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春之什-杜甫“蛟龙无定窟”
老杜一家这年是在阆州过的年。过了年就是广德二年（七六四）。
这年正月，壬寅，敕称程元振变服潜行，将图不轨，长流溱州。代宗念元振曾有保护他的功劳，寻复令于江陵安置。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传郎严武为节度使。乙卯，立雍王李适为皇太子（即后来的德宗）。时汾州别驾李抱真，知仆固怀恩有异志，脱身归京师。皇上方以怀恩为忧，召见抱真问计，对曰：“此不足忧也。朔方将士思郭子仪，如子弟之思父兄。怀恩欺其众云，郭子仪已为鱼朝恩所杀，众信之，故为其用耳。陛下诚以子仪领朔方，彼皆不召而来耳。”皇上表示同意。仆固怀恩既不为朝廷所用，遂与河东都将李竭诚潜谋取太原；辛云京发觉，杀竭诚，乘城设备。怀恩使其子仆固玚带兵攻城，云京出战，玚大败而还，遂引兵围榆次。代宗对郭子仪说：“怀恩父子负朕实深。闻朔方将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为朕镇抚河东，汾上之师必不为变。”戊午，以子仪为关内河东副元帅、河中节度等使。怀恩将士闻讯，都说：“吾辈从怀恩为不义，何面目见汾阳王！”癸亥，以刘晏为太子宾客，李岘为詹事，并罢政事。晏坐与程元振交通；元振获罪，岘有功，但为宦官所忌，故一同罢相（头年十二月李岘为黄门侍郎、同平章事）。李岘相肃宗时不为李辅国所容，宦官嫉恨他已非一日。以右散骑常侍王缙为黄门侍郎，太常卿杜鸿渐为兵部侍郎，并同平章事。丁卯，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
二月，子仪至河中。云南子弟万人戍河中，将贪卒暴，为害州府，子仪斩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仆固玚为其部将白玉、焦晖等所杀。仆固怀恩闻之，入告其母。其母说：“吾语汝勿反，国家待汝不薄，今众心既变，祸必及我，将如之何！”怀恩不对，再拜而出。其母提刀追着他说：“吾为国家杀此贼，取其心以谢三军。”怀恩急走，得免，遂与麾下三百渡河北走。时朔方将浑释之守灵州，怀恩檄至，云全军归镇。释之说：“不然，此必众溃矣。”将拒之，其甥张韶说：“彼或翻然改图，以众归镇，何可不纳也！”释之犹疑不决，怀恩已到，不得已纳之。张韶出卖释之，怀恩杀释之而收其军，命韶统领；过后又说：“释之，舅也，彼尚负之，安有忠于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胫，置于弥峨城而死。都虞候张维岳在沁州，闻怀恩离去，乘传至汾州，抚定其众，杀焦晖、白玉而窃其功，以告郭子仪。子仪派牙官卢谅至汾州，维岳向卢谅行贿，要卢谅证实仆固玚是他所杀的谎言。郭子仪不察，奏维岳杀玚，传首诣阙。群臣入贺，皇上惨然不悦，说：“朕信不及人，致勋臣颠越，深用为愧，又何贺焉！”命辇载怀恩母至长安，招待优厚，月余，以寿终；以礼葬之，功臣皆感叹。戊寅，郭子仪去汾州，怀恩之众悉归之，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子仪知卢谅之诈，杖杀之。皇上以李抱真的建议已应验，迁殿中少监。代宗去岁逃奔陕州时，李光弼竟迁延不至。代宗恐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数遣中使慰问。吐蕃退，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皇上迎其母去长安，厚加供给，使其弟光进掌禁兵，待遇加厚。自丧礼以来，汴水湮废，漕运自江、汉抵梁、洋，迂险劳费。
三月己酉，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凿汴水。庚戌，又命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听便宜行毕以闻。时兵火之后，中外艰食，关中米每斗千钱，百姓挼穗以供给禁军，宫厨无兼时之积。晏乃疏浚汴水，寄元载书信，具陈漕运利弊，令中外相应。从此以后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给关中。唐朝推举办漕运的能人，以刘晏为首；后来办漕运的都遵循其法度。党项入寇同州，郭子仪使开府仪同三司李国臣出击，战于澄城北，大破之，斩首捕敌千余人。
广德二年（七六四）一春发生的军国大事不少，但对老杜最有直接影响的，是正月癸卯合剑南东西川为一道、以黄门侍郎严武为节度使这一件事。
老杜一家来到阆州，时届岁暮，揆诸常情，阆州王刺史及幕府诸公必然留他过年。过年后免不了有不少春酌应酬，同时还要为整装、雇船等琐事忙活一阵，要走也得到元宵以后，甚至二月。想必这时忽然传来他老友严武再度镇蜀的邸报（吐蕃已退，驿传恢复，消息传递，当远较前几月迅速），这就使得他放弃这次已筹备就绪的下峡东游计划，准备暂留阆州，待严武到后，再回成都同他相会。
老杜决计携眷去蜀而终未成行，事颇蹊跷。王嗣奭首作解释说：“章留后所为多不法，而待杜特厚。公诗讽谏殊不悛，想公托词避去，乃保身之哲；不然，公有地主如章，不必去蜀，何以留别而终不去蜀也。后章将入朝，公又寄诗，而诗云‘江汉垂纶’，则公客阆州，去梓固不远也。及严武再镇蜀，召章杀之，必有罪可指。史云‘因小忿’，恐未然。”浦起龙则认为：“公此行自梓往阆，本欲东下。故在阆又有《将赴荆南》等七律。寻因严武复镇，遂还成都。《杜臆》谓托词以避留后，未是笃论。”闻一多更进一步补充后说：“按公蓄意出蜀，三年于兹（《草堂》‘贱子且奔走，三年望东吴’），踌躇至是，始果成行，想行旅所资，出于章留后之助居多。其所以卒抵阆而返者，则以严武回蜀故，初非始念所及也。谓公之于章，屡谏不悛，颇怀失望，则有之。若曰诡词去蜀，意在避章，诬公甚矣。后至阆州作《游子》曰：‘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知公东游之行非虚饰矣。”后说近实。焮案：前已论证老杜在《王命》《西山三首》等诗和《为阆州王使君进论巴蜀安危表》中表示：（一）不满高适的忽视“三城戍”，以及临阵磨枪、仓猝出战而丢失松、维等城，造成“成都已不安矣”的危急局势；（二）希望朝廷速派“智略经久”的“重臣旧德”来充当剑南节度使，而此等人选，在他的心目中必当包括严武在内。（详本章第六节）正如闻一多所说，老杜“蓄意出蜀，三年于兹”，但最后促使他决计成行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他深感巴蜀局势危急，又对守蜀大员（主要是西川节度使高适，也包括东川留后章彝）失去信心。如今既然如愿以偿，得知朝廷已派遣严武再度镇蜀，无论于公于私，他都会为了等待严武的到来而取消行期的。
且说这年初春，老杜在阆州，尚不知头年已收京、代宗已回长安，所以《送李卿晔》说：
“王子（晔为宗室，故称王子）思归日，长安已乱兵。沾衣问行在，走马向承明。暮景巴蜀僻，春风江汉清。晋山虽自弃，魏阙尚含情。”《杜臆》：“阆州旧名巴西；而嘉陵江一名汉江，亦在阆。”仇兆鳌见“巴蜀”之“蜀”失律，谓“巴蜀”当作“巴西”，并从而认为“江汉”当作“江上”。可见春归巴西时他还以为代宗仍在陕州行在，因而不胜关切。又《城上》：“草满巴西绿，城空(34)白日长。风吹花片片，春动水茫茫。八骏随天子，群臣从武皇。遥闻出巡狩，早晚遍遐荒”，亦是同时伤代宗出奔之作。把代宗的被迫逃亡说成是“天子巡狩，亦如穆王、武帝，车辙马迹，早晚遍于遐荒”，这在当时，由于不敢明言，聊借之以抒沉痛；但在今日读来，不无滑稽之感。李商隐《昭肃皇帝挽歌辞三首》其二：“小臣观吉从，犹误欲东封”，措辞委婉，读后却教人哭笑不得，亦有同病。顾注以为此是广德二年春自梓州往阆州时作。此诗写春日登阆州城头所见所感，不见有“自梓州往阆州”意。如前所论，老杜携家自梓来阆当在去年年底。
写吐蕃陷京、代宗出奔的力作当推《伤春五首》。题下原注：“巴阆僻远，伤春罢，始知春前已收宫阙。”浦起龙说：“帝以元年十二月还京，诗作于二年春首。所言乃皆未复国事，则纪事失实矣。原注明僻远信迟之故，乃诗成得信后所记也。诸本多将此诗编在《收京》等篇之后，并原注亦不解矣。可怪也！”所论甚是。其一说：
“天下兵虽满，春光日自浓。西京疲百战，北阙任群凶。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蒙尘清露急，御宿且谁供？殷复前王道，周迁旧国容。蓬莱足云气，应合总从龙。”不管天下兵荒马乱，春光照样一日比一日浓。长安再次沦陷，疲于战乱；泾州刺史高晖降敌，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等立李承宏为帝，眼下大殿上正听任群凶粉墨登场。这里离京很远，关塞阻隔，烟花重重。皇上蒙尘备受风露之苦，不知车驾止宿(35)之所又由谁来提供？这不过有如周平王东迁洛邑以避戎寇，只要学殷武丁饬身修行复先王之政，终能重振国容。大明宫极北最高处蓬莱殿的云气，犹如“五陵佳气无时无”（《哀王孙》句），我相信不久群臣定会拥簇皇上返驾还宫。其二说：
“莺入新年语，花开满故枝。天清风卷幔，草碧水连池。牢落官军远，萧条万事危。鬓毛元自白，泪点向来垂。不是无兄弟，其如有别离。巴山春色静，北望转逶迤。”此诗仇兆鳌顺解颇佳：“巴地春光，依然无恙，但恨长安被兵，而援军不赴，则万事俱危矣。鬓白泪垂，当此更甚，且想兄弟别离，能无北望伤神乎？”其三说：
“日月还相斗，星辰屡合围。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大角缠兵气，钩陈出帝畿。烟尘昏御道，耆旧把天衣。行在诸军阙，来朝大将稀。贤多隐屠钓，王肯载同归？”《晋书·天文志》：数日俱出若斗，天下起兵大战。元帝太兴四年二月癸亥，日斗。《汉书·天文志》：高祖七年，月晕，围参毕七重。是年上至平城，为单于所围。《星经》：执法四星，主刑狱之人，又为刑政之官，助宣王命，内常侍官。一谓执法即荧惑星。此信指程元振。《史记·天官书》：大角者，天王帝庭，其两旁各有二星曰摄提。《星经》：钩陈六星，主天子六军。传说吕尚五十岁时在棘津（今河南延津县东北）做小贩，七十岁时在朝歌（殷朝的京城）宰牛，八十岁时在渭水钓鱼，九十岁时遇到周文王，才被重用。张惕庵说：“此首治乱始末具见，此岂寻常韵语？以朝廷事不便指斥，故假天象言之，乃变雅诗人之义。”王嗣奭解此首颇透彻：“按史：吐蕃以十月陷长安；十一月以柳伉疏劾程元振，始削爵放归；十二月上还长安。公时未知上之还，当亦未知元振之逐，故‘诛执法’却用隐语。乃前用‘日月’‘星辰’，下用‘大角’‘钩陈’，俱借天文写灾变；插入‘执法’，使人知其为荧惑星，又知其为元振，可谓微而显矣。然诛元振固变危之窍要也，此诗之作，岂偶然哉？尾用‘屠钓’语，殊自负。前《日（岁）暮》：‘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可以知公之志矣。谭评：‘此诗思调俱妙，可谓波澜老成。’”一谓尾联讽李泌久废而不复用。私意以为所指较广泛，己与李泌亦当包括在内，不必坐实。“烟尘”四句谓代宗出奔，行急尘起，长安父老牵衣留驾；诸道李光弼等皆忌元振居禁中，不应诏救援，惟郭子仪一人相随。老杜有首《百舌》诗，仇注：“时程元振已贬斥，公初春犹未知，故借百舌以寄慨。”诗说；“百舌来何处？重重只报春，知音兼众语，整翮岂多身？花密藏难见，枝高听转新。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可见诗人对惑主致乱的程元振之流的深恶痛绝。其四：
“再有朝廷乱，难知消息真。近传王在洛，复道使归秦。夺马悲公主，登车泣贵嫔。萧关迷北上，沧海欲东巡。敢料安危体，犹多老大臣。岂元嵇绍血，沾洒属车尘？”京师再次乱起，巴阆僻远，传来的消息不知是假是真。近传皇上已从陕州来到了洛阳(36)，又说已派遣郭子仪率领诸位军使回师共取西京。出奔时公主为自己的坐骑被夺而悲愤，登车起程想必哭坏了随行的贵嫔。这敢情是汉武帝行幸、北出萧关而迷路，敢情是秦始皇出游海上而东巡？有关国家安危的重大事体绝非我这野老所能料想得到，朝中犹有众多的老大臣。晋惠帝北征败绩于荡阴（今河南汤阴），侍中嵇绍以身护帝，刀箭交集、血溅帝衣而死。我相信到紧要关头，定会有嵇绍那样甘洒热血护驾的人。旧注多以为“夺马”“泣嫔”皆用事，辞章或有出处，解说时却不可拘泥。其五说：
“闻说初东幸，孤儿却走多。难分太仓粟，竟弃鲁阳戈。胡虏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得无中夜舞，谁忆《大风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萝。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西汉武帝时选战死军士的子孙养于羽林，官教以弓矢、殳、矛、戈、戟等五兵，称为羽林孤儿。东汉沿置。此泛指扈从将士。《淮南子·览冥训》载：鲁阳公与韩构难战酣日暮，援戈而挥之，日为之近三舍。此借喻将士奋回天之力以救亡。《资治通鉴》载：代宗出亡，车驾至华州，官吏奔散，无复供拟，扈从将士不免冻馁。前四句即咏叹其事，谓官吏奔散，六军缺食，难为救亡效力。《晋书·祖逖传》载：祖逖与刘琨情好绸缪，共被同寝。中夜闻荒鸡鸣，踢醒刘琨说：“此非恶声也。”因起舞。刘邦《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幽人”自谓。后八句是说：吐蕃已登上殿堂另立皇帝，王公们都逃出了京城。难道当代竟无奋起抗敌的英雄？只怕朝廷不复记忆《大风歌》中思猛士的深意。今见战火在春色里纷飞，我这个沉沦幽独的人，只有躲在薜萝深处低泣。我衷心希望君臣注重修德，那么太平的时代终会到来。杨伦说：“写播迁事，由主上而妃主而军士，自有次第。末首君臣双绾，高呼震天，正复泪痕满纸。”
这是一组很有分量的诗，家国之恨，身世之悲，一齐涌出，一气呵成，毫不受五言排律板滞形式的拘束，足见此老词气之盛、笔力之健。
不久获悉收京和车驾还宫等等旧事、新闻（只要有人从长安来，中原和朝中前两月和新近发生的事都可以听到，也很可能同时听到已派遣严武再度镇蜀的喜讯），作《收京》说：
“复道收京邑，兼闻杀犬戎。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克服诚如此，安危在数公。莫令回首地，恸哭起悲风。”王嗣奭阐发说：“京师失陷，此何等事，一之已甚，其可再乎？‘复道’二字，有多少悲愤在！‘兼闻杀犬戎’，诚可喜也。衣冠自然扈从，用‘却’字是不满诸臣之意；平日谄谀依阿，有变则奔亡坐视，及收京则扈从而回，何益于成败之数耶？前诗云‘受谏无今日’，又云‘群臣安在哉’，参观而意自见矣……后四句谓‘克服诚如此’矣，扶颠持危，全在尔数公，前车可鉴，勿令今日回首之地，‘恸哭起悲风’可也。正与‘复道’相照。前不知戒，故有今日，今日诸公可遂宴然已乎？”确有诸般感慨，剖析大体可信。七年之内，京师两度失陷。上次收京，诗人难免盲目乐观。这次虽又收复，但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矛盾重重，国步维艰，前途大为可忧。所以这首《收京》写得就远远不如前次《收京三首》的悲喜交集、激情潮涌了。这时一位姓班的司马要入京，他作《巴西闻收京阙送班司马二首》，其一从收京说到送班，尾联致惜别之意：“念君经世乱，匹马向王畿”，感慨万千，且不胜神往。其二说：“群盗至今日，先朝忝从臣。叹君能恋主，久客羡归秦。黄阁长司谏，丹墀有故人。向来论社稷，为话涕沾巾。”这诗虽然流露出封建忠君思想，但总是忘不了曾经从事过谏官职守，深以社稷为忧，这固然能见出他爱国的赤忱，也可用来印证他即使在得知收京喜讯以后，心情仍然很沉重。“君臣重修德，犹足见时和。”不管他口头上怎样说，感情上怎样不愿放弃任何一线希望，我们仍可从这些含着热泪和苦笑的“欢”庆“惨胜”的诗句中觉察出：在他的内心深处，那曾几何时做过的“中兴”好梦已经醒了、幻灭了。这真是他的莫大悲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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