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杜甫长安遁复还

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杜甫长安遁复还

就在写《羌村三首》之后不久，杜甫又创作《北征》⁽²³⁾这首足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长篇叙事、抒怀诗。诗中记述了沿途的经历和到家后的情况，以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看法，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生活，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是很高的。为了行文和阅读的方便，且分五大段评介于后。

首段说：“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维时遭艰虞，朝野少暇日。顾惭恩私被，诏许归蓬荜。拜辞诣阙下，怵惕久未出。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东胡反未已，臣甫愤所切。挥涕恋行在，道途犹恍惚。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这一段写他承肃宗墨制放还鄜州省家，诣阙拜辞时的恋君忧国心情。鄜州在凤翔东北。老杜回家向北走，所以叫“北征”，字面出班彪《北征赋》。初吉，朔日，即初一。这种开篇记年月日的作法仿曹大家《东征赋》：“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随子乎东征。时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将行。”萧涤非先生说：“头两句一上来就抬出皇帝并写明年月日，这是为了表示郑重和严肃。因为这诗主要是写国家大事。白居易《游悟真寺》：‘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我游悟真寺，寺在王顺山。’显然是模仿《北征》的。但只写个人的游览，似乎不必戴这种大帽子。”金圣叹说：“起四句，竟如古文辞。只插‘苍茫’二字，便将一时胸中（所虑家室）为在为亡，无数狐疑，一并写出。”（《杜诗解》）得到皇帝批准探亲，临行时总该表示一下恩泽私被、不胜感戴之意和恋君忧国之情。如果仅仅是这样地来理解这一大段诗，虽不算错，终嫌肤浅。仇兆鳌将“维时”以下一小段归纳成两句话：“上八，欲去不忍，忧在君德；下八，既行犹思，忧在世事。”并将杜甫廷诤忤旨、诏放还家一事与之联系起来。这很有见地，深得作者用心。浦起龙读杜，往往有得，于此诗则不甚了了，竟然说：“按还鄜诗古律凡数首，俱不及救琯被放事。意未上疏前，先许归省。本传与年谱漏也。”从表面看，这话似乎有点道理，因为还鄜诸诗确未明显地提到这件事。但若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在这段诗中，也隐藏着老杜因这事而产生的内心剧痛和隐忧。且看这几句：“虽乏谏诤姿，恐君有遗失。君诚中兴主，经纬固密勿。”“谏诤姿”，勇于谏诤的品质和表现。“经纬”，织布的纵线叫经，横线叫纬，因而用来指有组织地处理事务，这里指处理国家大事。“密勿”，周密勤勉。这几句话讲得很委婉，说半句，咽半句，如果将言外之意一并用口语译出，就是：我虽然缺乏当谏官的才具（进谏的方式不很得体那也是出于一片至诚），主要是担心陛下日理万机难免有失误之处；陛下确乎是中兴之主，处理国家大事总是要周密勤勉认真对待啊！关于救琯忤旨一事，杜甫曾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强调过他的主观动机是好的，论事涉近讦激、方式不当是陷贼时愤惋成疾所致：“臣以陷身贼庭，愤惋成疾，……猥厕衮职，愿少裨补。”这不就是上几句诗中所包含的主要意思么？怎能说“俱不及救琯被放事”呢？事情已经暂时平息下来了，而且给了个恩准还家探亲的大面子，即使回得家来深感“晚岁迫偷生”“抚事煎百虑”，思想负担很重，总不能彰明较著旧事重提，只得含蓄委婉地倾诉衷肠了。钟惺评“臣甫愤所切”句说：“‘臣甫’章奏字面，诗中如对君。”（《杜臆》引）诗一开头就抬出皇帝并郑重地标明年月日，这里又毕恭毕敬地叱名称臣，而且一本正经地议论国家大事，我看这决不是他无心而很可能是有意把诗写成“如对君”的“章奏”，希望有朝一日幸达“圣览”，俾“察余之中情”。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张衡《四愁诗》序说张衡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天下渐敝，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思以道术相报，贻于时君。以诗明志，冀回君意，由来已久。后来白居易更明确地提出诗歌的讽喻作用，说自己“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那么，说杜甫作《北征》时也有类似的考虑，未必是毫无根据的。从古到今都说杜甫忠君爱国，说法虽一样，而着眼点和评价却有很大的不同。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强调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便是对他的最高考语。今世重民主，扬之者以为忠君便是爱国，抑之者以为爱国终是忠君，各执一端，互不相让。其实老杜的忠君思想固然严重，但并未到不问是非曲直唯君命是从的愚蠢地步，譬如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诗中，虽措辞委婉，对玄宗仍未免有所讥刺。又如为救房琯，不但敢犯鳞进谏，而且在当时和以后一直到死，每当触及此事，心情总不能平静，在诗文中始终坚持己见，流露出不以肃宗为然的情绪（这一段中就有这意思）。能说这是愚忠吗？至于说到“忠君”和“爱国”，既要看到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各有自己的内涵，不可混同起来，说“爱国”就是“忠君”，或“忠君”就是“爱国”，又要看到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在杜甫的思想言行中大部分是重叠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忠君”和“爱国”思想不是各不相干而是有密切联系的。譬如这一段中他“忧在君德”“恐君有遗失”这无疑是忠君的表现，但又与他愤切“东胡反未已”“忧在世事”的“爱国”思想密切相关。因为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是否“密勿”、有无“遗失”，是会直接影响到“经纬”“世事”的啊。不能非历史主义地要求像杜甫这样的封建士大夫从根本上否定皇帝的作用，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封建时代朕即国家，凡是“忠君”就必然“爱国”，而应该通过细致的剖析，看他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哪些是“忠君”思想、哪些是“爱国”思想，就是“忠君”思想也并非一概都坏，里面或许多少有点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二段说：“靡靡逾阡陌，人烟眇萧瑟。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回首凤翔县，旌旗晚明灭。前登寒山重，屡得饮马窟。邠郊入地底，泾水中荡潏。猛虎立我前，苍崖吼时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车辙。青云动高兴，幽事亦可悦。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坡陀望鄜畤，岩谷互出没。我行已水滨，我仆犹木末。鸱鸟鸣黄桑，野鼠拱乱穴。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这一段写沿途所见所感，具体描绘了“乾坤含疮痍”的悲惨景象，反映了人民所受灾难的深重。“靡靡”，迟迟的样子。《诗经·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靡靡”句紧接在上段议论之后，写他慢慢地在田间道路上走过，不仅过渡自然，而且相得益彰，从内心到外表，再现出他忧国伤时、含悲去国的自我形象：要是没有这踽踽独行的身影，上段的议论与这段的叙事很难有机地联系起来；要是没有上段的议论，读者对他的沉重的精神负担自然一无所知，那么，这踽踽独行的身影就会一闪而过，难以产生较强的艺术感染力。仇兆鳌说：“元年十月，房琯有陈陶、青坂之败。二年，郭子仪复有清渠之败。故云‘呻吟更流血’。”但诗中所写，应是最近战斗的伤亡情况。“回首”二句，只写回头远眺行在旌旗在夕阳反照中或明或灭之景，便见出诗人低徊恋阙之悲，无论手法还是情绪，跟《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在初日的光明照耀下）兮，忽临睨夫旧乡”十分相似。“重”，重叠。“前登寒山重”，是说前进途中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陈琳《饮马长城窟行》说：“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屡得”句是说不须到长城边塞，就在这关内近京之地也随处可见战场景象。

这本是写实，但一联想到古诗，更觉触目惊心。请不要忘记，老杜当时是骑着从李嗣业那里借来的马的。坐骑须不时饮水，好在到处都有军队留下的“饮马窟”，所以说“屡得”。要是他没有骑马，这“得”字就没有着落了。径水从邠州（今陕西彬县）北郊流过，形成盆地，杜甫在山上下望，邠州郊原如在地底，故有“邠郊”句。⁽²⁴⁾仇兆鳌引陆机《苦寒行》“猛虎凭林啸”、又《赴洛道中作》“孤兽更我前”注“猛虎”句，以为真有虎。吴瞻泰《杜诗提要》则以为“猛虎状苍崖之蹲踞”。时下选注本多采此说，并连下句串讲说，如猛虎样的怪石站在我面前，苍崖的裂缝像是它在怒吼。文研所编的《唐诗选》认为此说似误，下句“吼”字已证实写的是真虎，谓吼声粗大可以“裂石”，又举出“熊罴咆我东，虎豹号我西”（《石龛》）、“夜半归来冲虎过”（《夜归》）等句，论证杜诗中提到“虎”的地方往往实指以渲染环境的险恶。我同意这看法。所谓实指，可能有，也不一定真有，总比借以形容来得真切。这种写法源于曹操的《苦寒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参看前引“熊罴咆我东”等句自明。钟惺说：“‘幽事’六句，当奔走愁绝时，偏有闲心清眼，看景入微。”行经山野幽僻处，乱世行人“偏有闲心清眼”并不足怪而是很自然的事。因“幽事可悦”而不觉“缅思桃源”，转了一个圈，登时又从片刻“高兴”和梦幻中回到严酷的现实中来，就“益叹身世拙”了。行云流水，运转自如，这倒不关构思的精妙，只是这生活感受和心理变化本身别饶情趣，写得也很真切而已。“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即眼前景生慨，既实且虚，颇富人生哲理意味，而结穴于“身世拙”的一叹中，与鲍照《拟行路难》“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比照，便觉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古时祭天地的祭坛叫畤。春秋时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祀白帝。这里以鄜畤指鄜州。那边山冈起伏、岩谷出没，老杜见鄜州遥遥在望，不觉加快了速度，自己已到了水边，仆人还在树梢露出的塬上走着。挑担的仆人（据下段可知老杜这次回家还是带了不少帛、衾裯、粉黛之类东西的），当然赶不上骑马的主人，不过这里主要是写老杜急着到家的神情。登高虽能遥望鄜州，要想到达那里仍须赶一段很长的路程。桑叶黄落，鸱鸮悲鸣。暮色苍茫，野鼠拱手站立（即古之所谓“拱鼠”）在乱穴出口处探望，准备外出觅食。深夜经过战场，寒月照耀白骨，阴森可怖。去年哥舒翰率百万大军（实为二十万，此为夸大之辞）镇守潼关，却一败涂地，害得秦地军民死了大半。真可哀伤啊！写日暮到夜深赶路时所见所感，能给人以强烈的印象，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第三段说：“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裋褐。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罗列。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新归且慰意，生理焉得说？”这一段叙述回家后的悲喜情状。上段结尾悲潼关败后秦民的惨遭杀戮。这段一开头接着说自己也就是在那时被俘，等到归来，头已全白，不胜感慨。下面便缕述到家后情事。启承自然，在不知不觉中便转过话题了。老杜前几年蹭蹬京华，早已白头，有“头白眼暗坐有胝”“游子空嗟垂二毛”“白头无籍在”“昭代将垂白”“被褐短窄鬓如丝”“已见白头翁”“堂上书生空白头”“白首甘契阔”等等可证。身陷贼中，百忧交集，五内如焚，当然“及归尽华发”了。“白胜雪”，似乎解释为面无血色颜色苍白较当。据诗中所述，除宗文、宗武外，他们还有两个小女儿。《山海经·海外东经》：“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在？？北，两水间。其为兽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黄。”“裋褐”，古代童仆所穿的粗布衣服。古代官服上常绣珍禽异兽和海涛图案。“海图”四句是说拆下旧绣补在孩子们的粗布衣服上，横七竖八的，将“海图”“天吴”“紫凤”这些图案全给割裂了，弄颠倒了。李子德说：“四句写尽大家乱后仓卒无衣之苦。”不是大家哪来的旧绣？但仍不免拆作补钉布，也很可怜。人们处在紧张的精神状态中尚能勉强挺得住，一旦松弛下来，往往会有垮了的感觉。老杜从长安逃到凤翔，不久就发生廷诤忤旨风波，接着又经历了一番艰苦的长途跋涉，回到家来，亲人相见，喜极生悲，百感交集，一阵兴奋过后，突然生病，卧床几天，这是实事，也合乎常情，写得极琐屑，却展现了乱世远归人的真实情况，很感动人。杨伦说：“叙儿女事可悲可笑，乃从《东山》诗‘果裸’‘瓜苦’等得来，故不嫌琐悉伤雅。”这话说得不准确：（一）儿女事与“果裸”“瓜苦”很不一样，凭什么说前者是从后者来的？（二）为什么前者从后者来就“不嫌琐悉伤雅”了呢？如果不是从后者来而这么写，难道就嫌琐悉伤雅了么？雅与不雅难道就非以《诗经》为准则么？杨伦那么说当然有他认识片面的地方，但我认为其中也不无合理因素。

《诗经·豳风·东山》写久戍士卒在还乡途中想念家乡情景。第二章想象那可能已经荒废的家园，觉得又可怕又可怀念，其中提到“果裸”（即栝楼），余冠英先生今译说：“打我远征到东山，一别家乡好几年。今儿打从东方来，毛毛雨儿尽缠绵。栝楼藤长子儿大，子儿结在房檐下（果裸之实，亦施于宇）。土鳖儿屋里来跑马，蟢蛛儿做网拦门挂。场上鹿迹深又浅，磷火来去光闪闪。家园荒凉怕不怕？越是荒凉越牵挂。”第三章想象自己的妻子正在为思念他而悲叹，当想到结婚时用的“瓜苦”（瓠瓜），这才想起新婚离家已经三年了。由此可见杨伦说那几句话的意思不是指“儿女事”跟“果裸”“瓜苦”之类本身有什么相似之处，而是指老杜这种写“儿女事”以“琐悉”细节表现特定情境中特殊感触的手法是从“《东山》诗‘果裸’‘瓜苦’等得来”的。小说、戏剧、电影等以叙事为主的文艺的创作和研究，都很重视细节的运用，其实诗歌中无论叙事还是抒情，也都不能完全撇开细节描写。如果像《东山》诗忆及“果裸”“瓜苦”，《北征》诗赘叙“儿女事”那样，能以“琐悉”之物、之事，巧抒难写之情，那自然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怎会“伤雅”呢？这种表现手法最早见于《诗经》，无妨说老杜即从此来，但不可坐实必从此来。因为只要生活感受是这样他就可以这样写；并非有意借鉴，也可不谋而合。若论借鉴和影响，前有左思《娇女诗》“吾家有娇女，皎皎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历。鬓发覆广额，双耳似连璧。明朝弄梳台，黛眉类扫迹。浓朱衍丹唇，黄吻澜漫赤”云云，后有李商隐《骄儿诗》“门有长者来，造次请先出。客前问所须，含意不吐实。归来学客面，？败秉爷笏。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云云，与这段关于“儿女事”的描写，之间的关系则是比较直接的。

第四段说：“至尊尚蒙尘，几日休练卒？仰观天色改，坐觉妖氛豁。阴风西北来，惨澹随回纥。其王愿助顺，其俗善驰突。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此辈少为贵，四方服勇决。所用皆鹰腾，破敌过箭疾。圣心颇虚伫，时议气欲夺。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军请深入，蓄锐伺俱发。此举开青徐，旋瞻略恒碣。昊天积霜露，正气有肃杀。祸转亡胡岁，势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这段议论时局，对借兵回纥表示忧虑，希望以官军为主力收复两京，然后直捣叛军巢穴。“突接‘尚’字，亦从上‘且’字生来，节拍甚警”（杨伦语）。这诗第一段议论到第二段叙沿途见闻、第三段写归家愁苦情状到这段思量国事，之间跳跃颇大，过渡为难，至于二段到三段、四段到五段转折较小，就易于处理了。长篇诗歌前后段意相联有一种所谓“辘轳体”（一名“续麻格”）的形式，如曹植《赠白马王彪》，二段末句“我马玄以黄”与三段首句“玄黄犹能进”、三段末句“揽辔止踟蹰”与四段首句“踟蹰亦何留”、四段末句“抚心长太息”与五段首句“太息将何为”、五段末句“咄唶令心悲”与六段首句“心悲动我神”、六段末句“能不怀苦辛”与末段首句“辛苦何虑思”一一蝉联即是。这种联法最适宜于表达缠绵悱恻之情。另一类诗歌如《孔雀东南飞》，由于故事性很强，只须顺序一一叙述，不仅自成段落，且会自然连贯。至于《离骚》，激情汹涌，浮想联翩，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一泻千里，一气呵成，就无暇也无须计较分段和过渡了。分段和过渡比较不易处理得当的是像《北征》和蔡琰《悲愤诗》这一类叙事、抒情、议论兼而有之的长篇。叙事、抒情、议论的写法各不相同，要想将此三者巧妙地结合起来表现同一题材和主题，那就应该首先在诗意的酝酿上狠下功夫。只要诗意酝酿成熟，随意写来，或叙事、或抒情、或议论，然后适当注意前后段的联系和照应，就有可能做到左右逢源、恰到好处。如果舍本逐末，不顾内容，只一味讲什么起承转合，那就不是在写诗而是在作八股文了。说诗者每遇长篇，总爱分析其结构如何严密、过渡如何自然，若言之太过，则如三家村塾师衡文，难免迂腐。这也是我的毛病，所以写了这一段话聊以自嘲。——闲话叙过，言归正传。第四段意思较明白，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希望肃宗应依靠官军收复失地，不可过于借重外力以贻后患。回纥当时处在大唐帝国的正北，唐末才西迁到新疆境内，到元朝时称畏吾儿族，也就是现在的维吾尔族。

就在杜甫作《北征》的这年（至德二载），郭子仪以回纥兵精，劝肃宗向回纥借兵助战。九月，回纥怀仁可汗派遣其子叶护和帝德等率领精兵四千余人来凤翔（诗中说“送兵五千人，驱马一万匹”，一人两马，数字符合；史载其事在九月，诗中既载明此事，可见此诗当作于九月以后）；肃宗引见叶护，宴赐甚盛。又命元帅广平王李俶见叶护，约为兄弟，叶护大喜，称李俶为兄。肃宗收京心切，还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邵沧来说：“极写回纥助顺，而接以‘此辈少为贵’句，正《留花门》之所以作也。独此不极斥言者，以天子正赖之耳。”“圣心”二句是说肃宗想依靠回纥，虚心以待；朝廷百官虽不同意，但迫于形势，不敢坚持，舆论为之沮丧。其后几句的大意是说形势正在好转，只要积极备战，最后总会扫荡叛军、重振皇纲的。前面说他作为谏官，暂时离开，不得及时进谏，“恐君有遗失”，他所担心的就是这样一些军国大事的错误决策。后来收复两京，回纥固然出力不小，但也因此而勒索、掠夺去大量财物，给人民带来了危害。

末段说：“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凄凉大同殿，寂寞白兽闼。都人望翠华，佳气向金阙。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这段进一步从古史的比较、人心的向背来说明上段末尾“皇纲未宜绝”的根据，表明坚信唐王朝中兴有望。

《旧唐书·杨国忠传》载，长安吃紧，玄宗狼狈出逃，走到马嵬坡，军士饥而愤怒。龙武将军陈玄礼怕出乱子，就对军士们说：“今天下崩离，万乘震荡，岂不由国忠割剥氓庶，朝野怨咨，以至于此耶？若不诛之以谢天下，何以塞四海之怨愤？”大伙说：“念之久矣，事行身死，固所愿也。”恰好吐蕃和好使在驿门拦住杨国忠说事，军士高呼道：“杨国忠与蕃人谋叛！”诸军乃围驿抓住杨国忠斩首以徇。这天，玄宗被迫赐杨贵妃自缢死。韩国夫人、秦国夫人也为乱兵所杀。许久，兵士解散，陈玄礼等见玄宗谢罪，玄宗只得承认“朕识之不明”，虚情奖励了他们一番。杨国忠诸子及其一党，不久也都消灭了。这一段前半即咏叹此事。“褒”，褒姒，周幽王的妃子。“妲”，妲己，殷纣王的妃子。旧说幽王宠褒姒而西周亡，纣王宠妲己而殷亡。又说夏桀宠妹喜而夏亡。“不闻”二句是说没听说夏、殷、西周衰世生死存亡之际自己起来诛了妹喜、妲己、褒姒这些祸国的宠妃。言外之意是，唐代当时的情况也差不多，但不同的是能自除祸根，终于转危为安。浦起龙说：“本应作‘妹、妲’，……痛快疾书，涉笔成误。”李子德说；“不言周，不言妹喜，此古人互文之妙，正不必作误笔。自八股兴，无人解此法矣。”这就是说，这里参错用三朝的事，上句举“夏殷”也概括了周，下句举“褒妲”也概括了妹喜。李子德的这意见真精彩。说玄宗能自除祸根，这当然是美化玄宗为他开脱的话，但马上又高度评价了陈玄礼在马嵬坡之变中的丰功伟绩，能说老杜真不知道玄宗的赐贵妃自尽是出于被迫的吗？

《论语·宪问》：“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微尔（没有你）”二句是说，没有你陈将军，亡国后人人都沦为异族了；（正由于你能当机立断、斩草除根，）到今天国家仍能继续活下去。这颂扬可说已到了极境。将前面对玄宗的肯定跟这莫大的颂扬相提并论，不管作者是否有意，让人读了总感到有一股辛辣的讽刺味道。浦起龙是觉察出这股味道来的，只是他的封建意识远较老杜强烈，就按捺不住大发议论说：“愚按：玄礼为亲军主帅，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老杜既以‘诛褒妲’归权人主，复赘‘桓桓’四语，反觉拖带，不如并隐其文为快。愿与海内有识者商之。”有民主思想的今人嫌老杜对玄宗不敢揭露而故为讳饰之词，有忠君思想的古人却嫌他不该赞扬那个“纵凶锋于上前，无人臣礼”的“亲军主帅”陈玄礼，这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教老杜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不过，若容我说句公道话，八世纪的老杜，思想虽不如二十世纪的我们进步，总比十八世纪的浦起龙（一六七九—？）高明得多。要求千载以前的封建士大夫具有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是不公道的，也是不科学的。但这不意味着不可以评价他的思想。说实在的，他为尊者讳，不仅只是怕直言惹祸，主要是受了封建伦常道德的限制，感情上就不敢冒犯君上。虽然如此，他心里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未迂腐到是非不辨的愚忠地步。这不能不说是他的现实主义人生态度的胜利。杨伦说：“末（段）复追述初乱，终以开创之大业属望中兴，以今皇帝起，以太宗结，是始末大章法。”又说：“如此长篇，结势仍复了而不了，所谓‘篇终接混茫’也。”古人重发端而少论收尾。王士祯说：“为诗结处总要健举。如王维‘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何等气概！”（《然灯记闻》）所论甚善。短章绝句，能做到曲终奏雅，言已尽而意无穷，也非易事；长篇巨制，内容丰富，文思浩荡，煞尾尤难。经过几起几伏，将思绪和激情推到了高潮，极大地感动读者，引起读者心底的共鸣，并向读者稍稍展示一下思想感情上更进一层的境地便突然结束全篇，让读者去冥搜，去思索，去玩意，去叹惋，去憧憬。如果说“篇终接混茫”可以作这样的理解的话，那么这倒真不失为长篇的一种最“健举”的结束法了。

宋代范温《潜溪诗眼》载：“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为《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魏怀忠《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引）明代蒋之翘曾作《韩昌黎集辑注》，是昌黎的功臣，却很不以山谷之见为然：“虽山谷论定，似亦小儿强作解事语。噫！《南山》之不及《北征》，岂仅仅不表里风雅乎？其所言工巧，《南山》竟何如也？连用‘或’字五十余，既恐为赋若文者，亦无此法。极其铺张山形峻险，叠叠数百言，岂不能一两语道尽，试问之《北征》，有此曼冗否？翘断不能以阿私所好！”《杜臆》所见略同：“昌黎《南山》，韵赋为诗；少陵《北征》，韵记为诗，体不相蒙。而孙莘老、王平甫相提而争优劣，固非；至断定于山谷之评，亦未是也。《南山》琢镂凑砌，诘屈怪奇，自创为体，杰出古今；然不可无一，不可有二，固不易学，亦不必学，总不脱文人习气。《北征》故是雅调，古来词人亦多似之。即韩之《赴江陵寄三学士》等作，庶可与之雁行也。”无论就思想还是就艺术而言，《南山诗》都是无法与《北征》相比的。《南山诗》中一些片段，如“横云时平凝，点点露数岫。天空浮修眉，浓绿画新就。孤撑有巉绝，海浴蹇鹏噣”，写景虽也奇秀，终究是为表现而表现，“总不脱文人习气”。《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有社会内容，有真情实感，确乎如蒋之翘所评：“此诗详切恳恻，其述饥荒、离别二段，亦仿佛工部，较胜《南山》数筹”，但仍嫌反映现实不够深广，艺术表现上也不免有蹶张之病。

文章标题：与《五百字》媲美的名篇-杜甫长安遁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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