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雄万夫”的奇人-杜甫的壮游生活
闻一多先生曾经把李白和杜甫的会面比作诗中的两曜劈面走了来，认为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闻先生说这话时的感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曾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是李白和杜甫从来没见过面，没有那么一段（哪怕很短暂）值得纪念的深情交往，我是会感到寂寞的。李白在长安时王维也在那里，他们都有共同的好朋友孟浩然和晁衡，他们总该见过面吧？可是在他们的集子里却找不到任何显示他们有过交往的痕迹。他们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或许见过，恐怕也各自不会留下什么印象，可是，我总为这两个同龄人的未能相识而深感遗憾。他们一个是才华横溢的大诗人，一个是全面体现盛唐诗歌、绘画、音乐等文艺水平的大师，他们要是见着了该有多好。杜甫跟王是熟识的，写到王维的诗也有好几首。这是后话。
李白（七〇一—七六二）比杜甫大十一岁，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先世在隋末流徙到西域。他父亲叫李客，可能是富商。他诞生在中亚细亚的碎叶城（当时属唐安西都护府），五岁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他幼年受的教育很杂，“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十岁通诗书”（《新唐书·李白传》），十九岁又随善为纵横谈、著《长短经》的赵蕤学纵横术（见《唐诗纪事》引《彰明逸事》）。他的兴趣也很广，“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八首》其五）。他的朋友魏颢（即魏万）说他“少任侠，手刃数人。与友(1)自荆徂扬，路亡权窆，回棹方暑，亡友糜溃，白收其骨，江路而舟”（《李翰林集序》）。他年轻时真是个侠客。至于求仙访道的活动，更是贯彻一生。由于学得杂、兴趣广，他的志向就多而易变。他曾在《与韩荆州书》中夫子自道：“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这话最能见出他的精神面貌。他想做侠客：“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侠客行》）想做刺客：“燕南壮士吴门豪，筑中置铅鱼隐刀。感君恩重许君命，太山一掷轻鸿毛。”（《结袜子》）想做大将：“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司马将军歌》(2)）想做高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善卷让天子，务光亦逃名。所贵旷士怀，朗然合太清。”（《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想做圣贤：“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古风》其一）想做神仙：“愿餐金光草，寿与天齐倾。”（《古风》其七）……这些志向往往同时并存或前后一致，但就其大体而论，却有一个发展过程：“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晚节觉此疏，猎精草《太玄》。……中回贤明顾，挥翰凌云烟。骑虎不敢下，攀龙忽堕天。还家守清真，孤洁励秋蝉。”（《留别广陵诸公》）志向既然如此之多，而且前后有所改变，但其中最大最主要、为他长期所追求而始终不渝的却只有一个——想做宰相：“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唐初以来，出过不少“布衣卿相”，当时有志之士，想当宰相的就更多，杜甫不是也有过“窃比稷与契”的大志吗？想当宰相并不希罕，希罕的倒是他那个实现这一大志的如意算盘：“近者逸人李白，自峨嵋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将欲倚剑天外，挂弓扶桑，浮四海，横八荒，出宇宙之寥廓，登云天之渺茫。俄而李公仰天长吁，谓其友人曰：‘吾未可去也。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安能餐君紫霞，荫君青松，乘君鸾鹤，驾君虬龙，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耳？此则未可也。’乃相与卷其丹书，匣其瑶瑟，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同上）他是想把积极入世的政治抱负和消极出世的老庄思想、隐逸态度结合起来，由隐出仕而终归于隐，以退为进而急流勇退，以免偏执一端之弊，并获“兼济”“独善”二者之利。——好一个非凡的理想！要想实现这样的理想，就势必采取非凡的方式，走非凡的途径。应举入仕实在太平常了。交游干谒、求仙访道、退隐山林，本身自无足奇，但多管齐下，若能从而一步登天，感会风云，出将入相，倒也不落俗套。于是这就为李白所选中，而依为进身之阶、上天之梯了。
交游干谒，是旧社会任何时代求仕进者所习用的从政活动方式之一，唐代尤甚。前一章已提到，当时有“温卷”的风习，而且生徒、乡贡都须经过有关官府选拔保送。即使是应“天子自诏”“制举”的“非常之才”，亦须地方高级长官举荐，如《旧唐书·玄宗本纪》载：“（开元）二十三年，春，正月，己亥，……其才有霸王之略，学究天人之际，及堪将帅牧宰者，令五品已上清官及刺史各举一人。”即是。由此可见，若不交游干谒，莫说擢第，恐怕连准考资格也得不到。此外，还可依仗达官贵人的赏识、提拔而直接见用于朝。如李白曾经干谒过，并借“天下谈士”的话“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赞扬过的韩朝宗，就“喜识拔后进，尝荐崔宗之、严武于朝”（《新唐书·韩朝宗传》）。李白《与韩荆州书》说：“君侯亦荐一严协律入为秘书郎，中间崔宗之、房习祖、黎昕、许莹之徒，或以才名见知，或以清白见赏。白每观其衔恩抚躬，忠义奋发，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干诸贤腹中，所以不归他人，而愿委身国士。倘急难有用，敢效微躯。且人非尧舜，谁能尽善。白谟猷筹画，安能自矜。至于制作，积成卷轴，则欲尘秽视听，恐雕虫小技，不合大人。若赐观刍荛，请给纸墨，兼之书人。然后退扫闲轩，缮写呈上。庶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幸惟下流，大开奖饰。惟君侯图之。”可见李白想走这一门径以求朝廷重用，并非毫无现实可能性。
至于隐逸、求仙，本是出世的表现，似与干禄无关，但实际上早已为士大夫所利用，成为另一类行之偶见奇效的“登龙术”了。六朝时，曾前后出现过据说“此人不出，如苍生何”而从东山出仕的“名士”谢安、干预朝政时称“山中宰相”的“真人”陶弘景等等，便是明证。到了唐代高宗、武后、玄宗时代，情况进一步有所加剧。《新唐书·卢藏用传》载：“藏用能属文，举进士不得调，与兄微明偕隐终南、少室二山，学练气，为辟谷。……长安中，召授左拾遗。……始隐山中时，有意当世，人目为‘随驾隐士’。……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藏用惭。”所谓“终南捷径”一词即出于此。其实，当时借隐逸、求仙以沽名钓誉、渔猎富贵的岂止卢藏用一人。就是那个嘲笑别人的道士司马承祯，本身也不例外。所不同的，只是他所追求的是名誉而非富贵而已。案《旧唐书·隐逸列传》共传二十人（《孔述睿传》附其子敏行，敏行进士出身，除外），其中即有王远知、田游岩、潘师正、刘道合、史德义、王友贞、卫大经、司马承祯、王希夷、卢鸿一、白履忠、吴筠、孔述睿、阳城、崔觐等十五人，各与其同代最高统治者高祖、太宗、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代宗、德宗、文宗等有过关系，或为他们所“临幸”，或为他们礼聘、嘉奖、封赏过。最值得注意的是道士王远知、潘师正和司马承祯、吴筠等祖孙三代。他们与玄宗以前除中宗外的唐朝历代皇帝一直保持着极密切的联系，这决非偶然的事。原来这王远知就是“山中宰相”华阳真人陶弘景的嫡传弟子。他曾为陈后主召见，隋炀帝也曾对他亲执弟子之礼，后又为唐高祖、太宗见知，来头很大。这就难怪他的徒子徒孙一直能受到唐代几朝皇帝的特殊礼遇了。从他们与皇帝接触时的行为表现看，故作高尚以沽名钓誉的因素有之，但不尽然。他们对政治都很关心，甚至还想用“无为之旨，理国之道”的老庄理论来影响皇帝，以改变其为政的基本哲学思想，或陈“名教世务”，并“间之以讽咏以达其诚”，企图对时政能起一定作用。
潘师正曾对他的大徒弟司马承祯说：“我自陶隐居（弘景）传正一之法，至汝四叶（陶弘景—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矣！”除传正一之法外，“山中宰相”的传统和精神也是他们所一脉相承的。既是这样一个头等的“隐逸世家”，且都学会了一套以退为进、以隐干政的“道门隐诀”，又与之有“通家之好”，那么，就当时最高统治者方面着眼，若想“举逸人而天下归心”，征隐士以点缀太平，舍此其谁？开元十三年（七二五），李白二十五岁，刚出蜀，即在江陵结识了司马承祯，曾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改为《大鹏赋》），以鹏自况，以希有鸟况承祯。后又于天宝元年（七四二）与孔巢父等随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3)（《旧唐书·李白传》张元济用宋刊校补本）。李白和王远知这一道派始终保持着极密切的关系，终于在政治上得到他们之中的人的大力帮助，而走上朝廷。可见他的隐逸、求仙，虽有出世因素，但主要还是想借此作为上天之梯，以求实现他自以为非凡的志向。高宗、武后、玄宗都喜欢征聘隐者道士，而又以玄宗为最：计自在东宫时至天宝初，约共征隐者道士达七人（包括李白在内）九次之多。当时只要自身有些本领，又走对了门路，从“终南捷径”直登庙堂的现实可能性并不很小（比如陈希烈即以习老庄取相位）。李阳冰《草堂集序》说：“天宝中，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对于李白来说，这已经不是有没有可能性的问题，而是历史事实。李白采取交游干谒、隐逸求仙的从政活动方式，致令“名动京师”，得以“召入禁掖”，“问以国政，潜草诏诰”，已获得由隐入仕的初步成功。可是，开元末年以来，玄宗日渐腐化，李林甫、杨国忠等贵族相继用事，政治黑暗。因此“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这当然是李白在政治上取得初步成功后又终于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此外，将由隐而仕这一从政活动方式的作用估计得过大过于理想，对于最高统治者之所以极其重视礼聘、表彰逸人高士的根本用意和真实目的认识不清，寄托了过多过于天真的幻想，指望过高，这也是他失败的主观原因。
隐逸本来是一种对现实、对当代政治不满的消极表现。但由于“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顾炎武《日知录》），以致成为士大夫们“托薜萝以射利，假岩壑以钓名”（《旧唐书·隐逸列传》）的手段。这是一种利用。那么，为什么最高统治者和当权派竟乐意于被利用，而大力加以鼓励提倡呢？原来他们也别有用心，也要反过来利用之。道理很简单：隐逸既然是不满现实、反抗时政的表现，那么，若将逸人高士之中几个“名扬宇宙”的代表人物找来应应景，以示“天下归心”“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岂不是就轻而易举地为自己的统治坐收点缀升平、笼络人心的奇效？隐逸肥遁，虽是消极行为，但也多少含有不满和反抗时政的意味。如果听之任之，是会在观感上舆论上给统治者带来一些不利的。但应过征聘、得过封赏而致仕还山的隐士，由于已经表示归服，且通名籍于朝，经过登记，辞归后又“置给全禄，以毕其身”，不容不食“周粟”，此外还赋予“若知朝廷得失，具以状闻”、随时反映情况的使命，这就不仅早已失去其对抗性，而且已变不利为有利，成为统治者不可或无的帮闲人物了。这就是唐代许多皇帝，尤其是玄宗之所以重视并多次礼聘隐士的政治原因。《新唐书·韩朝宗传》载：“开元末，海内无事。讹言兵当兴，衣冠潜为避世计。朝宗庐终南山，为长安尉霍仙奇所发。玄宗怒，使侍御史王鉷讯之。贬吴兴别驾。”卢藏用隐终南得官，韩朝宗庐终南遭贬。可见隐逸肥遁，若一旦对他们的统治不利，他们就不仅不提倡而要严加法办了。从正反两面来看，他们礼聘隐士的政治目的，不是很清楚吗？
唐代最高统治者为了表示自己确系天潢龙种，本支百世，源远流长，曾于武德三年（六二〇）趁人捏造老子在晋州羊角山显圣，说老子自谓是他们的祖先，高祖即遣使致祭，立庙其地（见《封氏闻见记》）。高宗崇尚道教，迷信神仙服食之说，对此兴趣更大，曾于乾封元年（六六六）二月“次亳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创造祠堂。其庙置令、丞各一员”（《旧唐书·高宗本纪》）。玄宗又加倍光大之，曾于“开元二十年（七三二），正月，己丑，诏两京及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一所；并置崇玄学。其生徒令习《道德经》及《庄子》《列子》《文子》等。每年准明经例举送”（《旧唐书·礼仪志》）。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家、道教始祖既然同时是李家天子始祖，多此一段莫须有因缘，有心人不愁前头没有出路。纯做道士，不过是方伎；纯做隐者，嫌不时髦。若想在政治上容易出头，最好是一身兼备此二重身份，何况隐逸、求仙，实质相同，往往结合，这就无怪乎当时山林隐逸多是道家、道士，无怪乎李白既隐逸山林又四处求仙访道了（以上几段详见拙著《唐诗论丛·唐代某些知识分子隐逸求仙的政治目的》）。
虽说终南捷径可达朝廷，但正像玄宗对李白所说的那样，“卿是布衣，名为朕知”，并将之“召入禁掖”，这毕竟是很不寻常的事。加上他品貌非凡，才情纵放，乍到长安，朝野轰动，轶事、传闻，自然不少。魏颢《李翰林集序》载：“入翰林，名动京师。《大鹏赋》时家藏一本。”这真可与“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三都赋》前后媲美。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载：“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因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上重之，欲以纶诰之任委之。”这写和蕃书的事，后来竟敷演成《李太白醉草吓蛮书》的小说了。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载：“在长安时，秘书监贺知章号公为谪仙人，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4)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杜甫后来写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开头几句：“昔年有狂客（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汩没一朝伸”，即咏其事。当时人们争着写的谪仙歌已失传。杜甫入长安后一定还见到过这些诗篇。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其中写李白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引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白）多陪侍从之游。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解此，并说：“世云‘不上船’，‘船’，襟纽，何穿凿如此！”都很正确。可见杜诗所写，系传闻实录，并非虚构。其余七人或二句或三句，唯独李白四句，倒不一定有意突出，只是对他感情最深，提到他不觉就话多了。——上面这些有关李白在长安的活动情况，都出于同时或稍后的人的记载，大体上是可信的。
宋代乐史《李翰林别集序》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此即稗史《太真外传》中的一段，《新唐书·李白传》亦撮要采入。即使此事出自传闻，不很可信，但表明玄宗这时生活上早已腐化，之所以看重李白，不过是想借仗他的文才，供自己享乐，这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李白既深为玄宗所重，为什么没有多久就把他打发掉了呢？说法很多，比较可信的是魏颢在《李翰林集序》中的这段记载：“上皇豫游，召白，白时为贵门邀饮。比至，半醉，令制出师表，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这就是李阳冰《草堂集序》所说：“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这里虽未点名，指的却是同一件事。魏颢是李白的崇拜者，曾不远千里追随李白。李阳冰是李白的族叔，李白就是病死在他家里的。他们记载的那些话，当是听李白亲口所说，是最有根据的。至于这班小人用以进谗的借口是什么，不清楚。范传正《碑序》说：“既而上疏请还旧山，玄宗甚爱其才，或虑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5)，恐掇后患，惜而遂之。”李阳冰《集序》说：“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王琦据此“疑其醉中曾泄漏禁中事机，或者云云，明皇因是疏之”（见所编《李太白年谱》天宝三载下按语）。这推测不为无因。很可能李白在醉中泄露了机密，张垍那班忌妒他的人就乘机进谗，使得玄宗不想用他了。不然，开头那么重视，这时即使不打算破格提拔，给他个中书舍人之类官职，也未尝不可。此外，也有认为是李白得罪了高力士，高力士挑拨杨贵妃出来阻止玄宗给他官做的。(6)这也很有可能。张垍等进谗于外，贵妃等又从中作梗，李白就必然不容于朝了。
从天宝元年（七四二）“皇祖下诏，征就金马”，到天宝三载（七四四）“帝赐放还”，李白在长安待的时间不长。作为政治家，他此行是失败了。但作为诗人，他的收获可不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得到了难能可贵的机会，接触到直至皇帝、贵妃的上层统治阶层，逐渐认清了那帮人的腐朽实质和罪恶勾当以及封建政治的黑暗内幕，终于从“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的狂喜和迷梦中惊醒过来，抛弃了对朝廷的幻想，从思想认识上，促使他诗歌的浪漫主义发生了质的突变和飞跃。从今以后，他收起了那天真、热情的“太平盛世”的讴歌，一变为揭露大胆、抨击有力的控诉。他指出玄宗犹如“乱天纪”的“殷后”、“亦已昏”的“楚怀（王）”，贵妃是“灭纣”的“妲己”、“惑周”的“褒女”，若“擢发续罪，罪乃孔多，倾海流恶，恶无以过”，而朝廷显贵，则不过是一些“得志鸣春风”的“蹇驴”、“贝锦喧谤声”的“苍蝇”；讽刺君王宠信的那些“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举动摇白日，指挥回青天”的烜赫人物，但知“斗鸡金宫里，蹴鞠瑶台边”，但知醉生梦死，过着“香风引赵舞，清管随齐讴。……行乐争昼夜，自言度千秋”的荒淫生活，而不知礼贤下士，竟至于倒行逆施，以“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给那些窃据要津的佞幸小人以极大的蔑视，将他们斥为“鸡狗”，对他们表示了自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7)、毅然唾弃他们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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