这里，我们又高兴地见到了他为开拓传统诗歌的题材，为发展诗歌艺术的表现力所做的新探索和所取得的新成绩。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了盛唐，名家名作，大量涌现，形成了诗坛上万紫千红、百花争艳的繁荣景象。这一时期的诗歌，内容丰富，题材广阔，体裁多样，技巧精湛，风格迥异，各臻其妙。但是正如任何事物一样，在日趋成熟、完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框框，窒息着它的生机。毛奇龄《西河合集·诗话》在论证中唐诗歌之所以必须大变时曾中肯地指出：“盖其时丁开（元）、（天）宝全盛之后，贞元诸君皆怯于旧法，思降为通侻之习，而乐天创之，微之、梦得并起而效之。”可见前代学者中早就有人见到开、天时期诗歌虽然全盛，却也同时形成了“旧法”（即框框），给其后诗人们的创作带来束缚的这一现象。在我看来，盛唐诗歌创作中最普遍、影响也最大的“旧法”之一，是要求诗写得富于常人所理解的那种“诗情画意”，也就是说要符合优美的境界、情操、感受和语言等等正常的美学标准，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熟境、熟意、熟词、熟字、熟调、熟貌（这在大家李白、王维集中往往可见，老杜亦复不少）。不管老杜当时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在实践中为“语不惊人死不休”所做的努力，实际上是对这种在当时已逐渐形成的“旧法”的突破。他着意捕捉、描状优美清新的情境和细致微妙的生活感受，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固然是一种新探索和突破，但仍旧是基于上述所谓正常的美学标准，也就是说并未从根本上破除“旧法”。随着他久客长安，求官不得，生活日益贫困，尤其是安禄山叛变的突然爆发，他的处境和遭遇，无不一反常态，而他的所见所感却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但又很难用那种基于正常美学标准的“旧法”来加以表现，于是这就促使他不得不暂时收拾起闲情逸致、诗情画意，舍弃那娴熟的技艺，另辟蹊径，尝试以破体的笔墨表现反常的生活和心境，犹《诗经》的有变风、变雅，音乐的有变宫、变徵一样。
一九七九年夏天，叶嘉莹教授在北大中文系讲学，指出杜甫在《秋雨叹》中居然让“雨中百草秋烂死”这样的语辞和形象入诗，可算得是对传统诗歌习惯写法的大胆突破，是诗歌创作中写实手法的深入（大意如此）。我觉得这话讲得好，真是一语破的。旅食京华后期的杜诗中，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如“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投简咸华两县诸子》）、“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醉时歌》）、“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等等，莫不摆脱俗套，如实刻画。而《三川观水涨》，则更是纯以破体的笔墨写险恶的境地和恶劣的心情。借助于冷僻奇峭的文辞，组织种种杂乱无章的形象，便粗犷有力地显出山洪涨势的凶猛和遭淹面积的宽广，并从而烘托出极端惶恐的情绪，勾起无比深广的忧思。诗人这种举重若轻、似拙实巧的艺术表现才能，实在令人惊叹不置。王嗣奭称道此诗犹如画马之能画骨，确乎是有所见而发。歌德说：“我们德国美学家们大谈题材本身有没有诗意，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并非一派胡说，不过一般说来，只要诗人会利用，真实的题材没有不可以入诗或非诗性的。”千多年前老杜的创作实践，证明这话至确。仇兆鳌引《海赋》四条，《江赋》二条，《魏都赋》《西征赋》《叹逝赋》《风赋》《南都赋》《上林赋》《舞鹤赋》《太玄赋》各一条，分别为该诗中所用典故注明出处，在我看来，这恰好显示了这诗不仅在用词遣句上，甚至在构思和写法上，都明显地受到了赋，尤其是《海赋》《江赋》的影响，而又有所发展。赋主铺叙，“写物图貌，蔚以雕画”（《文心雕龙·诠赋》）。诗人借鉴赋的凝重雕画笔触以增强其风骨，又保持诗歌比兴抒情的特色，这样，就产生了像《三川观水涨》这种以“诗”为体以“赋”为用的新的诗歌构思和表现方式。所以王嗣奭说：“遵岩极取此诗，余谓三川水涨，谓之赋可，谓之比亦可。”诗和赋的特色，这诗是兼而有之的。由此可见老杜“熟精《文选》理”的过硬功夫，和他“转益多师是汝师”，善于学习、善于创新的非凡本领。目前大家都在认真地讨论新诗发展中的种种问题，我们难道不能从这里得到点什么启发么？
老杜一家，历尽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过了洪水泛滥的三川地区来到了鄜州，将家安置在羌村(17)居住。在此期间，得知肃宗七月即位于灵武的消息，即只身离开鄜州，北上延州（今陕西延安市）(18)，想出芦子关（在今陕西横山县附近），去投奔行在。
这时作的《避地》诗说：“避地岁时晚，窜身筋骨劳。诗书遂墙壁，奴仆且旌旄(19)。行在仅闻信，此身随所遭。神尧旧天下，会见出腥臊。”上截写避乱伤时的感叹，下截望新主能光复旧物。顾宸说：“当是至德元载冬作，盖避地白水、鄜州间，窜归凤翔时也。”仇兆鳌说：“此诗见赵次公本，但注云至德二载丁酉作，非也。今从顾氏。”说作于至德元载是对的，但不得说“窜归凤翔时”。老杜“避地”之初，刚逃离白水即“块独委蓬蒿”，走到三川又遇洪水，“连天走穷谷”，难道这还不算是“窜身筋骨劳”，非得“窜归凤翔时”才算么？据第一、五两句，这诗当作于避地鄜州，闻肃宗即位灵武后，欲赴行在尚未成行时。又，“岁时晚”犹如《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忧端且岁时”中“且岁时”的意思一样，是说已经过了大半年了，这一年眼看又快完了，不一定指冬天，因为他作《月夜》时已身陷长安贼中，诗中说：“清辉玉臂寒。”绝非冬夜望月情状。同时又有《送灵州李判官》诗，末二句说：“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案：《新唐书·郭子仪传》载：“（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诏子仪为卫尉卿、灵武郡太守，充朔方节度使，率本军东讨。……太子即位灵武，诏班师。……赴行在。……拜子仪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仍总（朔方）节度。”两相对照，可知这诗当作于至德元载肃宗即位之初。黄鹤及朱、顾诸家俱编在乾元二年，冯注从《杜臆》编在至德二载，均非。灵州即灵武。“李必节度所辟”（浦起龙语），老杜作诗送李赴灵武入幕，非如仇兆鳌所说“在凤翔时”送李入灵武幕。
他的《得舍弟消息二首》也当作于这一时期。(20)其一说：
“近有平阴信，遥怜舍弟存。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火新酣战，啼垂旧血痕。不知临老日，招得几人魂。”平阴，今山东平阴县。其弟杜颖曾任齐州临邑（今山东临邑）主簿，老杜游齐鲁时曾迂道去探望过他。这里指的当是杜颖。老杜得到他逃亡到平阴后捎来的信，知道他尚在人世，就写了这两首诗抒发乱离悲苦之情。其二说：
“汝懦归无计，吾衰往未期。浪传乌鹊喜，深负鹡鸰诗。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两京三十口，虽在命如丝。”可见诗人当时身逢乱世、心力交瘁情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说：“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只说十口，这里的“三十口”当合他和杜颖两家而言。浦起龙说：“弟之家口在东京陆浑庄。公时家寄鄜州。鄜州属西京。”据诗意可知他接近年终时（“忧端且岁时”）尚在羌村。他离家首途奔赴行在当在此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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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奉先·白水·鄜州-杜甫的惊变与陷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