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咏叹调-杜甫是“暂止”的“飞乌”
最后将着重谈谈老杜今年写作的几首咏物诗。
老杜有两首《杜鹃行》。其中的一首这样写道：
“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为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尔岂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覆何所无。万事反覆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传说古代蜀国的国王叫杜宇。周朝末年，杜宇在蜀始称帝，号曰望帝。后归隐，让位于其相开明。时适二月，子鹃鸟鸣，蜀人怀之，因呼鹃为杜鹃。一说，杜宇通于其相之妻，惭而亡去，其魂化为鹃（见《蜀王本纪》《华阳国志·蜀志》）。后亦称杜鹃鸟为“杜宇”。《博物志》载：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群鸟为饲之。近代科学证明，杜鹃科部分种类不自营巢，产与其体型不相称的小型卵于多种雀形目鸟类巢中，或先产于地面再以嘴衔入，由巢主孵卵育雏。雏出壳后，推出巢主雏鸟而独受哺育。杜鹃科有大杜鹃。《华阳风俗录》载：“杜鹃大如鹊而羽乌。”可信。黄鹤认为，上元元年七月，李辅国迁上皇于西内，高力士及旧宫人皆不得留，寻置如仙媛于归州，出玉真公主居玉真观。上皇不怿，成疾（详第十章第一节）。诗中“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二句，即谓此。卢元昌更进一步发挥说：“蜀天子”，虽指望帝，实言明皇幸蜀。禅位以后，身等“寄巢”。劫迁之时，辅国执鞚，将士拜呼，虽存“君臣旧礼”，而如仙媛、玉真公主一时并斥，岂非“满眼”“骨肉”俱散？移居西内，父子暌离，实如“羁孤”“深树”。罢陈玄礼，流高力士，撤卫兵，此所谓“摧残”“羽翮”。上皇不茹荤，致辟谷成疾，即“哀痛”“发愤”所喻。“当殿群趋”，至此不可复见矣。以上两家的解释，总的看来是可信的。仇兆鳌以诗中有“四月五月”字样，而李辅国劫迁上皇乃上元元年七月事，认为此诗借物伤感，当属上元二年作。浦起龙不同意，认为“曰‘四月五月’，为七月讳也”，此诗“当是闻信后伤之。仇本编入二年，非也”，遂改订为“上元元年，至成都以后诗”。杜鹃大多为夏候鸟，初夏时常昼夜不停地啼叫。此诗若作于头年七月以后（李辅国逼迁玄宗于西内一事传到成都当更迟），其时已无杜鹃啼叫，即使有所感慨，一般不会硬扯出“四月五月偏号呼”的杜鹃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要是说第二年（上元二年）初夏闻杜鹃啼血，因杜宇的传说联想到玄宗的失位，有所感发而作此诗，那倒是比较合乎情理，合乎创作规律的。
他的另一首《杜鹃行》说：“古时杜宇称望帝，魂作杜鹃何微细。跳枝窜叶树木中，抢佯瞥捩雌随雄。毛衣惨黑貌憔悴，众鸟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华屋，短翮惟愿巢深丛。穿皮啄朽觜欲秃，苦饥始得食一虫。谁言养雏不自哺，此语亦足为愚蒙。声音咽咽如有谓，号啼略与婴儿同。口干垂血转迫促，似欲上诉于苍穹。蜀人闻之皆起立，至今相效传微风。乃知变化不可穷，岂思昔日居深宫，嫔嫱左右如花红。”仇兆鳌认为诗中有“蜀人闻之”之语，盖初至成都时泛咏杜鹃而作。《文苑英华》作司空曙诗，注云一见杜甫集。浦起龙说：“于蜀既有前者，于夔又有五古一首。此篇必非杜作，题同而传讹也。”又说：“笔亦高老，前幅似翻杜。”在我看来，这首诗与其说是司空曙的，不如说是老杜的：（一）既然前后能作两首，只要有兴趣，为什么不可以作三首呢？老杜的咏鹰咏马诗不是不止两首么？（二）司空曙是“大历十才子”之一。除这首外，其诗现存一百七十三首，大都情思冲淡，风格清丽。而这首诗，不止“高老”，亦复“沉郁”，酷似老杜手笔，置于司空曙集中很不协调。（三）这两首《杜鹃行》皆由杜宇传说而感发人君失位之苦，联系时事的紧密程度和个别提法虽有所不同，它们的主旨基本是一致的，甚至措辞造句也很相近，如“跳枝窜叶树木中”之与“业工窜伏深树里”、“毛衣惨黑貌憔悴”之与“羞带羽翮伤形愚”、“乃知变化不可穷”之与“万事反覆何所无”等等即是。这根本不是浦氏所说的“前幅似翻杜”。总之，我认为这两首诗是同时前后有感于同一时事而作。一叹不足而再叹之，后至云安复三叹之：“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太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如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今忽暮春间，值我病经年。身病不能拜，泪下如迸泉。”（《杜鹃》）这是没有重大政治原因的偶合么？赵次公说：“此（《杜鹃》）诗讥世之不修臣节者，曾禽鸟之不若耳，大意与《杜鹃行》相表里。”洪迈则径谓此诗伤肃宗的不能善遇玄宗，并将之与元结的《中兴颂》相提并论，大发议论说：“唐肃宗于干戈之际，夺父位而代之，然尚有可诿者，曰：欲收复两京，非居尊位，不足以制命诸将耳。至于上皇还居兴庆，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其不孝之恶，上通于天。是时元次山作《中兴颂》，所书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直指其事，殆与《洪范》云武王胜殷杀受之辞同。其词曰：‘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既言‘重欢’，则知其不欢多矣。杜子美《杜鹃》诗：‘我（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伤之至矣。……黄鲁直题《磨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尔，上皇局脊还京师。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容斋五笔》）考虑到老杜政治上属旧臣党，始终同情还京后受屈苟活的玄宗，不满昏庸无能的肃宗和以张良娣、李辅国为首的新贵党，再回过头来看洪迈的这段议论，看上述有关这三首杜鹃诗的解释，就会觉得可信多了。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七也咏杜鹃：“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园。荆棘郁蹲蹲，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啄虫蚁，岂忆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其主旨是借杜鹃伤晋恭帝禅位于刘裕后的艰难境况和不得善终，可见老杜的三首杜鹃诗，无论命意还是构思，莫不由来有自了。玄宗晚年的遭遇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对肃宗和张良娣、李辅国有所不满也不是没有道理（详第十章第一、二、三节中有关论述），但这三首诗中所表露出来的有关君臣父子的强烈封建伦理观念，却是不足取的。
命意与三杜鹃诗相近的另二首咏物诗是《石笋行》和《石犀行》。《石笋行》说：
“君不见益州城西门，陌上石笋双高蹲。古来相传是海眼，苔藓蚀尽波涛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难明论。恐是昔时卿相冢，立石为表今仍存。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错迕失大体，坐看倾危受厚恩。嗟尔石笋擅虚名，后来未识犹骏奔。安得壮士掷天外，使人不疑见本根。”成都为汉代益州旧治，西门外有两根石笋，一南一北，一高一低。这里因此就叫笋里或石笋街。蜀人古老相传：“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堆，以镇海眼，动则波涛大滥。”（见《华阳风俗记》）又传距石笋二三尺，每夏六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测之，深不可及。以绳系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无穷。凡三五日，忽然不见，故有海眼之说。又传石笋之地，雨过必有小珠，或青黄如粟，亦有细孔，可以贯丝。这就是诗中“雨多往往得瑟瑟（碧珠）”所指。（详《成都记》）前面提到，老杜去年春天曾去石笋街果园坊向住在那里的徐卿要过果树苗。他进城出城也都得经过石笋街。这石笋当然是常见的。他想：这不过是前朝卿相墓门的石表罢了，哪里是什么海眼？接着就借题发挥，说俗好神奇，造为不经之说以蒙蔽人听，犹如小臣蛊惑君心，以致政舛国危，若掷去此石，使根底立见，则人心不疑了。明明是对时政有所感愤而发，这就难怪卢元昌要比照时政，做这样的解说了：“辅国本飞龙厩小儿，官判元帅，朝廷呼尚父，如石笋擅虚名，忘本根也。决事银台，关白承旨，可谓乖迕失政体矣。宰相率子弟礼，节度皆门下士，可谓后生皆骏奔矣。与张良娣表里禁中，共媚至尊，直侍帷幄，专事蒙蔽也。自灵武给事银珰，叠膺宠秩，其受厚恩，适足摇动东宫，倾危社稷耳。”作诗不是作灯谜，不可能像卢氏比附的这么毫厘不爽地可着谜底作谜面。不过，所指出的种种情况当时确乎是实际存在的，也是老杜所熟悉的。既然他已表明自己因石笋而生发出“惜哉俗态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的政治感慨，难道能说他作诗时丁点儿也没有想到朝中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儿么？浦起龙认为《石笋》同《石犀》一样，是“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反对“旧解都将本旨抛荒，纯以辅国蔽主之说支离比附”，所见实谬。《石犀行》倒真是“为蜀郡淫雨江泛而作”，但最后仍然归结到政论上：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五犀牛。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嗟尔五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华阳国志·蜀志》载，战国秦昭王时蜀郡守李冰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全蜀总志》载，李冰五石犀在成都府城南三十五里。又前书载，张仪筑成都城；城西南有楼百余尺，名张仪楼，临山瞰江。《旧唐书·肃宗本纪》载：“（上元二年八月，）七月霖雨，至是方止。墙宇多坏，漉鱼道中。”秦地如此，蜀中亦霖雨涨水（详前）。当时老杜听说大水冲走了灌口（在今灌县西北）的一些人家，想到蜀人千百年来，总夸口说有石犀镇压，水涨得再大也不会接近张仪楼，有感于迷信的误人，不如群策群力筑堤防范，于是就写了这首诗。此诗“结处亦伤庙堂无燮理阴阳之人”（杨伦语）。仇兆鳌说：“乾元元年九月，置道场于三殿，以宫人为佛菩萨，北门武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当时黩礼不经甚矣，故有厌胜诡怪等语。且自李岘贬斥，朝无正人，故有调和元气之说。此诗寓言，亦确有所指矣。”我看这一诠释不无可取之处。即使不能简单地坐实此即针对上述事情而发，现在特意将当时朝廷所崇尚的，同老杜所反对的，两相对照，就会明显地见出这诗的进步政治倾向性和现实意义来。浦起龙斥之曰：“说者必将两项搜剔根株，岂非呓语。”未免武断。陆游曾亲眼得见此石笋、石犀，于《老学庵笔记》中记述颇详：“成都石笋，其状与笋不类，乃累叠数石成之。所谓海眼，亦非妄；瑟瑟，至今有得之者。蜀食井盐，如仙井大宁犹是大穴，若荣州则井绝小，仅容一竹筒，真海眼也。石犀在庙之东阶下，亦粗似一犀。正如陕之铁牛，但望之大概似牛耳。石犀一足不备，以他石续之，气象甚古。”可供参考。
其他如《病柏》：“有柏生崇冈，童童状车盖。偃蹇龙虎姿，主当风云会。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岂知千年根，中路颜色坏。出非不得地，蟠据亦高大。岁寒忽无凭，日夜柯叶改。丹凤领九雏，哀鸣翔其外。鸱鸮志意满，养子穿穴内。客从何乡来？伫立久吁怪。静求元精理，浩荡难倚赖。”黄生认为是“喻宗社欹倾之时，贤人君子废斥在外，无所用其匡救，而宵小盘据于内，恣为奸私，国祚安得再振？天意如此，真不可问”。《枯楠》“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上枝摩苍天，下根蟠厚地。巨围雷霆拆，万孔虫蚁萃。冻雨落流胶，冲风夺佳气。白鹄遂不来，天鸡为愁思。犹含栋梁具，无复霄汉志。良工古昔少，识者出涕泪。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截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以枯楠比大材不见用，水榆比小材当重任。《病橘》“群橘少生意，虽多亦奚为？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剖之尽蠧蚀，采掇爽所宜。纷然不适口，岂止存其皮。萧萧半死叶，未忍别故枝。玄冬霜雪积，况乃回风吹。尝闻蓬莱殿，罗列潇湘姿。此物岁不稔，玉食失光辉。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愁罪有司。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伤贡献之劳民，借橘以慨时事：病橘不堪进贡，恰值国难当前、天子减膳之时，疑是天意使然；但恐玉食失色，责有司而疲民力，故引献荔支奉贵妃事为前车之鉴。《枯棕》伤民困于重敛（详本章第十节）。这些诗（包括前面几首），皆咏物寓言，忧愤深广，语意沉郁，不袭汉魏之迹，而能得其神髓，不管思想还是艺术，都有较高成就，并可从而见出诗人身处贫困之境、正当自顾不暇之时，仍不忘国运民瘼的广阔胸怀，因此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
(1)《成都记》：“草堂寺在府西七里，极宏丽，僧复空居其中，与杜员外居处逼近。”赵清献《玉垒记》：“公寓沙门复空所居。”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按明年有《赠蜀僧闾丘师兄》诗，不知即其人否。”
(2)闻一多说：“恐非是。后有《卜居》诗云：‘主人为卜林塘幽。’黄鹤、鲍钦止等亦皆以为是裴冕。顾宸曰：‘裴若为公结庐，则诗题当标“冀公”，而诗中亦不当以主人卜林塘一句轻叙矣。’按顾说是也。史称裴冕无学术，又食嗜货利，其人鄙陋，恐非能知公者。后又有《寄裴施州》诗，朱鹤龄已证其别为一人。则公与裴始终未尝发生关系也。此后《江村》诗云‘但有故人供禄米’，《狂夫》云‘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当与前是一人，其姓氏则不可考耳。或以为即高适，未闻其审。”
(3)《杜臆》：“‘迁次’无注，犹云造次。”仇注：“邵注：‘迁次’，适居次舍也。《左传》：楚子期伐吴，废日共积，一日迁次。陈乐昌公主诗：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浦注：“（‘客里何迁次’）言何所藉以为迁次之资。”案：乐昌公主诗见《本事诗》：“陈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后主叔宝之妹，封乐昌公主，才色冠绝。时陈政方乱，德言知不相侃，谓其妻曰：‘以君之才容，国亡必入权豪之家，斯永绝矣。倘情缘未断，犹冀相见，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镜，人执其半，约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卖于都市，我当在，即以是日访之。’及陈亡，其妻果入越公杨素之家，宠嬖殊厚。德言流离辛苦，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访于都市。有苍头卖半镜者，大高其价，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设食，具言其故，出半镜以合之，仍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陈氏得诗，涕泣不食。素知之，怆然改容，即召德言，还其妻，仍厚遗之。闻者无不感叹。仍与德言、陈氏偕饮，令陈氏为诗。曰：‘今日何迁次，新官对旧官，笑啼俱不敢，方验作人难。’遂与德言归江南，竟以终老。”据本事揣度，陈氏诗“迁次”一辞决不当谓“迁居次舍也”，可能是隋唐人口语，犹今言“别扭”“不自在”之类的意思。待考。老杜这首诗中“迁次”一辞的含义近似，姑且散译如此。
(4)王嗣奭说：“大抵贵官人，未肯过野桥访客，此见其用情之厚也。”
(5)蔡梦弼引《十道志》谓绵竹产于绵竹县之柴岩山。韦续当是绵竹县令。题“觅绵竹”，一作“觅锦竹三数丛”。
(6)据其后《赠别何邕》“绵谷元通汉”句，知何邕时为绵谷（今四川广元）尉。宋祁《益部方物略记》载：桤木蜀所宜，民家莳之，不三年可为薪，疾种疾取，里人以为利。桤木属桦木科，落叶乔木。叶长椭圆形；嫩叶可作茶的代用品。春季开花，果实悬垂。木材质较软，可用。分布于我国四川、贵州和陕西。题中“桤木”下有“数百”二字。
(7)黄鹤注：“后有《涪江泛舟送韦班》诗，韦当是涪江尉。”又：“涪江在梓州涪城县，此（《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当是广德元年春在梓州作。”黄鹤所谓“涪江尉”只是泛指。韦班当时当是涪城县尉。涪城县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西北。
(8)浦起龙说：“当即（凭韦班）觅松栽时带索者。”
(9)《旧唐书·严武传》：“收长安，以（严）武为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时年三十二。以史思明阻兵不之官，优游京师，颇自矜大。出为绵州刺史，迁剑南东川节度使。”《新唐书》本传谓严武“坐琯事贬巴州刺史。久之，迁东川节度使”。《资治通鉴》亦谓“贬巴州刺史”。老杜营草堂时严武当在东川。实是二明府——萧实、韦续，二少府——何邕、韦班。谓“萧、何、韦三明府”，误。
(10)《汉书·扬雄传》载：“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玄，黑色。此言雄作之不成，其色犹白，故无禄位），而雄解之，号曰《解嘲》。”其主旨“言人之取名，有建功于世者，有高隐者，有以放诞之行使人惊异，若司马长卿、东方朔，亦所以致名也。今进不能建功，退不能高隐，又不肯失于放诞之行，是不能与数子者并，惟著书以成名耳”（姚鼐语）。老杜“懒惰无心作《解嘲》”，而扬雄之感愤实深。
(11)此衍《狂夫》诗钱注。
(12)《江村》不过能见出老杜暂得安闲时的风貌，诗本身不算很好。申涵光说：“此诗起二语，尚是少陵本色，其余便似《千家诗》声口。选《千家诗》者，于茫茫杜集中，特简此首出来，亦是奇事。”所言殊觉有趣。
(13)《陕西名胜志》载：“望仙泽在盩厔县东南三十里，……又五里，即长杨宫故址。稍南为仙游潭，阔二丈，其水深黑，号五龙潭。唐时每岁降中使投金龙于此。”在岑参的想象和读者的印象中，“金龙”和真龙合而为一了。
(14)《文选·北山移文》李善注：“梁简文帝《草堂传》曰：汝南周颙，昔经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怀，乃于钟岭雷次宗学馆立寺，因名草堂，亦号山茨。”仇注引此，以为“公卜居浣花里，近草堂寺，因以命名”。“草堂”就是茅屋，并非专门为这所房子取的名字。老杜在秦州时所作《西枝村寻置草堂地夜宿赞公土室》即称草堂。当时连盖房子的地点都没找到，难道西枝村诗中那尚属子虚的草堂旁边也有草堂寺么？作注最忌过迂。
(15)《读杜诗说》：“今按《有客》诗云：‘自锄稀菜甲，小摘为情亲。’《宾至》诗云：‘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似‘有客’，乃寻常之客，亲戚旧好也；‘宾至’，则新交且贵客也。”
(16)此联失粘。杨伦说：“杜诗七律间有失严者，尚沿初唐体。”
(17)张惕庵说：“偶然事写出便妙。”这也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以偶然性细节作描写的手法。
(18)仇兆鳌说：“‘无人觉’，谓不见人迹来往。黄注泥上出郊向堂，谓人不知己之来往，其说太曲。”施鸿保按：“既云出郭向堂，则黄生说亦是。若谓不见人迹往来，与上二句意不合矣。且是言独步往来，虽在稠众中而人不觉，说亦未尝曲也。”
(19)仇注：“朱注：公《追酬高蜀州人日诗》考之，上元二年，高已刺蜀，此云彭州牧，必元年作也。时公年将五十，而诗云‘百年已过半’，犹乾元二年《立秋后题》，年止四十八，亦曰‘惆怅年半百’。”
(20)原句是“其如西极存”。仇兆鳌从朱注，以为“西极指上皇幸蜀之地”。浦注：“西极，当即指长安。朱氏指蜀，恐非。”此采前说。
(21)仇兆鳌说：“此诗‘径石相萦带，川云自去留’，乃摹寺前之景，说得潇洒自如。陆放翁诗‘泉石相萦带，云烟互吐吞’，此写湖上之景，说得变见无常。一则参会禅机，一则旷观物态，意各有指，虽脱胎而却非蹈袭。”对“径石”“泉石”二联的评价似均嫌稍高。
(22)王嗣奭说：“江山如故，故云‘有待’；花柳改观，故云‘无私’。”对“花柳”句的理解特别，意思是说花柳不徇私情，不管你重来与否，该开就开，该落就落。这当然也讲得通，只是下句中的“更”字是相对上句而言，既然认为江山如此多情相待，就不大好硬说花柳“更”是“无私”，不徇私情了。此解于“更”字无着落，恐非作者原意。
(23)《绝句漫兴九首》从春写到夏，《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只写春天情事不到夏，就整组而论，后者当在前完成。
(24)《人间词话》说：“……‘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于两种境界，即语含轩轾。“枝啭黄鸟，渚泛白鸥”，犹所举“寒波”二句，可谓之为无我之境。有“近”字、“轻”字的“啭枝”二句，虽不极佳，亦别饶生活情趣，自相比较，多少能说明问题。
(25)可参看何逊《秋夕仰赠从兄寘南》“徘徊檐影斜”句、沈佺期《游少林寺》“绀园澄夕霁，碧殿下秋阴”联。
(26)桃花水即桃花汛。《汉书·沟洫志》：“来春桃花水盛，必羡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宋书·河渠志一》：“二月三月，桃花始开，冰泮雨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谓之桃花水。”
(27)旧注将“愁”字属花鸟说，盖谓诗人形容刻露，花鸟亦应愁怕。钱笺：“春来花明鸟语，酌景成诗，莫须苦索，愁句不工也。若指花鸟莫须愁，岂知花鸟得佳咏，则光彩生色，正须深喜，何反深愁耶？”（仇注引，今本《钱注杜诗》无此条）萧涤非先生从前说，并进一步论证说：“诗人形容刻画，就是花鸟也要愁怕，是调笑花鸟之辞。韩愈赠贾岛诗：‘孟郊死葬北邙山，从此风云得暂闲。’又姜白石赠杨万里诗：‘年年花月无闲处，处处江山怕见君。’可以互参。”
(28)这轩窗本不近水，不是“水槛”，只因大水涨到窗下，等于“新添”了个可供“垂钓”的“水槛”了。这样理解，方与“水如海势”的实情实景密切相关，也很风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新近真的添建了个“水槛”。因为据同时所作《水槛遣心二首》可知，这里确有水槛啊。
(29)洪迈《容斋四笔》：“杜诗有《野望因过常少仙》一篇，所谓‘落尽高天日，幽人未遣回’者。蜀士注曰：少仙应是言县尉也。县尉谓之少府，而梅福为尉，有神仙之称。少仙二字，尤为清雅。与今俗呼为仙尉不侔矣。”浦起龙按：“诗云‘入村’，又云‘幽人’，恐是青城隐者。少仙或其名，非尉也。”
(30)仇注引《漫叟诗话》：“《记》：庖厨之门在东。故曰‘啼门东’，非强趁韵也。”
(31)胡应麟《诗薮》说：“花卿盖歌伎之姓，‘此曲只应天上有’，本自目前语。而用修以成都猛将当之，且谓僭用天子礼乐，真痴人说梦也。”杨慎僭上之说虽不足取，但以为花卿盖歌伎则大谬。王嗣奭说：“胡元瑞指为歌妓，余谓此诗非一歌妓所能当，公原有《花卿歌》，今正相同，其为花敬定无疑。其人恃功骄恣，故诗含讽刺，玩之有味。”驳得在理。
(32)这段稍通畅，其余更觉佶屈聱牙。所以仇兆鳌在注完这篇文章后就忍不住发议论说：“韩文多文从字顺，而作诗务为险奇。杜诗皆熔经铸史，而散文时有艰涩。岂专长者不能兼胜耶？皆当分别观之。”
(33)《杜臆》：“肃宗上元二年九月，诏去上元号，以十一月为岁首。月以斗建命之，故诗云‘荒村建子月’。《春秋》变古则书，盖史法也。”
(34)老杜《哭王彭州抡》题下仇注：“王盖先以御史罢官，后在严武幕中，又迁彭州刺史而卒也。”
(35)黄鹤以为上元二年冬蜀州刺史高适以摄尹事至成都。仇兆鳖说：“考《旧书·高适传》：崔光远不能摄军，天子罢之，以适代为成都尹、西川节度。然此诗不曰‘高尹’，而仍谓‘高使君’。且是年十一月，光远卒，十二月旋以严武为成都尹，则适实未尝代光远也。”高代崔事两《唐书·高适传》均有记载。旧传原文是：“西川牙将花惊定者恃勇，既诛子璋，大掠东蜀。天子怒光远不能戢军，乃罢之，以适代光远为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使。”新传则只载“罢光远，以适代为西川节度使”，沿节使西川必尹成都惯例，不言代尹事，亦包括在内。两传记载实同，如无确证，不得臆改。想适之摄尹，只是奉诏暂来成都维持局面，并未罢蜀州刺史而任命为成都尹，故（一）老杜诗题中仍谓“高使君”而不称“高尹”。（二）待十一月崔光远卒，十二月任命严武为成都尹之后，高适就可以回蜀州去了。若如此理解黄鹤的所谓高适“以摄尹事至成都”，那很可能最接近事实。钱笺：“唐制节度使阙，以行军司马摄知军事，未闻以刺史也。”（今本无，此据仇注引）战乱时事无常则，且千年前事，后人岂能一一尽知？至于宝应元年七月至广德元年十二月高适的为成都尹，那是另一回事，不得与此混为一谈。
(36)前诗题云“陪李司马皂江上观造竹桥即日成”，此云“三日功成”，总之谓工程进展神速，不可拘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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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杜鹃咏叹调-杜甫是“暂止”的“飞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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