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杜甫在“应诏”前后
一个人处顺境时可能有一二件烦恼事，处逆境时也可能有一二件快意事，所以不可以单单从其中所流露出来的情绪来判断作品的创作时期。但是，如果有其他的依据，也不妨适当考虑诗人在某一时期内的基本情感特色，作为粗略判断作品创作时期的补充条件。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将杜甫的《冬日有怀李白》编在天宝四载冬；将《春日忆李白》编在天宝五载春；接着将《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编在《春日忆李白》之后《今夕行》之前，虽未明言，心里也认为这诗当作于天宝五载春；这种安排，或据旧注所做考证或酌情而定，大致上是可信的。杜甫随李白漫游一两年，对李白很倾折，感情很深厚，一旦分离，关山阻隔，难免不时相思。这两年怀念李白的诗歌不一而足，是可以理解的。《春日忆李白》就是这种真挚感情的自然流露：“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由于个人爱好和宗尚的不同，中唐以来李杜优劣的论战就开始了。中唐抑李扬杜最突出的首推元稹。他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为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摹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白居易由于对浪漫主义具有的巨大现实意义和深刻的思想性缺乏认识，又过于窄狭地要求诗歌的政治性，曾经错误地抑李扬杜，同时也贬低了杜诗的成就说：“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篇。至于贯穿今古，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着眼于思想内容来抑李扬杜尚且不可，那么，元稹光从律对的当否、篇幅的短长等形式技巧的掌握上论李杜诗歌的优劣，就显得更加荒谬了。(7)中唐时抑杜扬李的议论不详，但从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话来看，两种针锋相对、各捧一家、各执一端的议论，当时想必十分激烈。历来对杜甫的颂扬显然超过李白。宋代王安石编杜欧韩李四家诗，以杜为第一、李为第四，并答人质疑道：“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王世贞《艺苑卮言》所谓‘十首以前少陵较难入，百首以后青莲较易厌’即此意）。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其后仇兆鳌《杜诗详注》凡例中“杜诗褒贬”又说：“秦少游则推为孔子大成，郑尚明则推为周公制作，黄鲁直则推为诗中之史，罗景纶则推为诗中之经，杨诚斋则推为诗中之圣，王元美则推为诗中之神，诸家无不崇奉师法。宋惟杨大年不服杜，诋为村夫子，亦其所见者浅。至嘉、隆间，突有王慎中、郑继之、郭子章诸人，严驳杜诗，几令身无完肤，真少陵蟊贼也。杨用修则抑扬参半，亦非深知少陵者。”把攻讦杜甫的话多予删削，而一味颂杜，也难免迂腐过当，令人生厌。仇兆鳌注杜、王琦注李，他们的爱好虽各有所偏，但也尽力避免公开表态，不敢轩轾。王士祯论诗重神韵。他虽然认为李白的《夜泊牛渚怀古》和孟浩然的《晚泊浔阳望庐山》二诗“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可比画中“逸品”（《分甘余话》），也讲过杜诗中的一些优长，但总的倾向是宗王、孟而不宗李、杜，他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虽巧设托词，其意自明。因此，他倒不十分介意李、杜优劣之争。清人李、杜优劣之争不甚激烈。
到了当代，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开始，突然大刮抑杜扬李之风。该书持论偏颇，褒贬往往失当，但总算是一家之言，可以从长讨论。至于“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阴谋，搞什么“评法批儒”运动，硬把李白尊为“法家”、杜甫贬为“儒家”，根本不是学术研究，必须首先从政治角度加以批判。我曾经写了首绝句对此表示愤慨说：“谪仙心契浣花翁，风骨师承却不同。鹏背摩天鲸逝海，无劳鼠目判雌雄！”通过以上简单的介绍，便可看出从古到今关于李杜优劣的论争一直就没有中断过。无论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还是李杜并重，统统是学术上的不同看法，都是可以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李、杜优劣之论竟持续了千多年，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李、杜在文学史上、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歌德曾经颇为自负地说过：“听众对于席勒和我谁最伟大这个问题争论了二十年。其实有这么两个家伙让他们可以争论，他们倒应该感到庆幸。”（《歌德谈话录》）要是我们不那么敏感，不为这老头儿无意中流露出嘲弄听众、读者的意味所激怒的话，我们无疑会惊叹这话说得实在太对了。如果说，有那么两个家伙可以让魏玛和欧洲的听众争论二十年，他们就该感到庆幸；那么，我们居然有那么“两个家伙”可以让我们争论千多年，这难道不应该更加感到庆幸和自豪么？正因为多少世纪以来人们都庆幸出了李、杜这两大诗人，都热衷于争论他俩谁最伟大，所以，一当见到他们之中有谁评价到对方的诗歌成就时，就自然会引起很大的兴趣和关注。这就是人们特别重视前面提到的那首《春日忆李白》，并从而引起争论的原因。要知道，正是这样的一首诗，它可看作杜甫对李白诗歌创作最早的一篇较全面、较严肃的评论啊！朱鹤龄笺释这首诗说：“公与太白之诗，皆学六朝。前诗（《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以‘李侯佳句’比之阴铿。此又比之庾、鲍，盖举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王荆公谓少陵于太白，仅比以鲍、庾，阴铿则又下矣。或遂以‘细论文’讥其才疏也。(8)此真瞽说。公诗云：‘颇学阴何苦用心。’又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又云：‘流传江鲍体，相顾免无儿。’公之推服诸家甚至，则其推服太白为何如哉？(9)荆公所云，必是俗子伪托耳。”朱鹤龄的理解是正确的，批驳得也很有力。王安石抑李扬杜，所论云云，不一定是伪托（最早怀疑伪托的是陆游，见《老学庵笔记》），朱鹤龄也不一定真认为是伪托。这么说，只是以免直接指着鼻子去批王安石这位“先贤”而已。朱鹤龄硬给蒙头盖脑地安上个“俗子伪托”，巧妙地批了王安石，由于一时照顾不到，可放过了他同时期稍早的王嗣奭变通、发展了所谓“俗子伪托”之说的这一番异议：“杜于李交契甚厚，至称其诗‘无敌’，而止云‘清新’‘俊逸’，语担斤两，且亦极肖。欲与论文，而加一‘细字’，似欲规其所不足。荆公云：‘白之歌诗豪放飘逸而不知变。’此固李之所不足者也。然诗意初无轻薄。……前四句真传神手，至今李白犹在。五六但即彼己所在之景，而怀自可想见，所以怀之者，欲与‘论文’也。公向与白同行同卧论文旧矣，然于别后自有悟入，因忆向所与论犹粗也。白虽‘不群’，而竿头尚有可进之步，欲其不以庾、鲍自限，而重与‘细论’也。世俗之交，我胜则骄，胜我则妒，即对面无一衷论，有如公之笃友谊者哉？按公《雕赋》序云：‘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进赋在天宝九载，而集中诗作于开元、天宝者无几，必公自悟入后汰其前作也。李白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矣。王荆公论子美诗良是，谓庾、鲍之比有轻薄意，则未然。公盖‘拟人必于其伦’者，非若他人之谀也。且平日何尝轻视庾、鲍哉？”王嗣奭不同意说杜甫拿庾信、鲍照来比方李白有轻视的意思，认为杜甫为人忠厚，对李白的友谊很深，这都是不错的。但是，是不是就真的像王嗣奭所说的那样，杜甫在跟李白分别以后，对诗歌创作艺术有了新的领悟，因而回想起以往他们在一起讨论文艺时自己的那些见解未免粗疏，就很想跟李白重新细细交换交换看法，希望他要突破庾信、鲍照的局限，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是不是“李白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呢？这就大可商榷了。李白在此以前已经写了《襄阳歌》、《丁都护歌》、《蜀道难》、《古风》其二十四、《行路难》、《梁甫吟》，在此以后又写了《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古风》其三十四、《将进酒》、《远别离》、《古风》其十九等名篇。这些作品，无论思想还是艺术，都远远超过了庾信和鲍照，成为了我国古典文学遗产中的瑰宝。如果不是出于偏见，对于李白在诗歌创作上所获得的高深造诣和伟大成就，无论如何是不会看不到，不会不感到敬佩的。怎么能说他“到底只是庾、鲍伎俩，幽冥中负良友”呢？（他说杜甫对庾、鲍并无轻薄之意，但从说这句话的语气看，他对庾、鲍倒是很轻视的。）王嗣奭的这一段议论，跟王安石讲的那几句话相比，乍看起来似乎是委婉些、公允些，但稍加琢磨，就会发现他抑李扬杜的偏见也同样严重。一个人有了偏见，看问题往往就不那么实事求是了。
其实在杜甫的那首《春日忆李白》诗里，既无轻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对重大创作问题“于别后自有悟入”，有帮助李白进一步提高的想法；有的只是对李白的深情怀念和由衷钦佩，渴望能有机会再跟他细细地谈论文学，谈论自己新获得的体会和进步。杨伦说：“首句（‘白也诗无敌’）自是阅尽甘苦上下古今，甘心让一头地语。窃谓古今诗人，举不能出杜之范围；惟太白天才超逸绝尘，杜所不能压倒，故尤心服，往往形之篇什也。”我认为这话是正确的。杜甫写给李白和写到李白的诗上十首，可见对他感情之深了。其后写的《梦李白》说：“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又《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可见对他诗歌评价之高了。杜甫从来没露出过小看李白，自以为高他一头的意思啊！这也可以从别的方面得到印证。
杜甫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和《饮中八仙歌》是这一时期前后不久写成的两篇名作。前一首诗说：“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他早年曾与李白、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居泰山附近的徂徕山，号“竹溪六逸”。朱注：“考史，巢父以辞永王璘辟署知名（李白恰恰相反，因从璘而获罪）。广德中始授右卫兵曹参军。意巢父在天宝间，尝游长安，辞官归隐，史不及载耳。”李白跟杜甫在山东分别后不久就到吴越求仙访道去了。孔巢父闻讯辞官南游，准备随李白归隐，杜甫就写了这首诗送他，并托他问候李白。看这情形，这首诗大概作于杜甫初入长安不久，或即天宝六载的春天（“春寒野阴风景暮”）。
杜甫的《杂述》先为张叔卿、孔巢父的怀才不遇发了一大通牢骚，最后说：“嗟乎巢父，执雌守常，吾无所赠若矣。泰山冥冥崪以高，泗水潾潾弥以清。悠悠友生，复何时会于王镐之京。载饮我浊酒，载呼我为兄。”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这是篇赠别的短文，当作于泰山下泗水旁——这很可能就在兖州一带；二、希望再会于京师——可能张、孔先入京，杜甫也有入京的打算；三、杜甫跟孔巢父的关系很亲密，他们常在一起喝酒，孔巢父称杜甫为兄。既然孔巢父是个“执雌守常”的人，先前跟李白在徂徕山隐居过，现在又将南游随李白归隐，而且他跟杜甫在山东的时候就很有交情，那么，他可能就是李白、杜甫那会儿在那里寻访董炼师等人求仙学道的伴侣。道友看破了繁华富贵，坚持要走，苦苦死留也留不住，自己虽然决心留下来应制举，争取实现多年的理想，做一番大事业，但也不能不使他因此而回忆起过去那一段美妙的求仙生活，何况这位旧时道友去的是他最难忘的会稽、剡中，找的又是他最思念的李白，这就无怪他要浮想联翩，写出这样一篇“极狂简之致”（李子德评语）的诗篇来了。浦起龙解末二句说：“呈李白只一点，‘今何如’者，前此赠白诗，一则曰‘拾瑶草’，再则曰‘就丹砂’，至此其果有得乎否也？亦非止平安套语，正与全篇赠孔意打成一片。”这是深得作者用心的，可见杜甫刚入长安之初对求仙的事并未忘怀。
《饮中八仙歌》说：“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萧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左相李适之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崔宗之是助玄宗讨平韦后有功的崔日用的儿子，袭封齐国公，曾为侍御史，贬官金陵时与李白诗酒唱和，交往密切。苏晋是进士出身，做过户部侍郎和吏部侍郎，终太子庶子。张旭是吴郡人，当时杰出的书法家。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他虽以草书知名，其实他的楷书也很好。传世碑刻有《郎官石记序》。颜真卿曾向他请教过笔法；怀素继承并发展了他的草书，而以“狂草”得名。张旭的草书取法于东汉张芝的大草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王羲之的草法路数有所不同。他的墨迹现仅存《草书古诗四帖》一件，极奔放。
《唐国史补》载：“旭曰：‘始吾见公主担夫争路，而得笔法之意。后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旭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李颀《赠张旭》说：“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问家何所有？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惟妙惟肖，神情毕露，可与杜诗参看。焦遂不详，仅袁郊《甘泽谣》中提到他说：陶岘，开元中家于昆山，自制三舟，有前进士孟彦深、进士孟云卿、布衣焦遂，共载游山水。孟云卿是杜甫的好友，杜甫也可能跟焦遂有交往。沈德潜评《饮中八仙歌》说：“前不用起，后不用收，中间参差历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唐诗别裁集》）我看这种摄取各人最富于性格特色的生活片断的描写，也是“古未曾有”的。这种艺术处理和表现手法，显然借鉴于当时盛行的略带情节的人物肖像画（如阎立本的《步辇图》，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图》，王维的《济南伏生像》《孟浩然像》等）和描绘佛经神变故事的“变相”壁画（如敦煌壁画等）而有所变化。《饮中八仙歌》就是一幅人物画长卷，八个人物分作单独写照，栩栩如生，神气活现，但彼此又在无照应中有照应，无连贯中有连贯，浑然一体，毫无割裂之感。不将八人处理成同处一境同做一事的行乐图，竟获得了如此成功的艺术效果，诀窍全在于巧妙地借各自不同的酣饮之态，传了“八仙”俱备的飘逸之神。这就是说，诗人抓住了个“仙”字，仗着这股“仙气”，使各个人物活了起来，飞动起来，突破了章法、情节前后不相连贯的局限而融为一体，共同表现了那种不受世情俗务拘束、憧憬个性解放的浪漫精神。这种浪漫精神，是盛唐时期的诗人们，如李白、王维、王昌龄、李颀、崔颢、高适、岑参等所共有的。杜甫前期也有，由于“应诏”退下深受打击，后来又逐渐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这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和浪漫精神就越来越少了。
萧涤非先生说：“这（首《饮中八仙歌》）大概是天宝五载杜甫初到长安时所作，往后生活日困，不会有心情写这种歌。”（《杜甫研究》下卷）这估计是可信的。《新唐书·李白传》所载“酒中八仙人”姓名同《八仙歌》，当即据此诗入传，不足据。不过。范传正的《李公新墓碑序》也对此早有记载：“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朝列赋谪仙歌百余首。”范传正是中唐人。碑序撰于元和十二年。他“常于先大夫文字中见与公有浔阳夜宴诗，则知与公有通家之旧”。可见他上述有关“八仙”的记载不是没有根据的。只因为是一时佳话，口耳相传，“八仙”姓名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我在前一章《续壮游》中曾经说过，当时人们争着写的谪仙歌已失传，杜甫入长安后一定还见到过这些诗篇，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案《旧唐书·李适之传》载：“适之雅好宾友，饮酒一斗不乱。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天宝元年代牛仙客为左相，累封清和县公，与李林甫争权不叶。适之性疏，为其阴中。……五载（四月）罢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亲故欢会，赋诗曰：‘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竟坐与韦坚等相善，（七月）贬宜春太守。”《八仙歌》有“衔杯乐圣称避贤”的话，显系用李适之诗意。据此可知这诗最早也必作于天宝五载四月以后。《本事诗》载：“宰相李适之，疏直坦夷，时誉甚美。李林甫恶之，排诬罢免。朝客来，虽知无罪，谒问甚稀。适之意愤，日饮醇酣；且为诗曰：‘避贤初罢相……’李林甫愈怒，终遂不免。”(10)罢相之初虽“谒问甚稀”，犹能“日饮醇酣”。天宝五载七月贬宜春，六载即被逼仰药自杀。贬后更须借酒消愁，但决无“饮如长鲸吸百川”的豪兴。或以为这不过是追述旧日的欢娱，犹如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11)，诗中还说他“醉中往往爱逃禅”一样。这也不无道理。但死跟死也有所不同，且不说一早逝一新殁，只要一想到李适之死得那样惨，能有这么好的兴致把他的豪饮写得这么淋漓尽致吗？揆情度理，这诗似乎只应作于李适之罢相之初、贬官惨死之前。这也可算是酌定此诗作于天宝五载杜甫初到长安时的一个旁证。
《旧唐书·让皇帝宪传》载汝阳王李琎“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李琎既预“八仙”之列，就其所处社会地位而论，诗酒之会的东道主多半由他来当。王琦说：“其裴周南一人（见范传正《李公新墓碑序》），不入杜诗所咏之数，意者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致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其以此欤？”（《李太白年谱》）这推测很合乎情理。前已提到杜甫一来到长安就跟汝阳王李琎有交往，常陪他饮宴游赏。这样，他自然会跟汝阳王座上著名的“酒人”们很熟识，也会听到那些已离京或已去世的诗酒旧友的种种趣闻雅事。于是一时兴起，便写出这一讴歌酒徒、标榜旷达的名篇来。
沈德潜评《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起句“巢父掉头不肯住”说：“飘忽。”评“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说：“李杜多缥缈恍惚语，其盖出于骚。”总评说：“巢父归隐学仙，故诗中多缥缈欲仙语。”王嗣奭评《饮中八仙歌》说：“此创格，前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都带仙气，而或两句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这些话都独具只眼，很有见地。前人称道李白是“天才”“仙才”，所作多“飞仙语”，而“其歌行之妙，咏之使人飘飘欲仙”。杜甫对李白的歌行也很推重，如说：“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杜甫跟李白分别不久，在写到李白的这两篇歌行中，有意无意间竟露出了一股仙气，语言、风格也近似李白，这不正表明李白从为人到创作都对杜甫产生了深刻影响，而杜甫也是在认真学习李白么？——绕了半天，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我们已经论证了杜甫的《春日忆李白》诗中并无轻薄之意，也看不出他对重大创作问题“于别后自有悟入”，有帮助李白进一步提高的想法。现在，既然通过对《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和《饮中八仙歌》的分析，得知杜甫这时不仅无意去指导李白，而是在有心向他学习，那么，那些想借杜甫之口来压低李白的议论就更站不住脚了。
同样，也有人从李白那方面，根据李杜相互赠诗的多寡来议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或借个别李赠杜诗而大做文章。如《扪虱新话》说：“唐世诗称李、杜，文章称韩、柳。今杜诗语及太白处，无论数十篇；而太白未尝有与杜子美诗。只有‘饭颗’一篇，意颇轻甚。论者谓以此可知子美倾倒太白至难。”杜甫讲到李白的诗并没有那许多（详注〈14〉），李白也不是从来没有写过诗送杜甫，起码《沙丘城下寄杜甫》和《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这两首诗是保险不会有错的。(12)这两首诗在前一章中已经介绍过了，诗中都倾泻了对杜甫的无限深情，怎能说他看不起杜甫，以至于“子美倾倒太白至难”呢？所谓“饭颗”诗，最早见于唐人孟棨的《本事诗》：“（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故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13)这里是说李白从一种复古的文学主张出发，反对作诗拘束于声调俳优，所以对杜甫有所讥讽。
《旧唐书·杜甫传》把问题看得稍微严重些，说：“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唐诗纪事》谓“此诗载于唐旧史”，即指此。后人好事，就进一步把这诗和杜甫《春日忆李白》联系起来，说这是李杜之间因争夺诗坛地位而爆发的一场小小舌战。《鹤林玉露》说：“李太白一斗百篇，援笔立成。杜子美改罢长吟，一字不苟。二公盖亦互相讥诮，太白赠子美云：‘借问因何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苦’之一辞，讥其困雕镌也。子美寄太白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细’之一字，讥其欠缜密也。”《韵语阳秋》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但都不如王安石说的这么露骨：“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见《苕溪渔隐丛话》引《遁斋闲览》）曹丕曾经在《典论·论文》中说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很难担保李杜之间毫无此意。但上面这些高论，未免有无事生非之嫌，令人难以置信。杜甫《春日忆李白》中有无相轻之意，前面已经讨论过了，不必再议。至于那首“饭颗”诗，还是可以稍加研究。这诗王琦编入《李太白全集·诗文拾遗》，题作《戏赠杜甫》，对其真伪不置一辞。仇兆鳌采入《杜少陵集详注·附录》，题作《太白逸诗》，并加按语说：“此诗唐人谓讥其太愁肝肾也。今按李集不载。洪容斋（迈）谓是好事者为之耳。李杜文章知己，心相推服，断无此语。且诗词庸俗，一望而知为赝作也。”(14)说“一望而知为赝作”未免武断，怎见得不可能是李白写的呢？李白在山东兖州（当时叫鲁郡）时跟杜甫一道出城到北郊去寻访隐士范十，曾经写了首题为《寻鲁城北范居士》的诗说：“风流自簸荡，谑浪偏相宜。”“谑浪”就是开玩笑（详第三章此诗笺释）。要是李白当时见他这位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年轻好友，作起诗来太认真、“太愁肝肾”，就跟他开这么个无伤大雅的小小玩笑，不见得就毫无可能吧？不见得就一定是由于“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在发泄酸溜溜的醋意吧？要知道，李白比杜甫整整大十一岁，当时李白已曾“召入翰林，世称才名，占得翰林，他人不复争先”（晚唐郎裴《李公墓碑》语），杜甫虽也“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到底离他因献三大礼赋而“自怪一日声烜赫”（《莫相疑行》）还有七八年。既然两不相当，客观上就根本不存在谁威胁谁名誉、地位的问题。正因为他俩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所以李白对杜甫虽也很友好，总不如杜甫对他依恋、倾折之情的深长。李、杜之间相赠和相忆的篇章，诚然有数量多寡和感情深浅之分，其原因恐怕在于此，而不在于什么“相逼”“相忌”。方弘静说：“王荆公以杜诗后来莫继，信矣！若子美第一，太白第四，无乃太远。子美‘怜君如弟兄’之句，正可为二家诗评耳。或谓杜称李太过，反为所诮，不然也。‘斗酒百篇’，遗逸多矣。韩退之诗，已有泰山毫芒之慨，当时相赠答者，可尽见耶？太白虽天仙之才，岂无心人？黄鹤楼推崔颢，不啻己出，乃轻子美耶？或又以杜比李于庾、鲍为轻之，又不然，庾、鲍岂可易者耶？文人齐名如李、杜之相得者，足为古今美谈，后人乃以浮薄意妄测前贤耳。”（《千一录》）在长期喋喋不休的有关李杜相轻的论战中，这意见无疑是比较公允的，对李赠杜诗之所以不多的解释也不无道理。
杜甫漫游齐赵，“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壮游》），一时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和文坛的重视，但不久应诏退下，打击沉重，几经挣扎，终无起色。从此旅食京华，十年困蹇，就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快意”了。应诏一事，实是转关；此前此后，他判若两人。这一点，或者可以从本章的论述中看出端倪。
(1)《晋书·阮籍传》：“（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2)河南偃师县西二十里有尸乡亭。杜甫的故庐和坟墓在土娄村。土娄村距尸乡亭不远（详见清孔星衍纂《偃师县志》）。
(3)韦济天宝七载迁左丞。杜甫《赠韦左丞丈济》首联说：“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篇末又有“岁寒”字样，可知这诗当作于天宝七载冬。
(4)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十三”一作“三十”。注家以为作者断续做官十二年，到写诗时共十三年，作“十三”为是。两相偶合，可资谈助。
(5)杜甫《唐故德仪赠淑妃皇甫氏神道碑》：“有女曰临晋公主，出降代国长公主子荥阳郑潜曜，官曰光禄卿，爵曰驸马都尉。”代国公主是睿宗刘皇后的女儿，嫁给郑潜曜的父亲郑万钧。这是亲上加亲。据《新唐书·公主传》和独孤及《郑驸马孝行纪》载，临晋公主出嫁在开元二十八年（七四〇），大历时卒；郑潜曜当驸马后“嗣荥阳郡公，佩金印，列长戟，垂三十载”，当卒于大历四年（七六九）左右。
(6)闻一多说：“或以为东都亦有郑宅，至以新安东亭，亦属潜曜，皆臆说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云：‘洛阳第宅，多是武后中宗居东都时所立，中业以后，不得有公主宅。’亦可证公未来长安前，不得游窦主之山林，即不得为郑庄之宾客矣。”（《少陵先生年谱会笺》）歉收之年大臣贵戚多随玄宗往东都趁食，一来两三年，岂能无住处？徐松所言不足深信。史载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东都既有五王宅，亦当有驸马第。
(7)详见拙著《唐诗论丛·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
(8)《遁斋闲览》载王安石的话说：“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苕溪渔隐丛话》引）
(9)《苕溪渔隐丛话》引《学林新编》说：“某按子美《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诗曰：‘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欻联翩。’盖谓阴铿、何逊、沈约、宋玉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而子美又以阴铿居四人之首，则知赠太白之诗，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陈书·阮卓传》曰：‘……（阴铿）尤善五言诗，为当世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观之，则子美赠太白诗‘往往似阴铿’者，乃美太白善五言诗似阴铿也。”早已有所辩驳。
(10)《唐诗纪事》载：“适之未罢相也，朝退，每邀宾戚谈谐赋诗，曾赋云：‘朱门长不闭，亲友恣相过。年今将半百，不乐复如何？’后为林甫所谮罢，乃为诗曰：‘避贤初罢相……’”可见“左相日兴费万钱”倒是纪实。《资治通鉴》卷二一五载：“韦坚等既贬，左相李适之惧，自求散地。（天宝五载，四月，）庚寅，以适之为太子少保，罢政事。其子卫尉少卿霅尝盛馔召客，客畏李林甫，竟日无一人敢往者。”可为李适之诗“为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注脚。这两条材料与《本事诗》所载有所不同，可互相补充。
(11)王琦《李太白年谱》：“苏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先卒，见《旧唐书》，而谓于天宝初与李白同游，恐其误也。然子美与太白同时，遍举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宝初苏晋尚存，《旧书》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兹误，亦未可知。”备考。
(12)晚唐段成式《酉阳杂俎》载：“众言李白惟戏杜考功‘饭颗山头’之句。成式偶见李白《祠亭上宴别杜考功》诗，今录首尾曰：‘我觉秋兴逸，……茫然空尔思。’”案杜甫未为考功，李白集中称杜补阙（《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而杜亦未为补阙，且与李白同游时杜尚为布衣，并未做官，可见这不一定是赠杜甫的诗。宋人多以为是赠杜甫之作，想是听信了段成式的话所致。
(13)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亦载此诗，文字稍有不同，如“饭颗山头”作“长乐坡前”等。
(14)“讥其太愁肝肾”非唐人语，实出宋葛立方《韵语阳秋》：“李白论杜甫，则曰：‘饭颗山……’似讥其太愁肝肾也。”此引洪迈语见《容斋四笔》：“李太白、杜子美在布衣时，同游梁宋，为诗酒会心之友。以杜集考之，其称太白及怀赠之篇甚多，如‘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讯今何如？’‘李白一斗诗百篇，自称臣是酒中仙。’‘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凉风起天末，君子意何如？’‘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凡十四五篇。至于太白与子美诗，略不见一句，或谓《尧祠亭别杜补阙》者是已，乃殊不然。杜但为右拾遗，不曾任补阙，兼自谏省出为华州司功，迤逦避难入蜀，未尝复至东州。所谓饭颗山头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谓李白无一句诗赠杜甫，非。但搜集杜甫赠李白诗甚详，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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