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侍归京邑”-杜甫眼中的天上人间
六月间，房琯及其一派代表人物如严武等，终于以结党营私的罪名贬为外任。《旧唐书·房琯传》记前后经过颇详：“（至德二载，五月，房琯贬为太子少师。）琯既在散位，朝臣多以为言。琯亦常自言有文武之用，合当国家驱策，冀蒙任遇。又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游其门者，又将琯言议暴扬于朝。琯又多称疾，上颇不悦。
乾元元年六月，诏曰：‘崇党近名，实为害政之本；黜华去薄，方启至公之路。房琯素表文学，夙推名器。由是累阶清贵，致位台衡。而率情自任，怙气恃权。虚浮简傲者进为同人，温让谨令者捐于异路。所以辅佐之际，谋猷匪弘。顷者时属艰难，擢居将相；朕永怀仄席，冀有成功。而丧我师徒，既亏制胜之任；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曾未逾时，遽从败绩。自合首明军令，以谢师旅；犹尚矜其万死，擢以三孤。或云缘其切直，遂见斥退。朕示以堂案，令观所以。咸知乖舛旷于政事，诚宜效兹忠恳以奉国家。而乃多称疾疹，莫申朝谒。……又与前国子祭酒刘秩、前京兆少尹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违臣子奉上之体。何以仪刑王国，训导储闱？但以尝践台司，未忍致之于理。况（刘）秩、（严）武遽更相尚，同务虚求，不议典章，何成沮劝？宜从贬秩，俾守外藩。琯可邠州刺史，秩可阆州刺史，武可巴州刺史。散官封如故，并即驰驿赴任，庶各增修。朕自临御寰区，荐延多士。常思聿求贤哲，共致雍熙；深嫉比周之徒，虚伪成俗。今兹所谴，实属其辜。犹以琯等妄自标持，假延浮称。虽周行具悉，恐流俗多疑。所以事必缕言，盖欲人知不滥。凡百卿士，宜悉朕怀。’”研究一下这贬官诏是很有意思的。诏中明确指出，房琯当贬，罪行有四：（一）当宰相后“率情自任，怙气恃权”，排斥“温让谨令”之士，重用了“虚浮简傲”之徒，“升其亲友，悉彰浮诞之迹”；（二）“亏制胜之任”“丧我师徒”；（三）罢相后仍处高位，但“多称疾疹，莫申朝谒”“违臣子奉上之体”；（四）又与刘秩、严武等“潜为交结，轻肆言谈”“有朋党不公之名”。房琯好宾客，喜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而鄙视庸俗，人多怨恨他。用兵素非所长，却很自信，上疏请求准予带兵收复两京，肃宗急于求成就答应了。他为人很迂阔，用了刘秩这样一些根本不懂得打仗的书生参谋军事，还对人夸口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
更可笑的是，他生在八世纪却生搬硬套，妄效公元前八世纪至前五世纪春秋车战之法，结果陈涛斜一战，一败涂地，官军死伤四万余人，存者仅数千人。战败后他多称病不朝谒，不以职事为意，每日与刘秩他们高谈释、老，或听门客董庭兰鼓琴，直到至德二载五月，他才因御史奏董庭兰赃贿而罢相为太子太师。而且罢相以后还继续招纳宾客，朝夕盈门，扬言自己仍将东山再起，宾客们也为他制造舆论。由此可见诏中指控他的四大罪状都是有根据的。问题是，房琯的许多毛病既然早已暴露，为什么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肃宗仍然很器重他，到吃大败仗七个月以后却又突然借门客董庭兰受赃这一不很充足的由头将他罢相呢？（继房琯为相的张镐曾上疏说：“琯，大臣，门客受赃，不宜见累。”老杜刚做左拾遗不久，也上疏说：“罪细不宜免大臣。”按照当时的国法人情衡量，以此罢房琯相确乎理由不充足，不过是借口而已。）陈涛斜一役败绩之后，房琯曾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要罢房琯这正是时候。这时不罢却要等到大半年后再罢，这表明一定由于某种原因肃宗对他的看法和态度起了根本变化。而这原因，正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贺兰进明进谗，说房琯为玄宗“制置天下”，“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肃宗这才开始考虑他的问题，准备对他进行打击的。贺兰进明向肃宗进谗，一上来就以晋朝为喻说：“晋朝以好尚虚名，任王夷甫为宰相，祖习浮华，故至于败。今陛下方兴复社稷，当委用实才，而琯性疏阔，徒大言耳，非宰相器也。陛下待琯至厚，以巨观之，琯终不为陛下用。”随后又说：“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汇、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14)如果将前面摘录的贬房琯的诏书与此相对照，就不难发现，其中所列房琯罪状基本上不出贺兰进明所指责的范围，甚至用辞也相仿佛。可见肃宗一直把贺兰进明的谗言放在心里，观察了一阵，加上张良娣、李辅国之辈从旁挑拨，时机成熟，就在乾元元年六月将房琯等人贬官了。
新旧《唐书》杜甫传都说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头年房琯罢相，杜甫上疏反对，险遭重刑。他当初也曾衷心希望由于房琯的入相，贾至、严武诸人（自然也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将得到重用：“每觉升元辅，深期列大贤”。凡此种种，都表明他确是以房琯为首的玄宗旧臣党中人，所以他也在同时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旧唐书·杜甫传》明确记载他的贬官直接与房琯有关：“琯罢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琯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贬房琯诏中提到刘秩、严武而没提到他，只是他官小不值一提而已。
头年四月，老杜从外郭城西面中间的金光门逃离长安，投奔凤翔行在，拜左拾遗。如今罢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恰巧又出金光门，这使他感慨万千，就特意写了《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纪事抒怀说：
“此道昔归顺，西郊胡正繁。至今犹破胆，应有未招魂。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我就是从这条路逃回行在的，当时西郊到处都是胡人。至今胆还是吓破了的，一定有出窍的惊魂没全招回来。好不容易做了近臣随驾还京，这次贬官哪里是皇帝的意思。我缺乏才干又日渐衰老，（不可能再厕身朝列了）走出金光门不禁停住了马远远眺望着那千门万户的宫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李白句）古人遭贬见放，不敢抱怨君主，总归咎于小人忌才进谗、蒙蔽圣明。“移官岂至尊”云云，非独老杜一人如此。既不必据此而盛赞其“不归怨于君”“更见深厚”，也不可深责其愚忠迂腐。房琯一党的被逐出庙堂，与贺兰进明、李辅国等宵小之辈的进谗当然有关，但如前述，实出于肃宗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老杜作为当事人，对此不会一无所知。老杜在朝时间短，官位不高，上任不久就因疏救房琯而陷入了旧臣与新贵两派敌对政治势力的激烈斗争中，日子一直过得不轻松；但一旦离此而去，又难免牵动辞君恋阙之情，“驻马望千门”了。八年以后，老杜寄居夔州，境地凄清，心情索寞，每当忆及当时“几回青琐点朝班”情景，就更加感叹不已。这里有壮志莫酬的怨恨，有好景不长的哀伤，总之是一场春梦醒后的惘然回味。老杜的朝官生活真是春梦一场，正是这样，在政治纠葛风风雨雨的骚动中，他很快就给惊醒过来了。
老杜去朝赴华前后情事，集中尚有踪迹可寻。动身前夕，恰好孟云卿来访。他正有满腹的话语需要向知己诉说，没想到不请自来，相见都已白头，不觉乐极生悲。秉烛对饮，通宵互诉衷肠；身牵世务，明朝各自东西。临别他作《酬孟云卿》叙述这事说：
“乐极伤头白，更长爱烛红。相逢难衮衮，告别莫匆匆。但恐天河落，宁辞酒盏空？明朝牵世务，挥泪各西东。”《唐诗纪事》载：“云卿，河南人。元次山《送孟校书往南海》云：云卿与次山同州里，以辞学相友，少次山六七岁。……高仲武云：孟君诗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苦，怨者之流。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伤时二首》其一，一作《宋郊》，今存），方于《七哀》‘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则云卿之句深矣。虽效之于陈、沈，才能升堂，犹未入室，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者，一时之英也。余感孟君平生好古，著《格律异门论》及谱二篇，以摄其体统。（以上一段与中华本《唐人选唐诗》十种内《中兴间气集校文》大同小异。）云卿与杜子美、元次山最善。……其《感怀》句、《悲哉行》张为取作《主客图》，以云卿为高古奥逸主。”元结（七一九—七七二）说孟云卿比他小六七岁，则当生于七二五或七二六年，比杜甫（七一二—七七〇）小十三岁。乾元元年（七五八）杜甫四十七岁，孟云卿只有三十三岁或三十四岁。孟云卿一作陇西人（《唐才子传》），一作武昌人（《全唐诗》小传），一作平昌人（新《辞海》）。元结是河南鲁山人，既说孟与他同州里，作河南人为是。老杜后来在《解闷十二首》其五称赞他“数篇今见古人诗”。元结提倡风雅，反对淫靡诗风，于乾元三年结《箧中集》，选七人诗二十四首，以资标榜，其中收沈千运四首，收孟云卿诗竟达五首之多。可见他真如高仲武所说：“当今古调，无出其右者，一时之英也。”《全唐诗》存诗十七首，其诗风显然属于沈千运这一流派，风骨颇健，稍嫌偏枯。诵其《悲哉行》可见一斑：“孤儿去慈亲，远客丧主人。莫吟苦辛曲，此曲谁忍闻？可闻不可说，去去无期别。行人念前程，不待参辰没。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飘飘万余里，贫贱多是非。少年莫远游，远游多不归。”沈千运这一派诗人的成就不算大，但“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结《箧中集序》），对抵制当时淫靡诗风，继承陈子昂、李白所鼓吹的风雅传统，启迪中唐以来的新乐府运动，确乎起过不容忽视的作用，甚至孟郊等人的不平之鸣和慷慨悲歌，也多少受到这一派诗风的影响。孟云卿诗“词气伤苦”同他的坎坷遭遇密切相关。《唐才子传》载：“（云卿）天宝间不第，气颇难平。志亦高尚，怀嘉遁之节。与薛据相友善。尝流寓荆州。……仕终校书郎。云卿禀通济之才，沦吞噬之俗，栖栖南北，苦无所遇，何生之不辰也。身处江湖，心存魏阙，犹杞国之人，忧天坠相率而逃者，匹夫之志，亦可念矣。”他不仅生不逢时，原来还是个有节操、“禀通济之才”的志士，这就无怪他能得到前辈诗人老杜的爱重了。韦应物游扬州曾与他相遇，作《广陵遇孟九云卿》说：“新知虽满堂，中意颇不宣。忽逢翰林友，欢乐斗酒前。高文激颓波，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对他“激颓波”的“高文”也很推重。承傅璇琮同志相告，云卿与张彪为中表亲：“与君夙姻亲，深见中外怀”（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载《箧中集》。
老杜与孟云卿畅谈到深夜，天一亮即与亲友们辞别出金光门赴华州。唐华州的治所在郑县（今陕西华县）。华州在长安东，往华州为什么要出西边的金光门呢？不得而知。不管无心还是有意，颇令人寻味。华州离京师一百八十里，即使动身晚、走得慢，第二天总可到达。途经郑县亭子，见那里涧水澄清，风景幽美，不觉兴起，便稍事登临、游憩，并作《题郑县亭子》说：
“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凭高发兴新。云断岳莲临大路，天晴宫柳暗长春。巢边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远趁人。更欲题诗满青竹，晚来幽独恐伤神。”《资治通鉴》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三月：“道济、林子至潼关。秦鲁公绍……遣姚鸾屯大路以绝道济粮道。”胡三省注：“自渑池西入关，有两路。南路由回溪阪，自汉以前皆由之。曹公恶南路之险，更开北路，遂以北路为大路。”诗中“大路”指此，非泛言大道。西岳华山西峰最高，叫莲花峰。“岳莲”指此。“长春”指长春宫。《新唐书·地理志》载长春宫在同州朝邑县（今并入陕西大荔县）。此宫为北周宇文护所建。唐高祖李渊起兵，渡河后曾驻此（见《旧唐书·高祖纪》）。华州至朝邑的直线距离按地图比例尺计算约七十公里（一百四十里），加上此处多山，郑县亭子再高，长春宫也决非目力所能及。“天晴”句，不过是纵目远眺，姑妄言之，聊以遣闷而已。此诗平平。“巢边”一联，即眼前景，写备受群小欺凌隐痛，见此老当时心境。陆游《老学庵笔记》载：“先君入蜀时，至华之郑县，过西溪。唐昭宗避兵尝幸之，其地在官道旁七八十步，澄深可爱；亭曰西溪亭，盖杜工部诗所谓‘郑县亭子涧之滨’者。亭旁古松间，支径入小寺，外弗见也。有楠木版揭梁间甚大，书杜诗，笔亦雄劲，体杂颜、柳，不知何人书，墨挺然出版上甚异。或云墨着楠木皆如此。”
华山在陕西省东部，北临渭河平原，属秦岭东段，花岗岩断块山。华山主峰一称太华山，古称“西岳”，在华阴县南，海拔一千九百多米，有壁立千仞之势。有莲花（西峰）、落雁（南峰）、朝阳（东峰）、玉女（中峰）、五云（北峰）等峰，自古以来为游览胜地。老杜登上郑县亭子，见云消雾散，太华就在眼前，曾以“云断岳莲临大路”之句写此新奇感受。随后经常眺望，欣然有得，不觉神往，作《望岳》道：
“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立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谷无归路，箭栝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真诰》载，杨羲梦蓬莱仙翁拄赤九节杖而视白龙。《集仙录》载，明星玉女，居华山，服玉浆，白日升天。祠前有五石臼，号玉女洗头盆，其中水色碧绿澄澈，不溢不耗。黄生说：“因全用‘玉女洗头盆’五字，故此联独拗，与上篇‘郑县亭子’一例。五字本俗，因用‘仙人九节杖’五字作对，遂变俗为妍，句法更觉森挺。此诚掷米丹砂之巧矣。”又说：“五、六形容路径险仄，车不能回。‘箭栝通天’言其狭而且直也。后人缘杜诗故造为地名，不可转傅会以释杜诗也。”(15)言之有理，解释也贴切。华山有南天门，即诗中所谓“通天有一门”。尾联谓秋凉后将上华山求仙。少昊为白帝，古以为主管西方的天帝。道家传说华山属白帝所管（见《洞天记》），所以要去寻访白帝问道。明代李攀龙《杪秋登太华山顶》也说“缥缈真探白帝宫”，显系照应这两句杜诗而言。日日见山，又常听人讲到上面的种种灵异、胜迹，加之仕途失意，心情郁闷，老杜真想登华山啊！李白自诩“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流射东海。三峰却立如欲摧，翠崖丹谷（真是翠崖丹谷，移作别处不得！）高掌开。白帝金精运元气，石作莲花云作台。云台（即五云峰，一名起云台）阁道（指苍龙岭一带）连窈冥，中有不死丹丘生。明星玉女备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虽写浪漫想象，亦非未亲历其境者所能道。《云仙杂记》载：“李白登华山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朓惊人诗来，搔首问青天耳。’”李白无疑是登过华山的了。《唐国史补》载：“韩愈好奇，与客登华山绝峰，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华阴令百计取之，乃下。”现苍龙岭仍有所传韩愈投书处。韩愈未到绝顶而闹了这样一场大笑话，总算也是去了的。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说：“往年爱华山之为山而有三得：始得其卑者朝高者；复得其揭然无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远。思欲穷搜极讨，洒豁襟抱。始以往来，番番不遂其愿。间者得李生于华邮，为我指引岩谷，列视生植，仅得其半。又得谢生于云台观，暮留止宿，旦相与去，愈复记熟。后又得吾子于邑中，至其所不至者。于华之山无恨矣，三人力耶？”要是讲游华山次数之多、搜讨之细、体会之深，李商隐当不输后人。杜甫的这首《望岳》写得较空泛，缺乏实感，可见在此以前他从未登过华山。他早年漫游齐鲁，曾经写了那首著名的望东岳泰山的《望岳》诗，他晚岁滞留夔州，闲居寂寥，多吟诗追忆昔游以遣闷。据《又上后园山脚》“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穷秋上日观，矫首望八荒”，知道他在“望岳”之后还是登过东岳的。然而有关诸诗中从未忆及登西岳情事，可能他仅止于“高山仰止”“心向往之”，秋凉以后并未如愿登山。与早年望东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种壮志凌云、信心十足的精神状态相比，望西岳时的心情就截然不同了。浦起龙说：“从贬斥失意，写‘望岳’之神，兼有两意：一以华顶比帝居，见远不可到；一以华顶作仙府，将邈焉相从。盖寄慨而兼托隐之词也，笔力朴老。”
这年早秋天气炎热，盛夏当更难熬。新来乍到，心里虽不痛快，但多少感到新鲜，还有“题亭”“望岳”的兴致。哪知到任以后，案牍堆积，心烦意躁，就越发感到热得无法忍受。他的《早秋苦热堆案相仍》即写此苦况：
“七月六日苦炎蒸，对食暂餐还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况乃秋后转多蝇。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南望青松架短壑，安得赤脚踏层冰？”王嗣奭说：“‘自足蝎’，谓蝎已自足，又加以‘转多蝇’，上下呼应，极状其苦。”“自足”仇注从赵彦才注作“皆是”。前说是。“自”，已的意思（《集韵》）。“足”，够。这两句是说：常常为夜里那已经够对付的蝎子犯愁，何况秋后反倒有这么多苍蝇。若改为“皆是”，虽易懂，未免说得过于可怕，到处“皆是”蝎子，那还了得！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江南旧无蝎。开元初，尝有一主簿竹筒盛过江，至今江南往往亦有，俗呼主簿虫。”韩愈作诗务去陈言，“往往以丑为美”（刘熙载《艺概》中语）。他在《送文畅师北游》中写“三年窜荒岭”、“昨来得京官”、北归后的由衷喜悦说：“照壁喜见蝎”，就是反用“常愁夜中自足蝎”之意。如此以丑为美、刻意追求奇险，徒令读者蹙眉。老杜写蝎子、苍蝇，可不是在故弄玄虚，而是借此直抒烦躁情绪，虽然显得粗糙一些，却有强烈实感，很传神。白天苍蝇扰，黑夜蝎子蜇，已教人不得安生了，作为州掾，还要着袍束带到衙门里办公，跟那没完没了的簿书打交道，这简直逼得我要发疯，我真想大叫。望着南面山沟上那偃卧的青松，要是下面结着厚冰让我赤着脚踏踏该有多好！王嗣奭是这样理解这首诗的：“公以天子侍臣，因直言左迁州掾，长官自宜破格相待。公以六月到州，至七月六日，而急以簿书，是以常掾畜之，其何以堪？故借早秋之热，蝇蝎之苦，以发其郁蒸愤闷之怀，于‘簿书何急’微露意焉。试问堆案者从何来哉？然闻之者无以罪也，乃其情则苦矣。州牧姓郭，公初至，即代为《试进士策问》与《进灭残寇状》，不过挟长官而委以文字之役，非重其才也。公厚于情谊，虽邂逅间一饮一食之惠，必赋诗以致其铭佩之私，俾垂名后世，郭公与周旋几一载，而公无只字及之，其人可知，不免宝山空手矣。”讲得不无道理。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解释他不愿为官是由于“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便即日解绶去职。老杜的心跟这两位古人是相通的。他弃官离华虽在一年以后，而去志则已萌于这时了。
《题郑县亭子》《望岳》《早秋苦热堆案相仍》这三首都是拗体。前论老杜好以此体抒失意愤懑之情，在这里又再一次得到证实。就艺术而论，三首中以末首较好，好就好在像四川怪味豆，五味俱全而又在五味之外。稍加讽诵，自能体察。黄庭坚《寄黄几复》“寄雁传书谢不能”，有意无意效老杜“对食暂餐还不能”，口吻峭而俏，颇得语言烹炼之法。
前面提到的《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寇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是老杜当州掾多年以来所办文墨中稍有意思的两篇。前者委婉地批评了朝廷撤走河北大军，宽纵逆党，建议调遣各路人马“相与出入犄角”，彻底消灭安庆绪残部，并附图加以说明。《唐六典》载，诸州每岁贡人，选拔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帖掉几字让应试者填写），试杂文两首、时务五条。后者是老杜代华州郭刺史拟的策问五条，问处在战乱未平的当时应如何解决赋税、驿马供应、水陆交通、军队给养、币制改革等问题。既然代郭刺史起草，主要恐怕还是郭刺史的意见（起码都是他同意的），但仍然能见出捉刀人老杜的思想感情。如说：“欲将诛求不时，则黎元转罹疾苦矣。”又说：“则遗祲荡涤之后，圣朝砥砺之辰，虽遭明主必致之于尧舜，降及元辅，必要之于稷卨。驱苍生于仁寿之域，反淳朴于羲皇之上。”与他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相较，不仅意思相近，也同样是他真情的自然流露。虽然如此，这两篇文件也不值得过于强调，只是作为诗人屈居下吏、案牍劳形、心情烦躁时期的雪泥鸿爪，才多少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纪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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