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的文学-杜甫“未坠素业”的家世
如果说远祖杜预激发了杜甫的功名事业心，那么祖父杜审言可说是他走上诗坛的先导。杜审言，字必简，唐高宗咸亨元年（六七〇）进士，做过县尉、县丞等小官。后武后召见，将任用他，问：“卿喜否？”审言蹈舞致谢。武后教他赋《欢喜诗》，叹重其文，授著作佐郎，迁膳部员外郎。中宗神龙元年（七〇五）张柬之等诛杀武后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随后中宗即位，赦天下，惟二张党羽不原。杜审言因与张易之有交往，流峰州。不久召授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死后追赠著作郎。杜审言少年时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同被时人称为“文章四友”。武后很看重李峤的文才，朝廷每有重要写作任务，多交给他去完成。崔融为文典丽，当时很少有人能同他相比，朝廷许多文章，如《则天哀册文》等，多出自他的手笔。苏味道也很会写文章，曾替人起草谢表，援笔而成，辞理精密，盛传于代。杜审言的文章没有流传下来，既然和李、崔、苏三人并称，想也有一定水平。但要指出的是，从现存李峤为御史台巡按天下一事所上的疏、崔融论关市税收疏等文章看，他们写的多是带骈俪句式的应用文。这种文章写作起来虽然不易，却无多少文学意味。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载，唐判语必骈俪，自朝廷至县邑莫不皆然，非读书善文不可，宰臣每启拟一事，亦必偶语数十语。当时习尚如此。杜审言的诗现存四十余首，多律诗，五律较有佳作。他和宋之问、沈佺期都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对五律的形成做出过贡献。杜审言自恃才高，出言往往很狂妄。苏味道做天官侍郎，杜审言为他拟判，出来后对别人说：“味道必死！”听到这话的人大吃一惊，问为什么，他说：“彼见吾判，且羞死。”（可见他擅长的确乎是应用文。）他还对人夸口说：“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虽是吹牛，可见他的书法还是可以的。《大唐新语》就说他“雅善五言，尤工书翰”。）他的自高自大，可说至死不变。当他病危临终时，宋之问、武平一等人来探望他，问他怎样。他答道：“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也。”据史传载，崔融去世，杜审言曾为他服丧，恐怕他唯独对此人暗中感到有点佩服。沈佺期、宋之问人品很次，媚附张易之兄弟，扈从武后游宴，因会写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很受赏识。李峤、崔融、苏味道都以文才得到武后的重用，做了高官，结局也较好。但他们和沈、宋一样，都降节依附过张易之兄弟；二张伏诛，都连坐遭贬。杜审言同他们有来往，遭遇也差不多，官做得远没有李、崔、苏的高，也不像沈、宋那样卑下，但从他赋《欢喜诗》、蹈舞拜谢武后授官和交接二张等表现看，他的人品也不算很高尚。他和杜预的坟墓同在首阳山，杜甫寒食不祭祖而祭远祖，并表示政治上要以远祖为榜样，可见远祖和祖父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是不同的。他的《八哀诗·李公邕》说：“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宠嬖。”这“宠嬖”即指二张之流。他对他祖父的政治表现，不可能也不敢有任何微词，心里还是有看法的，起码会感到与这些“宠嬖”有牵连未免窝囊。杜甫后来在成都遇到与杜审言同时为武后所用的闾丘均的孙子某和尚，曾写诗送他说：“惟昔武皇后，临轩御乾坤。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当时上紫殿，不独卿相尊。世传闾丘笔(3)，峻极逾昆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赠蜀僧闾丘师兄》）很显然，他只是为作为“墨客”的两家祖父能以“诗”“笔”与卿相同为朝廷所尊重，而深感际遇的不易，其着眼点主要在于文事。
说到文事的最高成就，一般多举屈原、宋玉。“吾祖诗冠古”，当然超过了屈、宋。这不过是杜审言大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另一种说法。这么说，虽有自豪之意，但也不可过于认真，认为杜甫真的把他祖父看成“千古诗人之冠”。因为这话和夸奖“闾丘笔”“峻极逾昆仑”一样，只是一般应酬诗中互相吹嘘家学渊源的老套头。《赠蜀僧闾丘师兄》作于上元元年（七六〇）秋。第二年作《戏为六绝句》。这组诗开论诗绝句的先声，也为后世诗话所宗尚，虽说“戏为”，实是精当、严肃的论诗之作。其五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杜臆》说：“谓我不薄今人之爱古人，而辞句必与为邻也。但学古人者，在神不在貌，今优孟屈、宋自谓可与方驾，恐不免作齐、梁之后尘耳。”这首诗多歧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把屈、宋，不把“诗冠古”的“吾祖”当作高悬的标准。当认真论诗时，他也并不信口雌黄。杜甫诗文中涉及杜审言的话还有一些，如“天下之人谓之才子”（《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4)（《偶题》）等。虽说他并非真的盲目地认为杜审言的诗好得到了无以复加的极境，他还是为他家出了这样一个著名的“才子”和诗人而自豪。他把作诗看成是他家的专业，并以此勉励儿子，这固然反映出他有着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也表明他确乎很看重他祖父所开创的诗歌传统。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这无疑会激发他从事诗歌创作的兴趣和热忱，增强他要在这方面取得成就的信心和勇气。
何况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并不仅止于精神上的鼓励。
不少评论家早已指出，杜审言给予杜甫最直接、最明显的影响是排律这一诗歌形式的运用。唐初袭齐梁余风，宫体诗盛行。宫体诗内容空洞，一味追求对仗、声韵、辞藻、用典，经过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诸人的不断写作，从而促进了五律诗体的形成。杜审言对五律诗体的定型也做出过贡献，但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五言排律。说五排是五律的延长，不如说是齐梁以来新体诗的入律。新体诗一般较长，其中几联皆须对仗，只要调调平仄，一律改押平韵，就是五排了。李峤、崔融、沈佺期、宋之问等都写过不少很典型的五排，最长的则推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四十韵。杜甫在《八哀诗·李公邕》中提到了这首长律：“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钟律俨高悬，鲲鲸喷迢遰。”李邕是盛唐文坛上的大名人。杜甫青年时就得到他的赏识（“李邕求识面”）。他曾经跟杜甫谈论过崔融、苏味道、杨炯、张说等前辈文人的创作成就，就中最推崇杜审言的诗，尤其那首四十韵的长律。这是杜甫事后追述李邕讲到他祖父的那段话。“玉山桂”出《晋书·郤诜传》郤诜答晋武帝语：“臣举贤良对策为天下第一，犹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用在这里，意思是说这首长律可算得是天下第一名篇。对于这样一个极高的评价，杜甫当然是深感荣幸、永志不忘的。杨伦说：“于表扬先世处尤致低徊，见仁人孝子之用心。”（《杜诗镜铨》）杜甫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强烈的封建家族感情。
显然受了祖父的影响，杜甫也很看重五排的写作。他写的五排既多且长，现存最长的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真说得上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运用大量典故，严格遵守格律要求，还要一韵到底，而且内容庞杂，忽自叙，忽叙人，忽写景，忽言情，忽纪事，忽议论，忽眼下，忽过往，居然写得这样波澜层叠、流转自如，没有相当的创作经验和学识，是很难下手的。这首诗有思想，有感情，不可简单地斥之为“文字游戏”，将它一笔抹杀。可是这样的诗，框框多，局限大，很不利于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即使挖空心思，挦扯掌故，写得再好，艺术效果也较差。(5)杜甫是语言艺术大师，应该深谙此中甘苦。那么，他为什么偏要舍易求难、自讨苦吃，偏要变本加厉，将开始于他祖父的四十韵长律扩大为一百韵呢？
我看，除了个人爱好（既有这一体，无妨做些尝试和探讨），还有来自时尚的原因。
中唐掀起过古文运动，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散文作家和作品，在某些时期、某些方面，散文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总的看来，终唐之世，凡官府文书，从朝廷“大手笔”、君臣诏奏，直至州县书判，所用文体始终未离骈俪（到中晚唐令狐楚、李商隐手里又进一步发展成骈俪化程度更高的四六文）。骈体应用文，既要用典，又要切合时事实际，写起来无疑比一般文学骈文更难。这就无形中成了一种专业技能，那些少数精于此道的人，由于“物以稀为贵”，自会名重一时了。这种时尚，也可说是起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反映到科举上，就要求那些想考上进士的人，应具备“藻思清华，词锋秀逸”“游情文藻，下笔成章”的才学。杜审言是“文章四友”之一，又是进士出身。他曾经口出大言，自夸他起草的“判”能令苏味道“羞死”，足见他是写骈体应用文的老手。此外，唐初以来，诗坛重辞藻、事对，像《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这样一些类书便应运而生，诗便成了“类书家”的诗，也便是“类书式”的诗（详见闻一多《唐诗杂论·类书与诗》）。“四杰”和陈子昂，甚至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他们，各自从不同角度，都对转变这股形式主义诗风做过大小不同的努力，也收到了一定成效，但宫廷应制、官府应酬，写的仍是“类书式”的诗。从现存作品看，杜审言也是写这种诗的好手。杜审言既是写骈体应用文的老手，又是写“类书式”的诗的好手，加上他秉性狂妄，好恃才逞能，这就难怪他爱写长律，甚至有的竟长达四十韵了。
其后，规定进士科在试策之外加试诗赋各一篇，赋韵四平四仄，诗五言六韵十二句，无论诗赋都是命题作文，都须调平仄讲对仗。骈赋、排律既然成了法定的考试科目，就更为士林所重了。——究竟进士科加试诗赋始于何时？据《旧唐书·杨绾传》记载是始于天宝十三年。其实中宗复位之初已开其端，这时不过更进一步制度化罢了。(6)——为了考进士，掌握诗赋这一“敲门砖”，当时的士子都曾狠狠地下过一番工夫。譬如孟浩然，他长期隐居襄阳，“属意在章句”，努力为应试入仕做准备，等到自以为“词赋颇亦工”了，才于四十岁那年入长安考进士（花了偌大的气力，可惜落第了）。
应试的诗赋看重辞藻、事对，要想提高这方面的水平，根据唐初以来形成的风气，就要精通《文选》。《文选》为习举业的士子提供了丰富的辞藻、典故，也提供了极佳的范文。由于时人的崇尚，学术上也相应出现了曹宪、李善等开创的所谓“选学”，足见它影响之大。李白后来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方式，得到皇帝的征聘，想从此步入仕途。但先前似乎也曾有过应进士试的打算。《酉阳杂俎》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已亡，惟存《恨赋》矣。”这传说是否可信姑且勿论，拟《恨赋》总是不假的。江淹的《恨赋》是标准的骈赋，无论就体制、作法或“辞藻宏丽”的文风而言，都最接近进士科所试的律赋。要不是为了应举，谁肯这么亦步亦趋地去苦苦摹拟它呢？光泛泛地解释这只是李白一般的刻苦学习创作的表现，不是很能令人信服的。前面已经提到杜甫很推崇他祖父杜审言的诗，尤其是他的排律，而且自己也很会写排律。结合当时的风气和进士科对诗赋的要求看，这也不仅出于一般的对文学创作的爱好，而主要是有着为考进士作准备的世俗打算。杜甫从小读书写作，自恃得家学真传，举业娴熟，便于漫游吴越之后，二十四岁那年第一次信心十足地去应试，哪知却失败了：“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气劘屈贾垒，目短曹刘墙。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屈、贾、曹、刘，全不在话下，好大的口气！这话与杜审言自夸“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的大言相比，也毫不逊色。“法自儒家有”，杜甫得到了乃祖的文“法”、诗“法”，也得到他的狂妄了。当时他少年气盛，并不以下第为意。十二年后，他再次应诏赴长安就选，与元结等人皆因李林甫怕士子干预朝政而未被录取。这不是寻常的落第，这是政治迫害，加上年纪大些，他后来谈到这事感到很愤恨、很痛心：“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奉赠鲜于京兆》）到四十岁时，眼看功名无望，只得走投匦献赋这最后一条门路，进《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命待制集贤院：“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烜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莫相疑行》）在他看来，虽未因此而博得名位，倒也十分的风光，总算没白学诗赋一场。《三大礼赋》现存，都是律赋，其中的一些骈辞俪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7)、“桐花未吐，孙枝之鸾凤相鲜；云气何多，宫井之蛟龙乱上”、“甲胄乘陵，转迅雷于荆门巫峡；玉帛清迥，霁夕雨于潇湘洞庭”(8)等，除了句式的不同，岂不是很好的诗句么？由此可见律赋和律诗在基本功的训练上是相同的。
杜甫继承家学，为应试练就了高超的诗赋写作能力，而终莫能售，失望之余，只有将“奉儒守官”、维持“未坠素业”的希望寄托于他所偏爱的二儿子宗武了。他给宗武的教训中最重要的有这么三句话：“应须饱经术”（《又示宗武》）、“诗是吾家事”、“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第一句除指一般意义的“奉儒”，读者可别忘了考进士是要填帖经的啊！第二句主要为杜审言的诗文成就自豪，也有自负意，希望小子能继承他家这一传统专业。第三句，是说要想写好诗赋，唯一诀窍是精通《文选》。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时人风尚。这三句话，如果仅仅理解为只不过在勉励儿子熟读经书，搞好创作，做个通儒和诗人，恐怕不完全符合像杜甫这样的父亲的心意。这是在苦口婆心地教导儿子要按照乃祖乃父的路数，从小为应试练好过硬的本领。代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曾上疏议论高宗朝刘思立奏请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之后，“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案《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引文有‘其明经则诵帖括以求侥幸’语），三史则皆同挂壁”，“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长老以此垂训”（《旧唐书·杨绾传》）。杜甫“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中尽管存在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他倒是个很有真才实学的老实人。他看重科举，只是死心眼地认定这才是入仕的唯一正途。他要求子弟读经习文，也并非“用致虚声”“以求侥幸”。这和杨绾所批评的不良倾向是很不相同的。不过他毕竟未能免俗。他对儿子夸耀“诗是吾家事”，要他练好本领考进士，这还不是同世俗的“家之长老”一样，在“以此垂训”么？
杜甫将杜审言所开创的“吾家事”接过来传下去，当然不都是出于习举业的世俗考虑。因前人对此注意不够，故详言之。如果以为杜甫看待其祖，其祖影响杜甫仅限于此，那未免委屈古人，也不是我的本意。杜甫不用说了。杜审言虽然擅长时俗诗文，却是个地地道道的诗人，在初唐颇为突出，颇有影响。闻一多仿前人批评李善注《文选》“采事而忘意”的话，批评唐初宫体诗人“用事而忘意”。这只是就总的倾向而言，并非说这些诗人、诗作连丁点儿“意”也没有。杜审言追随二张、侍从武后游宴作应制诗的时间究竟不长，后来遭贬，“十年俱薄宦，万里各他方”（《赠崔融二十韵》），生活面广了，感受多了，也写过像《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赠苏绾书记》《渡湘江》这样一些情意真切、风格清新的诗篇。如果将“四杰”的深情咏叹比作应时而起的熏风，将陈子昂的高唱和倡导诗歌革新的大声疾呼比作狂飙，吹动了、吹散了弥漫唐初文苑的齐梁浮艳余风，那么，杜审言和沈、宋的少数写常人生活的篇章，就是冲淡宫体诗堆砌积习的细细凉飔。就杜审言现存的诗作而论，他的五排写得还是很堆砌，不如五律、绝句有一两首有新的突破。排律除头尾四句外，其余均须对仗，越长越呆板，形式本身就伏下先天性堆砌之病。杜甫自幼得乃祖真传，独擅此体，晚年技痒，制作颇多，居然能写出像《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谒先主庙》《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等这样一些格律严谨、属对精工、气势磅礴、挥洒自如的长篇巨制，这不能不教人惊叹他学力之深、才力之大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作排律往往无好诗，也不应提倡作排律。但是，杜甫既已对这一最呆板、最易窒息创作活力的形式运用得较为得心应手，写出了一些较有内容的好诗，难道能因形式而否定内容，说这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试帖诗”，是在玩“文字游戏”(9)吗？“诗是吾家事”，杜甫为他家有诗歌创作传统而自豪，开始学诗的当初，想得最多、最具体的无疑是为了应试入仕。但是，到了他“晚节渐于诗律细”时，就显然不是为了应试而是为了创作了。今天不需要为创作，更不要为应试，去向老杜学作排律，但是，他这种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善于继承、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值得学习的。
上述种种，可以明显地看出杜审言对杜甫的影响，但影响也决不仅止于此。
契诃夫的友人谢普金娜—库彼尔尼克曾在《忆契诃夫》（载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回忆契诃夫》）的文章中写到，契诃夫的父亲巴维尔有许多大本子。在这些大本子里，他以一行字写上每天的全部事件，例如：“十四日，女孩子们从树林里采回铃兰来。”“十五日，玛利尤式卡烙饼烙得妙极了。”“十六日，牧童被雷击死了。”“十七日，米沙结了婚。”“十八日，客人来了，褥垫不够用。”“安东生气了。牡丹盛开了”等等。快乐、悲哀、新闻全部都庄严而沉重地写在一行里。从这个笔记中可以了解，契诃夫在一个句子里那样简练地描写了整幅图画——通过“一个在堤上闪着光的瓶嘴”描写了整个月夜的情景……这种才能是从哪里来的？才能、气质能否遗传，不拟讨论。不管怎样，这小段回忆很有意思。这不是科学的论断，这是出自女性敏感的觉察，但也很能说明些问题。巴维尔不是小说家，文化也不高，儿子尚可从他那里获得某种艺术才能。杜审言是诗人，作品俱在，难道杜甫就仅只在格律上，而不能从艺术本身得到一些启发么？杜审言诗歌特色之一是善于把握变化莫测的风物和微妙的情绪，如“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夏日过郑七山斋》）、“江声连骤雨，日气抱残虹”（《度石门山》）、“春情著杏花”（《晦日宴游》）等等。我看，这种艺术感受和表现能力对杜甫并非毫无影响。杜甫的《题省中院壁》：“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遣意二首》其二：“云掩初弦月，香传小树花”、《小槛遣心二首》其一：“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船下夔州郭宿》：“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即事》：“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等等，写景入微，情意自出，气氛浓烈，印象鲜明，造诣之高，非杜审言能及，但从发展上看，却是乃祖一脉所传。所以宋代王得臣说：“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倡和。其诗有‘绾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又有‘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带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取其意，而语句体格脉络，盖可谓入宗而取法矣。”（《苕溪渔隐丛话》引《麈史》）宋代邵博更列举杜审言《和韦承庆山庄》诗五首，说：“味其句法，知子美之诗有自云。”（《河南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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