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祖的功业-杜甫“未坠素业”的家世
杜甫，字子美，唐玄宗先天元年（七一二）生于河南巩县城东二里的瑶湾。(1)杜家祖籍在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所以他每以“杜陵布衣”自称。他后曾一度家居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称“少陵野老”。其实他这一族从十世祖杜逊随晋室南渡，早已徙居襄阳。他曾祖杜依艺终巩县令，遂世居巩县。
杜甫的十三世祖是晋代的名将当阳侯杜预。杜氏家族，从杜预以来，自晋至唐，历代有人做官。从现存资料看，南北朝以前几代做的官较大，有做左丞、侍郎的，一般也多是太守、刺史；入隋以后，做的官较小，多县令、县尉、员外郎之类（如杜甫的父亲杜闲即曾为兖州司马、奉天令）。这是一个有悠久传统、但日趋衰落的封建官僚世族。所以杜甫在《进雕赋表》中慨叹道：“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贵磨灭，鼎铭之勋，不复照耀于明时。”这样的世家，对杜甫的思想不会没有影响。他说：“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又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进雕赋表》）他不仅为其祖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更为其世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而自豪。虽说他家世代“未坠素业”，暗地里却在担心快“坠”了。那么怎样才能继承“素业”呢？这可从他所说“奉儒守官”的话中找到答案。“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当然是高标准的“守官”了。“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当然是最实质性的“奉儒”了。他以“奉儒”“守官”并举，且置“奉儒”于“守官”之前，这意味着他重“守官”，尤重“奉儒”，也就是说要通过做官来推行儒家之道。他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后来理想落空了，自哂“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但仍望友人能实现他所不能实现的愿望，竭尽全力，事君行道：“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临危莫爱身”（《奉赠严公入朝》）。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后任左拾遗，因忠于职守，上疏营救房琯罢相，竟触怒肃宗几乎获罪，就是明证。凡此种种，都足以说明他之所以要“守官”，确乎是为了“奉儒”行道。《论语·先进》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万章下》说：“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孔、孟都主张做官要行道。杜甫讲“奉儒守官”，说这显然是接受了儒家关于仕进的主张，那是一点儿也不错的。但须指出的是：这不仅是一般的来自书本的思想影响，而且是他自幼从家庭教育有关其祖先“功德”的夸大颂扬中得到的认识，这就无怪他将“奉儒守官”看成他家仕进的传统准则，他也要身体力行了。在盛唐诗人中，杜甫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似应从他的家世和他自幼所受的家庭教育中去找。
杜甫固然为他家有“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传统而自豪（甚至给皇帝献赋时也津津乐道），但最使他景慕、对他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影响最大的却是杜预。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杜甫漫游齐鲁之后归洛阳，筑陆浑庄于偃师县西二十五里的首阳山下。其地有远祖杜预和祖父杜审言的坟墓。这年寒食日，他为文祭杜预说：“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祭当阳君文》）(2)杜甫在这里明白表示他“筑室首阳之下”是为了“不敢忘本，不敢违仁”。杜预是杜氏家族最有名的远祖，说“不敢忘本”是指不忘这个远祖，这也讲得通（也的确有这意思），但与“不敢违仁”联系起来考虑，终嫌不很贴切。为了领会作者的本意，不妨先看看前面的文字。这篇祭文的主要内容是颂扬杜预的“功德”：“降及‘武库’，应乎虬精。恭闻渊深，罕得窥测。勇功是立，智名克彰。缮甲江陵，祲清东吴。邦于南土，建侯于荆。……《春秋》主解，稿隶躬亲。呜呼笔迹，流宕何人！”杜预精通战略，平吴有功，有民谣称赞他：“以计代战一当万。”后来又对开发江汉沅湘一带做出贡献，所以南方又有歌夸奖他：“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他博学多才，懂得经济、政治、法律、天文、算学、工程各种学问，又以武功、政事、学术著名，世号“杜武库”。更有甚者，他还被人荒唐地加以神化，说是什么蛇精转生（祭文中“应乎虬精”一语即指此）。祭文简短，却概括了上述杜预一生的“功德”。所有这一切，在杜甫看来，无疑是儒家“仁义礼智信”最完美的体现。那么，他家世代能“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其本源，毋庸置疑，是来自杜预了。——这样理解“不敢忘本，不敢违仁”，似更接近作者本意。
杜预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儒守官”的楷模。杜甫筑室于其墓前，寒食祭奠，缅怀祖德，这岂止是一般的上坟扫墓！这是借祭扫在表“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决心，在勉励自己要“克绍箕裘”，建功立业。论及杜甫的大志，每举“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诸句为证，总觉空泛迂腐，头巾气太重，无非是儒生大而无当的梦想。杜甫的大志没能实现，当时已“取笑同学翁”，自己也深感“许身一何愚”，这大志确乎有不切实际、不合时宜的一面，也可从而看出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但是，我们也要“不以成败论英雄”，综览他一生言行、出处，他也并不是个书呆子。尽管他“窃比稷与契”，其实心中最仰慕、最想效法的还是他的远祖杜预。杜预离杜甫虽然也有四百多年，但较之传说中的古圣贤“稷与契”，无论人和事，都具体得多，也便于学习得多。杜预及其事业，诸如博学多才、兴修水利、开发南方等，今天看来，也多少有值得肯定的地方。那么杜甫取法于他，激发起自己的大志，这大志哪怕再朦胧、再空洞、再富于儒生幻想，也总该有一些带进步因素的现实内容。王嗣奭《杜臆》说：“人多疑自许稷契之语，不知稷契元无他奇，只是己溺己饥之念而已。”“己溺己饥之念”，即杜甫自己所说“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意思。杜甫大志中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固然主要产生于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认识和对人民的同情，但也不排斥他从杜预那里多少得到些启发。《晋书·杜预传》说：“预公家之事，知无不为，凡所兴遣，必考度其始终，鲜有败事。或讥其意碎者，预曰：‘禹稷之功，期于济世，所庶几也。’”杜甫“窃比稷与契”，不过是像杜预一样，效“禹稷之功，期于济世”罢了。二者在精神上是相通的。正由于有这点精神，杜预多少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好事。正由于有这点精神，随着时代巨变而日渐深入现实，杜甫终于突破了阶级和思想局限，走向了人民。这种精神是不容简单地加以抹杀的。
杜甫诗中也多次提到了杜预。大历三年（七六八）驻节江陵的荆南节度使卫伯玉，派遣向某入京进奉端午御衣。杜甫当时已出峡，旅居于此作《惜别行》说：“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裁缝云雾成御衣，拜跪题封贺端午。向卿将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说老翁，飘零已是沧浪客。”杜预晋初曾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后攻克江陵，控制长江上游，为王濬顺流而下、直指建业扫清了道路。平吴后论功封当阳县侯。后还襄阳，以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勤于讲武，重视戍守。又引滍水、淯水灌田万余顷，开江陵扬口，通零、桂的漕运。这些都是杜预在荆襄时建树的勋业。杜甫自幼即以杜预为楷模，渴望在政治上取得重大成就，如今“飘零”到此，眼看着旁人“雄镇荆州”，继承了“吾祖”的“勋业”，自己却落得个当清客、讲奉承话的地步，他此时此境内心屈辱之情，就可想而知了。乾元元年（七五八）他任左拾遗时，在端午那天得到皇帝赏赐的宫衣，曾作诗谢恩：“意内称长短，终身荷圣情！”谁知到头来不过如此，这就更难怪他见端午进衣要感叹系之了。大历四年（七六九）他在长沙写了首《回棹》，抒发他想回襄阳旧籍的渴望，其中“凉忆岘山巅”“吾家碑不昧”两句，念叨的仍然是杜预的事。杜预曾为留名后世煞费苦心。他常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为了保险，就刻了两通碑，记载自己的勋绩，一沉万山潭（在襄阳城西北五里，后因名沉碑潭），一立岘山（在襄阳城南七里）。“岘山巅”“吾家碑”即指此。写作这首诗的第二年杜甫就死了。他这时还念念不忘他那远祖的勋绩，在为自己的壮志未酬、无所建树而深深抱恨。可见他的封建家族观念和追逐荣名的意识都是十分强烈的。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名臣，因平苏峻等有功，官至侍中、太尉，封长沙郡公，拜大将军。对于这样一个赫赫有名的先人，陶渊明跟杜甫一样，也是极其景仰的。陶渊明曾经作了几章《命子》诗，给儿子们讲他家“光荣”的传统，其中一章专论陶侃说：“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陶渊明“少有高趣”，是个重操守的人。他称赞陶侃，“勋”“德”并举，而卒章之意则偏重于德。跟历代像陶侃这样一些特出的祖先相比，他自愧不如：“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只有将希望寄托于儿辈：“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勉励他们学习孔子后人孔伋的榜样，继承先人德业，有所成就。孔伋字子思，陶渊明特意给他的大儿子陶俨取了个字叫求思。在这篇诗中，他还打了个很幽默的比喻，说从前有个癞子，半夜里听说生了个儿子，就急忙取火去看，生怕他像自己是个癞子（见《庄子·天地篇》）。后来陶渊明见儿子们都不争气，感到很痛心，只好认命，借酒浇愁：“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俨的小名）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杜甫当日读到这首诗，颇有感触，写道：“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遣兴五首》其三）杜甫在写作这首诗之前、之后讲到他儿子宗文、宗武（尤其宗武）的诗句不少，如：“别离惊节换，聪慧与谁论？……忆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轩”（《忆幼子》）、“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遣兴》）、“自从都邑语，已伴老夫名。……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宗武生日》）、“失学从愚子”（《不离西阁二首》其一）、“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又示宗武》），等等。若论为儿子“挂怀抱”，杜甫丝毫不亚于陶渊明，难道他自己心里还不明白？他议论陶渊明的那些话，与其说是讥刺别人的微词，毋宁理解为“寄之渊明以解嘲”（黄庭坚语），慨叹做父母的对儿女往往痴心，甚至像陶渊明这样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其实，陶渊明对自己的要求又何尝能免俗？除了“进德修业”，他也渴望立功。不然，他就无须一再在诗中提到他的“猛志”“宏志”，太息“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太息“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均见《杂诗十二首》）了。陶渊明自愧赶不上他那些建功立业的祖先：“嗟余寡陋，瞻望弗及”，这就表明他确曾有过想赶的念头或志向。他的“猛志”“宏志”的形成，显然也同样受到了封建家族的影响。
陶渊明和杜甫，情况有异，成就各别。将他们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只是想说明这样一点意思：封建时代那些出身于没落世家的“飘零子弟”，由于家庭教育、家族观念等原因，为了“重振家声”，为了自己的出路，往往会转向他们著名的祖先乞求精神上的支持力量，若明若暗地形成自己的大理想、大抱负；这些理想和抱负，即使在当时多少含有一些进步因素，但大多是抽象的、朦胧不清的，而且最终也离不开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世俗考虑；不过这些大理想、大抱负也有促使人们开阔眼界，注意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作用，随着他们的日益深入现实，经历了种种磨炼，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说，有可能在他们理想幻灭、抱负落空之后，得到并非他们梦寐以求的别种成就。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杜甫和陶渊明在人生道路上的得失就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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