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中杂感-杜甫“蛟龙无定窟”
回到梓州，老杜又重新打点起他携眷下峡的事来了。当时他新结识的一位朋友——合州祁录事要回合州去，他想合州（治所在今四川合川县）是涪江和嘉陵江合流处，正是他下峡必经之地，就写了首诗为祁录事送行，并借此向该州苏刺史打个招呼，告诉他不久东下过境时将趋前拜会：
“前者途中一相见，人事经年记君面。后生相劝何寂寥，君有长才不贫贱。君今起舵春江流，余亦沙边具小舟。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短歌行送祁录事归合州因寄苏使君》）申涵光说：“此老固记一不记十者，得令经年记面，亦非易事。”祁君能得老杜如此垂青，想殊不俗。祁将起舵，己亦具舟；与府主预定相会时地，他离蜀的准备想已做得差不多了。然而终未成行，未知何故？
未能东下，往往西忆草堂。他的《送韦郎司直归成都》，就流露出这深深的情意。
“窜身来蜀地，同病得韦郎。天下兵戈满，江边岁月长。别筵花欲暮，春日鬓俱苍。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意犹未尽，又加注于尾联之后说：“余草堂在成都西郭。”足见思念的殷切。稍后所作《送窦九归成都》“我有浣花竹，题诗须一行”，亦此意。洪迈说：“陶渊明《问来使》诗云：‘尔从山中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诸集中皆不载，惟晁文元家本有之。盖天目疑非陶居处，然李太白云：‘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乃用此尔。王摩诘诗云：‘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杜公《送韦郎司直归成都》云：‘为问南溪竹，抽梢合过墙。’……王介甫云：‘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冈。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古今诗人怀想故居，形之篇咏，必以松竹梅菊为比兴，诸此句皆是也。”（《容斋五笔》）
郁积的感情犹如地底的“承压水”，只要冒出了一罅清水，何愁不涌现一口喷泉？老杜因韦郎归成都而勾引起怀想故居的一缕柔情，在《寄题江外草堂》中已形成一股充沛的感情“喷泉”了：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痾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惟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古来贤达士，宁受外物牵？顾惟鲁钝姿，岂识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惨澹凌风烟。事迹无固必，幽贞愧双全。此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霜骨不堪长，永为邻里怜。”据题下原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知此诗是客寓梓州时思念浣花草堂之作。老杜想结茅归隐已非一日：他旅食京华，初访何园，见东邻僻静，曾转过卖书买屋、来此隐居的念头；重游时又提到“沾微禄”“买薄田”、归山退隐的打算；此外在《渼陂西南台》中再一次表露出隐遁江湖之志。虽然当时由于主客观条件都不成熟，他的归隐并未成为事实，但也不能认为这不过是随便说说、自命风雅的清淡话（详第七章第一节、第三节）。至于他后来往西枝村寻置草堂地不得，以及拟卜居西谷，那就不再是空谈而是见诸行动的事了。边境不平靖，生计无着落，老杜想在秦州、同谷求田问舍的打算虽然落了空，但随后来到成都，相形之下，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条件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好，他卜居筑室之役就势在必行了。对老杜“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一面前后发展情况稍做回顾，再来看《寄题江外草堂》首四句所述卜筑草堂之由：“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就会觉得这倒是他的真心话，不仅“可想名士风流”，也可见其夙愿终酬的莫大喜悦。“经营上元始（七六〇）”，季春便落成，“频来语燕定新巢”（《堂成》），必然是一开年就动工，正屋落成即迁入。“断手宝应年（七六二）”，也就是说草堂的营建，从动工三年来，时断时续，一直到去年七月他离此外出时才中止。王嗣奭说：“‘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结构殊不草草，至今可想。”结构殊不草草，房子盖得坚固而朴实，见诗人胸次，是“野老”本色。今日重建的草堂，布局精巧，土木富丽，自成名园；可惜同有关杜诗所谈到和读者所想象的故居风貌相去较远，是为美中不足。老杜好容易惨淡经营了这样一个“殊不草草”的栖身处，其奈干戈不息，无处可得安居，不久徐知道叛乱，他只得又携眷避地梓州。想到古来贤达之士，不受外物牵制而高蹈出世，他真后悔“未能先几引去”，并为自己的辗转道路、难保幽贞而深感愧怍。羁旅愁苦，倍思草堂，却陡然借念四小松以收束全篇，不仅具体、真切，感人至深，且富寓意，见诗人心境。彼四小松受蔓草拘缠而“露骨不堪长”，这岂不是诗人受外物牵而“幽贞愧双全”的形象写照么？洪迈谓此诗末四句可见一时之怀抱，甚是。老杜入蜀以来咏江涨多借鱼龙描状，如“竟日蛟龙喜，盘涡与岸回”（《梅雨》）、“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江涨》）、“霄汉愁高鸟，泥沙困老龙”（《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十五使君二首》其一）等。此诗“蛟龙无定窟，黄鹄摩苍天”的字面意思亦如“霄汉”二句，所不同的是后者为赋，而前者为比兴，即非径咏江涨，不过以江涨时的蛟龙、黄鹄自况蜀乱中的流离失所而已。出语颇豪迈，实极悲凉，有英雄末路之叹。浦起龙以为“蛟龙”四句言“贤达”之高超，虽亦可通，但考虑到龙无定窟、黄鹄盘空终非达士幽栖之象，且“古来”二句与“顾惟”二句对举，意自完备，而“干戈”二句若无“蛟龙”二句作为补充则嫌太秃，因此仍以仇兆鳌的如下解释为是：“各四句转意。言避乱播迁，如蛟龙黄鹄之纵游。”
这年春天，以梓州为中心，辗转各地，够老杜折腾的了。自从春末回到梓州，整个夏天他似乎没再到别处去。他写过一首《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诗，黄鹤认为：宝应元年及广德元年春，守梓州者乃李使君。是年夏，守梓州乃章侍御。此当是广德元年夏作。诗说：
“绝域长夏晚，兹楼清宴同。朝廷烧栈北，鼓角漏天东。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野云低度水，檐雨细随风。出号江城黑，题诗蜡炬红。此身醒复醉，不拟哭途穷。”章侍御是章彝。章彝事迹不详。《旧唐书·严武传》载：“（武）前后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为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赴成都，杖杀之。由是威震一方。”章彝的遭杖杀，在明年（广德二年，七六四）二月严武再镇蜀时。章彝“初为武判官”，当是严武前为东川节度使时事。杜集诸注家多认为：前年（上元二年，七六一）年底，严武权令两川都节制。去年（宝应元年，七六二）六月，严武被召还朝，西川节度高适代之，东川节度虚悬，以章彝为留后。至广德二年（七六四）正月，东西两川始合为一道，以严武为节度（详第十四章第二节）。这些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东川节度使府驻梓州。据诗中“屡食将军第，仍骑御史骢”二句，可见老杜这两年在梓州与章彝早就有来往，而且还受到章彝的优待。今年入夏以来集中涉及章彝的诗甚多，或称之为“留后侍御”，或“留后”，或“梓州”，或“使君”，总之不外乎《冬狩行》原注“时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后东川”所记章彝的本兼各职。留后、侍御的职位当在他出任梓州刺史之前已经有了，只是一为留守官，一为虚衔，在州里地位不算最显要，因此，当实授刺史后，他才正式出面开展起各种盛大的官场应酬活动来了。这也许是此前老杜诗中之所以没写到他的一个小小理由吧。这次章彝宴客，时间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地点在梓州南门城楼之上，席上还分韵赋诗，老杜得“风”字，写了这首五言排律，抒发世乱途穷之恨。《汉书·张良传》载：张良说高祖烧绝栈道。《太平寰宇记》载：邛都县漏天，秋夏长雨。《资治通鉴》载：上元二年二月，奴剌、党项寇宝鸡，烧大散关。仇兆鳌说发端“绝城”四句是登楼而感世乱：朝廷在烧栈之北，叹长安未平；鼓角在漏天之东，恐梓州多事。《资治通鉴》载：广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关，陷兰、廓、河、鄯、洮、岷、秦、成、渭等州，尽取河西、陇右之地。这就是写作这诗一个多月以后发生的事。可见写诗时蜀地备蕃方急，故有“鼓角漏天东”之句。接着就进一步自写牢骚：我屡次承将军您邀请去府上参加宴会，又备受优待让我骑着您御史的骢马回家。可叹我衰朽无能，哪里真有什么不老仙丹能免生白发？且将寇盗付诸狂歌以外，任形骸寄寓在痛饮之中。看那野云低飞度水，檐雨细洒随风，这楼前景色不是也可娱情么。军中发出口令江城已经天黑了，宾主分韵题诗蜡烛光照得满堂红。我身托醉乡醒了又醉，我不打算学那个阮籍痛哭途穷。杨伦说：“诗之豪放不必言，通首格律甚细。”李义山《杜工部蜀中离席》“座中醉客延醒客”也在“醉”“醒”二字上作文章，而与“此身醒复醉”意趣各别，参读颇觉有味。
入夜雨止月出，主人又命移席于楼外城头瞭望台之上继续饮酒赋诗，老杜作《台上得凉字》说：
“改席台能迥，留门月复光。云霄遗暑湿，山谷进风凉。老去一杯足，谁怜屡舞长。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苍。”将酒席移到瞭望台上看得更远，留着灯火辉煌的城楼的门不关，又有月光，外面也还亮堂。云霄消除潮湿的暑气，山谷那边吹来凉风。年老易醉只要一杯就足够了，谁还有兴致去欣赏那接二连三的歌舞表演。这里就不须再点蜡烛了，我嫌它照见我两鬓苍苍。“前首借酒自遣，此首仍不免伤老”（杨伦语），今夜老杜的心境委实不佳。
这年夏秋间老杜所写与章彝等人的应酬诗多无可观，惟《章梓州水亭》原注“时汉中王兼道士席谦在会，同用荷字韵”，又诗云“秋水席边多”，见秋时汉中王李瑀曾来梓州，老杜又一次得以相会。不久李瑀想又回他的贬所蓬州，老杜听说他新得一子，就寄了两首七绝去表示祝贺：
“云里不闻双雁过，掌中贪看一珠新。秋风袅袅吹江汉，只在他乡何处人。”“谢安舟楫风还起，梁苑池台雪欲飞。杳杳东山携妓去，泠泠修竹待王归。（《戏作寄上汉中王二首》。原注：“王新诞明珠。”）掌中珠亦称掌上明珠或掌珠，称极钟爱的人。傅玄《短歌行》：“昔君视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弃我沟渠。”亦称爱儿。江淹《伤爱子赋》：“痛掌珠之爱子。”白居易《哭崔儿》：“掌珠一颗儿三岁。”后多用为爱女之称。《牡丹亭·训女》：“娇养他掌上明珠。”这里当指爱儿。这两首虽说贺王得子，而一怜己之漂泊，一怜王之远谪，感伤意味还是很浓的。
这一时期写得较有意义的诗篇是《喜雨》《述古三首》和《棕拂子》等。《喜雨》说：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谷根小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篇末原注：“时闻浙右多盗贼。”朱注谓：《旧唐书》宝应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陷浙东州郡。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讨之。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此事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记述颇详，现撮要介绍于后。这是唐中叶最大规模的一次农民起义，始末大致如上引旧史所载。究其起因，实为唐王朝对人民剥削压榨过甚、官逼民反所致。就在起义的这年年初，“租庸使元载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乃按籍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计其大数而征之；择豪吏为县令而督之，不问负之有无，资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发徒围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什取八九，谓之白著。有不服者，严刑以威之。民有蓄谷十斛者，则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泽为群盗，州县不能制。”（《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当时曾流行一首歌谣说：“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这充分反映了人民反对官府残酷剥削的强烈情绪，可见袁晁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决非偶然。袁晁原是小吏胥，官府强迫他去捕捉反抗横征暴敛的农民，由于他同情农民受到鞭背的刑罚，于是不得不进行武装斗争：“袁晁本一鞭背吏，禽贼有负，聚其类以反。”（《新唐书·韩滉传》）起义军发难于浙东海上的翁山县，随即攻克台州，赶走刺史史叙，并在这里建立政权，建元宝胜，以建丑为正月，设置公卿数十人，用的都是农民。起义爆发后，“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资治通鉴》卷二二二），很快聚集到数万人，力量最盛时达到二十万余人，完全占有浙东地方：“袁晁乱台州，连结郡县，积众二十万余，尽有淛东之外。”（《册府元龟·立功》）正由于起义的规模很大，又占领了唐王朝赖以搜括财粮的浙东诸州，朝廷就命李光弼分兵遣将，竭尽全力将起义镇压下去了。杜甫《喜雨》“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二句，就是表示希望平定袁晁所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这两句诗呢？我看既不能像有的注本那样只说“滂沱”句就是天雨洗兵的意思，甚至引了原注也不挑明，企图回避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也不能抓住这一点不放，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具体分析。
关于杜甫对待人民的态度，第十三章第十节中已稍加探讨，总的看法是：虽然他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剥削和剥削制度，对农民起义也必然抱敌视态度，但由于他久经战乱、沦落下层，他深谙民生疾苦，同情劳苦大众，认识到天下动乱、盗贼丛生的本源在于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并在作品中广泛而深刻揭露了当时那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贫富悬殊、苦乐迥异的畸形社会和种种黑暗现实，真心实意、忧愤深广地为人民呼吁。因此，在评价《喜雨》这样一类作品时，既不能有意掩饰作者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又要看到他在思想感情上难能可贵的突破和作品主要倾向所在。就拿这篇《喜雨》来说，诗人因喜雨而起岁旱兵兴之叹，所忧仍在巴人的为天灾人祸所困：“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在他看来，“巴人”（其实何止“巴人”？只是就他当时耳目所接，“巴人”对他最现成最具体而已。这犹如《枯棕》“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中有“江汉人”一样。“汉”指西汉水，即嘉陵江。“江汉人”即“巴人”。）之所以“困”于“军须”，实源于连年用兵。今见安史之乱才平，外患正紧，而袁晁起义之事又起，于是就生出“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的愿望。老杜虽然也认识到“盗贼本王臣”是官逼民反，但一旦见农民起义真正威胁他所隶属的阶级的统治时，他当然希望“鞭雷公”“洗吴越”，也就是镇压农民起义了。这是他阶级感情的自然流露，显露了他鲜明的阶级烙印，也标志出他同情人民所不能逾越的极度。但是，我们却不能从而认为他同情人民，为人民呼吁，在本篇就是哀巴人为天灾人祸所困的思想感情竟是虚伪的。同情人民是真，希望平定农民起义也不假，这岂不矛盾吗？是的，这是矛盾，而且这矛盾还大得不仅杜甫，也是绝大多数历史上最进步的封建士大夫所不能解决，那么，我们能因他一旦碰到这一矛盾，就一笔勾销他在思想感情上难能可贵的突破，无视他具体作品中的主要倾向么？孙季昭说：“杜诗结语，每用‘安得’二字，皆切望之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皆是一片济世苦心。”就中“洗甲兵”与“洗吴越”语意最近，而一盼平安史之乱，一望平袁晁起义，二者之间却存在义与不义之别。不过，就全篇而论，《喜雨》的“一片济世苦心”仍然是真切感人的。
《述古三首》多言君臣际会之事。黄鹤认为当是广德元年代宗即位后作于梓州，不为无因。但须补充的是：代宗即位在宝应元年四月；广德元年七月，群臣上代宗尊号曰宝应元圣文武孝皇帝，改元，赦天下，封赏讨史朝义有功诸将等，这时有所感愤而赋诗，最有可能。其一说：
“赤骥顿长缨，非无万里姿。悲鸣泪至地，为问驭者谁？凤凰从东来，何意复高飞。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古来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贤人识定分，进退固其宜。”所谓“述古”，就是借古讽今。《战国策·楚策》：骥服盐车上太行，蹄申膝折，漉汗洒地。中阪迁延，负辕而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纻衣以幂之。骥于是俯而喷、仰而鸣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韩诗外传》：黄帝即位，凤凰蔽日而至，止帝东园，集帝梧桐，食帝竹食。旧注多以为此首喻肃宗初立，任用李泌、张镐、房琯诸贤，其后或罢或斥或归隐，君臣之分不终，故言骥非善驭则顿缨，凤无竹实则飞去，君臣遇合其难如此，贤者不可不明于进退之义。这解释倒也切当。只是第二章第三节着重谈过“凤凰——诗人的图腾”，又多次讲到他好以鹰马自况，因此当读了这未逢善驭而顿缨悲鸣的赤骥、这因竹花不实而忍饥高飞的凤凰，就不禁令人想起遭贬华州、漂泊西南的诗人本身来。其二说：
“市人日中集，于利竞锥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农人望岁稔，相率除蓬蒿。所务谷为本，邪赢无乃劳。舜举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儒者多重农轻商，以农艺谷为本、市争利为末。诗中借前者以喻舜相“八元”“八恺”十六才子而致治为知本计，借后者以喻秦任商鞅苛法敛民为趋末，主旨在讽当时的理财者。朱注：是时第五琦、刘晏皆以宰相领度支盐铁使，榷税四出，利悉锥刀，故言为治之道，在乎敦本而抑末。卢注：宝应间，元载代刘晏，专判财利，按籍举八年租调之逋负者，计其大数，籍其所有，谓之白著。故商鞅不专指刘晏、第五琦。后说补充前说，均可参考。其三说：
“汉光得天下，祚永固有开。岂惟高祖圣，功自萧曹来。经纶中兴业，何代无长才。吾慕寇邓勋，济时信良哉！耿贾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运终四百，图画在云台。”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六〇），帝思中兴功臣，乃图画二十八将于南宫云台，以邓禹为首，寇、耿、贾均在其内（见《资治通鉴》）。《杜臆》：“其三：言图中兴者，以德泽收人心，而佐以武功。如汉高祖恃有萧（何）、曹（参），萧则养民以致贤；而曹任战，至后为相，亦遵何约束。至光武中兴，有寇（恂）、邓（禹）以当萧何，而耿（弇）、贾（复）以战功羽翼之，犹曹参也。若徒尚干戈，未有能济者。唐有郭（子仪）、李（光弼）可当耿、贾；而运筹帷幄无其人，何以成中兴之业哉！”仇注：“今则功臣疑忌，忠如李、郭，尚忧谗畏讥，故借汉事以讽唐。”
这三首诗都只取古人古事相似的一端以讽喻时事，并非全面评价历史，有的观点难免不甚全面，但所议时事中的诸多弊端都深中肯綮。于落拓中仍见伏枥之志及其对朝政的无限关注，殊不易。诗古拙而雄健，其三稍逊。
这种时局之忧、爱民之心、身世之叹在《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中也有所表露：“战伐乾坤破，疮痍府库贫。众寮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霄汉瞻佳士，泥涂任此身。秋天正摇落，回首大江滨。”《棕拂子》写爱惜为己曾效微力的细物之情，曲折地反衬出他政治上遭遗弃的屈辱心绪：“棕拂且薄陋，岂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吾老抱疾病，家贫卧炎蒸。咂肤倦扑灭，赖尔甘服膺。物微世竞弃，义在谁肯征？三岁清秋至，未敢阙缄縢。”这都是些政治性很强的作品。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客中杂感-杜甫“蛟龙无定窟”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855.html
下一篇：忧乱筹边-杜甫“蛟龙无定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