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野无遗贤”的考试-杜甫在“应诏”前后
且说杜甫于天宝四载（七四五）在鲁郡石门与李白握别，大概回到东都或陆浑庄住了一个时期，五载来到长安，为的就是参加李林甫操纵的这场骗人的考试，结果同另一著名诗人元结等，无一例外，统统落选了。一次全国公开举行的招贤考试，居然选拔不出一个合格的人才，这是我国考试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件大怪事，不能不教人感到惊异和怀疑。这时，李林甫却自作聪明，出来上表祝贺什么“野无遗贤”（表面上是颂贤，其实是在吹嘘自己宰相当得好），这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欲盖弥彰吗？内幕很快就揭开了，元结事后在《谕友》中曾愤慨地直书其事说：“天宝丁亥中，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晋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泄漏当时之机，议于朝廷曰：‘举人多卑贱愚聩，不识礼度，恐有俚言，污浊圣听。’于是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试如常例。（原注：如吏部试诗、赋、论、策。）已而布衣之士，无有第者，送表贺人主，以为野无遗贤。”所述情况跟《新唐书·李林甫传》和《资治通鉴》中有关记载大致相同。这是当事人的笔录，可看作指控李林甫钳制舆论、压抑人才的有力佐证，就史料而论，也是很有价值的。据其中所说：“诏征天下士有一艺者，皆得诣京师就选”“奏待制者悉令尚书长官考试，御史中丞监之”（案：进士科考试则由礼部侍郎主持），可知这是一次“天子自诏”的“制举”，而非例行的“进士”“明经”等科举。这年进士科考试也举行了，包佶就是这年登的进士第。没有迹象表明杜甫、元结他们曾经参加过这年的进士试。
杜甫在其后天宝十一载（七五二）写的《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也痛定思痛地提到了这次应制举失利的事：“破胆遭前政，阴谋独秉钧。微生沾忌刻，万事益酸辛。”作这首诗时李林甫刚死，所以称他为“前（执）政”。仇兆鳌说：“‘破胆’以下，恨李林甫之忌才，只‘阴谋’‘忌刻’四字，极尽奸邪情状。”王嗣奭以为“‘微生沾忌刻’，下字忠厚”，这样理解仍嫌片面。要是联系史实读这几句诗，自会感到诗人对李林甫的批评很激烈也很深刻。
杜甫抱着很大的希望参加了这次制举，没想到再次落第，他当时虽不敢像后来那样公开指责李林甫的“阴谋”“忌刻”，但仍在许多诗中情不自禁地表露了对此事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赠比部萧郎中十兄》是他在落第后不久所写送表兄的诗，末段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这种不满和愤慨的情绪：“漂荡云天阔，沉埋日月奔。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他自幼就“窃比稷与契”，一心一意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如今两次失利，一事无成，时光流逝，壮心未已，这怎教他不满怀孤忿、感叹系之呢！
这种不平之鸣、抑郁之情更多地表露在写给韦济的几首诗中。韦济出身大族世家，祖父韦思谦，居官刚正，武后垂拱初，赐爵博昌县男，迁凤阁鸾台三品。伯父韦承庆，武后天授以来，三掌天官选事，累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中宗神龙初，坐附推张易之弟张昌宗失实（指有所包庇），流放岭外。起复为秘书员外少监，兼修国史，以修《则天实录》有功，赐爵扶阳县子。父韦嗣立，武后朝累迁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神龙中，转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他在骊山营建了一所别墅，中宗也曾经去做过客，自制诗序，教随同前往的官员们赋诗留念。又赐给他二千匹绢，封他为“逍遥公”，给这地方命名为“清虚原”“幽栖谷”。睿宗即位，拜中书令。以定册尊立睿宗有功，实封一百户。开元七年（七一九）卒。《旧唐书·韦思谦传》说：“嗣立、承庆俱以学行齐名。……（兄弟）前后四职相代。又父子三人，皆至宰相。有唐已来，莫与为比。”可见这一家族在当时政界、社交界的地位很高。韦济的大哥韦孚，官至左司员外郎。二哥韦恒，有经济才。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为陇右道河西黜陟使，往河西巡察。当时这里的节度使是盖嘉运。他仗着有中贵撑腰，为非作歹，假报战功。韦恒就上表弹劾他，没成功，自己反而被调任陈留太守，未往而卒。韦济早年就以辞翰闻名。开元初年调补鄄城令。有人密奏玄宗，说这次所放县令多无才能。谢官日玄宗便命引入殿庭问安人策一道。参加考试的共有两百多人，唯独韦济答得最好，考了个第一名，其余的都考得不好，甚至有交白卷的。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为尚书户部侍郎，累转太原尹（当时的京兆尹、河南尹、太原尹都相应于现代的直辖市市长，地位很高）。天宝七载（七四八）又为河南尹，迁尚书左丞。他曾连任台省直辖府尹，当时被认为是很光荣的事。杜审言的年辈相当于韦承庆、韦嗣立。杜审言的政治地位虽远远赶不上韦氏兄弟，但诗名很大，又同在武后朝做官，他们之间当有通家之好。所以韦济对杜甫很关心很看重；杜甫对韦济也很尊敬很信任，称他为“丈人”，一再写诗给他倾诉衷肠，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汲引。杜甫的《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说：“有客传河尹，逢人问孔融：‘青囊仍隐逸，章甫尚西东？’……尊荣瞻地绝，疏放忆途穷。浊酒寻陶令，丹砂访葛洪。江湖漂短褐，霜雪满飞蓬。牢落乾坤大，周流道术空。谬惭知蓟子，真怯笑扬雄。……尸乡余土室，谁话祝鸡翁！”韦济天宝七载为河南尹，不久迁尚书左丞。又，这诗题下原注说：“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据此可揣知：杜甫在天宝六载应诏不中以后的一两年内，寄寓长安，很是失意，经常纵浪近畿，聊以自遣。这时听说河南尹韦济曾多次到偃师他的陆浑庄故庐访问他，他就写了这首诗寄给韦济，表达自己感激的心情，诉说近来的境况。
《后汉书·孔融传》载：“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通家谓世交。历来注家都不引孔融自称通家子弟的话；其实，引了这句话，既切河南尹，又切世交，就更加精确恰当了。晋代郭璞曾跟郑公学习，得《青囊书》，于是就懂得了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见《晋书·郭璞传》）。孔子成年时在宋国居住，戴着当地一种叫“章甫”的黑帽子。孔子还说过自己是东西南北周游各地的人（见《礼记》的《儒行》和《檀弓》）。前四句是说有人从河南来，传达了韦济的话，问他现在是在隐逸学道，还是在到处漫游？——可见他的学道和漫游是出了名的了。下面是他的答复和感叹。他说韦丈您是无比的尊贵荣耀，可我目前的处境不由得教人想起阮籍的途穷恸哭。(1)我现在还是在跟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一块儿喝酒，在寻访葛洪那样的方士学炼丹。布衣白发，风尘仆仆，落拓江湖。我哪能跟孔子相比，虽也周游天下，只是道术空虚，只落得一事无成。东汉时有个蓟子训有神异之道，来到京师，受到朝廷公卿们的礼遇（见《后汉书·方术传》）。谬承见知，我自愧不如蓟子训。扬雄闭门草《太玄》，很少有人上门，多为后辈所笑。我真跟扬雄一样，早给人笑怕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也说：“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可见他落第后经常遭到时人的奚落，深感屈辱。——传说古时候有个叫祝鸡翁的洛阳人，住在尸乡北山下，养鸡百多年，鸡有千只，都有名字，一唤就来。他卖鸡和鸡子儿得钱千余万，可是却把钱搁在那里就走了（见《列仙传》）。这尸乡北山下就是我陆浑庄故庐所在。(2)那儿我还残存着几孔窑洞，除了您，又有谁来访问我这像祝鸡翁的不合时宜的人！稍加笺释，杜甫落第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落魄纵浪的行径、潦倒愤激的神情，不就多少可以得其仿佛了么？
不久韦济迁左丞入京，杜甫又有《赠韦左丞丈济》诗。(3)这诗前半从左丞之职叙出韦家门第，都是称颂的话。后半则自叹穷老不遇，渴望对方大力提拔：“有客虽安命，衰容岂壮夫。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不谓矜余力，还来谒大巫。岁寒仍顾遇，日暮且踟蹰。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礼记·月令》：“仲秋之月，养衰老，授几杖。”杜甫这年才三十七岁，竟说自己已经衰老：“衰容岂壮夫”，而家里的人也正在急着为他养老做准备：“家人忧几杖”，这样的话、这样的心情在这以前的诗中是从未有过的。杜甫对典故很熟习，又有很高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而且明知这是在对有地位的长辈说话，那么这不可能是用词不当的语言上的疏忽，或者只是倚老卖老的随便说说，而是他心灵上的真实感觉，他感到自己确乎是衰老了，转眼之间，壮年已成过去。由此可见，这次应诏就选失败，对他精神上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从南到北，四处漫游，“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壮游》），满以为一举成名，青云直上，猛不防当头遭此一棒，给打得晕头转向，许久也缓不过来。从此，他那“快意”的“壮游”永远结束了，把美好的回忆深藏心底，留给晚年聊慰寂寥；眼下却须强打精神，硬着头皮，忍受冷嘲热讽，面对惨淡的人生，奔走于长安富家权贵之门，为将来的出路，为当前的生计而乞求帮助。这无怪乎他不觉忘了自己的实际年龄，忘了对尊者长辈应有的礼貌，而大发起叹老嗟贫的牢骚来了。
他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可说是作者这一时期生活和思想感情最高度的艺术概括：“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欻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开端突兀两句，一肚皮牢骚愤激，冲口而出。以前两诗还有称颂韦济的话，这首则全属陈情，直抒胸臆。可见杜甫在京活动日久，希望甚微，事急情迫，不觉言之过激了。“甫昔”八句自诩才学人品之高。这是沉沦挣扎时发自肺腑的呼号，教人读了只觉良材见弃之冤，毫无自吹自擂之感。“自谓”四句，杨伦旁批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说。”唐人往往敢说大言，李、杜尤其如此。他们不光敢说，还要为此奋斗一生，始终不渝。说杜甫这些人是“腐儒”，他们“腐”就“腐”在不知时势、对所处的时代缺乏应有的清醒认识，这犹可说也；但是，他们的那种追求理想、争取实现伟大抱负的执着精神和顽强意志却是不容轻视的，更何况这理想、这抱负中还多少含有活国济人的进步因素。“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寥寥数笔，便勾勒出诗人当日寄人篱下的狼狈相和苦痛心情。“十三”，诸本作“三十”。旧注以为杜甫自开元二十三年归东都举进士不第，至天宝六载以应诏入京，恰是十三年，作“十三”为是。(4)“主上”四句即述天宝六载应诏退下事。浦起龙说：“此应诏退下后，将归东都时作也。先是有《赠韦左丞丈》诗云：‘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芜。’盖尝以推奖望之。是后韦必尝以公之才诵言于当轴而莫有应者，公遂决计远行，赠此致感，且以告别也。不作悻悻急去语，亦不作脂韦无骨语。本心之厚，立品之高，俱见。”诠评后段甚当。举进士不第则应制举，应制举退下则献赋，要求一次比一次高，路子一次比一次窄，他并不像世俗士子那样不惜屡入场屋，非考个进士不可。可见他恃才负气，自视极高，生性是很倔强的。东都西京，相去不远，交通又很方便，不久他就回洛阳去了，甚至不止一次；不过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在长安活动以旅食谋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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