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士汲引难”！-杜甫旅食京华
此后两三年内，杜甫还曾一再投匦献《封西岳赋》《雕赋》等(24)，但不见有何反响；想玄宗对此早已不感兴趣，便一笑置之了。《进封西岳赋表》说：“臣本杜陵诸生，年过四十，经术浅陋。进无补于明时，退尝困于衣食，盖长安一匹夫耳。顷岁，国家有事于郊庙，幸得奏赋，待罪于集贤，委学官试文章，再降恩泽。仍猥以臣名实相副，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然臣之本分，甘弃置永休，望不及此。岂意头白之后，竟以短篇只字，遂曾闻彻宸极，一动人主。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在臣光荣，虽死万足。至于仕进，非敢望也。日夜忧迫，复未知何以上答圣慈，明臣子之效。况臣常有肺气之疾，恐忽复先草露、涂粪土，而所怀冥寞，孤负皇恩。”《进雕赋表》说：“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臣幸敕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之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今贾、马之徒，得排金门上玉堂者甚众矣。惟臣衣不盖体，尝寄食于人，奔走不暇，只恐转死沟壑，安敢望仕进乎？伏惟明主哀怜之。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诸？伏惟明主哀怜之，无令役役，便至于衰老也。……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搏击而不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臣窃重其有英雄之姿，故作此赋。”《天狗赋序》说：“天宝中，上冬幸华清宫，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胡人云：‘此其兽猛健，无与比者。’甫壮而赋之。尚恨其与凡兽相近。”这些都是研究杜甫家世、生平、思想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除已引用、论证过的以外，现试分条摘要简述如下：
（一）少小多病，常有肺气之病，四十岁左右头发就白了。《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说：“昭代将垂白”，《曲江三章》其一说：“游子空嗟垂二毛”，《乐游园歌》说：“数茎白发那抛得”，当是实录。所以这时期的诗中不乏叹老之句，如“垂老独漂萍”“归老任乾坤”“杜陵野老骨欲折”等等。正因为如此，更渴望及时见用，以免“先草露、涂粪土”“转死沟壑”。
（二）他贫穷好学，从七岁开始学习写作，到当时已有诗、笔（南北朝以来指无韵的骈散文为笔）千余篇（多不传），自以为能赶得上扬雄这样一些有成就的前代作家（讲到这里，提出了“沉郁顿挫”的说法，后来便成为形容他诗歌风格的专用语）。今见文学之士多是“金马玉堂”人物，而自己还是“困于衣食”的“长安一匹夫”，因此深感抱屈和不平。
（三）杜审言生前做过著作佐郎。所说“倘使执先祖之故事”云云，话虽委婉，其实是指名问皇帝要官做。著作佐郎是从六品上阶。对一个尚未释褐的人来说，一上来就想获得这样一类官职，未免要价过高。但在杜甫心目中，这仅仅只是个开头，他最大的愿望和最终的目的是要充当皇帝的得力鹰犬，做一番大事业。所以他见到雕“有英雄之姿”，便“引以为类”，并从而领悟出“大臣正色立朝之义”；见到天狗“猛健，无与比者”，便“壮而赋之”。可见杜甫总是忘不了他“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的初衷啊！
天宝九载（七五〇）正月，群臣奏封西岳，从之。二月，关中旱，西岳庙发生火灾，制罢封西岳。到了天宝十三载，杜甫上表献《封西岳赋》（详本章注〈24〉），又旧事重提，请求皇帝完成这一件大事：“今兹人安是已，今兹国富是已。况符瑞翕集，福应交至，何翠华之默默乎？维岳，固陛下之本命，以永嗣业。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斯又不可寝已。伏惟天子霈然留意焉！”（《进封西岳赋表》）玄宗《西岳碑》说：“予小子之生焉也，岁丙戌，月仲秋，膺少皞之盛德，协太华之本命，故常寤寐灵岳，肸蠁神文。”可见西岳是玄宗本命的象征，也就是他的命根子。《唐会要》载：临轩册三公，自神龙以来，册礼久废，惟天宝末册杨国忠为司空。杨国忠为司空在天宝十三载二月。可见这里所说的“元弼”“司空”是指杨国忠无疑了。这西岳是皇帝的命根子，它又给皇帝降生了杨国忠这样的好宰相，如今国富民安、符瑞翕集、福应交至，那怎能老是拖延，不到那儿去登封告成呢？——好大的由头，好迂腐的见地，好露骨的颂扬！面对这样的情况，仇兆鳌这样一些好心的“寓规于颂”论者，想必也感到很难为诗人开脱，只得稍发议论说：“古者天子巡方，有祭岳而无封禅。自管子创为其说，始皇遂起而行之。善乎唐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可谓识高千古矣。当时魏徵与诸臣议礼，不能明决其非，故高宗复举而行之。迨明皇时，群臣纷纷导谀，少陵亦作赋以劝上，其亦司马长卿之余习欤？唐世力辟封禅之谬，惟柳宗元一人而已。”杜甫献赋劝皇帝封禅，最主要的目的，无非是想借此讨好皇帝捞个官做罢了。如果不是形而上学地把他看成道德的化身、十全十美的完人，这本来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无可厚非的。他在《朝享太庙赋》中颂扬李林甫、陈希烈，仇兆鳌说这只是因为赋中“须关白宰臣”，并不是要“谬作谀词”。那么，能说这里仍“须关白宰臣”杨国忠么？“维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杨国忠当宰相、拜司空，跟西岳又有什么相干？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这难道不是故意在“谬作谀词”？我看，他不光是在“谬作谀词”，还对杨国忠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呢！这只要跟他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稍加印证，就会感到我说这话并非毫无根据。
鲜于京兆就是鲜于仲通。鲜于仲通是杨国忠的心腹，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十一月李林甫卒，杨国忠为右相，引剑南节度副大使鲜于仲通入为京兆尹。《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载：“（天宝十一载十二月）杨国忠欲收人望，建议：‘文部选人，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滞淹者翕然称之。国忠凡所施置，皆曲徇人所欲，故颇得众誉。”又载：“（十二载正月）京兆尹鲜于仲通讽选人请为国忠刻颂，立于省门，制仲通撰其辞；上为改定数字，仲通以金填之。”《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献纳纡皇眷，中间谒紫宸”二句，指的就是他因献三大礼赋为玄宗所奇、召试文章、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事。可见杜甫正是那些候选的“滞淹者”中的一分子，即使他当时并未参加选人们请为杨国忠刻颂的活动，也必会为那一场大吹大擂的宣传所迷惑，而于绝望之中顿生侥幸之心。这首诗前三段称颂鲜于仲通，后三段自叙，末尾说：“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前面已经提到杜甫初次应诏、再次诏试，都给李林甫弄了手脚，断送了前程，早已怀恨在心，只是权奸仍然在位，不敢表露罢了。如今好不容易见到他恶贯满盈、身败名裂，总算可以把多年憋着的一肚皮怨气一吐为快了。李林甫死在天宝十一载十一月。十二载二月，即为杨国忠使安禄山诬告，坐与阿布思谋反罪剖棺褫金紫。如果李林甫不是在政治上彻底完蛋，在上当权大员的诗中，是不好公开痛斥“前政”（前任执政者）的。可见这首诗当作于十二载二月李林甫狱成之后不久（诸家多订在十一载十一月或十二月作，不当）。这时“前政”“阴谋独秉钧”的种种劣迹业已昭彰，而时相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却正在示意选人为他的主人刻颂立碑、沽名钓誉。老杜久“沾忌刻”，但“愁饭死”，今见鲜于仲通与杨国忠“交合”，施恩正易（“交合丹青地，恩倾雨露辰”），这就无怪乎他要投诗鲜于仲通，诉“破胆遭前政”的苦，并迫切盼望鲜于“早晚报平津”，企求重用了。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开东？以延贤人。这里借礼贤下士的平津侯来比喻时相杨国忠，虽是阿谀，也寓有以贤能自负之意。诗中揭露李林甫的“阴谋”“忌刻”，固然是实话实说，也是长期受压抑者发自内心的控诉，但考虑到说话的对象和场合，总难免令人感到有点出自私心、投时相之所好的意味。闻一多先生表示不满：“夫林甫之阴谋，不待言。若国忠之奸，不殊林甫，公岂不知？且二人素不协，秉政以来，私相倾轧者久矣。今林甫死后，将有求于国忠，则以见忌于林甫为言，公之求进，毋乃过疾乎？”接着又原谅了他：“虽然，《白丝行》曰：‘已悲素质随时染’，又曰：‘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审其意所在，殆有悔心之萌乎！故知公于出处大节，非果无定见，与时辈之苟且偷合，执迷不悟者，不可同日语也。钱谦益曰：‘少陵之投诗京兆，邻于饿死（按赠鲜于诗有“有儒愁饿死”之句），昌黎之上书宰相，迫于饥寒。当时不得已而姑为权宜之计，后世宜谅其苦心，不可以宋儒出处，深责唐人也。’此言虽出之蒙叟，然不失为平情之论。《投简华咸两县诸子》曰：‘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比来公生计之艰若是！”（《少陵先生年谱会笺》）
杜甫当时的生活确乎很穷困，不过，如果不想把他过于理想化，他的“病急乱投医”，恐怕主要还是取决于他急于做官的庸俗考虑。说他“殆有悔心之萌”很有见地。他的《丽人行》当作于天宝十二载春，正与投诗鲜于仲通求杨国忠汲引同时。在一首诗中无情地鞭挞了杨国忠而在另一首诗中却不得不向他唱赞歌，向他求援，这种滋味好受吗？硬着头皮做了之后能不后悔吗？不愿干也得干，干了又后悔，这就是现实生活中并不那么理想那么美妙的真实的杜甫。杜甫处在“贫富常交战”的剧烈思想矛盾中，并不像陶渊明歌咏的那些高尚的贫士那样，总是“道胜无戚颜”，而往往会讲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不过，即使这样，每当他扪心自问时还是有所悔恨，有时他的正义感、是非心甚至会战胜种种卑微的自私打算，居然使得他不顾身家性命，将讽刺的笔锋指向那“炙手可热势绝伦”的丞相，指向那骄奢淫荡的“云幕椒房亲”——这就是杜甫难能可贵的地方。哪能要求名利场中人竟然是冰清玉洁、一尘不染呢？
本章一开头就讲到杨国忠执政之初，为了收买人心，曾在选官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说要进行一番改革。他亲自主持了两次选官，手续是简化了，确乎大大加快了进度，但事情却办得越来越糟。这是因为：第一，他选人的原则是“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依资据阙注官”，简言之，即今天所说的“论资排辈”；第二，让胥吏预定任官名单，因此营私舞弊，贿赂公行，谬误百出。朱鹤龄认为《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殆公谒选时所上”。如果杜甫当时真的参加了这两次被杨国忠视同儿戏的选官的话，那他注定要受骗上当、落选而归了。他取得“送隶有司参列选序”的资格才两三年，既然“无问贤不肖，选深者留之”，这怎么也轮不到他啊。更何况送京兆尹的“秀才人情纸半张”，远不如贿赂胥吏的银两神通广大。李林甫死后四个月以谋反判罪。又过了一个月，杨国忠欲攻李林甫之短，复以魏、周、隋后为三恪；卫包以助邪贬夜郎尉，崔昌贬乌雷尉。当年三大礼的举行就是起因于崔昌的妄议五行、卫包的谎报星象。杜甫的三大礼赋和表对此表示赞许，对李林甫也有所颂扬。他献三赋虽未平步青云，到底因此取得个候补选官的资格。杜甫献赋、召试之事，轰动一时，杨国忠不可能不知道。在杨国忠力图肃清其政敌影响的当时，杜甫虽不至于因献三赋而获“助邪”之罪（要知道，行三大礼的主角是皇帝，三大礼的本身又极神圣，杨国忠复三恪，贬崔昌、卫包，实际上已否定了三大礼，但也不敢明说），要想候选得官也很难（杜甫在赠鲜于仲通诗中特别强调自己遭李林甫的“忌刻”，似乎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第二年（天宝十三载）他又接着投匦献《封西岳赋》，除了颂圣，还特意赞扬了杨国忠，希望自己终能为朝廷所重用。当时掌管延恩等匦的是献纳使、起居舍人田澄。在这次献赋之前，杜甫还曾经预先送诗给田澄打招呼，求他帮助：“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25)《汉书·扬雄传》载：上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墟，眇然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网，还，上《河东赋》以劝。这典故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可是读了以后总教人感到“似巫觋烧纸钱状，殊堪捧腹”（朱瀚语）。虽说是迫于饥寒，杜甫也未免太热衷于仕进，以致不惜低三下四，哀词祈请，如醉如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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