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年客东都”-杜甫的壮游生活
天宝元年（七四二），杜甫的二姑万年县君在洛阳仁风里去世；六月，还殡于河南县。杜甫来东都，为她服丧，作墓志，刻石。他幼时曾得到过二姑的抚养，对她的死感到很伤心。二姑父裴荣期，当时正在做济王府录事参军，也赶回来料理后事。这年写《假山》诗，序说：“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垒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诗说：“一匮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氤氲。”这假山是他舅舅为他继祖母卢氏所堆造，藉之祝愿她寿比南山。堆三峰造型秀丽的假山，栽几竿平添野趣的慈竹，这舅舅的襟怀颇不俗！一九七二年在陕西乾陵发掘的唐代章怀太子墓（建于公元七〇六年）中，发现两幅侍女手持盆景的壁画。一幅男装侍女手托盆景，中有假山、小树。另一幅身穿长裙的侍女，手持莲瓣形盘，上有盆景：绿叶、红果（见《人民画报》一九七八年七月号《唐代盆景》图片介绍）。相传王维以黄磁斗贮兰蕙，养以绮石，累年弥盛（见《云仙杂记》）。韩愈有《盆池五首》，其一说：“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作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如方口钓鱼时。”其二说：“莫道盆池作不成，藕梢初种已齐生。从今有雨君须记，来听萧萧打叶声。”其五说：“池光天影共青青，拍岸才添水数瓶。且待夜深明月去，试看涵泳几多星。”又白居易《题牛相公归仁里宅新成小滩》说：“况此朱门内，君家新引泉。伊流决一带，洛石砌千拳。……曾作天南客，漂流六七年。何山不倚杖，何水不停船。巴峡声心里，松江色眼前。今朝小滩上，能不思悠然？”他自己也在住处布置小滩（见《亭西墙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潺湲成韵颇有幽趣以诗记之》《南侍御以石相赠助成水声因以绝句谢之》《新小滩》）。可见唐代士大夫们多好培植盆景、盆池，设计假山、假水，聊以小中见大，驰骋想象，寄托对大自然的爱好。这一趣味，这一风尚，固然仅只属于统治阶级，仅只为了享乐的目的，但也多少反映出唐代诗歌和艺术影响之大；诗歌和艺术原本来自生活，哪知如今生活反而诗化了、艺术化了。
天宝三载（七四四），杜甫三十三岁，仍在东都。五月，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郡（即汴州治所，在今开封市）的私第（据此知卢氏居汴州，《假山》诗当是杜甫来汴州探望祖母时所作）。八月，归葬偃师，他作墓志。
这两年他跟显贵秘书监李令问、驸马郑潜曜(10)等都有交往。他的《重题郑氏东亭》就是咏洛阳西不远的新安县（今河南新安县）郑驸马园亭之作。说是“重题”，则来此游赏、作诗决不止一次。这别业有山有水，亭建山腰，鱼跃水面，鹰归云树，景物野旷，规模很大：“华亭入翠微，秋日乱清晖。崩石欹山树，晴涟曳水衣。紫鳞冲岸跃，苍隼护巢归。”与作于稍后的《郑驸马宅宴洞中》所描绘的豪华的宅第相较，这当是郑潜曜田产所在的庄园之一。由此可窥见唐代显贵奢豪之一斑。他的《李监宅二首》其一说：“尚觉王孙贵，豪家意颇浓。屏开金孔雀，褥隐绣芙蓉。且食双鱼美，谁看异味重。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这诗称美李监得乘龙快婿，兼叙陈设的奢华、筵席的精美。顾注引《灵怪录》：“李令问开元中为秘书监，好美服、珍馔，以奢闻；有炙驴、罂鹅之属，惨毒取味”，谓“今诗中有‘异味重’之句，岂即令问乎？”。王嗣奭说：“起语与五、六，俱含讽意。挟贵好华，此是王孙习气。曰‘尚觉’‘颇浓’，犹未尽言之也。下文又申之云美鱼可食，只此已足，而乃异味重叠，谁复看此耶？盖以俭朴之意，箴其奢华耳。”（仇注引，今本《杜臆》无）天宝三载他第一次见到李白时就发牢骚说：“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饱。”他宁肯不饱蔬食，不愿为口腹自役。可见他对这两年亲身接触到的唐王朝另一政治中心东都的上层社会，还是有所感触、有所不满的。这一时期，由于涉世稍深，有时就难免在诗中流露出人生的感伤、失意的悲叹：“往来时屡改，川陆日悠哉！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龙门》）
《龙门》是他重过龙门时所作。之前他曾写过一首五古《游龙门奉先寺》：“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编年杜诗多把这诗列为第一首，认为是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自吴越归东都后所作。案：龙门石窟在洛阳南二十五里的伊阙；伊水北流，两山夹岸对峙，形如门阙，所以叫伊阙。《两京新记》载隋炀帝观伊阙，说：“此龙门也，自古何不建都于此。”所以又叫龙门。伊水两岸崖壁雕凿了许多石窟。现在保留下来的窟龛，据龙门保管所统计，有二千一百三十七个（窟一千三百五十二座，龛七百八十五个）。这些窟龛，大部分都在伊水西岸，其中大窟有二十八个；东岸多是唐代洞窟，有七个大窟和一些小窟。根据铭刻，可知龙门石窟的开始凿造，最迟在北魏太和（四七七—四九九）年间。北魏晚期龙门石窟凿造最盛。以后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都在前代未完成的洞窟中继续有所雕造，仅有个别新开的洞窟。到唐代贞观以后，龙门又逐渐成为贵族、皇室造像活动的中心。盛唐以后才又沉寂下来。龙门唐代的造像石窟不少。在西山的唐窟，按时代先后大体自北而南，主要是初唐时开凿的。然后在伊水东岸继续修造。唐代龙门造像最繁盛的时期是公元六四〇年以后，特别是李治、武则天时期（六五〇—七〇五）。显然这和武则天长期住在东都，而且迷信佛教有关。奉先寺是龙门最重要的石窟，创建于咸亨三年（六七二）四月一日，到上元二年（六七五）十二月三十日完工，前后费时不过三年九个月，而规模之大超过了这里所有的石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大的工程，这跟动员人力的众多和工程设计的灵巧是分不开的。
奉先寺不采取全部开凿洞壁的方式，而在露天雕造佛像，这就可以利用山势减少开凿山崖的工程，从而缩短时间。奉先寺的设计和雕刻制作的精巧，显示了我国古代艺术匠师们的杰出才能。建造者“支料匠”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等人所代表的大批艺术家，应该认为是中国雕塑史上杰出的巨匠。奉先寺南北约三十六米，东西深约四十一米，本尊是“卢舍那佛”坐像，高十七米有余。据开元十年（七二二）铭记载：“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萨七十尺，迦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五十尺。”雕造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奉先寺群像的价值还在于形象的塑造，佛、弟子、菩萨、天王、力士和脚下的地神，以及这组群像相互之间所体现的内在联系，显示了当时艺术家的高度意匠。他们通过佛教所规定的形象，创造了各种不同性格和气质的人物。卢舍那大佛庄严、温和、睿智而富于同情心，可看作理想化了的封建社会“圣贤”的象征，佛像的身躯以及手的姿态都表达出一种宁静的心境，这种宁静心境和慈祥的目光结合在一起，是在力图摹拟一个具有伟大感情和开阔胸怀的形象，这也就是作者心目中的佛。阿难文静温顺，外形朴素。菩萨华丽、端庄，表情矜持。天王硕壮有力，神态严肃。力士性格刚强而暴躁。那几个承担着天王沉重的身躯的地神，神情各异：有的无所畏惧，有的表现出抗拒的力量。所有这些，都是艺术家们深刻观察了社会现实，以当时不同阶层的人物及其精神面貌作为参考，而进行创造的。因此，这些宗教雕像就自然而然地突破了类型化的造型，富于生活意味。这九躯圆雕造像，不仅各具性格特征，而且被组织在以本尊为中心的一组群像里，形成既有变化又有内在联系的艺术整体。奉先寺的凿造规模、艺术设计，以及雕刻形象的塑造，都标志着唐代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详龙门石窟保管所编《龙门石窟》，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七三年初冬，我去龙门参观，特别在奉先寺多看了看，见到的情况，大致同前面讲到的差不多。杜甫来游时，奉先寺刚竣工六十年，面貌必然很新。除了石窟，龙门还有像东岸香山寺（始建于北魏熙平元年，五一六）等一样宏伟、华丽的佛寺，所以杜甫的《龙门》说：“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可见当时龙门的建筑是极其壮丽的。奉先寺九躯造像前地盘很大。据《龙门石窟》龙门保管所一九六〇年八月写的《编后记》载：“龙门石窟两年来又有明显的变化。原来在奉先寺堆积达四五米厚的积土瓦砾，已被彻底清理干净了，现在看到的是原有的大高台和广阔的石级。”显然，这里原先是有土木结构的佛寺建筑，是有僧人居住的（这与其他洞龛不同）。所以杜甫游龙门后得以住宿于此：“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关于龙门石窟的记载，以往方志均不详，诸注家对之不甚了了。王嗣奭据诗意以为寺当在山顶，实非。“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两句，从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拘于偶对，竟臆改“天阙”为“天窥”“天开”“天阅”“天阔”“天关”。其实“天阙”即指伊阙。仇兆鳌根据前代笺注所引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然”、韦应物《龙门游眺》：“凿山导伊流，中断若天阙”等，以为“皆确据也。况此古体诗，何必拘拘偶对耶”，其说可从。“阴壑生虚籁”，写夜深人静，附近石壁大小洞龛，风激发声，泠泠可闻；“阴壑”非泛指一般背阴的山沟。王嗣奭说：“盖人在尘溷中，则天机不露。先从招提游，已觉耳目清净；而更宿其境，加以夜景清寂，形神收敛，故当晨钟初觉，遂发深省。”又说：“此诗景趣泠然，不用禅语而得禅理，故妙。”前已指出，杜甫当时曾与和尚有交往，也多少懂得点佛学，且涉世日深，偶有厌世高蹈之想。因此固不可夸大其词，说什么这“简直像一个和尚在作诗了”，但诗中也确乎流露出一些消极的情绪。杜甫青壮年时代几次漫游南北各地的这一段经历，同其后流离颠沛的遭遇比较起来，当然说得上“快意八九年”，是很值得珍惜和回忆的。但若细加分析，自从他从吴越回东都应试失利，尤其是“二年客东都”以后，阅历深了，感慨多了，有时心头也掠过了暗淡的人生的阴影，因此就不像以前总是那么“快意”了。不能认为青壮年时代的杜甫毫不徘徊、探索，总是一个劲儿地怀着“致君尧舜上”的儒家理想，在“学而优则仕”的道途上迅跑；也不能因为偶尔从他的诗中闻到了一丝“禅味”，就断定他是个宗教徒。诚然，杜甫从青壮年时代以来，就程度不同地受到了儒、释、道三家的影响（唐代三家并重），而且终身未能摆脱其局限。但是，他之所以成为伟大的诗人，决非简单地受了这家或那家的影响所致，而是他坚持在人生的道路上探索、追求，有所突破，有所扬弃，终于随着个人的宦海沉浮和社会的大变动，日渐深入社会，接近人民，并从而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1)任半塘《教坊记笺订·弁言》：“太常寺之大乐署、宫庭之内外教坊，及皇帝男女弟子所属之宫内梨园，乃盛唐同时并存之三种伎艺机构。此三机构之业务各有特点，但一部分则相同；因之，在后人之认识中，每致混淆。太常乃礼乐之司，乐工限于男性（指盛唐内外教坊完备以后而言）。其与教坊业务之分判，本书已郑重道之，毋俟引述。惟教坊与梨园之别，尚非人所通晓，误会甚多，有一言之必要。梨园主要业务，乃乐队之训练，重在演奏玄宗所特好之法曲，所谓‘法部’与‘小部音声’者皆在焉。其男伎中之人才间有善歌者，女伎中之人才间有擅舞者，因个人之邀宠而偶作特殊之表现则有之，若歌舞与其他表演，则终非梨园一般之主业也。……内外教坊，亦男女伎兼备，而以歌舞与散乐之表演为其主业。歌舞须色艺兼擅，标准最高；散乐包含百戏与戏剧两部，各有所司。自来戏剧史中，误信梨园为唐戏所自出，实则唐代宫戏全出教坊，与梨园丝毫无涉。”
(2)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孟浩然事迹考辨》。
(3)《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四九综引江宁府县志有关该寺资料，今摘录于后，供参考（与正文所引矛盾之处，亦如其旧）：瓦官寺在城西南隅。按《建康实录》：晋哀帝兴宁二年诏移陶官于淮水北，遂以南岸陶所施僧慧力建寺，故名“瓦官”。内有晋义熙中狮子国所献玉佛。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图，世号三绝。《京师寺记》：瓦官寺有瓦官阁，梁时建，高二百四十尺。南唐升元中改寺曰升元寺，阁曰升元阁。《江南野史》：唐狄仁杰为溧阳主簿，群公休沐宴升元阁，仁杰即席和诗，有“云散便凝千里目，日斜常占半城阴”句，坐客皆惊。开元九年，江宁县瓦官寺阁西南久倾，因风自正。明初寺废。嘉靖中杏花村建积庆庵，掘地得升元石像，云此即瓦官寺故地，遂改为古瓦官寺，建阁曰“青莲”（焮案：李白自号青莲居士，其《横江词》云：“白浪高于瓦官阁”，故以其号命名）。
(4)见《唐瓦棺寺维摩诘画像碑》。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载，“缘毗耶城内，有一居士，名号维摩，他缘是东方无垢世界金粟如来，意欲助佛化人，暂住娑婆秽境。缘国无二王，世无二佛，所以权为长者之身。示现有妻子男女，在毗耶城内，头头接物，处处利生，处城中无不归依，在皇阙寻常教化。毗耶国王，礼为国老。知道我佛世尊，在庵园说法，欲彰利济之心。遂入王宫教化得五百太子”，同往庵园听佛说法，中途患病故留云云。表现佛经中神变故事的说唱叫“变文”、图画叫“变相”。碑文既说所绘为“变相”，当是前引变文所述情节中之一瞥，非仅止一孤立的维摩诘画像。段成式《游长安诸寺联句》“平康坊菩萨寺”注：“佛殿……东壁上吴道玄画《智度论》，《色偈》《变偈》是吴自题，笔迹遒劲，如磔鬼神毛发。次堵画礼骨仙人，天衣飞扬，满壁风动（即今所谓‘飞天’）。佛殿内后壁，吴道子画《消灾经》事。……佛殿内槽〔东〕壁维摩变，舍利弗角膝而转。”（《全唐诗》卷七九二）可见古代佛殿变相壁画情状。吴道子所画维摩变是带情节的。《苕溪渔隐丛话》引《艺苑雌黄》说：“考之《南史·夷貊传》：‘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特殊，殊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棺寺。先有征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像画图，世人号之三绝。”
(5)黄生说：“‘新诗谁与传’，言不见其（指旻上人）近作也。俗解以此句为公自道，则‘老去’与‘头白’字重。且已（己）不能吟，而徒传人之诗，是一世法俗僧矣，非公所取也。”所论未免失之穿凿。“旧来好事”已包括吟诗、下棋、泛舟之类雅事了，难道只有“世法俗僧”才可传人之诗么？
(6)郭沫若《李白与杜甫》说：“（韦庄《菩萨蛮》中的）‘垆边人似月，皓腕凝双雪’，不就是‘越女天下白’吗？‘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不就是‘欲罢不能忘’吗？杜甫所‘思吴’的‘胜事’，毫无疑问，就是这些风流逸事。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诚然，杜甫也并不经常是那么道貌岸然的。如《独坐二首》其一：“暖老思燕玉”句，旧注引《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谓“须燕玉，所谓八十非人不暖也”，足证。可是，说“越女天下白”即指风流逸事未免武断。即使真是如此，难道杜甫所“思吴”的“胜事”，就仅只是这些风流逸事吗？
(7)《资治通鉴》卷二一四：“旧制，考功员外郎掌试贡举人。有进士李权，陵侮员外李昂，议者以员外郎位卑，不能服众；（开元二十四年）三月，壬辰，敕自今委礼部侍郎试贡举人。”李昂即孙逖后任。《唐摭言》载：“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吾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会论，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而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常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昂怒而嬉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是时国家宁谧，百寮畏法令，兢兢然莫敢跌。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瞩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先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李昂意欲杜绝私情，但措置失当，又不能坚持初衷，实无可取。
(8)《燕歌行序》：“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知此诗创作于是年。
(9)白居易做校书郎时，游徐泗间，曾在张建封的招待宴会上见过关盼盼；后作《燕子楼三首并序》，记其始末甚详。
(10)《重题郑氏东亭》朱注：“郑氏无考。鲍钦止云：即驸马郑潜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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