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在这个倒霉的春天里，老杜除了偶尔偷偷地溜到曲江这样的昔日游乐地去伤今忆旧，抒发家国身世之悲，也常与长安城中几位相知的僧俗友人来往，或趁食，或谈心，总之是相濡以沫，聊以度日。《长安志》载大云经寺在京城朱雀街南，怀远坊东南隅；本名光明寺，武后初幸此寺，沙门宣政进《大云经》，经中有女主之符，因改名，并令天下诸州置大云经寺。当时长安大云寺住持僧赞公对老杜很友善，曾留他在寺里住宿，供饮食，送履巾，照顾得真是无微不至。老杜深为感动，就写作了《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一说：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醍醐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臂有多日，开怀无愧辞。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休起我病，微笑索题诗。”此初过寺中而记其胜概。江总《大庄严守碑》：“影彻琉璃之道，光遍水精之域。”“心在”句出此，妙处不仅在用典恰当，更在借“水精域”的联想，显示他离乱世红尘而乍一到此净界所生超脱而圣洁的心理状态。“衣沾”句有季节感和生活实感。杨伦以为“到扉”句是“不欲俗人过从也”。若理解为描状了战乱中寺院僧人惊惶不安、唯恐坏人闯入的神态，亦复大佳。僧家设“斋”，每“撞钟”而会食。“醍醐”是酥酪上凝聚的油。《本草纲目·兽一》“醍醐”引寇宗奭的话说：“作酪时，上一重凝者为酥，酥上如油者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极甘美。”佛教用以比喻一乘教义。
如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卷五：“譬如因乳得酪，因酪得酥，因酥得醍醐。真解脱中都无是因，无是因者即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发性”出《止观辅行》：“见是慧性，发必依观；禅是定性，发必依止。”“过”，过甚，过分。“扶衰”出《汉书·食货志》：“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醍醐”句夹在“撞钟”句与“饮食”句之间，前后俱述设斋会食情事，不能径采王洙注，以为这只是称美赞公，说听他说法，如醍醐灌顶；而应该转个弯，从席间酥酪、醍醐之类精美的斋食而引出这一不无幽默意味的想法：原来就是从这种食品中长久地生发出佛性来的啊！怀素《食鱼帖》说：“老僧在长沙食鱼，乃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咲（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日怀素藏真白。”怀素作草书是很费气力的：“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李白《草书歌行》）他来到长安，不便吃肉，写字没劲儿，欠了不少“字”账没法还，就说谁若是要他写字，就得先给他滋补滋补。据说长安大户人家争着请他写字，先预备一面白粉墙，等他酒醉饭饱之后，便振笔疾书，一挥而就。评者谓张旭为颠，怀素为狂。他私下问人要肉吃，真是够狂的了，但到底怕人笑话，不敢公开吃肉。可见长安不像长沙，是不允许和尚吃荤，寺院中待客也无疑是用素食的啊。帖中的“扶羸”就是诗中“扶衰”的意思，是说补养一下虚弱的身子。太平年月，作为和尚的怀素，没肉吃尚且叫苦连天，说要增加点营养。敌离时世，老杜在寺院里叨扰了几顿“淡出鸟来”的素食，竟感激不尽，说什么“饮食过扶衰（饮食中的营养已大大超过了滋补身子的需要）”，他当时生计的窘迫，可想而知。南朝刘宋时沙门惠休善属文，本姓汤，此“汤休”借喻赞公。“起我病”承“扶衰”“把臂”意。末二句谓：来此多日，承赞公盛情款待，亲切交谈，使我病痛消除，心身舒泰；赞公见我如此，便欣然向我索取诗句来了。
《杜臆》说：“公诗人，意适行迟，诗兴动矣。赞会其意，故‘微笑索题’，景况殊妙。‘起我病’，谓有好诗之癖。”如此解说亦通，可参看。浦起龙说：“‘斋及兹’，适然初款。‘醍醐’‘饮食’，特设矣，正述‘多日’‘开怀’时。仇即指及兹之斋，非是。但‘开怀’自有心心相契处。吴论云‘开怀享食’，陋甚。‘意会’‘行迟’，赞公同步，与前‘徐步’‘幽期’各别。结亦有神，一往幽微，尽入拈花一笑也。钟惺曰：‘诗有一片幽润灵妙之气，浮动笔端。’”剖析细致，引钟惺语亦佳。“黄鹂”是寺院和平静穆景象，写得有气氛。
其二：“细软青丝履，光明白㲲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顾转无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远德过人。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天阴对图画，最觉润龙鳞。”前半截谢赠履巾，言此二物“宜供养老宿，今取赠吾身，自顾殊觉不称也。‘无趣’，即自嫌形秽之意”（施鸿保语），并以东晋高僧支道林的才、惠远的德来称誉赞公。“白㲲巾”，西域白㲲布做的手巾（详仇注）。后半截写傍晚雨景，别饶韵致。张彦远《名画记》载，大云寺东浮图有三宝塔，东壁北壁郑法轮画，西壁田僧亮画，外边四壁杨契丹画。《画断》载，吴道子尝画殿内五龙，鳞甲飞动，每欲大雨，即生云雾。有谓“图画”指山、“龙鳞”指松，或谓二者统指山林远色，皆非。还是施鸿保理解的对：“上句乃统言所画，下句则言道子画龙，天阴尤觉鳞皆润也。”
其三：“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珰。天黑闭春院，地清栖暗芳。玉绳迥断绝，铁凤森翱翔。梵放时出寺，钟残仍殷床。明朝在沃野，苦见尘沙黄。”写通宵不寐所见所闻所感。黄生说：“夜景无月最难写，惟杜写无月之景，往往能入妙。‘夜深殿突兀’，摹写逼真，亦在暗中始觉其然耳。以后句句是暗中说话。”老杜《夜宴左氏庄》写无月夜景亦佳。鲍照《代夜坐吟》：“冬夜沉沉夜坐吟，含声未发已知心。霜入幕，风度林。朱灯灭，朱颜寻。体君歌，逐君音。不贵声，贵意深。”谢灵运《夜宿石门》中这几句：“鸟鸣识夜栖，木落知风发。异音同至听，殊响俱清越。”都凭听觉写夜景，殊觉可喜。“金琅珰”，指长锁（见《汉书·西域传》注），或指殿角悬铃之声，均可。“铁凤”见《西京赋》：“凤？翥于甍标，咸溯风而欲翔。”薛综注：“谓作铁凤凰，令张两翼，举头敷尾，以函屋上，当栋中央，下有转枢，常向风如欲飞者。”“心清”“地清”二句不仅“清”字复，意亦重，但“闻妙香”见“心清”，“栖暗芳”见“地清”，着眼点一在情一在境，情境自别，就不觉字复意重了。才享几日清福，明朝又将重返乱世尘沙中厮混，篇末不觉感叹系之了。
其四：“童儿汲井华，惯捷瓶在手。沾洒不濡地，扫除似无帚。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侧塞被径花，飘飖委墀柳。艰难世事迫，隐遁佳期后。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杖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既未免羁绊，时来憩奔走。近公如白雪，执热烦何有？”此叙早起惜别之情。头四句言小童汲井，动作熟练，洒扫庭院，轻而易举。“明霞”四句写阁映朝霞、窗销宿雾、繁花被径、垂柳拂阶的绮丽晨景。“艰难”四句慨叹世路艰难，惜未趁早归隐；一向钳口结舌，今得倾诉衷肠。《九辩》：“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左传》哀公十二年：“国狗之瘈，无不噬也。”旧注多以为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不从者杀之，老杜晦迹寺中，故有“那能总钳口”，及“泥污人”“国多狗”等语。(31)最后四句是说，我既然一时摆脱不了羁绊，我还要常到这里来走动、歇憩；因为您就像白雪，挨近您，我内心那热辣辣的烦躁情绪，自会烟消云散的。根据“开复闭”“尘沙黄”“泥污人”“国多狗”等语揣测，大概那几天风声较紧，老杜官小人微，虽暂疏约束，也不能不提防恶狗乱咬，故来寺院，小作勾留，借以晦迹；今见风势似已稍减，只得辞离清净佛地，重入尘沙乱世，但心中不免忐忑不安，临路踟蹰。——这组诗，不是也多少反映了老杜陷贼、困居长安时的一个生活侧面么？(32)
这一时期他经常饿饭，全靠朋友们周济度日。他的《雨过苏端》说：
“鸡鸣风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无食起我早。诸家忆所历，一饭迹便扫。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也复可怜人，呼儿具梨枣。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红稠屋角花，碧委墙隅草。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况蒙霈泽垂，粮粒或自保。妻孥隔军垒，拨弃不拟道。”久旱下雨就好。困居长安，生活没有着落，只好一早起身，拄着藜杖，拖泥带水地到熟人家混口饭吃。一般的交情，叨扰一顿也就不好再去了，只有这位“文章有神交有道”的苏端却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令我倾倒之至。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他也是可怜人，可是见我来了，总是叫儿子弄点梨枣什么的来款待我，陪我饮酒谈心。这时节屋角的花开得很稠，墙边的草长得绿油油的。亲朋们聚在一起纵谈笑谑，嘻嘻哈哈的，这欢乐的气氛感染了我，仿佛自己也年轻了。老天降下甘霖，今年粮食兴许有希望。想起妻儿子女远隔军垒真教人难过；咳，还是抛到一旁，就别提了。——这诗写得真率有味，既见老杜当时的穷愁苦恨，也见他处逆境而能维持精神上的平衡，不丧失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情味和美的敏感。施鸿保说：“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只身陷贼，哪能“恝然”？不过，若片面地认为他处于此时此境，必然终日愁苦，了无生趣，那也算不得是真的懂得老杜、懂得人生啊。浦起龙说：“‘红稠’‘碧秀’，亦为雨色点染。”北方干燥，何况春旱，即使花开草长，也蒙着一层尘土；一经大雨洗净，才更觉其“红”其“碧”了。杨伦说：“杜诗只字片句，后人多据为故实。山谷诗：‘月黑虎夔藩’，谬误可笑。东坡《送梁左藏诗》云：‘东方健儿虓虎样，泣涕怀思廉颇将’，乃用杜《遣兴诗》中语，亦恐非原文。不如放翁诗：‘无复短衣随李广，但思微雨过苏端’，为新而工也。”放翁此联，得来现成，不但有韵致，且饶兴寄，颇佳。
《喜晴》大概作于这场春雨初晴时：“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肃肃春增华。青荧陵陂麦，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实，我饥岂无涯？干戈虽横放，惨淡斗龙蛇。甘泽不犹愈，且耕今未赊。丈夫则带甲，妇女终在家。力难及黍稷，得种菜与麻。千载商山芝，往者东门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谁疵瑕。英贤遇？轲，远引蟠泥沙。顾惭昧所适，回首白日斜。汉阴有鹿门，沧海有灵查。焉能学众口，咄咄空咨嗟！”“皇天久不雨，既雨晴亦佳”就是“久旱雨亦好”的意思。二诗同时所作，话语不觉讲得如此相似。久雨初霁，出郭眺望，只见桃李花开，麦苗青青，春景固然佳丽，但诗人心里想的却是：下了这场及时雨，今年的收成没问题，我饿肚子的日子该有个完了吧？《义山杂纂》中以“看花泪下”等九事为“杀风景”。老杜面对大好春光，不但寄希望于麦秋，还急盼桃李结实疗饥，这无疑是大杀风景了。但处如是境，作如是想，便如实道来，乱世人心情立见，真切感人。次言雨后正好耕种，丈夫虽尽出征，妇女在家，虽不能种植黍稷，犹得侍弄菜麻。退一步作宽慰语，其实是慨叹遭乱而农事多荒，“我饥岂无涯”的愿望终难实现。于是就引出了末段伤乱而欲远遁的意思，结束全篇。“出郭眺西郊”“回首白日斜”，出城回城，独往独来，老杜身虽陷贼，行动仍然是相当自由的。老杜从长安逃出是在这年四月，这次出郭闲游就在出逃前不久。要是说这次出游是为出逃探路，看看是否出得去，是否有隙可乘，恐怕也不是毫无道理。《杜臆》说：“前引‘商山芝’‘东门瓜’，后引‘鹿门’‘海查’，语似复而意不同；前就古人说，后就自己说。谓决意远去，无之而不可，陆有鹿门，海有灵查，未尝阻我往也。”王嗣奭不是早就看出老杜当时已下决心要逃走了么？
正在这个时候，被俘虏到洛阳的郑虔潜回长安。老杜与他相遇于郑潜曜驸马家池台，悲喜交集，同饮赋诗说：
“不谓生戎马，何知共酒杯。燃脐郿坞败，握节汉臣回。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别离经死地，披写忽登台。重对秦箫发，俱过阮宅来。留连春夜舞，泪落强徘徊。”（《郑驸马池台喜遇郑广文同饮》）老杜前在长安与郑虔过从甚密，据《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戏简郑广文兼呈苏司业》等诗，可见二人交谊之深。大概从老杜移家奉先之后，他俩便不常见面了。不想大难同经，出生入死，今又重逢于旧游地，契阔谈宴，听歌观舞，春夜留连，真是喜出望外，喜极生悲，不能自已。汉末董卓筑坞于郿，高厚七丈，号万岁城。后吕布杀董卓，陈尸于市，天气开始炎热，董卓素来肥胖，油脂流了一地，守尸吏点火放在他的脐中，光明达旦。安禄山也很肥胖，腹垂过膝，每着衣带，须三四人相助，两人抬起肚子，让亲随李猪儿用头顶着，然后才能取裙裤带或系腰带。这年正月，严庄和安庆绪合谋，命李猪儿以大刀砍安禄山的肚子，肠数斗流于床上而死。事与董卓相类似，所以用在这里很恰当，且能借以表达深恶痛绝的感情。《新唐书·郑虔传》载：“安禄山反，遣张通儒劫百官置东都，伪授虔水部郎中，因称风缓，求摄市令，潜以密章达灵武。”老杜见郑虔陷贼能有这样的表现，今又乘间脱归长安，自以为难能可贵，就用苏武仗节牧羊、终于归汉的故事来称赞他。“白发”二句写郑虔陷贼忧心如焚、须发尽白而中情可察。“秦箫”用秦穆公以女弄玉妻萧史、日于楼上吹箫作凤鸣事。老杜初入长安时，常在长安神禾原郑驸马家莲花洞游赏、宴会，曾作《郑驸马宅宴洞中》诗。这次又来此饮酒听乐，所以说“重对秦箫发”。据《新唐书·公主传》和独孤及《郑驸马孝行纪》载，玄宗女临晋公主嫁郑潜曜在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历时卒；郑潜曜当驸马后“嗣荣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载”，当卒于大历四年（七六九）左右。长安沦陷时，郑潜曜如果来不及随玄宗出逃而留了下来，不降，必会像霍国长公主和王孙、驸马那样遭孙孝哲杀害；降了，两京收复后必会像陈希烈、张垍驸马那样不被处死即遭流放。郑潜曜终身富贵，到大历四年才去世，且以孝友著称，入《新唐书·孝友传》。可见他早已逃离长安，当时不在城中，所以得以保全性命与人格，未受叛乱的牵累。郑虔是郑潜曜的叔叔，杜甫是郑府的老熟人：“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他俩来了，即使驸马爷不在，留下来看家的主事人等自会设宴款待、奏乐娱宾的。《晋书·阮籍传》附阮咸传载阮籍与兄子阮咸居道南，诸阮居道北。“俱过阮宅来”，即用此典点明二郑是叔侄关系。“秦箫”“阮宅”泛指郑驸马家，不一定表明郑驸马本人当时就在场，仇兆鳌说：“此诗当做于至德二载之春。是年正月，安庆绪杀安禄山，故诗中有‘燃脐’句。想此时贼党稍纵，降官、郑（虔）得回京也。”言之有理。既然降官、郑虔他们能从东京逃归长安，难道一向不受重视、行动较为自由的未入流的兵曹参军杜甫就不可能逃出长安吗？就在这次喜遇郑虔于郑驸马池台后不久的四月中，老杜终于从金光门逃出，历尽千辛万苦，间道窜归凤翔，结束了这一段惊变与陷贼的苦难历程。
(1)详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稿上篇》，冯至《杜甫传》采此说。
(2)《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3)《旧唐书·史思明传》载：“（史思明）与安禄山同乡里，先禄山一日生：思明除日生，禄山岁日生。”仅大一天，却隔了一个年头。按虚岁计算，史思明大安禄山一岁。又同传载：“天宝初，（史思明）频立战功，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尝入奏，玄宗赐坐与语，甚奇之。问其年，曰：‘四十矣。’”案：天宝二年（七四三）正月安禄山入朝，玄宗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见《资治通鉴》）。既云史思明入朝天宝初，当亦在是年。此时史思明自称年四十，则可推知史思明约生于中宗长安四年（七〇四），安禄山生于神龙元年（七〇五）。《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被杀于至德二载（七五七）正月，卒年五十余。据推知生年计算，卒年当为五十三，证以“五十余”，足见无大讹。
(4)此据《资治通鉴》，其余诸书所载各有不同，详司马光《考异》。
(5)《资治通鉴》载：“（天宝十载，正月）甲辰，禄山生日，上及贵妃赐衣服、宝器、酒馔甚厚。后三日，召禄山入禁中，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内人以彩舆舁之。上闻后宫欢笑，问其故，左右以贵妃三日洗禄儿对。上自往观之，喜，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复厚赐禄山，尽欢而罢。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6)浦起龙说：“三章，写到击敌之事，纯用虚机，而含讽之旨，即从此露出。其章法更屈曲出奇。以‘重守’剔‘重勋’，主意提破矣。‘英主’‘出师’，本是直接，却下‘岂知’二字，便无显斥之痕。‘亘长云’下，宜接‘遂使’句矣，却用‘六合’两句，横鲠其中，又隐然见此举之多事。且‘孤军’下，似宜用‘重高勋’意作一转落，却又直接‘遂使’一句，此中又有无限含蓄。”指出这诗故意寓深意于条理不甚通畅的文字之中，颇得作者用心。
(7)此据《资治通鉴》。《新唐书·安禄山传》载：“冬十一月，反范阳，诡言奉密诏讨杨国忠，腾榜郡县，……燕老人叩马谏，禄山使严庄好谓曰：‘吾忧国之危，非私也。’礼遣之。因下令：‘有沮军者夷三族！’”
(8)《读杜心解》说：“又有名士评此诗，执五章‘跃马二十年’句，以二十年前燕将系张守珪，遂谓前三章诗不指禄山。此无论前事无关，公不必寄诸咏叹。即使五诗两橛，有是体否？彼直认‘良家子’为实有是人耳，不知此诗特赋家所谓东都宾、西都主人，皆托言也。则是‘二十年’者，亦泛言黩武之久也，何胶柱若是？说杜纷纷，徒增霾雾，冤哉！”
(9)据诗中所述，此斋地势甚高，或即以“高”为斋名。施鸿保认为这里的“高斋”乃“泛言，非实有斋名高也”。
(1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哥舒翰素与安禄山、安思顺不协，上常和解之，使为兄弟。是冬（天宝十一载），三人俱入朝，上使高力士宴之于城东。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颇同，何得不相亲？’翰曰：‘古人云，狐向窟嗥不祥，为其忘本故也。兄苟见亲，翰敢不尽心！’禄山以为讥其胡也，大怒，骂翰曰：‘突厥敢尔！’翰欲应之，力士目翰，翰乃止，阳醉而散，自是为怨愈深。”安禄山所指即此等事。
(11)《读杜诗说》：“注：重表，盖有两重表亲。今按诗云：‘我之曾祖姑，尔之高祖母’，是即重表之义。盖姑之子为表兄弟，由姑而上，祖姑之子孙，则重表矣；由祖姑而上，不得云再重表，故但以重表统之，犹同姓兄弟叔侄，共祖以上，皆称从也。注误。”其说甚是。
(12)旧注以为“左冯翊，同州也。天宝末，公避寇同州。按同州即奉先”。奉先亦属同州，且杜甫也曾寄寓该县，谓“同州即奉先”不为大错。但据前所述，潼关未破前杜甫已携家由奉先北徙白水，当指白水为是。
(13)《晋书·王戎传》载：“（王戎）尝与群儿戏于道侧，见李树多实，等辈竞趣之，戎独不往，或问其故，戎曰：‘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这里的“苦李”只是用典，泛指路旁不能取食的野果，不必拘看。
(14)旧注有的以为孙宰是三川县宰（令），有的以为是人名。玩味诗意，作人名为是。
(15)朱鹤龄说：“古人招魂之礼，不专施于死者，公诗如‘剪纸招我魂’‘老魂招不得’‘魂招不来归故乡’‘南方实有未招魂’，皆招生时之魂也。”宋人蔡梦弼却说：“剪纸作旐，以招其魂，不必果有此事，只是多方安慰耳。”湖南新宁解放前有为受惊的人叫魂的迷信习俗。杜诗中既多次写到招生魂之事，恐非虚指。蔡说不足信。
(16)王嗣奭说：“结之曰：‘谁能艰难际，豁达露心肝？’何等激切！读此语知‘誓将与夫子，永结为弟昆’，乃述孙宰语，所谓‘露心肝’也。宰本故人，盖述昔日交契之厚，非此日才发誓也。且文势亦顺。注云：‘夫子’指孙宰。误。”
(17)《鄜州图经》载鄜州治洛交县（今陕西富县），羌村，洛交村墟。《元和郡县志》载隋开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二县，置洛交县。《述怀》：“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旧注：“三川在鄜州南，公之家寓焉。”这理解是错误的。这诗作于老杜从沦陷的长安逃往凤翔时。他陷贼困居长安时所作《月夜》说：“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称“鄜州”，就州治而言。称“三川”，因州治所在的洛交县系分三川旧地，且近三川之故，并非其家先住三川，再徙鄜州羌村。如果这一时期内真搬了一次家，老杜从陷贼到作《述怀》时一直未得家书，他也无从得知：“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寄书问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来，寸心亦何有？”他得家书是在写《述怀》之后：“去凭游客寄，来为附家书。今日知消息，他乡且定居。”（《得家书》）诗中称其家寄寓之地或“鄜州”，或“三川”，或“羌村”（见《羌村三首》），虽用三名，实指一地：鄜州洛交县境内三川旧地的羌村。
(18)四川文史馆《杜甫年谱》认为，杜甫过延州时，暂住州城南七里的小河。小河又名南河，源出牡丹山，山产牡丹甚多，樵者以为薪，又名牡丹川。宋时又名杜甫川，以杜甫尝避乱居此故名，范仲淹曾大书“杜甫川”三字于川口，见《陕西通志》。可参看。
(19)旧注谓至德二年五月，朝廷自清渠之败，以官爵收散卒，凡应募入官者，皆衣金紫，此所谓“奴仆旌旄”。仇兆鳌按：“此诗作于元年之冬，尚未见此事。卢注云：公陷贼时，方冀朝廷将士反正不暇，岂得以‘奴仆旌旄’辄为讥弹？当是指贼党如田乾真、蔡希德、崔乾祐之徒，各拥旌旄耳。”“奴仆且旌旄”犹《后出塞》其四中的“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仇、卢所论甚是，惟谓此诗作陷贼时则不足据。
(20)黄鹤注：“诗云‘两京三十口’，又云‘烽举新酣战’，当是天宝十五年。”
(21)元好问《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等诗庶几近之。
(22)《旧唐书·房琯传》载；“及与贼对垒，琯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新唐书》所载大致相同。可见中使促战在陈涛斜遇敌两军对垒之时、大败之前。朱鹤龄以为中使促战在陈涛斜既败之后、房琯领中军再战之前。恐非。当然，第二次出战致败，也可能出于中使的督促。房琯书生不解事，难免不败，有人掣肘，败得更快更大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隆基父子则异于是。父信杨国忠谗言，遣中使促哥舒翰决战，招致潼关之败。子亦复遣中使促战，招致陈涛之败。小人有罪，中使有罪，主将有罪，皇帝就没有罪么？
(23)李东阳《麓堂诗话》；“唐士大夫举世为诗，而传者可数。其不能者弗论，虽能者亦未必尽传。高适、严武、韦迢、郭受之诗，附诸杜集，皆有可观。子美所称与，殆非溢美。惟高诗在选者，略见于世，余则未之见也。至苏端，乃谓其文章有神，薛华与李白并称，而无一字可传，岂非有幸不幸邪？”可参看。
(24)《旧唐书·常衮传》载其事较详：“（衮）与杨绾同掌枢务，代宗尤信重绾。绾弘通多可，衮颇务苛细，求清俭之称，与绾之道不同。……绾寻卒。衮与绾志尚素异，嫉而怒之。有司议谥绾为文贞。衮微讽比部郎中苏端，令驳之。毁绾过甚，端坐黜官。”可见苏端是常衮的人。常衮虽无大恶，而其德望、政事，逊杨绾远甚。
(25)我家乡湖南新宁县老辈子人讲话，犹谓客人为“人客”。
(26)王建《赠王枢密》就说明他所知宫闱秘事都是听王守澄说的：“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小时。脱下御衣先赐著，进来龙马每教骑。长承密旨归家少，独奏边机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得外人知？”《唐诗纪事》载：“建初为渭南尉，值内官王枢密者，尽宗人之分，然彼我不均，复怀轻谤之色。忽过饮，语及汉桓、灵信任中官起党锢兴废之事，枢密深憾其讥，乃曰：‘吾弟所有《宫词》，天下皆诵于口，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建不能对。后为诗以赠之，乃脱其祸。”
(27)五代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其八十三：“新教内人供射鸭，长将弓箭绕池头。”与此意近。
(28)据《汉书·外戚传》载，汉成帝既立赵飞燕为皇后，后宠少衰，而飞燕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舍。然《三辅黄图》载成帝赵皇后居昭阳殿。后人多以昭阳属飞燕，如沈佺期《凤箫曲》：“飞燕侍寝昭阳殿，班姬饮恨长信宫。”
(29)张戒《岁寒堂诗话》：“杨太真事，唐人吟咏至多，然类皆无礼。太真配至尊，岂可以儿女语黩之耶？惟杜子美则不然。《哀江头》云：‘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不待云‘娇侍夜’‘醉和春’而太真之专宠可知；不待云‘玉容’‘梨花’，而太真之绝色可想也。至于言一时行乐事，不斥言太真，而但言辇前才人。此意尤不可及。如云：‘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不待云‘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而一时行乐可喜事，笔端画出，宛在目前；‘江水江花岂终极。’不待云‘比翼鸟’‘连理枝’，‘此恨绵绵无尽期’，而无穷之恨，黍离、麦秀之悲，寄于言外。题云《哀江头》，乃子美在贼中时，潜行曲江，睹江水江花，哀思而作。其词婉而雅，其意微而有礼，真可谓得诗人之旨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连昌宫词》在元微之诗中，乃最得意者。二诗工拙虽殊，皆不若子美诗微而婉也。元白数十百言，竭力摹写，不若子美一句，人才高下乃如此。”这段话，封建意识严重，见解冬烘，不足取，但为了说明《哀江头》《长恨歌》二诗优劣，举出了一些具体诗句作比较，若光就艺术表现而论，却也不无道理。
(30)陈鸿《长恨歌传》：“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乐天自校书郎尉于盩厔。鸿与琅琊王质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携游仙游寺，话及此事，相与感叹。……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可见《歌》和《传》是二人根据传闻同时分别创作的。
(31)施鸿保最反对这种说法：“《大云寺赞公房四首》，注：黄鹤编在至德二载陷贼中作，以诗有泥污人、国多狗、尘沙黄等句也。今按泥污人，第言雨后泥泞，第二云：‘雨泻暮檐竹，风吹春井芹。’第四云：‘明霞烂复阁，霁雾搴高牖。’当是晚雨夜阴，晓乃开霁，故虑归途泥泞污人。国多狗，亦是破晓归来，市廛未启，犹惊狗吠，国多者，因《左传》国狗字，偶拈用也。尘沙黄，尤是市廛语。注又引鲍昂说：是时贼将张通儒，收录衣冠，污以伪命，故云泥污人、国多狗。此亦曲说；伪命污人，尚非可比之泥污，贼众掳京，亦非只多狗而已。细玩四首，并无一语及乱事。若陷贼时作，则身方被拘，岂能游宿僧房，优游自适？且君方蒙尘，家方寄食，在常人亦未能恝然，况公之至性过人耶？四首似未可定何时作，黄鹤亦凭臆编耳。”施说理由也不很充分：一、老杜当时并非大名人，他被俘之后送到长安，未授任何伪命，行动较为自由，既能“春日潜行曲江曲，……欲往城南望城北”，怎见得就不可以到大云寺“时来憩奔走”呢？二、《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雨过苏端》等诗都作于陷贼时，这些诗中也说：“千里犹残旧冰雪，百壶且试开怀抱。”“苏侯得数过，欢喜每倾倒。”“浊醪必在眼，尽醉摅怀抱。”同是一个老杜，难道就不允许他为了遣愁解闷，到大云寺来优游几天，跟赞公和尚倾诉一下在外头讳莫如深的心里话：“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封建学者过于强调老杜的一饭不忘君，忠诚出于天性，致使一些议论往往迂腐可笑。三、“到扉开复闭”“苦见尘沙黄”“那能总钳口”“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说得多蹊跷！显然是有慨于时事而又不敢明言的话，鲍昂诸人的理解是正确的，并非曲说。施鸿保无视这些“语及乱事”的句子而宣称“无一语及乱事”，这若不是“骑驴寻驴”的迷糊，定然是故意不认账的狡狯了。当然《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确乎是明显地“语及乱事”；但这些篇章，可以记在心里，也可以写在纸上收藏着，不必张扬。能要求送人的《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也是那样彰明较著地“语及乱事”么？
(32)四川文史研究馆编《杜甫年谱》说：“最后，杜甫决意投奔凤翔，临行前，却往怀远坊大云经寺住宿数日，以避胡人耳目。寺僧赞公以青丝履及白㲲巾见赠，并索题诗。诗遂言及‘把臂有多日’，并言‘晤语契深心，那能总钳口？奉辞还仗策，暂别终回首。泱泱泥污人，㹞㹞国多狗。’以诗意为据，可见其晦迹寺中时，与赞公密商潜投凤翔之计，而戒以勿泄漏消息，恐遭国狗之噬也。”理解有所不同，录以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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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在相濡以沫的日子里-杜甫的惊变与陷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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