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兴之二-杜甫度陇客秦州

遣兴之二-杜甫度陇客秦州

这种用行舍藏的身世之叹，较集中地表现在《遣兴五首》中。其一说：

“蛰龙三冬卧，老鹤万里心。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嵇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又如垄坻松，用舍在所寻。大哉霜雪干，岁久为枯林。”《世说新语·容止》：“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嵇康）耳。’”儿子是野鹤，老子就是“老鹤”了。《三国志·诸葛亮传》载，徐庶对刘备推荐诸葛亮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就三顾茅庐，请他出山，共创蜀汉。《晋书·嵇康传》载，钟会嫉恨嵇康，对司马昭说：“嵇康，卧龙也，不可起。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因谮其言论放荡被害。孔明和嵇康，都曾蛰伏存身如三冬卧龙，俱有雄飞万里老鹤之心⁽²⁰⁾，但一建功立业，一不得好死，分界转关处，全在于当政者的相赏或相仇。这就像涧底长松，用舍取决于有人来访寻与否，如未被发现，就是再大的经雪傲霜的树干，年深月久也会变为枯林的。——“昔时贤俊人，未遇犹视今。”说古道今，总离不开为自己的穷达通塞萦怀。晚登、晚遇虽也不错，要是始终不得“甘泽”，不遇“知音”，错过了时机，那就毫无希望，徒唤奈何了。这不就同前一首诗中的想法接通线了么？一会儿这样想，一会儿那样想，情绪忽高忽低，足见他内心苦闷的深广。老杜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和抱负奋斗了大半生，如今落得这步田地，可怜他还没有死掉那颗风云际会、治国济民的心！其二说：

“昔者庞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阳耆旧间，处士节独苦。岂无济时策？终竟畏罗罟。林茂鸟有归，水深鱼知聚。举家隐鹿门，刘表焉得取？”《后汉书·庞公传》载，庞德公居岘山南，未尝入城府。荆州刺史刘表去看望他，对他说：“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庞公笑道：“鸿鹄巢于高林，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释耕于垄上。刘表叹息而去。后遂携妻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前诗提到了孔明和嵇康，这是两个极端。豪杰之士处于乱世当不成孔明，要想不蹈嵇康覆辙，就只有走庞德公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这条路了。王嗣奭说：“庞德公最清高，此公所愿学而未能者。‘岂无济时策’，公自寓也。‘鱼’‘鸟’一联，用其本色语（指前引庞公答话中的‘鸿鹄’四句）。庞德公称孔明卧龙者。孔明每造之，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则德公之抱负可知。诗云：‘岂无济时策？’信矣。非想象语。”限于客观条件，老杜当时不得用而行，必将舍而藏，但又不甘心，故每引庞公为楷模，好让自己说服自己，增强去志。作于同一时期的《秦州杂诗》其十五“庞公隐不还”，以及其后所作诗中的“庞公任本性”（《昔游》）、“庞公竟独往”（《雨》）、“庞公隐时尽室去”（《寄从孙崇简》）、“庞公至死藏”（《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诸句，莫不如此。在我看来，与其说这是诗人的自我标榜，不如说这恰恰泄漏了他内心深处在“趣舍行止”上所产生的彷徨和苦闷。其二这首诗中“林茂”二句不仅是用庞公的“本色语”，不仅语词上与《淮南子》“水深则鱼聚，木茂而鸟乐”、曹植《离思赋》“水重深而鱼悦，林修茂而鸟喜”相近，而且在思想感情上无疑与陶渊明的《归鸟》四章，及其“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五）、“归鸟趋林鸣”（同上其七）、“众鸟欣有托”（《读山海经》其一）诸句息息相关。正由于思绪不知不觉地牵到了这里，他就在其三中议论起陶渊明来了：

“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陶渊明（三六五—四二七），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晋大司马。陶渊明少有高趣，曾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即辞归。州府召他为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复为镇军、建威参军，对亲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当权的得知，任命他为彭泽令。他要县吏将公田全部种秫稻，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秔，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秔。岁终，郡里派遣督邮到县，县吏说：“应束带见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天解绶去职，赋《归去来兮辞》，结尾说：“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他不解音律，却有一张无弦琴，每当饮酒兴起，便抚弄以寄其意。来客相访，不分贵贱，只要有酒，就请客人同饮。他若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²¹⁾他就是这样真率。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隐逸有逃避污浊官场、追求人生真谛和愤慨晋宋易代的意义。因此他的诗，既表现了隐者的高致、晋人的风度、节士的“猛志”，也闪耀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等思想火花。综观陶渊明一生的行藏出处，及其习性、志趣，他当然算得上是“能达道”的“避俗翁”。那么，老杜为什么还怀疑他“未必能达道”呢？难道真以为他在《饮酒》中说过：“颜生称为仁，……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又有《责子》说：“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他就成了个并不达观的俗老头儿么？当然不是。仇兆鳌说：“彭泽高节，可追鹿门。诗若有微词者，盖借陶集而翻其意，故为旷达以自遣耳，初非讽刺先贤也。”浦起龙说：“嘲渊明，自嘲也。假一渊明为本身像赞。”这些理解都很好。我曾在第一章第一节中对此有所发挥，认为老杜在写作这首诗之前、之后讲到他儿子宗文、宗武的诗句不少，若论为儿子“挂怀抱”，杜甫丝毫不亚于陶渊明，他之所以笑话陶渊明，只不过借以自我解嘲，慨叹做父母的对儿女往往痴心，甚至像陶渊明这样的“避俗翁”也不能免俗（请参看，不缕述）。现在所要补充的是：我们在这首诗中既看到了老杜自我解嘲的苦笑，也看到了他对妻室儿女眷恋的温情。他在这组诗中强调庞德公的“举家隐鹿门”，在《秦州杂诗》其二十中也以将挈妻子偕隐而自慰：“晒药能无妇？应门亦有儿。”可见当他在历尽世途艰险、宦海风波，为时君所弃，走投无路、心身交瘁时，惟有与亲人休戚与共，寻求一点精神上的慰藉了。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等到他终得“守拙归园田”后，就更加感到“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了。陶渊明的“草庐寄穷巷”，有时也免不了受冻挨饿，“饥寒饱所更”，哪能总是那么飘飘然？不过，他到底有个不无可爱的家。可怜老杜如今却像只蜗牛，他的家就是蜗牛背上的壳。他背着这个“壳”慢慢地爬，爬到哪里家就在哪里。实在疲惫不堪了，暂时缩到“壳”里喘息一下，寻求一丝温暖，以便获得继续往前爬行的勇气和力量。对于这样一位真心忧国忧民却遭受到极不公平待遇的诗人，我们能忍心取笑他这点点赖以维持精神平衡的对亲人的依恋之情，能说他是个比陶渊明更不“达道”的“俗翁”么？黄庭坚说：“子美困于山川，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寄之渊明以解嘲耳。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他的《屏迹》其三说：“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又《不离西阁》其一说：“失学从愚子，无家任老身。”忧生叹拙的诗句更多，如“艰难昧生理，飘泊到如今”（《春日江村》其一）、“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登舟将适汉阳》）、“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客夜》）、“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其二）等等。这些诗虽多作于入蜀、出蜀以后，但仍可借来表明：黄庭坚所主此诗系解“拙生”“失学”之嘲的说法是可信的。可惜他未能进一步觉察到那隐藏在解嘲苦笑中的诗人依恋妻室儿女的温情。从“达道”的先贤陶渊明到放达的前辈贺知章，在联翩的浮想中，并不需要走很长的路。所以其四就说：

“贺公雅吴语，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黄冠归故乡。爽气不可致，斯人今则亡。山阴一茅宇，江海日清凉。”贺知章（六五九—七四四），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萧山）人。少以文词知名。武后证圣（正月改元证圣，九月改元天册万岁，六九五）初，擢进士、超拔群类科，累迁太常博士。开元十一年（七二三），张说为丽正殿修书使，奏请知章等入书院同撰《六典》及《文纂》等⁽²²⁾，累年书竟不成。后转太常少卿。十三年（七二五），迁礼部侍郎，加集贤院学士，又充皇太子侍读。十四年（七二六），太子太傅岐王李范卒，赠谥惠文太子，诏礼部挑选送葬的挽郎。知章取舍不公允，门荫子弟喧诉盈庭，知章于是架梯登墙头出来决事，招到时人的讥笑。肃宗为太子，知章迁太子宾客，兼正授秘书监。知章性放旷，善谈笑，当时贤达都倾慕他。工部尚书陆象先是他族姑之子，同他很亲善。象先常对人说：“贺兄言论倜傥，真可谓风流之士。吾与子弟离阔，都不思之。一日不见贺兄，则鄙吝生矣。”知章晚年更加纵诞，无所拘束。自号“四明狂客”，又称“秘书外监”，遨游里巷。醉后写作文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都很可观。又善草书、隶书，好事的人具笔砚从之，意有所惬，不复拒，但每纸不过书数十字，世传以为宝。他同吴郡张旭也很要好。张旭善草书而好酒；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老杜的《饮中八仙歌》写贺知章、张旭、李白等“八仙”都狂放不羁。可见要求精神解放的浪漫气质是盛唐不少才智之士所共有的。天宝三载（七四四），知章病，梦游天帝之居，几日后醒来，就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得到玄宗的诏许。舍宅为观，赐名“千秋”。又乞官湖数顷为放生池，因赐鉴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赐诗，皇太子百官饯送。擢其子曾子为会稽郡司马，使侍养，幼子亦听为道士。到乡不久即寿终，享年八十六岁。肃宗念知章有侍读之旧，于乾元元年（七五八）十一月下诏嘉奖，并追赠礼部尚书。神龙（七〇五—七〇七）中，知章与越州贺朝、万齐融，扬州张若虚、邢巨，湖州包融，俱以吴越之士文词俊秀名闻京师。诸人多不达，独知章贵显，而张若虚有《春江花月夜》盛传于后世。贺知章有很好的教养，多才多艺，风流倜傥，性格乐观而幽默，身处高位却不介入日益激化的政治斗争⁽²³⁾，这就难怪他要受到皇帝和太子的尊敬，为当时贤达所仰慕了。从现存杜诗和有关记载中很难找到老杜和贺监曾经有过交往的痕迹。不过老杜的好友李白却得到过贺监的赏识和提携，跟他感情很深：“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栖曲》，叹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赠（白）诗及焉。”（《本事诗》）贺监去世后，李白很悲恸，曾再次写诗悼念他。《对酒忆贺监》其一说：“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其二说：“狂客归四明，山阴道士迎。敕赐镜湖水，为君台沼荣。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梦，凄然伤我情。”又《重忆》说：“欲向江东去，定将谁举杯？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这些诗都写得事真情挚，感人至深，可帮助了解贺监，了解老杜的这首《遣兴》其四。贺监本来就誉满朝野，时贤景仰。加上后来听了李白称颂他的“粲花之论”，这自然会使老杜更进一步加深对他的追慕之情了。到老杜写这首诗时贺监已去世十五年了，但从去年肃宗下诏表彰他并追赠礼部尚书这一举动看，他的影响和在士林中的声望却有增无减（不然，过了这么久，皇帝不会平白无故地对他特加恩宠）。

贺知章的人品、学识、抱负、情操及其艺术才能和趣味是盛唐教养出来的，同时也较全面较典型地体现了盛唐士大夫的风貌和时代特色。他虽未成就辅弼功勋、名山事业，而他风云感会、福禄寿考俱全的一生，当为时人所艳羡所乐道。老杜身困边隅，心情抑郁，作诗遣兴，论古人而并及贺监，写其“吴语”“清狂”的语言意态，记其乞身归里的出处大节，遥想山阴茅宇、江海清凉，抚遗迹而仰流风，这不仅止于悼念前贤，也是在述其哀荣的悼念中一泄心头郁结的苦闷。前辈中除了贺知章，孟浩然也是老杜最钦迟的。孟浩然布衣终身，谢世又早，相形之下，倍感悲凉。所以其五说：

“吾怜孟浩然，裋褐即长夜。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江空旧鱼，春雨余甘蔗。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县）人。新旧《唐书》本传关于孟浩然事迹的记载不多。我曾据其诗作，参合史料大致理出他的生平梗概，写成《孟浩然事迹考辨》（载拙著《唐诗论丛》）。现撮要简述如下。孟浩然祖传园庐在襄阳南郭外七里岘山附近的江村中。因屋北有涧，又其地旧有冶城，故名涧南园，或冶城南园，简称南园。他四十多岁时老母尚在，他与弟辈侍亲读书于此。集中写南园生活和西、南郭外诸胜宴游情事的诗最多。他的《登鹿门山怀古》说：“清晓因兴来，乘流越江岘。……渐到鹿门山，山明翠微浅。……昔闻庞德公，采药遂不返。……纷吾感耆旧，结缆事攀践。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探讨意未穷，回舻夕阳晚。”这诗写他从涧南园乘船，经北涧入汉江，越岘山顺流而下，到县东南三十里的鹿门山，去凭吊庞德公遗迹的所见所感。他隐居鹿门山当在写作这诗之后。想孟浩然有意步武先贤，借扬清德，故虽偶住鹿门，而仍以归隐名山相标榜。后人不察，就不知有涧南园，更不知它在岘山附近了。开元十六年（七二八），他入长安应进士举，不第。间游秘省，值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吟道：“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座叹其清绝，都搁笔不复为继。张九龄、王维诸人与浩然为忘形之交。

《新唐书·孟浩然传》载：“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不才明主弃”系《岁暮归南山》中的第三句，明是临归时所作，似不当复有此事，想出于好事人伪托，不足信。他于开元十六年冬冒雪入京，第二年冬又冒雪返里。开元十八年（七三〇）夏、秋之际，他“自洛之越”，多有诗记述游踪。他赶上八月十五日在杭州樟亭观潮，接着循浙江溯流赴天台山登览、求仙，途经渔浦潭、七里滩等处。在天台，他住在睿宗为道士司马承祯所建的桐柏观。年底由剡溪顺流赴越州（今浙江绍兴）。在这里住的时间最长，结识了诗人崔国辅等，凭吊游览了梅福市、若耶溪、镜湖、云门寺诸名胜古迹。第三年年底海行赴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在永嘉上浦馆逢同里故人张子容，相偕登江心孤屿，饮酒赋诗。孟“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一联，很受时人称赏。后代建浩然楼于孤屿以为纪念。张子容时贬乐城（今浙江乐清）尉，孟不久即随张去乐城度岁。后代在乐清县治西塔山建三高亭，以晋王羲之、宋谢灵运和孟浩然曾来此游历。孟自吴越还乡，抵家约在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五月。开元十九、二十、二十一这三年孟浩然和杜甫都在吴越，但不知二人曾见面否。老杜后来在长安进三大礼赋，帝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曾得直学士崔国辅等的称许，作《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以致谢。如果老杜游越中时已认识做山阴县尉的崔国辅，而崔当时已与孟浩然有交往，那么老杜就很有可能见到过孟浩然。孟比杜大二十三岁。开元十九年二人共在吴越的第一年杜二十岁，孟四十三岁。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正月后不久，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韩朝宗约浩然一同去长安，想保荐他应制举，恰逢故人至，正在开怀痛饮，有人提醒他：“君与韩公有期。”他呵斥道：“业已饮，遑恤他！”终于没去。朝宗怒，辞行，他并不后悔⁽²⁴⁾。

张九龄于开元二十二年五月为中书令，二十四年十一月迁尚书右丞相并罢知政事，二十五年四月贬荆州长史。张九龄招浩然入荆州（今湖北江陵县）幕在二十五年夏末秋初，第二年正月立春后即辞归襄阳。二十八年（七四〇）王昌龄游襄阳。时浩然疾疹发背，且愈；相得欢甚，浪情宴谑，食鲜疾动，终于冶城南园，年五十有二。老杜写这诗怀念孟浩然时，孟浩然已逝世十九年了。“长夜”，比喻人死后埋于地下，永处黑暗之中。《左传》襄公十三年：“惟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预注：“窀，厚也；穸，夜也。厚夜，犹长夜。春秋，谓祭祀；长夜，谓埋葬。”孟浩然终身贫困，不达而早卒，所以首二句说：“吾怜孟浩然，裋褐即（往就）长夜。”这与陶渊明《饮酒》其十六“披褐守长夜”的意思不一样。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浩然凡所属缀，就辄毁弃，无复编录，常自叹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多，篇章散逸，乡里购采，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获。……今集其诗二百一十八首。”据此可知孟浩然的创作态度很严肃，写出的作品自己感到不满意便扔了，留着的也未曾“编录”，所以，即使王士源在他去世后不久就着手在“乡里购采”，所得已“不有其半”。今传《孟浩然集》共二百六十二题二百六十三首（其中也混入少量别人的诗），较王辑本增加四十五首，可见孟集经王编定后千多年来有增无减。孟浩然的诗歌创作不算多，相对地说，流传下来的倒也不算少，这是很难得的。孟浩然其人其诗当时就很著名。与孟浩然同时稍后的诗歌选评家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选孟诗六首，并评论说：“余尝谓祢衡不遇，赵壹无禄，其过在人也。及观襄阳孟浩然罄折谦退，才名日高，天下籍台，竟沦落明代，终于布衣，悲夫！浩然诗，文彩？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又，‘气蒸云梦泽，波动（撼）岳阳城’，亦为高唱。”⁽²⁵⁾这话讲得很在行。可见早在盛唐，孟浩然诗歌的艺术特色就为人所认识所欣赏，并加以充分肯定。孟浩然长期隐居，且遍游各地，又深受陶渊明的影响，文学造诣很高，这就无怪他能开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之先了。不要说李、杜，就是王维的诗歌成就也超过了孟浩然。可是李、杜、王维都很敬仰孟浩然。很显然，除了人品，他们也不可能不多少受到这位开风气之先的前辈诗人⁽²⁶⁾的启发和影响，不能不对他的成就表示应有的尊重。老杜在《遣兴》其五这首诗中称赞他“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²⁷⁾后来又在《解闷》其六中说他的“清诗句句尽堪传”。作这些诗时孟浩然早已去世。这不是当面的奉承。这是闲居自遣时的独白。评价的分寸可以商榷，而言语的真诚却不容置疑。可见老杜对孟诗印象之深。老杜所说的“清诗”不只是尊称别人作品的客套话，而且一语破的，指出了孟诗的风格特点是“清”。后来胡应麟的《诗薮》说：“张九寿（九龄）首创清澹之派。盛唐继起，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韦应物本曲江（指张九龄）之清澹，而益以风神者也。”又说：“靖节（陶渊明）清而远。康乐（谢灵运）清而丽。曲江清而澹。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宗元）清而峭。”所论颇精到，说“浩然清而旷”尤其贴切。殊不知最早指出孟诗“清”这一风格特点的还是老杜。孟浩然作诗不多，保存下来的更少，除《过故人庄》《秋登万山寄张五》《夏日南亭怀辛大》《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宿建德江》《春晓》等少数脍炙人口的名篇外，其余大多淡而有味，仍可一读。可见老杜说的“赋诗何必多，往往凌鲍谢”“清诗句句尽堪传”，也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后山诗话》引苏轼的话说：“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这话的主旨不过是说孟浩然不是个才气纵横的诗人，却很懂艺术，写的诗很有韵味。此评有褒有贬，比较允当。苏轼所说的“韵高”“才短”，与老杜所说的“清诗句句尽堪传”“赋诗何必多”，内容很接近，只不过一是较客观的评论，一是对前辈诗人带感情色彩的称道，说法与语气有所不同而已。老杜讲到了孟浩然的诗歌成就，就不觉想其为人和生前家居情事。《襄阳耆旧传》载汉水中鳊鱼甚美，常禁人捕，捕时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这就是团头鳊，又叫团头鲂，原产湖北鄂城梁子湖。鄂城古称武昌，因名“武昌鱼”。

《三国志·吴书·陆凯传》载，东吴孙皓徙都武昌（今鄂城），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可见这种鱼很早就有名。孟浩然家居时常到岘山附近汉水边钓鳊鱼，曾赋《岘潭作》说：“石潭傍隈隩，沙岸晓夤缘。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美人骋金错，纤手脍红鲜。因谢陆内史，莼羹何足传！”“陆内史”指西晋平原内史陆机。太康末陆机自吴入洛，拜访侍中王济。王济指着羊酪问他：“卿吴中何以敌此？”答道：“千里莼羹，未下盐豉。”一个说莼羹堪敌羊酪，一个说与鳊鱼脍比起来莼羹不在话下。这都是出于对各自家乡的热爱⁽²⁸⁾。又《冬至后过吴张二子檀溪别业》说：“鸟泊随阳雁，鱼藏缩项鳊。”就是到了冬天他还是忘不了他的鳊鱼。他终因吃鱼鲜患了背痈而过早逝世。他的爱钓鱼、吃鱼给人印象很深，所以老杜在这首诗中借感叹“清江空旧鱼”以寄托对他的哀思了。又《解闷》其六忆及孟浩然也说：“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昔年〔一九七九〕去武汉讲诗偶作《汉游九绝句》，其二说：“下车便食岘潭鳊，不觉深怀孟浩然。身在楚乡为楚客，讲诗先讲楚先贤。”在我的下意识中，鳊鱼仿佛总游不出关于孟浩然的想象。）“春雨余甘蔗”写的是孟浩然当年在乡间“灌蔬艺竹，以全高尚”（王士源语）的事。年年春雨肥甘蔗，可叹再也看不到诗人肆微勤于园圃的身影了。襄阳在秦州的东南。老杜寓秦州，故望东南之云而伤神：“每望东南云，令人几悲吒。”王维《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取此与“每望”二句同读，倍觉哀惋。杨伦说：“浩然之穷，公亦似之，怜孟正以自怜也。”

蒋弱六说：“子美本襄阳人，诸葛、庞、孟皆以襄阳，故思之也。而山阴尤所注意，见于诗者极多，故又独称贺。作诗首推陶、谢，而人文并美，尤莫如陶。至引嵇康特与孔明同号，而鲍、谢亦附见孟诗，公之雅志大略可见矣。”杨伦说：“诸诗皆从汉魏出，自成杜体。嗣宗《咏怀》、太冲《咏史》、延年《五君咏》，公盖兼而用之。”各有所见，可借作这组诗的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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