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期拾瑶草”-杜甫的壮游生活

“方期拾瑶草”-杜甫的壮游生活

“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此行既然是为求仙，等到在宋中与李白、高适诸人纵意游乐之后，杜甫还是渡过黄河到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去了。高适也在此先后离梁宋南游入楚，李白很可能同杜甫一道去寻访华盖君。杜甫晚年写的《忆昔行》追述此行说：“忆昔北寻小有洞，洪河怒涛过轻舸。辛勤不见华盖君，艮岑青辉惨幺么。千崖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归，仙赏心违泪交堕。弟子谁依白茅屋，卢老独启青铜锁。巾拂香余捣药尘，阶除灰死烧丹火。玄圃沧洲莽空阔，金节羽衣飘婀娜。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松风涧水声合时，青兕黄熊啼向我。”《太平御览》引《名山记》说：“王屋山有洞，周回万里，名曰小有清虚之天。”可见华盖君住持的道观是在王屋山。李、杜长途跋涉来到那里，不料华盖君已死，弟子大多四散，只有少数几人留在白茅盖的道观里。卢老当是华盖君的大弟子，见李、杜来了，就出来迎接，还特意开了封锁已久的华盖君修行炼丹的静室，让他们凭吊致意。室内衣物上沾着捣药的微尘，散发着余香。阶前炼丹炉早已停火，只剩下一膛死灰。黄昏日暮，观外传来松风声、涧水声的和鸣，还夹杂着青兕、黄熊的啼叫，空山幽谷，更显得分外凄凉。这种景象，对于他们这两位热烈、虔诚的求仙访道者来说，该是一瓢降温的冷水，可是他们一时并未从求仙的狂热中清醒过来。杜甫的《昔游》又说：“昔谒华盖君，深求洞宫脚。玉棺已上天，白日亦寂寞。暮升艮岑顶，巾几犹未却。弟子四五人，入来泪俱落。余时游名山，发轫在远壑。良觌违夙愿，含凄向寥廓。林昏罢幽磬，竟夜伏石阁。王乔下天坛，微月映皓鹤（闻一多按云：此言梦寐恍惚，如见道士跨鹤降于天坛也。旧注非是）。晨溪响虚駃，归径行已昨。岂辞青鞋胝，怅望金匕药。东蒙赴旧隐，尚忆同志乐。伏事董先生，于今独萧索。”可见他们当时求仙之心确乎十分迫切，曾通宵匍匐在石阁之下，希冀出现奇迹，能有神仙跨鹤下降，授以金丹妙诀。这不过是幻想，他们最后还是失望地离此而去。朱鹤龄说：“华盖君既不得见，于是含凄天坛，怅望匕药，而复为东蒙之游焉。‘东蒙旧隐’，即（杜甫）《玄都坛歌（寄元逸人）》‘故人昔隐东蒙峰’者也。公客东蒙，与太白诸人同游好，所谓‘同志乐’也。其时之伏事者，则董先生，即衡阳董炼师也。”《舆地纪胜》载，董奉先，天宝中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栖朱陵后洞。董炼师修九华丹法于衡阳是其后几年的事⁽¹¹⁾，当时他大概是在东鲁，所以杜甫他们不久就往东鲁去寻访他。

李阳冰《草堂集序》载：“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遂就从祖陈留采访大使彦允，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订李白受道箓事在这年（天宝三载）。如果李白确曾偕杜甫同往王屋山访华盖君，则此事当在这年秋冬之际自王屋来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之后。李白的《奉饯高尊师如贵道士传道箓毕归北海》即记此事。据李白《访道安陵遇盖寰为予造道箓临别留赠》，得知他是先去安陵（今河南鄢陵县）请道士盖寰代他造好道箓，然后到济南由道士高如贵在紫极宫（天宝三载三月改称诸郡玄元庙为紫极宫）正式授予。这样，李白就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了。所以他在《草创大还》诗中就郑重其事地宣称：“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关于道教徒受道箓的繁文缛节，《隋书·经籍志》记述甚详：“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箓皆素书（用朱写在白绢上），纪诸天曹官属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诸符错在其间。文章诡怪，世所不识。受者必先洁斋，然后赍金环一，并诸贽币，以见于师。师受其贽，以箓授之。仍剖金环，各持其半，云以为约。弟子得箓，缄而佩之。其洁斋之法，有黄箓、玉箓、金箓、涂炭等斋。为坛三成，每成皆置绵蕝（以绳束茅为之）以为限域。旁各开门，皆有法象。斋者亦有人数之限，以次入于绵蕝之中，鱼贯面缚，陈说愆咎，告白神祇，昼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或一周或两周）。其斋数之外有人者，并在绵蕝之外，谓之斋客。但拜谢而已，不面缚焉。”像李白这样狂放不羁的人居然受得了这一番煞有介事的作弄，真是不可思议！

为什么能这样，主要原因当然是出自一种虔诚的宗教热情和迷信。⁽¹²⁾但考虑到这事所发生的时期，不能不说这多少与李白当时的政治遭遇和心情有关。这正如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所说：“公以为千钧之弩，一发不中，则当摧橦折牙，而永息机用，安能效碌碌者苏而复上哉！脱屣轩冕，释羁缰锁，因肆情性，大放宇宙间。饮酒非嗜其酣乐，取其昏以自富；作诗非事于文律，取其吟以自适；好神仙非慕其轻举，将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壮心、遗余年也。”创造条件，利用条件，李白居然以布衣身份为皇帝礼聘入宫，待诏翰林，“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际遇之盛，可说是无以复加了。岂料不久即遭谗见放，满怀希望，顿化泡影。这就是范传正所说的“千钧之弩，一发不中”。“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留别广陵诸公》）。经过政治上这样的大起大落，李白所受到的打击无疑是极其沉重的。这就更加促使他借饮酒吟诗，借求仙学道以排遣他内心巨大的孤忿和苦闷，以求得精神上的平衡。李白也确乎迷信道教，妄想服食灵丹而羽化飞升，如说：“安得生羽翼，千春卧蓬瀛？”（《天台晓望》）“安得不死药，高飞向蓬瀛？”（《游泰山》其四）“九转但能生羽翼，双凫忽去定何依？”（《题雍丘崔明府丹灶》）而且他还真的去炼过丹：“闭剑琉璃匣，炼丹紫翠房。身佩豁落图⁽¹³⁾，腰垂虎鞶囊。仙人驾彩凤，志在穷遐荒”（《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弃剑学丹砂，临炉双玉童。寄言息夫子，岁晚陟方蓬”（《流夜郎半道承恩放还兼欣克服之美书怀示息秀才》）。所以范传正说他“好神仙非慕其轻举”，是与实际不符的。但是，反过来以为这只是煞费苦心的辩护，以为李白的饮酒、作诗、好神仙，只不过是他生性认真的表现：他想做官，很认真；饮酒，很认真；作诗，很认真；好神仙，也很认真（见《李白与杜甫》）。这岂是知人之言？要是说到认真，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该是最认真的了。但是，假若彼埃尔当时不是正处于怀疑妻子不贞、在决斗中打死情敌的巨大心灵震动和情绪风暴中，能设想他会愚蠢地去忍受宗教团体共济会那酷似受道箓的、可怖可笑的入会仪式的作弄吗？托氏所描写的仪式，是根据他在莫斯科卢密安采夫博物馆所看到的书籍与手稿。一八六六年秋，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喝过咖啡，我到卢密安采夫博物馆，坐到三点钟，阅读很有趣的共济会的手稿。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这个阅读使我丧气，整天不能释然。使我痛心的是，所有的那些共济会员都是傻瓜。”⁽¹⁴⁾何止那些共济会员，所有的宗教迷信家全是些傻瓜，这并不奇怪；奇怪的倒是托氏为什么偏要把他心爱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典型人物彼埃尔写成这样的一个傻瓜。我看，他之所以这样写，恐怕主要是服从人物性格和情节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只有这样，才比较符合以生活真实的逻辑为依据的艺术真实的逻辑。李白和彼埃尔，既有古今中外之别，又有历史人物和艺术典型之分，将二者相提并论，未免不伦不类，但也多少有助于理解李白当时何以甘受那种极愚蠢可笑的宗教仪式的作弄。如果认为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不妨再作这样的假设：李白固然是百事“认真”的了；要是当时他已“认真”地做起官来，即使他依然迷信神仙，彼时彼地他还会“认真”地去受道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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