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六朝诗人(三)

最后,简单谈到方法论上的问题。在台湾,最常看到的“影响”研究——某某人对某某人的影响的研究,是这样的:尽可能地摘取两人诗句类似之处,加以排列开来,好像这就证明了甲对乙有深远的影响,或者乙受了甲重大的影响。
对于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加以批评。首先,所列举的甲、乙相似之句,可能仅止于“相似”而已,未必能确切证明,乙的句子即是从甲的句子承袭而来的。张秉权先生曾列举杜甫在词汇、动词用法、句法各方面模拟谢灵运诗数十例,依我看来,大都犯了这种错误,如:
〔一〕得性非外求(谢,《道路忆山中》)
炯然无外求(杜,《凤凰台》)
〔二〕徇禄及穷海(谢,《登池上楼》)
浩荡及关愁(杜,《秦州杂诗》)
〔三〕杪秋寻远山,山远行不近(谢,《登临海峤》)
我病书不成,成字读亦误(杜,《送高司直寻》)
在第一、二例里,“外求”与“及”或是极普通的词汇,或是极常见的动词,未必杜甫这一句就是从谢灵运那一句学来的。第三例的顶针句法,也是相当平常的句子,一定要说杜是从谢而来,恐怕也难以令人心服。然而,像这样只求表面相似,贪多务得的类举方式却是颇为常见的。
当然,有些句子绝对可以确定,是杜甫模拟谢灵运:
〔一〕初篁苞绿箨,新蒲含紫茸
(谢,《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
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
(杜,《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
〔二〕崖倾光难留,林深响易奔
(谢,《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
寒水光难定,秋山响易哀
(杜,《课小竖锄砍舍北果林枝蔓荒秽净讫移床》)
从这样的句子可以看出,杜甫是在“夺胎换骨”了(第二例甚至连制题都有模仿痕迹)。然而,即使我们能够在两个诗人之间找出许多这一类的句子,我们又能证明什么呢?我们能证明的是:甲在遣词造句上受了乙许多影响。假如我们足够勤勉的话,我们还可以证明,甲在字句上承袭于乙的比承袭于丙的要多得多,等等。但是,我们所想证明的文学史上的“影响”,就只是这些吗?
用反例来说,一般都承认,杜甫“影响”了韩愈与李商隐,也“影响”了黄庭坚与陆游,而韩、李、黄、陆彼此之间的风格又是多么地不同。我们是无法“只”用字句的相似来“证明”杜甫是“如何”影响韩、李、黄、陆诸人的。
从方法论来看,我们恐怕很难制定一套公式,根据这一套公式,我们可以证明:甲“是否”影响了乙,甲又“如何”影响了乙。“影响研究”是一种“历史研究”,而“历史研究”常常是无公式可循的。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式”可循,公式应用得正确与否,主要还是要看研究者对历史熟悉的程度。历史愈是熟悉的人,愈能灵活应用公式;历史愈是不熟悉的人,愈是会硬套公式,而成为“历史法则”的大罪人。在我看来,在历史研究上,对实际历史的熟悉,其重要性绝对不下于对“历史法则”的掌握。然而,在如今的科学时代,即使是人文学者,往往也会过度迷信“公式”,而忽视了具体的历史事实。因此,在我看来,目前的许多文学史的研究,常常只是从一知半解的公式出发的强拼硬套,而不是植根于具体历史的、具有真正历史感的研究。
在下面的系列研究里,基本上我是从自己长期阅读汉魏六朝及唐诗所获得的经验出发,由此得出一种历史感,再从这一历史感的“整体”角度,来论述杜甫与前代诗人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文学史上的“影响研究”的唯一方法。不过,为了让其他人对这些论文有个判断的依据,我愿意把我的方法简单地加以描述。
假设我们对于诗歌史上的作品有着长期的阅读、长期的浸淫体会,我们或许能够得出结论说:诗人甲的特质在于A、乙的特质在于B、丙的特质在于C,并且能够进一步确认诗人丁从甲的A学到A′,从乙的B学到B′,从丙的C学到C′。我想做的工作是,找出甲的特质A、乙的特质B、丙的特质C,并证明丁(即杜甫)从A、B、C学到A′、B′、C′。
对于这一“方法”,我应该进一步说明两点。首先,在杜甫的前代诗人身上(在这一系列研究里,主要是谢灵运、鲍照和庾信),我只找出每个诗人最重要的一点特色。这一特色是他在文学史上所以具有特殊地位的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他和杜甫有着传承关系的极紧要的一点。其次,我并不是先从谢灵运、鲍照和庾信的身上找出各自的特点A、B、C,再从杜甫诗中去寻找是否有类似的A′、B′、C′。A、B、C和A′、B′、C′是我在读过谢、鲍、庾、杜诸人的作品,并且和其他诗人相比较以后,才凭体会得到的。也就是说,阅读的经验累积到某一时刻时,A和A′是同时发现的,B和B′、C和C′也是如此。
简单地说,我的方法不过是:经过长时期的阅读,凭自己的直觉去把握每个诗人的关键特点,以及这些关键特点与杜甫诗的关系。这一方法的成败主要系于:阅读的时间是否够长,阅读的作品是否够多,体会是否够深刻,直觉是否够正确。当然,这一切只能由别人来判断,我只能明白说出我的方法,以作为别人判断的基础。
[1]《美国文学批评选》,8页,今日世界社,1961。
[2]《美国文学批评选》,8页,今日世界社,1961。
[3]参看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迦陵谈诗》,56—63页,三民书局,1970。
[4]参看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迦陵谈诗》,56—63页,三民书局,1970。
[5]关于唐诗的复古潮流,请参看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五篇第二章第一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6]古风五十九首之一,《李白集校注》卷二,9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李白对谢朓的景仰人所共知;又,李白虽不喜作七律,但五律作品颇多(百首左右),成就亦极可观。
[8]《杜诗镜铨》卷九,398—3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9]《杜诗镜铨》,《宗武生日》,414页。
[10]参看第五章《杜甫与齐梁诗人》。
[11]《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元稹集》卷五十六,601页,中华书局,1982。“兼人人之所独专”,“人人”一作“今人”。
[12]张秉权《杜甫与谢灵运》,大陆杂志语文丛书第一辑,文学(上),374—379页(未注明出版日期)。所举三例见376及378页。
[13]张秉权《杜甫与谢灵运》,大陆杂志语文丛书第一辑,文学(上),378页。
[14]这种直觉与体会并不全部出自自己主观的看法,相反地,常常可以从前人的诗评与诗话中得到印证。譬如,在了解杜甫与谢灵运、鲍照二人的关系上,我是非常得益于方东树的《昭昧詹言》的。
相关阅读
文章标题:杜甫与六朝诗人(三)
链接地址:http://www.shootiniron.com/jianjie/967.html
上一篇:杜甫与六朝诗人(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