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陀青州血”-杜甫的壮游生活
天宝三载年底或四载初，当李白在齐州（今济南）紫极宫受道箓前后，杜甫也来到了齐州。当时李之芳正在做齐州司马。天宝四载夏天，正在做北海（即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益都县）太守的李邕从北海来齐州。杜甫常跟他们在一起游赏宴会，写了《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等诗篇。这都是些酒筵之上的应酬诗，写得也平常，只前首“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一联较为人所传诵。历下亭今名客亭，在济南大明湖，因历山得名。亭上有清人何绍基写此一联，惟“海右”二字改为“历下”。李之芳开元末为驾部员外郎；天宝十三载安禄山奏为范阳司马；安禄山反，他自拔归西京。《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原注说：“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驾部员外郎为兵部尚书属官，故称“尚书郎”。
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说：“吾宗固神秀，体物写谋长。”称李之芳为“孙”为“吾宗”，知李之芳是李邕的族孙。李邕来齐，新亭初建，乃欢会于此。李邕是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15)，《昭明文选》注家李善的儿子。武后长安年间，李峤、张廷珪举荐他词高行直，拜左拾遗。宋璟奏武后的内宠张昌宗兄弟有不顺之言，请付法推断，武后初不应，李邕便在阶下抗言赞助，武后只得接受了宋璟的请求。事后别人问他：“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称旨，祸将不测，何为造次如是？”他说：“不愿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后代何以称也！”这话最能见出他的思想、性格。他是个敢讲话、不怕死的勇敢分子！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说：“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否臧太常议，面折二张势。”即指此。中宗昏庸，即位后以妖人郑普思为秘书监。李邕上书力谏说：“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术可致长生久视之道，则爽鸠氏久应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则秦皇、汉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则汉明、梁武久应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这话说得很尖锐、很透彻、很幽默，也很大胆。李邕敢于讲话，不光坏人嫉恨他，就是一些较好的执政也很讨厌他。开元三年，他任户部郎中，中书令姚崇嫉邕险躁，因事构成其罪，左迁括州司马。后征为陈州刺史。开元十三年，玄宗车驾东封回，他汴州谒见，累献词赋，很中皇帝的意，于是颇自矜衒，自吹当居相位。张说为中书令，很厌恶他；不久陈州赃污事发，减死贬为钦州遵化县尉。后在岭南从中官杨思勖作战有功，又累转括、淄、滑三州刺史。李邕素负美名，频被贬斥，人们都称道他能文、善养士，是贾谊、信陵君一流人物；却为执政所忌，剥落在外。他的名声很大，后进不识，每聚于京洛道路上观看，以为古人；或传他眉目有异，士大夫都争相寻访。后又为人中伤，始终不得进用于朝。天宝初，前后做过汲郡、北海太守。李邕性豪侈，不拘细行，所在纵求财货，驰猎自恣。五载（七四六），奸赃事发。又曾赠左骁卫兵曹柳勣马一匹，柳勣因“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罪下狱，吉温令柳勣供出李邕与此案有牵连。六载（七四七）正月，朝廷差员驰往北海，就郡杖杀之，时年七十余。李邕早年即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朝中官员和天下寺观多备重金去求他的文章。前后所制凡数百篇，收到的馈赠亦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卖文获财，没有比得上李邕的。李邕虽是古代最大的稿费收入者，由于他性好豪侈，交游又广，开销很大，这点稿费和俸禄当然是远远不够他花销的。因此史传记载他曾经犯过两次贪污案，这当是实情。李邕作为封建社会的大名士，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如敢于仗义执言等），而可非议之处亦复不少（如生活豪侈、纵求财货等）。这些都不必苛责，也无须偏袒。至于说到他的死，毫无疑义，则是当时一大冤案。因为通过这一案件有助于了解当时日益恶劣的政局，不妨稍加介绍。
原来赞善大夫杜有邻有个女儿做了太子良娣。良娣的姐姐就是左骁卫兵曹柳勣的妻子。柳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复荐于北海太守李邕，李邕与之订交。柳勣到京师，与著作郎王曾等为友，他们都是当时的名士。柳勣跟他妻子娘家人不和，要陷害他们。天宝五载，柳勣散布流言蜚语，控告他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指批评皇帝）。权奸李林甫教他的爪牙京兆士曹吉温与御史审讯此案，查出柳勣是首谋。吉温指使柳勣将王曾等也牵连进去。这年十二月，杜有邻、柳勣和王曾等皆被杖死，积尸大理寺，妻子流远方；中外震栗。李林甫又遣派他另一爪牙监察御史罗希奭往山东，于六载正月分别将李邕、裴敦复杖死。——这不是件孤立的冤案，而是李林甫为了巩固个人权势、打击异己力量的大阴谋中的一环。案：一、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以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林甫柔佞多狡数，凭借宦官、宠妃之力以进；从此开始入阁。二、玄宗欲以李林甫为相，遭到张九龄的反对。李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终于得逞。二十四年（七三六），以张九龄为右丞相，罢政事；以李林甫兼中书令，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视听，自专大权，明召诸谏官谓曰：‘今明主在上，群卧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补阙杜琎尝上书言事，明日，黜为下邽令。自是谏争路绝矣。牛仙客既为林甫所引，专给唯诺而已。然二人皆谨守格式，百官迁除，各有常度，虽奇才异行，不免终老常调，其以巧谄邪险自进者，则超腾不次，自有他蹊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四）三、二十五年（七三七），监察御史周子谅弹牛仙客非才，引谶书为证。玄宗怒，命左右㩧于殿庭，气绝复苏；流瀼州，至蓝田而死。李林甫说：“子谅，张九龄所荐也。”贬张九龄荆州长史。四、李林甫做宰相时，凡才望功业超过他和为皇帝所看重、势位将威胁他的，他必千方百计搞掉他；尤忌文学之士，或表面上跟他好，用甜言蜜语笼络他，而暗中陷害他。所以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例如天宝元年（七四二），他得知玄宗有想用严挺之的意思，当时严挺之正在做绛州刺史，他就假装关心，对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说：“上待尊兄意甚厚，盍为见上之策，奏请风疾，求还京师就医。”严挺之照他说的那样做了，他又对玄宗说：“挺之衰老得风疾，宜且授以散秩，使便医药。”玄宗听了叹息很久，就授以詹事散职，让他在东都养病。这一类暗中捣鬼的例子很多，不赘述。五、李林甫除了暗中捣鬼，还收买爪牙，对那些不依附于他的人大搞政治迫害。天宝四载（七四五）前不久，有人荐吉温于李林甫；李林甫得之大喜。吉温常说：“若遇知己，南山白额虎不足缚也。”当时又有杭州人罗希奭，为吏深刻，李林甫提拔他当了殿中侍御史。这两个家伙都能根据李林甫所要达到的深浅程度，锻炼成狱；凡遭受他们暗算的没一个人能逃脱得了，时人谓之“罗钳吉网”。从此以后，冤狱就层出不穷，而杜有邻、柳勣一案就是其中最大、牵连最广的。此案有关人犯处死后余波犹未平息。六载，李林甫又奏请分遣御史往贬所赐皇甫惟明、韦坚(16)（此二人皆为李林甫诬告“结谋欲共立太子”，经吉温等罗织、进谗遭贬）等死。罗希奭往青州处死李邕后又去岭南，沿途杀遭贬的官员，郡县惶骇。原左相李适之因与李林甫争权有隙，牵入韦坚一案，贬宜春太守。御史排马牒(17)到宜春，李适之忧惧，仰药自杀。先天二年，王琚曾助玄宗剪除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有功，拜户部尚书，封赵国公；天宝后为邺郡太守。王琚和李邕一样，性豪侈，喜欢摆老资格，李林甫恶其负材使气，就借赃污事把他贬为江华司马。罗希奭至江华，王琚仰药不死；一听见他已到县，就自缢了。睢阳太守裴宽为李林甫所忌(18)，也牵入韦坚一案，贬为安陆别驾。
《旧唐书·李林甫传》载：“林甫尝梦一白皙多须长丈夫逼己，接之不能去。既寤，言曰：‘此形状类裴宽，宽谋代我故也。’时宽为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故因李适之党斥逐之。”可见他担心别人抢他的相位，竟到了疑神疑鬼、梦魂不定的地步。——罗希奭又绕道过安陆，要杀裴宽，裴宽向罗希奭叩头求生，罗希奭不宿而过，乃得免。李适之子李霅迎父丧到东都，李林甫令人诬告李霅，杖死于河南府。李林甫恨韦坚不已，因韦坚曾为江淮租庸转运使，便遣使沿黄河和江、淮一带州县搜求韦坚的罪状，抓了许多押船的小吏和船夫，牢狱里都关满了人。到处搜捕逃犯，邻里也受到牵连，都裸露死于公府。这场大祸，到李林甫死了才止住。看了以上的简要叙述，不须剖析，玄宗的昏庸、李林甫的歹毒、当时反动势力的猖狂和政治局面的黑暗自明。李邕的死，决不是孤立的寻常冤案，而是以李林甫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为剪除异己巩固自身地位而长期策划的一连串政治谋杀之一。曾被讥讽是走“终南捷径”的卢藏用常对李邕说：“君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然终虞缺折耳。”在明哲保身的人看来，不知韬光养晦难免遭忌，但这话也说明正因为他是“难与争锋”的“干将、莫邪”，李林甫才深感是对自己势位的威胁，所以就设法把他除掉的啊！《资治通鉴》说：“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像李邕一样，李适之、王琚、裴宽、裴敦复、韦坚等等，都被李林甫视为劲敌，成了他魔掌中的牺牲品。
李邕被杖杀的惨剧，就发生在杜甫与李邕、李之芳等在齐州游赏宴会后两年。
杜甫两年后写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提到王翰，自会想起他的名篇《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字子羽，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少豪荡，恃才不羁，喜纵酒，枥多名马，家蓄妓乐，发言立意，自比王侯。唐睿宗景云元年（七一〇）中进士，又举超群拔类科。张说当政，召为秘书省正字，擢驾部员外郎。张说罢相，他被贬为仙州别驾；至郡，日聚英豪，纵禽击鼓作乐。再贬为道州司马，卒。文士祖咏、杜华等常跟他在一起游赏。杜华的母亲崔氏说：“吾闻孟母三迁，吾今欲上居，使汝与王翰为邻，足矣。”可见他在当时是很负盛名的。一般人以能与王翰为邻为荣，杜甫青少年时期，王翰却自愿与他为邻，足见他的不凡。《新唐书·杜甫传》说杜甫“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杜甫晚年作的《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伊昔临淄亭，酒酣托末契。重叙东都别，朝阴改轩砌。”前两句指齐州再遇陪宴历下亭事。此时既说“重叙东都别”，“李邕求识面”定然是前几年在东都的事。那么，这次再遇，这一老一少，可算得是忘年的旧知交了。诗中接着追述了杯酒言欢之余李邕跟他纵论了前辈名家诗文，赞扬杨炯诗文雄健，不满意李峤的华丽，尤其感谢对他祖父杜审言诗作的高度评价：“论文到崔（融）苏（味道），指尽流水逝。近伏盈川（指杨炯）雄，未甘特进（指李峤）丽。……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递。”（参看本书第一章有关论述）对李邕的冤死及其身后的荒凉，他是很悲愤、很感叹的：“呜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日斜鵩鸟入，魂断苍梧帝。……终悲洛阳狱，事近小臣毙。祸阶初负谤，易力何深哜！……坡陀青州血，芜没汶阳瘗。……子孙存如线，旧客舟凝滞。”王嗣奭说：“此老才名甚盛而死极惨，公痛之甚，故既云‘竟掩宣尼袂’，又云‘魂断苍梧帝’，又云‘事近小臣毙’，又云‘坡陀青州血’，不觉其言之复也。”李邕的死，对他的震动是很大的。这无疑有助于他今后逐渐看清现实政治情况。
有人据李白《上李邕》“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断言李邕“独与李白性情不相投合”。这诗不妨作如是观，但解作是李白对李邕诉说衷肠、慨叹自己不为世俗大人先生所重，也未尝不可。(19)其实李白对李邕的冤死也是极其愤慨、极其同情的：“君不见李北海，英风豪气今何在？君不见裴尚书，土坟三尺蒿棘居。”（《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裴尚书指裴敦复，他与李邕皆坐柳勣事同时杖死，所以这里与李北海并举。虽无文字记载，当杜甫、李邕在齐州再遇的那会儿，李白既然也在那里，而且二人并无恶感，不见得他就没去看李邕，没参加过任何一次宴会。前年冬天我游大明湖，想到历下亭去看看，可惜找不到渡船，曾写了首七绝发思古之幽情说：“筵开北海引杯长，座客都输太白狂。欲觅遗踪乏舟楫，孤亭宛在水中央。”我是想象李白当年也是在座的啊。
杜甫有《暂如临邑至㟙山湖亭奉怀李员外率尔成兴》诗：“野亭逼湖水，歇马高林间。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暂游阻词伯，却望怀青关。霭霭生云雾，惟应促驾还。”“㟙山”当是“鹊山”之讹。临邑（今山东临邑）在齐州北百五十里。鹊山湖在州北二十里。去临邑当经过鹊山湖。历城东门外有历水流入此湖。第三章已经提到他的弟弟杜颖在临邑做主簿。这次他暂离齐州去临邑，当是去探望杜颖。这诗首联说在湖边“野亭”“高林间”下马暂歇。颔联写湖上景象。“词伯”指“李员外”之芳。“青关”即青州穆陵关。颈联说李之芳暂不同游，令他不觉极目远望而怀念青关。可见李之芳这时正在青州。所以尾联有盼他早归齐州之意。案：杜甫《同李太守登历下古城员外新亭》题下原注说：“时李之芳自尚书郎出齐州制此亭。”首二句“新亭结构罢，隐见清湖阴”其下原注说：“亭对鹊山湖。”既说“隐见”，李邕《登历下古城员外孙新亭》也说“巨壑眇云庄”（“巨壑”指鹊山湖，“眇云庄”谓远眺湖边庄舍渺在云间），可见筑在“历下古城”的“新亭”离州北二十里的鹊山湖很远。再看这诗：题中明明说是“㟙（鹊）山湖亭”而非“对鹊山湖”之亭。诗中又明明说这“野亭”（哪有称官场中人所筑“新亭”为“野亭”的？）“逼湖水”而非“隐见清湖阴”，所写之景“鼍吼风奔浪，鱼跳日映山”是近在眼前而非“巨壑眇云庄”那样远在天边。可见旧注以为“野亭”即“新亭”，并从而推断杜甫“暂如临邑，先至湖亭别李员外之芳，李适往青州，因而奉怀”（卢元昌注），或说“疑公将往临邑，中道抵历下登新亭，因怀李之芳”（王道俊《杜诗博议》），都不可信。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杜甫往临邑去看望弟弟，跨马出了齐州城，走了二十多里，来到鹊山湖畔，见有“高林”“野亭”，便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下。想到当日登临“新亭”，此湖仅隐约可见。今日对此一派湖山壮丽景致，可惜李员外远在青州，不能同来游赏。“率尔成兴”，便写了这诗，抒发怀念之情，并盼他早日归来。——这难道不更合乎情理吗？李之芳去青州，大概是专程去送他年迈的族祖李邕回去。等到杜甫从临邑回到齐州时，恐怕再也不能陪李邕为诗酒之会，再也见不到这位最赏识他的文坛老前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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