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终无情”-杜甫眼中的天上人间
乾元二年（七五九）正月，史思明筑坛于魏州（治所在今河北大名东北）城北，自称大圣燕王。李光弼说：“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进，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锐掩吾不备也。请与朔方军同逼魏城，求与之战，彼惩嘉山之败，必不敢轻出。得旷日引久，则邺城必拔矣。庆绪已死，彼则无辞以用其众也。”鱼朝恩以为不可，乃止。这月李嗣业攻邺城，为流矢所中，不久即死。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筑垒两重，穿堑三重，壅漳水灌城，城中井泉皆溢，构栈而居，从冬到春，安庆绪坚守以待史思明，食尽，一鼠值钱四千，淘墙？（抹墙的泥里拌着的麦稃）和马粪喂马。城中人都想投降，只是水深出不来。
二月，史思明从魏州引兵来邺，使诸将离城各五十里为营，每营击鼓三百面，遥相威胁，又每营选精骑五百，日夜在城下抄掠，官军出击，辄散归其营；诸军人马牛车日有所失，连出去打点柴火都困难。当时天下饥馑，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运粮饷来，舟车相继。史思明多派人化装成官军去督运，责令延期，还无故杀人，运粮民伕骇惧；舟车聚在一起时，就偷偷纵火焚烧；这些化装匪徒，往复聚散，自相辨识，而官军逻捕却不能察觉。于是诸军缺食，都想溃散。这时史思明就引大军直抵城下，官军与之刻日决战。
三月，壬申，官军步骑六十万在安阳河北摆开阵势，史思明亲自率领精兵五万前来迎战，诸军望见，以为游军，不介意。史思明直前奋击，李光弼、王思礼等大将先跟他们战斗，杀伤相半。郭子仪随后开来，未及布阵，大风忽起，吹沙拔木，天昏地暗，对面不见人，两军大惊，官军向南溃退，叛军向北溃退，甲仗辎重扔满一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他原有战马万匹，惟存三千；甲仗十万，遗弃殆尽。东京士庶惊骇，散奔山谷；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诸节度使各溃归本镇。士卒所过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只有李光弼、王思礼整勒部伍，全军以归。
老杜离开洛阳返回华州，就在这相州大败、兵荒马乱之际。一路之上，他亲眼得见战乱时期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震动很大，印象强烈，忧愤深广，就写作了“三吏”“三别”这两组传世名篇。(32)
新安（今河南新安县）离洛阳不远，西行入关，头站就是新安。老杜傍晚来到新安，见这里的吏卒正在抓未成丁的少年解送前方，感到于心不忍，但又认为这仗不能不打，于是就写了《新安吏》来反映这人间惨剧，和他的矛盾心情：
“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我军取相州，日夕望其平。岂意贼难料，归军星散营。就粮近故垒，练卒依旧京。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这首诗用的是汉乐府叙事加议论的写法。前面的对话以引号标出较便于理解。后一段话也有加引号的。我认为，这样一来，就坐实是诗人对出征中男及其送行亲人的慰藉之辞了。处在当时那种凄凄惨惨的情境之中，老杜恐怕不大有可能找个“中男”来发这一通议论。要是不打引号，把这当作诗人因见此惨剧而发出的感慨，或是心底暗自对“中男”及其亲人的宽解，这无疑更接近事实、更合情合理些。发端仿《木兰诗》，借问答迅速进入本事，简捷有力。
唐制：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天宝三载又降优制，以十八为“中男”，二十二为丁（见《旧唐书·食货志上》）。“府帖”即军帖，指征兵的文书、名册。唐为府兵制，故称府帖。相州大败，伤亡极大，郭子仪退守河阳（即古孟津，在黄河北岸，今河南孟县西），以保洛阳。形势紧急，必须补充兵力，只因战争旷日持久，丁壮征发殆尽，就不能不征调中男入伍。这情况老杜当然是知道的，所以当他听到征调中男的答复时，他脑海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这样的一茬娃娃兵能顶用吗？这一自然而然发出的疑问，不想竟包含了这诗思想感情的基本矛盾：（一）“王城”是不能不“守”的；（二）让这班娃娃兵去“守王城”，不惟可忧，更是可悯。接着就极力写其可悯。“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如果认为这是说前者的境况比后者要好，那未免理解得简单了。其实这里采用的是民歌惯用的重沓咏叹手法，表示无论哪种境况都是很可悲的。“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这两句写得好。这“白水”即王维“白水明田外”诗句中的“白水”，指在阳光下闪光的流水。白水在苍茫暮色中东流而去，即眼前景，写无可奈何之情，妙在有意无意之间。“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是以夸大之辞实写哭声震天。这里用一“犹”字则是虚写：过了许久哭声还在青山间回荡，其实并非如此，这只是诗人睹此惨剧，受强烈刺激后所生的幻觉。借景写情，借幻觉写惨，令读者感同身受，所以说这两句写得好。“莫自”四句用断然决然的愤激之辞表达诗人对当事人的无比同情：收起你们那纵横的热泪，不要让两眼哭干了；即使哭干两眼露出骨头，皇天后土终究是无情的啊！话说到极处，可悯也写到极处，但仗还是不能不打，于是就强打精神，设法找些理由来安慰人。用来安慰人的理由有如下四点：（一）相州之围，原以为很快即可平定叛军，谁知敌情难料，终于溃败，征兵备战，实出无奈，此即“我军”四句意。不说军溃而说“星散”，怕明说增加出征士卒的恐怖。（二）故垒尚在，旧京可依，本来是开赴河阳故垒戍守，而说“就粮”，见不忧无食。不说去讨贼，而说“练卒”，见离战期尚远。（三）坚守阵地须掘战壕，但不须到水，闲则牧马，其役甚轻。（四）王师与贼军不同，抚养士卒，爱护备至，何况主帅郭仆射子仪像父兄一样慈爱，大可放心前往，不必悲痛欲绝。——难道真是这样吗？老杜心里明白。但这不是昧着良心说话，这是出于不忍、出于无可奈何啊！话说得越轻松，越有把握，就越见“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的可忧可悯。
《潼关吏》说：“士卒何草草，筑城潼关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借问潼关吏：‘修关还备胡？’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丈人视要处，窄狭容单车。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在陕西潼关县北，古为桃林塞地。哥舒翰领兵二十万守潼关，因杨国忠唆使玄宗促战，遂大败，致令潼关失守，西京随即沦陷。这首诗叙述作者行经潼关，见士卒正辛勤筑城备战，并通过与潼关吏的问答(33)，提醒守关者应据险坚守，切勿轻易出战，以免重蹈哥舒翰的覆辙。《元和郡县志》：桃林塞自灵宝县以西至潼关皆是。《后汉书·光武纪》：赤眉在河东，但决水灌之，百万之众，可使为鱼。《旧唐书·哥舒翰传》：翰率兵出关，次灵宝县之西原，为贼所乘，自相践蹂，坠黄河死者数万人。“哀哉桃林战，百万化为鱼”，用事现成而贴切。就艺术而论，这首诗无甚特色。
“三吏”中艺术处理上最有特色的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34)。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从洛阳到华州途中，住在今河南陕县东石壕村时，看到吏人抓丁的情况，深有感愤，便写作了这首诗。(35)诗一开头简单交代了投宿不久便有吏人来抓丁，接着纯以听觉写事写人，手法别致而效果绝佳。有吏夜捉人，必然搞得村子里鸡飞鹅叫。老翁是户主，自忖留在家里不好对付，甚至还有被抓去以“老”充“丁”的危险，便慌忙翻墙逃走，只留下老妇在家照应，没料到事情竟然出在老妇身上！老杜是世家子，“名不隶征伐”，如今又大小是个官，虽不怕给石壕吏抓去抵数，但也无法过问，只得呆在里屋静观（不，应是“静听”）事态的发展。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可见他采用纯以听觉写事写人的手法，并非出于挖空心思的卖弄，而是来自生活的妙手偶得，既别致，又自然。“吏呼一何怒，妇啼亦何苦。”省去了多少言语，却渲染了情绪，有助于很快展开情节。“听妇前致辞”后面的十三句全是诗人听到的老妇诉吏之词。时下流行标点本都只用一个引号来包括，私意不以为尽当。细细品味，不难发现这十三句话不是老妇一口气说出的，而是在“吏呼一何怒”的步步进逼之下一层深似一层的对答之词。开头老妇满以为只要讲出他们家对这次邺城战役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36)，即使得不到吏人的尊敬，也足以免除无谓的烦恼了。然而不然，这些吏人毫无心肝，仍一个劲儿地追问老妇家里还有什么人可以当兵。老妇这才说出“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这几句话。难道这吃奶的孩子、这衣不遮体的年轻寡妇你们也要抓吗？刚才讲到两个儿子新近战死时她动了感情了，不由得发出“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的喟叹。这时她无疑是被激怒了，话中带刺。可是还是放不过她，逼得她毅然决然表示愿随吏入河阳军中抵数。“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说得何等的委婉，又何等的有担当有血性，耐人寻味！——老妇的三次致词，既简括又带有强烈感情色彩地介绍了老妇全家悲惨的遭遇和境况，也逐步显示了老妇机智、勇敢而又深明大义的性格。最有趣的是，除了“吏呼一何怒”，更无一语直接讲到吏人，但诗人却巧妙地借老妇很有针对性的对话，烘云托月地将吏人作威作福、鱼肉乡民的凶狠嘴脸和蛮横言辞于无文字处显现出来了。
王安石《题张司业集》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若将这两句话借来形容老杜这首诗中这貌似信手拈来却极奇特的艺术表现，我看倒是再合适也没有的了。“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按常情，老妇虽是那么说，也不一定真给抓走啊！听了许久，不再有说话的声音了，她到底给抓走了。诗人感到惘然，耳际仿佛传来幽咽的哭声。这是感情受强烈刺激后产生的幻觉？不，这真是有人在低泣。就是这样，诗人挥动艺术魔杖，一下子便幻现出老妇那儿媳的凄苦身影和抑郁灵魂，而一场震撼人心冲突过后的悲凉境地也随之立呈了。诗人这一夜想必是神魂不定、无法安眠的。“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戛然而止，感慨万千！这诗的艺术构思和写人写事所取的角度和所用白描手法，很有今天短篇小说的特色。王嗣奭说：“此首易解，而言外意人未尽解，此老妇盖女中丈夫，至今无人识得。‘吏夜捉人’，老翁走，此妇出门，便见胆略，而胸中已有成算。老翁之逃，妇教之也。吏呼则真，而妇啼一半妆假，前致辞未必尽真也。三男亡其两男，存者偷生而不敢归，家下止一乳孙，母恋子故未去。然无完裙，不堪偕汝去，宁使老妪随至河阳执炊，不敢辞也。吏虽怒，而到此亦心软矣。非不知有老翁在，而姑带老妇以覆上官，必且代妇致辞而纵之使归，所谓‘备晨炊’，设词也，吏不知也。”所见虽未尽善，可供参考。仇兆鳌说：“古者有兄弟，始遣一人从军。今驱尽壮丁，及于老弱。诗云三男戍，二男死，孙方乳，媳无裙，翁逾墙，妇夜往，一家之中，父子兄弟，祖孙姑媳，惨酷至此，民不聊生极矣。当时唐祚亦岌岌乎哉！”
杨伦说：“‘三吏’兼问答叙事，‘三别’则纯托为送者行者之词，并是古乐府化境。”意思是说“三吏”有作者自己在内，“三别”则纯作所写人物本人的口气叙述，二者在艺术创作上还是有所不同的。且看《新婚别》：
“菟丝附蓬麻，引蔓故不长。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忽忙。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死生地(37)，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自嗟贫家女，久致罗襦裳。罗襦不复施，对君洗红妆。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一个人头晚结婚，第二天早上就离家往河阳去打仗，诗人揣摩着新娘此时此境的心情，用她的口气写了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反映战乱和不合理兵役所带给人民的深重灾难。菟丝子依附着蓬麻，爬的蔓儿自然长不了，比喻女子嫁给征夫得不到好依靠，从而引出“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这两句愤激语，显示女子怨气之大。接着进一步诉说：晚上刚结为夫妻，席子还没睡暖，早起你告别走了，这未免太匆忙了。你去的地方虽说不远，到底是开赴河阳去守边打仗啊！萧涤非先生认为“君行”二句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守边竟守到河阳，守到家门口来了。过去称丈夫的母亲为姑，称丈夫的父亲为嫜。古礼：妇人嫁三日，告庙上坟，谓之成婚。婚礼既明，名分始定。现在刚结婚一天，婚礼没完成，身份不明确，我又怎好去拜见姑嫜呢？杨伦在“妾身”二句旁加批语说：“少不得此道学语。”正因这女子从小受封建教育，恪守礼法，今日竟在这终身大事上落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大缺陷，那就更觉伤心了。这是从精神上写她所受痛苦之深，所以陆时雍说：“建安中亦无此深至语。”（仇注引）女子接着追述她从小受到严格的教养，父母总是要她深藏闺中，不得轻易见人，等到长大以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谁知嫁了你，你即将奔赴生死莫测的战场，这令我心里感到很难受。我发誓要跟着你去，只怕处在这种形势下诸多不便。那么，你就不要以新婚为念，努力在军中服役吧！妇人在军中，士气恐怕不振，我是不能随你前往的。《汉书·李陵传》：“我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搜得，皆斩之。”妇女在军中势必影响士气，这也是常情常理，女子说这话，不必看作用典。赵翼《黄天荡怀古》其一，赞扬韩世忠妻梁氏，在黄天荡拦击金兵的战斗中，亲自在战船上擂鼓助战，有句说：“兵气能扬到妇人”，则是翻用《汉书》、杜诗意。一肚皮怨气得到了发泄，女子终于真的动了感情了。她可怜自己这贫家女，多年来好不容易置了这么些绫罗绸缎的嫁衣裳，如今也用不着了，趁你没走，对着你洗掉红妆吧。抬头见百鸟飞翔，大的小的莫不成双成对，可是人世间不顺心的事太多了，我和你只有永远地永远地在互相等待着。《杜臆》引真西山（德秀）语：“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此诗所怨，尽其常分而能不忘礼义，是以录之。”河阳须守，新婚者不必征，诗人看到了矛盾，写出了痛苦，诗所以好。浦起龙说：“语出新人口，情绪纷而语言涩。”老杜进入角色了。
《垂老别》也写得很成功：“四郊未宁静，垂老不得安。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投杖出门去，同行为辛酸。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老妻卧路啼，岁暮衣裳单。孰知是死别，且复伤其寒。此去必不归，还闻劝加餐。土门壁甚坚，杏园度亦难。势异邺城下，纵死时犹宽。人生有离合，岂择衰盛端？忆昔少壮日，返回竟长叹。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乡为乐土，安敢尚盘桓？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这是行者之辞，写一个“子孙阵亡尽”的老人，愤而参军，临行时的种种感慨。《礼记·曲礼上》：“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四郊，指王城之外，近郊五十里，远郊百里。战火重新又蔓延到东都的四郊，老人虽非卿大夫，也不能不有所感愤，加之子孙都已阵亡，故有从戎之举。作如是观，老人似乎是不全为子孙豁出老命一条了。《汉书·周亚夫传》载周亚夫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男儿既介胄，长揖别上官”写得很有意思：别看老头筋骨衰竭大非昔比，一旦披挂就列，仍能抖擞精神，不失军人风度。神气活现，俨然一倔强老头！可悯，亦复可敬。“夫伤妻寒，妻劝夫餐，皆永诀之词”（仇兆鳌语）。以细节写夫妻缱绻情深，所以感人。“土门”，不详，当在河阳附近。(38)“杏园”，杏园渡，是黄河渡口之一，在今河南汲县。“土门”四句是宽慰妻子的话，意谓河阳外围防御壁垒坚固，形势与邺城之围迥异，即使会死，时间还很宽裕。明知必死，却以离死期尚远相劝，更觉可悲。“人生”句以下是老人的自叹自慰：人生在世离合悲欢总是难免的，哪管你正当盛年或已衰老？想起了我少壮时度过的太平岁月，不禁徘徊不前喟然长叹。全国各地征戍频繁，烽火燃遍了高冈层峦。积尸熏腥了草木，流血染红了川原。何处是人间乐土，我怎敢还在这里流连？但一旦离开茅屋真走了，我又感到痛苦万分五中俱碎。——这忧愤深广的咏叹是诗人为老人设想的，其实，也完全是诗人自己的。蒋弱六说：“通首心事，千回百折，似竟去又似难去。至土门以下，一一想到，尤肖老人声吻。”
《无家别》是说无家可别，写的是一人刚从战场回来，家已无存，又被征召入伍的悲惨故事：“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县令知我至，召令习鼓鼙。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写征人归来而有无家之叹的古已有之，如《古诗》：“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看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无家别》即使受过这首古诗的启发和影响，但决非简单的“代”或“拟”，而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杨伦于“贱子因阵败”句下评点说：“当即指邺城之溃。”我看，这“贱子”即使是个虚构的艺术形象，老杜创作时也定然是以邺城溃败之后洛阳一带的时地为背景的。天宝末年，安禄山起兵叛唐，两京陷而复克，几经战乱，中原遭到严重破坏，人口顿减，村镇萧条。这种荒凉情景，诗人来往京洛途中，不仅深有体察，而且在这诗一开头，通过还乡征人的眼观口述，得到了恍如亲历其境的真实反映，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很有认识价值的：乱后园庐荒芜，到处都长满了蒿子和灰灰菜；一个曾有百多户人家的村子，大难来时各自飞，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在村子里走许久，见到的只是空巷子，日光黯淡气氛阴森，只有狐狸和野猫子生气地竖着毛对人怪叫；好不容易来到旧时的住处，家是没有了，四邻也只剩下一两个老寡妇还活着。——好一幅凄惨、恐怖的战乱荒村图(39)！只有鲍照《芜城赋》中所描绘的荒凉景象差可比拟。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艺术上看都是真实的，所以说难能可贵。至于后一段征人刚回又被征召入伍情事的描写，仇兆鳌对之剖析甚细：“杜诗有数句叠用开阖者，如云：‘从役本州’，幸之也；‘内无所携’，伤之也；只身‘近行’，非比‘远去’，又以本州为幸矣；‘家乡既尽’‘远近齐等’，即在本州亦伤矣。语意辗转悲痛。”“蒸”，众。“黎”，平民。浦起龙说：“末二（‘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以点（题）作结。‘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质问得好！把老百姓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官是咋当的？
卢元昌说：“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家室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河北生灵，几于靡有孑遗矣。”对于战乱时期人民受官府残酷压迫、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悲惨境况，揭露得如此之深广，描写得如此之真切感人，这正是“三吏”“三别”的价值所在。这五首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之所以能有这么高的成就，王嗣奭认为主要是由于作者对所写之事曾“亲见”“目击”：“此五首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以事至东都，目击成诗，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泪。”这话讲得很在行。这种诗当然是“非亲见不能作”，可是为什么又说“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呢？这里面还有个作家的思想感情和艺术修养问题。要是老杜自幼没有“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的大志，没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赤诚，这几年又没有因“世乱遭飘荡”而得以深谙民生疾苦，他即使“亲见”“目击”了这种种惨状，恐怕也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要是他此前没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没有丰富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经验，他即使有了深刻的感受，恐怕也很难表现出来，写成能下“千秋之泪”的杰作。
“三吏”“三别”写的是乾元二年三月老杜自洛返华途中的见闻，修订、脱稿当在回华州任所以后。四月，天久旱，关辅饥馑。老杜以旱热起兴，作《夏日叹》《夏夜叹》(40)，悲天悯人，忧时伤乱。《夏日叹》说：
“夏日出东北，陵天经中街。朱光彻厚地，郁蒸何由开？上苍久无雷，无乃号令乖？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黄埃。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万人尚流冗，举目惟蒿莱。至今大河北，化作虎与豺。浩荡想幽蓟，王师安在哉？对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谐。眇然贞观初，难与数子偕！”由旱热想到赤地千里百姓流亡，想到河北未平终是祸患，深叹不与贞观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徵诸贤相同时而遭此乱世，可见他抒发的主要不是因夏日“郁蒸”的气候，而是因苦难时世不良政治所引起的无穷烦恼。卢元昌说：“李辅国专掌禁兵，事无大小，制敕皆其所为。诗云‘号令乖’指此。宰相李岘，言辅国专权乱政，辅国忌而罢之。若李揆执子弟礼于辅国，呼为五父。吕？、第五琦率皆碌碌庸臣。此所以思贞观诸贤也。”颇得作者用心。
《夏夜叹》先写日暮思风之情和夜凉清爽之景，后因夜短热“烦”而念终年守边士卒，叹“时康”的难遇：“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昊天出华月，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虚明见纤毫，羽虫亦飞扬。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穷年守边疆。何由一洗濯，执热互相望？竟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青紫虽被体，不如早还乡。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况复烦促倦，激烈思时康。”“昊天”二句、“虚明”二句写夏夜月下景物历历如在目前。这诗悯旱忧时之情亦如前诗。前在《洗兵马》中，诗人表达出了思贤望治的殷切意愿。经过东都之行对战局民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意愿就越来越强了。老杜在贬到华州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所写诗歌多鸣贤才遭忌的不平，间归东都到重返华州以来，诗人的慧眼和良心则转向艰难时世和惨淡人生，这无疑显示出他的思想感情已起了很大的变化。他其后在《峡中览物》诗中曾无限深情地追忆起这段往事说：“曾为掾吏趋三辅，忆在潼关诗兴多。”这一时期他的诗兴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诗歌创作确乎是多的。不过，在我看来，最令诗人感到得意和自豪的，恐怕是“三吏”“三别”“二叹”和《洗兵马》这些关心国难民瘼的作品。后来老杜看了元结的《舂陵行》和《贼退示官吏》二诗，深为感动，便写了《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之大加赞扬说：“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感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诗中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杨伦在“简知我者，不必寄元”二句旁边加批道：“此意尤高。”这批很好，能参透老杜和诗之意非止出于私谊，主要想在同人中提倡一种“知民疾苦”而“忧黎庶”的“比兴体制”。老杜的文学主张既是这样，也这样评价别人的作品，那么，对自己的“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也不会不看重的。
乾元二年这一年，对杜甫的一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诗人经过了多时的反省和探索，终于从思想感情上完成了日渐远离皇帝而走向人民的痛苦过渡，谱写出反映人民苦难生活的新篇章，为他前期已取得的辉煌的诗歌创作成就，增添了新的耀眼的光彩；同时也清醒了头脑，破除了对朝廷的幻想，坚定了去志，于这年七月，属“关辅饥，辄弃官去，客秦州”（《新唐书》本传语），从此便走上了后期“漂泊西南”(41)的坎坷的人生道路。他的《立秋后题》说：“日月不相饶，节序昨夜隔。玄蝉无停号，秋燕已如客。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老杜时年四十八，故有“半百”之叹。知了叫个不停，更增加人的哀伤。秋燕亦如客子，不久将离此而去。我早就有了像庄子所说的“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轻天地细万物而独往也”那种念头，直到今日还在为此苦恼。陶令《归去来兮辞》说：“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那么就挂冠而去吧，做不做官还不是由自己来决定？——这简直是老杜的《归去来兮辞》，是他弃官的宣言书。可见他采取这一行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污浊时政痛心疾首的鄙弃，所传因“关辅饥”而弃官，只不过是托词而已。这正犹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田，却说是因“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一样。
(1)《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唐制，皇帝大祀致斋之日，昼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请中严，诸卫入陈于殿庭，文武五品已上袴褶陪位，诸侍从之官服其器服，诸侍臣斋者结佩，诣？奉迎。二刻，侍中版奏外办，乘舆乃出朝会，诸卫立仗，百官就列已定，侍中亦奏外办，不请中严。皇帝将出，驾发前七刻击一鼓为一严，前五刻击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有司陈卤簿，前二刻击三鼓为三严。诸卫以次入立于殿庭，群官立朝堂，侍中、中书令已下奉迎于西阶，侍中奏宝，乘黄令进路于太极殿西阶南向，千牛将军执长刀立路前北向，黄门侍郎立侍臣之前，赞者二人。既外办，太仆卿摄衣而升，正立执辔，乘舆出升路。太后、皇后亦有中严、外办，皆尚仪版奏。皇太子中严、外办，左庶子版奏。皇帝冠通天冠，则服绛纱袍，冬至受朝贺、祭还、燕群臣、养老之服也。太子冠远游冠，亦服绛纱袍，谒请还宫、元日朔日入朝、释奠之服也。”
(2)胡三省注：“汉武帝始祀太一，至唐，复祀之，复参用九宫贵神之说。项安世曰：中宫天极一星，其神太一，列宿之中最尊，所临之方则嘉应洊臻，汉武帝始祠之。”又：“李心传曰：九宫贵神者，太一、摄提、权主、招摇、天符、青龙、咸池、太阴、天一。宋白曰：九宫贵神，其说本之《黄帝九宫经》、萧吉《五行大义》。”可见祀九宫贵神在太一坛，头年立坛，第二年祭祀。
(3)玄宗，尤其肃宗重用王玙，对后来产生的影响是很坏的。《旧唐书·王玙传》载：“岁余，（王玙）罢知政事，为刑部尚书。上元二年兼扬州长史、御史大夫，充淮南节度使。肃宗南郊礼毕，以玙使持节，都督越州诸军事、越州刺史，充浙江东道节度观察处置使。本官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为太子少保，转少师。大历三年六月卒。玙以祭祀妖妄致位将相，时以左道进者往往有之。广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国祯以道术见，因奏皇室仙系，宜修崇灵迹，请于昭应县南三十里山顶置天华上宫露台，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娲皇等祠堂，并置扫洒宫户一百户。又于县之东义扶谷故湫置龙堂。并许之。时岁饥荒，人甚不安。昭应县令梁镇上表曰：‘臣闻国以人为本，害其本则非国；神以人为主，虐其主则非神。……一昨蟊贼作孽，水旱为灾，虽王畿皆遍，而臣县最苦，此则神之不能御大灾明矣，又何力于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残弊之余，当凶荒之岁，丁壮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飞刍挽粟，令但供亿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陛下亦何必废先王之典，崇俗巫之说，走南亩之客，杀东邻之牛，而后冀非妄之福？陛下虽欲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臣伏以国祯等，并交结中贵，狡蠹成性。臣虽忘身许国，不惧谗构；终恐贿及豪右，复为奸恶。其国祯等，见据状推勘，如获赃状，伏望许臣征收，便充当县邮馆本用。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当为大地建立祖庙。臣并请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牺、女娲等。既先各有宫庙，望请并于本所依礼斋祭。’上从之。”李国祯等就是乘着肃宗好鬼神、重用王玙的这股歪风而以左道得进的妖妄之徒。要不是梁镇冒死据理谏阻，代宗也很可能上当，在荒年为淫祀大兴土木，祸国殃民。
(4)老杜认识此人，曾在凤翔行在与他同参朝列：“通籍微班忝，周行独坐荣。随肩趋漏刻，短发寄簪缨。”（《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
(5)关于“十才子”说法不一，因无关紧要，不详述。
(6)游丝，或说是春日阳气上升，小鸟被冲至高空空气稀薄处爆裂，黏液凝固而成。古诗中常用以形容春景，如沈约《三月三日率尔成章》“游丝映空转”、卢照邻《长安古意》“百丈游丝争绕树”、杜甫《题省中壁》“落花游丝白日静”等等。
(7)“霤”，一作“雪”。浦起龙说：“‘对雪’字须活看。洞门所对，即埤间植梧之处，其处或有墙隅石罅之雪，积而未销。观《晚出左掖》诗‘楼雪融城湿’，亦一时之作，知此时春雪方晴也。”亦通。惟诗中有“乳燕”“青春深”字样，其时显系暮春，不当仍有积雪未消。
(8)仇注：“据此诗，贾出汝州，在乾元元年之春。考《肃宗本纪》，九节度师溃，刺史贾至奔于襄邓，在次年三月，与此诗前后相合。”
(9)此采王嗣奭的说法：“拾遗近侍，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即难浮沉于世。”浦起龙也是这样理解：“拾遗近君，非禄仕之官，故‘难浪迹’。”仇兆鳌说：“官居近侍，既难浮沉浪迹，……”意思也差不多，只是说得含糊些。
(10)王嗣奭说：“‘雀啄柳花’已奇，而‘黄柳花’更异。”
(11)此四句最早见于《唐诗纪事》，当摘自五古，非全诗。独孤常州（及）和章即五古《客舍月下对酒醉后寄毕四燿》，现存。
(12)钱注：“通籍，元帝纪注：籍者为二尺竹牒，记其年纪名字物色，悬之宫门，省禁相应，乃得入也。”仇注：“请急，请假。通籍，注籍也。《谢灵运传》：既无表闻，又不请急。”此句一作“已令把牒还请假”，可参看。
(13)何将军山林旁近第五桥：“不识南塘路，今知第五桥”（《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其一），遥对皇子陂：“云薄翠微寺，天清皇子陂”（《重过何氏》其二）。
(14)《资治通鉴》将贺兰进明进谗一事置于房琯请自将兵复两京之前。《旧唐书·房琯传》则置于陈涛斜败绩、房琯肉袒请罪、肃宗犹待之如初之后。后者接近事实。
(15)赵彦材注：“此篇皆使华岳上之名称，有仙人九节杖，有玉女洗头盆，有车箱谷，有箭栝峰，皆处所也。”（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旧注多引《寰宇记》所载车箱谷一名车水涡，在华阴县西南，深不可测，又引《韩非子》所载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柏心为博箭，勒之曰：王于天神博于此等等注“车箱”联，可参看。
(16)王嗣奭从此说，并发挥道：“‘展转沉着，忠厚恻怛，感动千古’，信如须溪所评。余谓公以救琯致干帝怒，幸以张镐救得解，然自是不甚省录以致降谪。其受累于琯不小，在他人必当恨之，乃公于谢疏仍称其有大体，不肯徇君而弃友。至《瘦马》之行，《别墓》之作，何等惓切！其笃于友谊如此。公凡关系伦常，无非至情抒之于诗，可谓‘大德不逾闲’者，其垂名后世，独以诗而已哉！”
(17)肃宗器重高适，主要因为他当初反对过诸王分镇：“（至德）二年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陈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旧唐书·高适传》）
(18)《新唐书·苏源明传》载：“（源明）有名天宝间。及进士第，更试集贤院。累迁太子谕德。出为东平太守。是时，济阳郡太守李倰以郡濒河，请增领宿城、中都二县以纾民力。二县，隶东平、鲁郡者也。于是源明议废济阳，析五县分隶济南、东平、濮阳。诏河南采访使会濮阳太守崔季重、鲁郡太守李兰、济南太守田琦及源明、倰五太守议于东平，不能决。既而卒废济阳，以县皆隶东平。”苏源明诗序中也提到此事。这次游宴，是议事无结果休会后的联欢：“县乃不割，郡亦仍旧。已事修宴，姑以为别。”（苏《诗序》）
(19)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即径以此行系访崔兴宗、王维。
(20)浦起龙说：“《通鉴》乾元元年六月，李嗣业为怀州刺史，充镇西北庭行营节度使。八月，同郭子仪等讨安庆绪。按：自怀州赴关中待命，道经华州，乃八月以前未赴讨时事也。”《通鉴》《唐书·肃宗纪》均作“九月”，诸注辗转误抄。但认为此乃未赴讨时事是对的。
(21)赵注：“‘急难才’，如刘备的卢跃过檀溪，以免刘表之追；刘牢之马跳五丈涧，以脱慕容之逼。”
(22)《旧唐书·职官志》载，诸州上县，尉二人，从九品上。
(23)王嗣奭说：“‘促曙光’妙，同心偶聚，唯恐夜之易旦也。”
(24)浦起龙说：“此旧编东都诗内。公之之东都，在冬末，是时兵已在邺矣，安得复于东都观之耶？愚谓：前观其赴关中，此观其赴讨，当在九十月间，仍是华州诗也。”这话似乎有道理，其实也不尽然。九节度围攻叛军首领所盘踞的一个主要城池，在部署之初，很难说无此必要或无成功的可能，史传也不见有人持反对意见。（要是一举而歼此劲敌，又有什么不好呢？）只是围城旷日持久而不能下，才逐渐暴露军无统帅众心不齐、为一城耗费大量兵力贻误战机等弊病。诗中“元帅待雕戈”“莫守邺城下”二句即针对其后暴露出来的这种弊病而发，可见旧编此首于东都诗内还是比较接近事实的。浦起龙之所以认为此诗当作于九十月间李嗣业赴邺城讨安庆绪时，那是因为他把老杜的军事预见性估计得过高所致：“观此，知公之论事，不在邺侯（李泌）下矣，尚安得以诗人目之！”旧编之弊在于：“公之之东都，在冬末，是时兵已在邺矣，安得复于东都观之耶？”这时李嗣业固然已在邺，这并不妨碍他的部队有调动、增援之事。前两首《观安西兵过》诗中有李嗣业在，在这首诗中却看不出是他亲自在领兵。
(25)济州治所在碻磝城（今山东荏平西南），天宝十三载州治为河所陷，遂废入郓州（唐治在今山东东平西北）。
(26)王嗣奭说：“‘无时病去忧’，言狂走之际，身则病，而又忧其弟，忧与病不相离。”解“病”字过实。此采杨伦说。浦起龙说：“着‘狂’字、‘病’字，句似拙而转深。”
(27)仇兆鳌以为“‘辞房’即书中之语，下句因上”，这是值得商榷的。这样解释，“书”即书信、家书。哪有将书信贴在墙上的？不如解“汝书”为“你写的字”为是。前已论及杜颖的家小都在陆浑庄，因乱离阻隔，三年不归，妾不安于室而辞去，这不仅于文辞上可通，也更加合乎情理。浦起龙说：“下四，转说与旧庄消息。通首俱若不劝其归者，其悲更甚。公不久亦西客秦、成。旧庄残废可知。”以下四中之妾辞房属“旧庄消息”，良是。
(28)施鸿保说：“《赠卫八处士》，注引黄鹤说：唐有隐逸卫大经，居蒲州，此卫八亦称处士，或其族子。蒲州至华州只一百四十里，此诗当官华州司功时，至其家作。今按：谓卫八即大经，或未可知；若因大经隐逸，遂谓其族子亦隐逸，故称处士，未免附会。诗云：‘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是二十年前，曾至其家也；据年谱载，公此时年四十七八，追数二十年前，亦当游吴越齐赵时，并未至蒲，鹤说恐不足据。”案《旧唐书·卫大经传》：“卫大经者，笃学善易，口无二言。则天降诏征之，辞疾不赴。……开元初，毕构为刺史，谓解令孔慎言曰：‘卫生德厚，宜有旌异。……’慎言造门就谒，时大经已年老，辞疾不见。”卫大经年辈在老杜父、祖之间，不可能是他“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的二十年前的旧友，两说都未免附会。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卫八，全诗三函高适《酬卫八雪中见寄》，又《同卫八题陆少府书斋》，名未详。又卫八，少陵集六《赠卫八处士》，名未详，与前条或不同人。一说以为卫宾，朱注谓是杜撰。”既乏资料，卫处士实系何人，可不必深究。至于此诗写作时地，以《杜甫诗选》浦江清、吴天五注中所主为最当：“七五九年（肃宗乾元二年）春从洛阳回华州。卫处士所居或在洛阳，或在杜甫所经过之旅途中。此诗是七五九年春天作。”“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最符合这次回洛阳访旧情况。“夜雨剪春韭”，是春时。“明日隔山岳”，即将离洛阳返华州，或正在自洛返华途中。浦、吴之说不无根据。
(29)此诗题下原注：“收京后作。”黄鹤以为：“当是乾元二年仲春作。按相州兵溃，在三月壬申，乃初三日。其作诗时，兵尚未败也。”相州兵溃、郭子仪退守洛阳后老杜始自洛归华（见“三吏”“三别”），则此诗当作于二月在洛阳时。
(30)王嗣奭说：“复京师后，帝宴回纥叶护于宣政殿，而云‘喂肉葡萄宫’，盖为朝廷讳，故用汉元帝待单于事，而且以禽兽畜之，此老杜春秋笔也。”虽然如此，今天看来，用“喂肉”的字眼是在搞小动作，这是老杜的局限，并不足取。
(31)蔡梦弼主此说，根据是《新唐书·杜鸿渐传》：“鸿渐与漪至白草顿迎谒，说曰：‘朔方天下劲兵，灵州用武地。……殿下治兵长驱，逆胡不足灭也。’太子喜曰：‘灵武我之关中，卿乃吾萧何也。’”“关中”“萧何”与“关中既留萧丞相”甚切。“按鸿渐为人无勋德，且非公所喜，自当指琯为是”（杨伦语）。
(32)《新安吏》原注：“收京后作。虽收两京，贼犹充斥。”仇兆鳌按：“此下（‘三吏’‘三别’）六诗，多言相州师溃事，乃乾元二年，自东都回华州时，经历道路，有感而作。钱氏以为自华州之东都时，误矣。”
(33)萧涤非说：“末（哀哉）四句，仇注以为是杜甫对关吏说的话，希望他转告守将，接受过去的惨痛教训。李子德则认为：连云以下，直以吏对终篇，与汉人董娇娆篇用‘请谢彼姝’相同。按两说俱可通，从前说则为杜甫自发议论，从后说则是寓议论于叙述之中。但细玩‘嘱’字，似根上‘丈人’字来，关吏位卑，对守将不合用‘嘱’。如为杜甫对关吏之言，则‘请嘱’当做‘为报’才合身份。故这里标点采用后一说。”
(34)“出门看”，一作“出看门”，一作“出门首”。
(35)老杜从洛阳返华州，先经陕县石壕镇后过潼关，《石壕吏》所记之事当发生在《潼关吏》所记之事之前。“三吏”“三别”这两组诗当是回华州后写定的，因此不一定非按事之前后排列诗歌次序不可。“三别”所记的人和事，具体时地难定，诗歌次序就更不能更动了。
(36)此三句口吻宛如左延年《从军行》（亦作汉词）：“苦哉边地人，一岁三从军。三子到敦煌，二子诣陇西。五子远斗去，五妇皆怀身。”
(37)“死生地”，一作“生死地”，一作“往死地”。王嗣奭说：“《诗归》作‘往死地’，然不如‘死生地’妙有余思。”
(38)浦注：土门未详所在，大约即在河阳左近，旧注以土门为井陉关，非是。理由是：“井陉在邺北六七百里，渐近范阳贼巢矣。诗乃反云‘势异邺城’‘纵死犹宽’耶？”
(39)王嗣奭说：“‘空巷’而曰‘久行见’，触处萧条。日安有肥瘦？创云‘日瘦’，而惨凄宛然在目。狐啼而加一‘竖毛怒我’，形状逼真，似虎头作画。”
(40)仇注：“此（《夏日叹》）乾元二年夏在华州作。《旧唐书》：乾元二年四月癸亥，以久旱，徙市，雩祭祈雨。《通鉴》：时天下饥馑，九节度围邺城，诸军乏食，人思自溃。与诗中‘上苍久无雷’及‘流冗’‘豺虎’等语正合。”又：“（《夏夜叹》）与上篇同时之作。”
(41)杜甫《咏怀古迹》其一：“漂泊西南天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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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天地终无情”-杜甫眼中的天上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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